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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现在最时尚的口号是——生活向西。大渡口作为一种理想生活方式的符号象征，正在被放大。从一条街变成一座城，从城市灰瘤变成城市绿肺——这一番天翻地覆的升级换代，仰仗于大渡口区城市管理的三次“变脸”。
■ 先治窝，后治坡
晨光熹微，“演唱团”成员陆续到中华美德公园“报到”：练嗓、独唱、合唱——“演唱团”的成员是一群画眉鸟。
“鸟友”邹开明说，鸟儿在绿树成荫的环境中情绪好，就会唱得更加婉转动听。所以环境好不好，养鸟人最有发言权。
邹开明是重钢的退休职工，长期受神经衰弱的困扰。朋友介绍他养鸟，说养鸟能修身养性，对缓解神经衰弱很有效。于是他试着养了一只画眉。
第一次，邹开明兴冲冲地提着鸟笼来到大渡口公园，却发现鸟儿十分烦躁，回去后就“沉默是金”了。经“鸟友”指点，邹开明才知道，鸟儿喜静烦闹。当时大渡口区只有这么一个公园，很多人都到这里活动，光舞队就有好几支，音乐开得震天响。
“这可苦了我们养鸟的人。”邹开明的神经衰弱反而加重了，“我每天晚上都愁：明天到哪里去给画眉‘放风’呢？”
“好在这几年大渡口又新修了六七座公园。这个中华美德公园就是2005年初修好的。”邹开明站在美德公园的凉亭里，指着如画美景说，“公园所在地原来是一片菜地，中间夹一臭水沟，每逢雨天，垃圾遍地，前年这一片改成公园后，一切都变了个样。”现在他每天都会走半小时的路，拎着鸟笼到公园“报到”，鸟儿唱歌他锻炼，“现在我终于可以不为失眠伤神了。”
在城市管理的惯常思维中，一直是先治坡，后治窝，也就是先生产，后生活。
以前，大渡口区也沿袭这种管理模式，但招商引资却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痛定思痛的大渡口意识到，“城市的环境和所营造出的生活方式越有吸引力，有头脑和有资本的人才就越愿意聚集过来”。于是，他们果断地将城市管理由“先治坡，后治窝”转变成“先治窝，后治坡”。
“我们目标是‘花园大渡口，生态宜居1：1’。也就是说，今后在大渡口买房的消费者，每买1平方米房屋，我们就为其配备1平方米绿地。”大渡口副区长顾绯形象地比喻。
这次华丽“变脸”的结果是，5年时间，大渡口区成为主城首个公园城。得到的回应是，华宇集团张为耕：“一定来。”龙湖张雪樵：“我记住了。”重庆富力城薛慧：“紧接着……”
■ 经济主导转向社会主导
住家临江门，上班大渡口——黄迪每天都要往返于渝中区和大渡口区之间。
“一点也不觉得上下班的路程远。”黄迪说，“前几天，我一位在解放碑上班的朋友，在考察了大渡口的居住环境和交通状况后，租下了轻轨新山村站附近一套住房。”
黄迪替朋友算了一笔账：大渡口一室一厅的房子月租最多500元，从新山村坐轻轨到较场口，每月按22天算，使用轻轨的九折充值卡一个月的交通费只要198元；而在解放碑附近租一套条件相似的房子，月租要1200元——居住环境好了，钱却要少花500元。“算一算，他觉得还是住大渡口安逸！”
但2000年前，黄迪刚到大渡口工作时，“每天上下班像服苦疫。当时的大渡口，除了钢花路就没有第二条城市道路”。早上8点半上班，6点半就得出发，这迫使黄迪练出一样特殊“功夫”：拉着车扶手，站着打瞌睡。
2006年，大渡口“五纵五横”的城市交通网络形成。黄迪为此曾打表计时：总行程时间缩短了40分钟，还不用担心堵车。
“以前的大渡口与一个乡镇没有多大的区别。”家住大渡口新山村的王芳与黄迪心有戚戚，“每到周末，我便会到解放碑、杨家坪等处去采购。虽然麻烦但也无奈，谁叫大渡口可购物的地方这么少。”
由于没有一个上档次的商场，使得像王女士一样每周固定到外区购物成了许多大渡口人的习惯：“现在不再去外区购物了，香港城、国瑞城、沃尔玛、国美、永辉……大商场像蘑菇一样冒出来，我薪单上的数字正在和物欲作斗争呢！”
“一座城市最大的理想——为人兴城。作为一座城市，首先应该是人的城市，首先应该满足宜居的需要。”大渡口区区长龙华说，“既然一切皆以人为本，为人而兴城，城市管理模式必然要从惯常的经济主导型转向社会主导型。”
“不求最大，但求最好。”大渡口第二次华丽转身，解决了“宜居”的两大顽疾：交通难，购物难。
城市管理像只“母鸡”，它会“下蛋”。
观念一新，遍地黄金。短短几年时间，一座交通便捷、配套完善的新城在大渡口拔地而起。
■ 不要黑色的，要綠色的
“钢花”曾是大渡口的骄傲，也是它的标志。重钢厂房里钢花四溅，主干道叫钢花路，电影院叫钢花电影院，甚至重钢的《钢花》季刊也曾名噪一时。
“与钢花相伴的是厂区上方的烟雾，十几个烟囱喷涌出的赭红色烟尘，与排散出来的锅炉热气交织在一起，一片灰的景象。”环卫所“元老”冯丽凰复原着几年前大渡口的印象，“尽管戴着口罩扫街，但一趟下来只看得见眼睛，吐出的痰也是灰黑色的尘土。”
过去40多年，重钢就是大渡口，大渡口就是重钢。“连城市居民用水、用电、用气，都靠重钢转供。”冯丽凰说，“那时大渡口除了重钢厂区就是家属区，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空气质量让我寝食难安。”2004年，刘本荣从重庆奉节调到大渡口当区委书记，向市政府提出了重钢搬迁的建议，“大渡口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环保问题”。
即使去年最低的时候，重钢的产值也占大渡口区的一半。所以把重钢搬迁出去，这对大渡口区而言，绝对是一次“壮士断臂”。
中国人发明的围棋最讲大局观，牺牲局部才能赢得全局，城市管理也一样，摆脱小逻辑才能符合大规律。
重钢搬迁实际是城市功能的一次“再造”，意味着大渡口区将从生产时代转向消费时代。
2006年底，市政府决策通过了“重钢搬迁”，属于大渡口的CRD（中央休闲区）时代来临了。
“十里钢城”不复，取而代之的将是一座“休闲之都”。
从一个污染极重的边缘化城区，蜕变为人见人爱的中央休闲区。大渡口正在倡导一种“快城市里的慢生活”——生活向西。
2007年7月，世界最大的酒店管理公司洲际酒店集团在重庆的旗舰店——西南假日酒店正式签约入驻大渡口；2007年11月，深圳华侨城集团与大渡口基本达成协议，准备投100亿元在钓鱼嘴建一座超七星级酒店。
未来五年内，大渡口将再造两个“重钢”。
大渡口的三次华丽变脸，实际上是分别解决了“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三大难题：我是谁？我如何成长？我到哪里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次变脸，也正是当下重庆城市管理所要解答的问题。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你可以看到它的抱负。
“重庆直辖十年看江北，十年后看大渡口。”有人说，现在，已进入大渡口时间。
■ 先治窝，后治坡
晨光熹微，“演唱团”成员陆续到中华美德公园“报到”：练嗓、独唱、合唱——“演唱团”的成员是一群画眉鸟。
“鸟友”邹开明说，鸟儿在绿树成荫的环境中情绪好，就会唱得更加婉转动听。所以环境好不好，养鸟人最有发言权。
邹开明是重钢的退休职工，长期受神经衰弱的困扰。朋友介绍他养鸟，说养鸟能修身养性，对缓解神经衰弱很有效。于是他试着养了一只画眉。
第一次，邹开明兴冲冲地提着鸟笼来到大渡口公园，却发现鸟儿十分烦躁，回去后就“沉默是金”了。经“鸟友”指点，邹开明才知道，鸟儿喜静烦闹。当时大渡口区只有这么一个公园，很多人都到这里活动，光舞队就有好几支，音乐开得震天响。
“这可苦了我们养鸟的人。”邹开明的神经衰弱反而加重了，“我每天晚上都愁：明天到哪里去给画眉‘放风’呢？”
“好在这几年大渡口又新修了六七座公园。这个中华美德公园就是2005年初修好的。”邹开明站在美德公园的凉亭里，指着如画美景说，“公园所在地原来是一片菜地，中间夹一臭水沟，每逢雨天，垃圾遍地，前年这一片改成公园后，一切都变了个样。”现在他每天都会走半小时的路，拎着鸟笼到公园“报到”，鸟儿唱歌他锻炼，“现在我终于可以不为失眠伤神了。”
在城市管理的惯常思维中，一直是先治坡，后治窝，也就是先生产，后生活。
以前，大渡口区也沿袭这种管理模式，但招商引资却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痛定思痛的大渡口意识到，“城市的环境和所营造出的生活方式越有吸引力，有头脑和有资本的人才就越愿意聚集过来”。于是，他们果断地将城市管理由“先治坡，后治窝”转变成“先治窝，后治坡”。
“我们目标是‘花园大渡口，生态宜居1：1’。也就是说，今后在大渡口买房的消费者，每买1平方米房屋，我们就为其配备1平方米绿地。”大渡口副区长顾绯形象地比喻。
这次华丽“变脸”的结果是，5年时间，大渡口区成为主城首个公园城。得到的回应是，华宇集团张为耕：“一定来。”龙湖张雪樵：“我记住了。”重庆富力城薛慧：“紧接着……”
■ 经济主导转向社会主导
住家临江门，上班大渡口——黄迪每天都要往返于渝中区和大渡口区之间。
“一点也不觉得上下班的路程远。”黄迪说，“前几天，我一位在解放碑上班的朋友，在考察了大渡口的居住环境和交通状况后，租下了轻轨新山村站附近一套住房。”
黄迪替朋友算了一笔账：大渡口一室一厅的房子月租最多500元，从新山村坐轻轨到较场口，每月按22天算，使用轻轨的九折充值卡一个月的交通费只要198元；而在解放碑附近租一套条件相似的房子，月租要1200元——居住环境好了，钱却要少花500元。“算一算，他觉得还是住大渡口安逸！”
但2000年前，黄迪刚到大渡口工作时，“每天上下班像服苦疫。当时的大渡口，除了钢花路就没有第二条城市道路”。早上8点半上班，6点半就得出发，这迫使黄迪练出一样特殊“功夫”：拉着车扶手，站着打瞌睡。
2006年，大渡口“五纵五横”的城市交通网络形成。黄迪为此曾打表计时：总行程时间缩短了40分钟，还不用担心堵车。
“以前的大渡口与一个乡镇没有多大的区别。”家住大渡口新山村的王芳与黄迪心有戚戚，“每到周末，我便会到解放碑、杨家坪等处去采购。虽然麻烦但也无奈，谁叫大渡口可购物的地方这么少。”
由于没有一个上档次的商场，使得像王女士一样每周固定到外区购物成了许多大渡口人的习惯：“现在不再去外区购物了，香港城、国瑞城、沃尔玛、国美、永辉……大商场像蘑菇一样冒出来，我薪单上的数字正在和物欲作斗争呢！”
“一座城市最大的理想——为人兴城。作为一座城市，首先应该是人的城市，首先应该满足宜居的需要。”大渡口区区长龙华说，“既然一切皆以人为本，为人而兴城，城市管理模式必然要从惯常的经济主导型转向社会主导型。”
“不求最大，但求最好。”大渡口第二次华丽转身，解决了“宜居”的两大顽疾：交通难，购物难。
城市管理像只“母鸡”，它会“下蛋”。
观念一新，遍地黄金。短短几年时间，一座交通便捷、配套完善的新城在大渡口拔地而起。
■ 不要黑色的，要綠色的
“钢花”曾是大渡口的骄傲，也是它的标志。重钢厂房里钢花四溅，主干道叫钢花路，电影院叫钢花电影院，甚至重钢的《钢花》季刊也曾名噪一时。
“与钢花相伴的是厂区上方的烟雾，十几个烟囱喷涌出的赭红色烟尘，与排散出来的锅炉热气交织在一起，一片灰的景象。”环卫所“元老”冯丽凰复原着几年前大渡口的印象，“尽管戴着口罩扫街，但一趟下来只看得见眼睛，吐出的痰也是灰黑色的尘土。”
过去40多年，重钢就是大渡口，大渡口就是重钢。“连城市居民用水、用电、用气，都靠重钢转供。”冯丽凰说，“那时大渡口除了重钢厂区就是家属区，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空气质量让我寝食难安。”2004年，刘本荣从重庆奉节调到大渡口当区委书记，向市政府提出了重钢搬迁的建议，“大渡口城市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环保问题”。
即使去年最低的时候，重钢的产值也占大渡口区的一半。所以把重钢搬迁出去，这对大渡口区而言，绝对是一次“壮士断臂”。
中国人发明的围棋最讲大局观，牺牲局部才能赢得全局，城市管理也一样，摆脱小逻辑才能符合大规律。
重钢搬迁实际是城市功能的一次“再造”，意味着大渡口区将从生产时代转向消费时代。
2006年底，市政府决策通过了“重钢搬迁”，属于大渡口的CRD（中央休闲区）时代来临了。
“十里钢城”不复，取而代之的将是一座“休闲之都”。
从一个污染极重的边缘化城区，蜕变为人见人爱的中央休闲区。大渡口正在倡导一种“快城市里的慢生活”——生活向西。
2007年7月，世界最大的酒店管理公司洲际酒店集团在重庆的旗舰店——西南假日酒店正式签约入驻大渡口；2007年11月，深圳华侨城集团与大渡口基本达成协议，准备投100亿元在钓鱼嘴建一座超七星级酒店。
未来五年内，大渡口将再造两个“重钢”。
大渡口的三次华丽变脸，实际上是分别解决了“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三大难题：我是谁？我如何成长？我到哪里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次变脸，也正是当下重庆城市管理所要解答的问题。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你可以看到它的抱负。
“重庆直辖十年看江北，十年后看大渡口。”有人说，现在，已进入大渡口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