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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柏林墙倒塌，互联网起飞。朱德庸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用漫画表述他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他创作了关于婚姻家庭的《双响炮》系列、新新人类的《醋溜族》系列、单身女郎的《涩女郎》系列、人生百味的《什么事都在发生》、上班族的《关于上班这件事》，以及百分百非成人观点的《绝对小孩》系列，总销量超过1000万册。
20年来，朱德庸几乎成为华人世界幽默的代名词，同时他的作品也远销到西方。他在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号脉看病”时说：“情绪变得很多，感觉变得很少；心思变得很复杂，行为变得很单一；脑的容量变得越来越大，使用区域变得越来越小。更严重的是，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城市面貌变得越来越相似，所有人的生活方式也变得越来越雷同了。不过这种时代病有一方良药叫做自我。”
幸福越来越少宁愿接受失败
“这是一个只有人教导我们如何成功，去没有人教导我们如何保有自我的世界。”朱德庸说，每个人都像一块海绵，一滴一滴地吸收外界施加的压力，直到海绵水满渐渐渗出，我们才察觉到压力已经无法承受。这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等海绵里的水再一滴一滴地漏出，这个过程非常漫长。
无论是在新书发布会上，还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朱德庸一直以来都强调“自我”的价值。在他看来，缺乏自我的负面影响就像骨牌效应，牵动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城市消费就是很好的例子。“什么是幸福？喝一杯咖啡？什么是成功？开一部好车?”现在商业社会打着幸福成功的旗号引领消费，朱德庸说，陷阱就往往藏身在这样渐欲迷人眼的表象之中。在朱德庸看来，现代物质生活日益改善，幸福感却越来越少，少到要别人来提醒你什么是幸福。
“我们碰上的，刚好是一个物质极丰硕而精神极贫瘠的时代，每个人长大以后，都背负着庞大的未来，都在为一种不可预见的幸福拼搏奋斗着。但所谓的幸福，却早已被商业稀释而单一化了。市场的不断扩张、商品种类的不断增加，其实都是违反人性的原有节奏和简单需求的。这些激发的不是我们更美好的未来，而是更贪婪的欲望。长期地违反人性，大家就会生病。当我们进步太快的时候，只会少数人得到财富，让多数人得到心理疾病罢了。”
朱德庸的立场坚定而鲜明：“不管选择什么路，失败率都是90％以上，其实人生失败的几率是非常高的，不要以为你选择了自己的路成功率就会变高。但如果今天我要失败的话，我宁愿接受我选择的路的失败，至少这是我自己选的，我认了。”
曾经“急流勇退”崇尚“刀耕火种”
朱德庸自诩“非常自我”，小时候曾经是个自闭儿童，总是团体中被排挤孤立的那个人。“那时候我以为每个人都没问题，只有我有问题。长大后我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有问题。”小时候自闭养成的独处习惯反而让朱德庸得以和别人保持距离，成就内心强大的“自我”，扮演起人性的旁观者，清楚地看到社会和人们身上的种种问题。不过，朱德庸的“自我”不是排他性的孤傲清高，他温婉、谦虚、幽默，不说话时也是淡然笑笑的样子，仿佛心里装着什么好事自己偷着乐。
在朱德庸眼中，“刀耕火种”的创作方式给自己带来了很多快乐。“很多漫画家用电脑批量生产，可我坚持用笔和纸创作，这可以保持我作品的新鲜感。我对纸和笔是有触觉的，电脑却把作品和作者隔开了。”朱德庸对现代文明和现代科技的排斥还有另一个观点，“当你回家后不开电脑、不看电视，你就会觉得时间变得非常慢，于是整个人就沉淀下来，可以让你对所有的事都保持敏锐的感觉。”对于自己的“离经叛道”，朱德庸承认：“我一直都是个很叛逆的人，当我年轻的时候，曾得了一份既轻松又高薪的工作，我却把它辞了；1997年前后，我在台湾的事业非常辉煌，一起床就有业务电话打来，然后从早画到晚。周六好不容易休息，干什么呢?画画！我一点都不开心，逐渐对画画开始厌倦，于是开始隐退江湖，花了几年时间和夫人出国旅行、散心。”
朱德庸的“叛逆”还体现在他的婚姻态度上。28岁那年，时任台湾《联合报》缤纷版创刊主编的冯曼伦找朱德庸约稿，两人一见钟情，热恋不到一星期，就决定结婚。虽然那时还没“闪婚”一词，但双方的速定终身，还是让周围亲友匪夷所思。“这是我身上的动物性使然，因为我就是一只动物，动物寻找自己的配偶时总是很直接和干脆。而且我经常能够趋吉避凶，就靠这种动物本能。”对于朱德庸的这番话，朱太太笑着附和道：“我就喜欢他身上保持着的这种动物本能。”
朱德庸说，夫人冯曼伦是他最好的朋友，台北敦化南路是朱德庸工作室所在的地，留心的人们会发现，一对夫妇常常沿着林荫慢慢散步直到路的尽头。冯曼伦曾经这么形容她的漫画家先生：他有一双成人的尖锐的眼和一颗孩子的心，这两者加起来的爆发力难免叫人吃一惊。果然，当朱德庸事无巨细地讲述“拐拐”解救史时，这位“自我”的漫画家好像一个童真善良的老小孩。几年前，流浪猫“拐拐”从马路拐角处窜出来，钻到朱德庸的轿车下不肯离去，为了保护“拐拐”不受伤，朱德庸亲自钻到车底下，把“拐拐”救出来带回家养。
“慢时尚”享生活建立自我价值
在朱德庸的新书《大家都有病》中，他开始提倡“慢时尚”的概念。现在很多都市人的状态都是忙碌而快速，带给自己无穷尽的压力，生活所迫，他们并没有选择慢下来的权利。对此，朱德庸认为，这部分人首先要找到自我。“很多人生活节奏快是因为找不到自我，只好跟着社会的节拍走。甚至很多人做的事情，并非他们想做的事情，因此也失去了自我。很多人和我说，我停不下来，我有很多压力，我要买房子，我要买车子。但是，我认为这只是其中一个理由，并且这个理由不成立。他把时间花在拼命工作上，赚很多的钱，买很好的房子，但是他从早到晚在外工作，加上应酬，回到家里稀里糊涂，未必能享受到这些东西。当然工作是基本的，因为人总要有一个维持生活开销的基础，但是人也要维持生活的品质。”
但让朱德庸感到可悲的是，现在的生活品质其实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而是整个社会强加于我们的标准。“比方说，我想画画，家里人就会说，画画你会饿死的，你想做雕塑，人家就说玩泥巴干什么？于是很多行业都在消失，很多可能性也随之消失，大家都变成了上班族，背负着同样的买好房、买名车的压力。我常常开玩笑说，奴隶制度从未没有消失过，惟一的区别是以前的奴隶戴着手锗穿得破破烂烂的，现在的奴隶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整个华人世界承受的压力，都是源于没有自我。所以我一直强调人要有自我价值观，因为你不建立自己的价值，你就会被别人的价值所取代。”
十几年前，在那个画漫画总是被排挤的年代，朱德庸却忙得失去了自我。他认为，别人会觉得你画漫画没有未来，你就更应该加把劲去做。“即使你是有自我意识的，但是你周遭的人没有，你会受到来自没有自我的那些人的压力。你看到身边所有人都在拼命做，如果你不拼命做，好像就会感到不安宁。”不过，随着经历事情的增加，朱德庸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即使有自我，也要经常保持清醒，随时去想你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的是什么。“而那些没有自我的人，就只能随波逐流，或许他对社会作出了很多的贡献，但是对于他个人来讲也是毫无价值。一直到某个时候，生命里有个声音反问他，你值得吗?也许他会去做一些别人眼中无价值的事情。”
用幽默“对抗”这个世界
1989年，朱德庸开始用幽默漫画表述他所看到的人生，从表面到底层开一切的玩笑，同时把玩笑背后的严肃意义藏在里头。
在很多人眼里，朱德庸是个漫画家但不只是漫画家，他迫使人们去思索人生的多味，一层一层钻探人性直到底层。更重要的是他让人笑，笑过之后留下“哎，人生就是这样啦”、“没什么大不了”的轻松自嘲和痛快讥讽。
朱德庸，这个名字如果被取消掉，从现实世界中塌陷的大片空白将无人可以填补，他就是那种漫画家。他用幽默建造了一个现代江湖。他创作的关于婚姻家庭的《双响炮》系列、新新人类的《醋溜族》系列、单身女郎的《涩女郎》系列、人生况味的《什么事都在发生》、上班族的《关于上班这件事》及百分百非大人观点的《绝对小孩》系列，整个串连起来看，就是在为人生不断发言。
言谈幽默的朱德庸和很多漫画家一样，他那些让人捧腹的作品中往往透着淡淡的忧伤。朱德庸说：“我是用悲观的眼光去看世界，用乐观的方式来呈现。”他认为，现在的社会存在很多问题，带来了许多烦恼，而化解这些烦恼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幽默。幽默对朱德庸而言等同于一种信仰。他说：“幽默代表着一种快乐，因为它是我最大的爱好；幽默代表着一种诅咒，因为我曾被它所累，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幽默也代表着一种救赎，因为它是我对抗这个世界的武器。”朱德庸坦言，自己10多年前在台湾成名之时，也想过画漫画不一定会成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他想学开飞机，但他夫人对他说：“台湾能开飞机的很多，但能画这样漫画的人只有你一个。”朱德庸幡然醒悟，明白了夫人的苦心，他说，“开飞机只是把人从一个地方安全地送到另一个地方，但漫画却可以把人从一个世界带到另一个世界。”
朱德庸表示，“幽默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事，它不单是我作品形成的主要元素，它更是一个救赎！”这位低调却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试图在创意、文化、思想、人文、人性观察、时尚、文雅、嬉皮、幽默、城市阅读之间，找到形式和内容的最佳结合，不仅深度观察、深度思考，也将通俗与流行搭起沟通的桥梁。正是因为他把握了最佳的平衡点，才能引领、影响华人时尚文化潮流二十多年。
20年来，朱德庸几乎成为华人世界幽默的代名词，同时他的作品也远销到西方。他在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号脉看病”时说：“情绪变得很多，感觉变得很少；心思变得很复杂，行为变得很单一；脑的容量变得越来越大，使用区域变得越来越小。更严重的是，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城市面貌变得越来越相似，所有人的生活方式也变得越来越雷同了。不过这种时代病有一方良药叫做自我。”
幸福越来越少宁愿接受失败
“这是一个只有人教导我们如何成功，去没有人教导我们如何保有自我的世界。”朱德庸说，每个人都像一块海绵，一滴一滴地吸收外界施加的压力，直到海绵水满渐渐渗出，我们才察觉到压力已经无法承受。这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等海绵里的水再一滴一滴地漏出，这个过程非常漫长。
无论是在新书发布会上，还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朱德庸一直以来都强调“自我”的价值。在他看来，缺乏自我的负面影响就像骨牌效应，牵动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城市消费就是很好的例子。“什么是幸福？喝一杯咖啡？什么是成功？开一部好车?”现在商业社会打着幸福成功的旗号引领消费，朱德庸说，陷阱就往往藏身在这样渐欲迷人眼的表象之中。在朱德庸看来，现代物质生活日益改善，幸福感却越来越少，少到要别人来提醒你什么是幸福。
“我们碰上的，刚好是一个物质极丰硕而精神极贫瘠的时代，每个人长大以后，都背负着庞大的未来，都在为一种不可预见的幸福拼搏奋斗着。但所谓的幸福，却早已被商业稀释而单一化了。市场的不断扩张、商品种类的不断增加，其实都是违反人性的原有节奏和简单需求的。这些激发的不是我们更美好的未来，而是更贪婪的欲望。长期地违反人性，大家就会生病。当我们进步太快的时候，只会少数人得到财富，让多数人得到心理疾病罢了。”
朱德庸的立场坚定而鲜明：“不管选择什么路，失败率都是90％以上，其实人生失败的几率是非常高的，不要以为你选择了自己的路成功率就会变高。但如果今天我要失败的话，我宁愿接受我选择的路的失败，至少这是我自己选的，我认了。”
曾经“急流勇退”崇尚“刀耕火种”
朱德庸自诩“非常自我”，小时候曾经是个自闭儿童，总是团体中被排挤孤立的那个人。“那时候我以为每个人都没问题，只有我有问题。长大后我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有问题。”小时候自闭养成的独处习惯反而让朱德庸得以和别人保持距离，成就内心强大的“自我”，扮演起人性的旁观者，清楚地看到社会和人们身上的种种问题。不过，朱德庸的“自我”不是排他性的孤傲清高，他温婉、谦虚、幽默，不说话时也是淡然笑笑的样子，仿佛心里装着什么好事自己偷着乐。
在朱德庸眼中，“刀耕火种”的创作方式给自己带来了很多快乐。“很多漫画家用电脑批量生产，可我坚持用笔和纸创作，这可以保持我作品的新鲜感。我对纸和笔是有触觉的，电脑却把作品和作者隔开了。”朱德庸对现代文明和现代科技的排斥还有另一个观点，“当你回家后不开电脑、不看电视，你就会觉得时间变得非常慢，于是整个人就沉淀下来，可以让你对所有的事都保持敏锐的感觉。”对于自己的“离经叛道”，朱德庸承认：“我一直都是个很叛逆的人，当我年轻的时候，曾得了一份既轻松又高薪的工作，我却把它辞了；1997年前后，我在台湾的事业非常辉煌，一起床就有业务电话打来，然后从早画到晚。周六好不容易休息，干什么呢?画画！我一点都不开心，逐渐对画画开始厌倦，于是开始隐退江湖，花了几年时间和夫人出国旅行、散心。”
朱德庸的“叛逆”还体现在他的婚姻态度上。28岁那年，时任台湾《联合报》缤纷版创刊主编的冯曼伦找朱德庸约稿，两人一见钟情，热恋不到一星期，就决定结婚。虽然那时还没“闪婚”一词，但双方的速定终身，还是让周围亲友匪夷所思。“这是我身上的动物性使然，因为我就是一只动物，动物寻找自己的配偶时总是很直接和干脆。而且我经常能够趋吉避凶，就靠这种动物本能。”对于朱德庸的这番话，朱太太笑着附和道：“我就喜欢他身上保持着的这种动物本能。”
朱德庸说，夫人冯曼伦是他最好的朋友，台北敦化南路是朱德庸工作室所在的地，留心的人们会发现，一对夫妇常常沿着林荫慢慢散步直到路的尽头。冯曼伦曾经这么形容她的漫画家先生：他有一双成人的尖锐的眼和一颗孩子的心，这两者加起来的爆发力难免叫人吃一惊。果然，当朱德庸事无巨细地讲述“拐拐”解救史时，这位“自我”的漫画家好像一个童真善良的老小孩。几年前，流浪猫“拐拐”从马路拐角处窜出来，钻到朱德庸的轿车下不肯离去，为了保护“拐拐”不受伤，朱德庸亲自钻到车底下，把“拐拐”救出来带回家养。
“慢时尚”享生活建立自我价值
在朱德庸的新书《大家都有病》中，他开始提倡“慢时尚”的概念。现在很多都市人的状态都是忙碌而快速，带给自己无穷尽的压力，生活所迫，他们并没有选择慢下来的权利。对此，朱德庸认为，这部分人首先要找到自我。“很多人生活节奏快是因为找不到自我，只好跟着社会的节拍走。甚至很多人做的事情，并非他们想做的事情，因此也失去了自我。很多人和我说，我停不下来，我有很多压力，我要买房子，我要买车子。但是，我认为这只是其中一个理由，并且这个理由不成立。他把时间花在拼命工作上，赚很多的钱，买很好的房子，但是他从早到晚在外工作，加上应酬，回到家里稀里糊涂，未必能享受到这些东西。当然工作是基本的，因为人总要有一个维持生活开销的基础，但是人也要维持生活的品质。”
但让朱德庸感到可悲的是，现在的生活品质其实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而是整个社会强加于我们的标准。“比方说，我想画画，家里人就会说，画画你会饿死的，你想做雕塑，人家就说玩泥巴干什么？于是很多行业都在消失，很多可能性也随之消失，大家都变成了上班族，背负着同样的买好房、买名车的压力。我常常开玩笑说，奴隶制度从未没有消失过，惟一的区别是以前的奴隶戴着手锗穿得破破烂烂的，现在的奴隶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整个华人世界承受的压力，都是源于没有自我。所以我一直强调人要有自我价值观，因为你不建立自己的价值，你就会被别人的价值所取代。”
十几年前，在那个画漫画总是被排挤的年代，朱德庸却忙得失去了自我。他认为，别人会觉得你画漫画没有未来，你就更应该加把劲去做。“即使你是有自我意识的，但是你周遭的人没有，你会受到来自没有自我的那些人的压力。你看到身边所有人都在拼命做，如果你不拼命做，好像就会感到不安宁。”不过，随着经历事情的增加，朱德庸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即使有自我，也要经常保持清醒，随时去想你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的是什么。“而那些没有自我的人，就只能随波逐流，或许他对社会作出了很多的贡献，但是对于他个人来讲也是毫无价值。一直到某个时候，生命里有个声音反问他，你值得吗?也许他会去做一些别人眼中无价值的事情。”
用幽默“对抗”这个世界
1989年，朱德庸开始用幽默漫画表述他所看到的人生，从表面到底层开一切的玩笑，同时把玩笑背后的严肃意义藏在里头。
在很多人眼里，朱德庸是个漫画家但不只是漫画家，他迫使人们去思索人生的多味，一层一层钻探人性直到底层。更重要的是他让人笑，笑过之后留下“哎，人生就是这样啦”、“没什么大不了”的轻松自嘲和痛快讥讽。
朱德庸，这个名字如果被取消掉，从现实世界中塌陷的大片空白将无人可以填补，他就是那种漫画家。他用幽默建造了一个现代江湖。他创作的关于婚姻家庭的《双响炮》系列、新新人类的《醋溜族》系列、单身女郎的《涩女郎》系列、人生况味的《什么事都在发生》、上班族的《关于上班这件事》及百分百非大人观点的《绝对小孩》系列，整个串连起来看，就是在为人生不断发言。
言谈幽默的朱德庸和很多漫画家一样，他那些让人捧腹的作品中往往透着淡淡的忧伤。朱德庸说：“我是用悲观的眼光去看世界，用乐观的方式来呈现。”他认为，现在的社会存在很多问题，带来了许多烦恼，而化解这些烦恼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幽默。幽默对朱德庸而言等同于一种信仰。他说：“幽默代表着一种快乐，因为它是我最大的爱好；幽默代表着一种诅咒，因为我曾被它所累，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幽默也代表着一种救赎，因为它是我对抗这个世界的武器。”朱德庸坦言，自己10多年前在台湾成名之时，也想过画漫画不一定会成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他想学开飞机，但他夫人对他说：“台湾能开飞机的很多，但能画这样漫画的人只有你一个。”朱德庸幡然醒悟，明白了夫人的苦心，他说，“开飞机只是把人从一个地方安全地送到另一个地方，但漫画却可以把人从一个世界带到另一个世界。”
朱德庸表示，“幽默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事，它不单是我作品形成的主要元素，它更是一个救赎！”这位低调却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试图在创意、文化、思想、人文、人性观察、时尚、文雅、嬉皮、幽默、城市阅读之间，找到形式和内容的最佳结合，不仅深度观察、深度思考，也将通俗与流行搭起沟通的桥梁。正是因为他把握了最佳的平衡点，才能引领、影响华人时尚文化潮流二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