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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明在党的历史上犯过两次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失，总的来看，王明所犯两次错误均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因而，系统考察王明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历史变迁，对于探索、反思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过程中的失误具有深刻意义，同时也为改革开放新时期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提供一定的思想启示。
【关键词】王明；共产国际；苏联；教条主义
王明一生中犯过“左”倾错误，也犯过右倾错误。1925年12月，他只是一个被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普通学生，在1931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却一跃掌握了党的最高权力。随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达四年之久，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毛泽东曾于1936年论述了这一方面的问题，认为 “左”倾教条主义使我们党“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惩罚”。①不难看出，王明在革命路线上所犯的错误与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以及当时国内外环境变化密不可分。因此，对王明与共产国际关系进行历史回顾，考察其历史成因，对于我们总结与理解王明所犯错误的原因，汲取教训有帮助。值得指出的是，共产国际虽于1943年解散，但它所强调的教条主义革命路线与革命纲领对王明影响甚深，始终伴随了王明的整个政治生涯与全部人生。总的来说，关于王明与共产国际的历史关系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1925—1929年）、坐镇共产国际期间（1931—1937年）、滞留苏联期间（1956—1974年）。
一、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演变历程中，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影响最大的“洋学府”要属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全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它于1925年创办，是一所由苏联政府出资，招收中国留学生，为中国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特殊国际学校，汇聚了大量中国近代青年知识分子精英。王明、博古、邓小平、张闻天、蒋经国等诸多中国近现代史中的风云人物，都曾毕业于这所大学。与其他人不同的是，王明在求学期间得到时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赏识，迅速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风云人物”。虽然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和工作只有短短四年，但这却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时期，正是这段经历，使其在日后工作中自信满满，每每以党内理论家自居，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时期，王明俄语较好，对于米夫任教的列宁主义课程学习总是特别积极，常在课上第一个发言，这自然引起了米夫的注意。作为米夫参加中共五届代表大会的第一翻译，王明在与米夫的相处过程中逐渐获得其信任，得到这位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的赏识。但是，真正让王明成为米夫心腹的原因，是中山大学“教务派”与“党务派”之间的斗争。在王明的协助下，以米夫为首的“党务派”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米夫升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王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中的“无冕之王”。随后，王明在校内发动了“江浙同乡会”、“第二条路线同盟”等一系列的宗派斗争，打击异己势力，扩大其在中共党内的影响。此时，王明热衷派别斗争的倾向已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生活很快结束，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斗争经验”却始终伴随着王明今后的生活，影响其一生。这种“经验”在王明回国后很快显现，其最主要的作用在于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直接掌权中国共产党。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把王明的上台看成米夫个人影响的结果，纵使米夫个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没有共产国际内部成员的支持，王明也决不可能顺利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进一步来说，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后，共产国际不但没有认真反思其在革命指导路线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反而认为国共合作的失败是由中国共产党未能贯彻共产国际决议所造成的。因此，在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不注重实际，过分强调工人成分，选举了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但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权却落在时任中央委员的李立三身上。李立三同样没有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路线上的错误，在掌权期间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致使革命进程屡屡受挫，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地位。李立三的一些“抗命”行为使共产国际充分意识到，有必要寻找对共产国际忠诚的、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觉悟的人来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新领袖，王明便由此进入了共产国际的视线。另一方面，从米夫个人角度来看，作为共产国际内部近乎惟一的中国问题“专家”，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的代表，他坚持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绝对控制权，认为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中国革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因此，必须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进行变革，委任一名共产国际的代理人，指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王明深得米夫赏识，是其在中共内部的心腹大将，自然成为此次变革的最佳人选。由此可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的上台对于米夫和王明来说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二、坐镇共产国际期间
随着国内革命局势的恶化，王明1931年初掌握中共最高权力不久即再度返回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一职。此外，他亦被选举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主席团成员，负责亚洲、拉美各国共产党事务。自此之后，共产国际经常通过王明传达中国革命的指导政策。他的个人政治生涯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最高峰。
九一八事变后，王明的思想开始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他于共产国际期间号召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对抗日本法西斯方面。他提出并广泛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指导了东北的抗日斗争。他曾在党内提出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革命斗争统一战线的模糊概念。1932年8月27 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上，王明提出“下层统一战线”的概念，但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王明将那些上层人士、国民党内左派力量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未能提出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3年1月17日，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下，王明主持起草了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宣言》强调了日本侵华战争所带来的中华民族危亡的新形势，驳斥了国民党政府及其政客污蔑中国共产党破坏统一战线，被动抗日的谎言。《宣言》明确宣布，只要国民党愿意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保卫中国，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愿意同任何武装部队定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从《宣言》的内容来看，王明对其“下层统一战线”的概念已有所突破，将不同阶级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内。1933年1月26日，王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致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文件要求中共满洲省委广泛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和“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①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范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深入，1935年7至8月，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王明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与此同时，华北事变爆发，中国反法西斯的战争形势进一步恶化。在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的指示下，王明于1935年6月至7月，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于1935年10月1日在巴黎《救国报》公开发表，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八一宣言》明确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国防联军，解放国土，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同1933年中国共产党所发表的抗日宣言相比，《八一宣言》明确冲破了“下层统一战线”的思想束缚，进一步扩大了统一战线范围。《八一宣言》的发表在中国国内乃至国际上产生了积极影响，鼓舞了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与海外侨胞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包括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抗日。此外，它也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抗日联盟，为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开辟了道路。 由此可见，王明在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应当肯定王明在坐镇共产国际期间对中国反法西斯战争所做的贡献。当然，王明思想中的积极变化也多是伴随着共产国际工作重心的调整而改变的。与中国国内恶劣的革命环境不同，王明在苏联的待遇可谓十分优越，他不能直接感受到国内革命时局的变化，只能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国到苏联学习的同志了解国内革命情况。就这点而言，王明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上能够快速、积极地转变实属不易。
三、滞留苏联期间
虽然王明一直以来与共产国际关系较为亲近，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但从实际来看，共产国际并未认定王明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1937年王明回国之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特别召见了王明，专门提醒他：“你回中国去要和中国同志把关系弄好，你和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荐你担任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①季米特洛夫的警告清楚表明，共产国际没有派王明回国担任党内最高领导人的意图，也不认为王明适合做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不仅如此，季米特洛夫在谈话中还特别嘱咐王明：“你回去并不代表共产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的革命实际，所以回去后要以谦虚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不是你。”②此后，随着共产国际的解体，王明彻底失去了其发挥作用的平台，失去了约束其思想与行为的强大后盾。在1941年延安整风期间，王明不断采取两面手法，拒绝改正错误，以生病为理由，拒绝检讨自己的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曾两次赴苏治病，在1956年第二次赴苏联治病之后，王明就滞留在苏联一直到去世。1958年中苏关系转向恶化，寄人篱下的王明开始不断发表文章，附和苏联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与党内主要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进行攻击，事实上成为了苏共对抗中共的舆论武器。
纵观王明在苏联生活的最后十多年，反毛泽东与自我辩解的政治生活节奏始终伴随其左右。在这一时期，王明所发表的主要著作有：《论中国事件》（1969年3月在加拿大共产党党报《加拿大论坛报》上发表）、《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1970年于苏联出版）、《中共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1974年完成）。在这些著作中，王明抓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一些错误大做文章，歪曲其为“反革命政变”，恶毒攻击毛泽东，全面否定毛泽东思想，试图证明自己一直以来才是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在他去世之后，其妻孟庆树又出版了《王明诗歌选辑》，其中也充满了大量的攻击毛泽东的诗篇。可以看出，虽然王明对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犯错误的批评存在一些正确的地方，但他的目的终究不在“治病救人”，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有利建议。他的最终目的在于针对毛泽东个人进行攻击，意图为自己在历史上犯的错误进行“翻案”。由此可见，王明在苏期间并没有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反思，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四、关于王明所犯错误的原因分析
如前文所述，作为一个拥有49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员，王明的一生有31年是在苏联度过的。即使在国内革命期间，王明并没有进入过中央苏区，没有领导过农民起义，没有直接组织过工人运动。这样的人生经历使王明在工作中极易犯眼高手低、纸上谈兵的教条主义错误。毋庸置疑，王明犯错误的根源是教条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不顾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具体实际，照搬照抄其论述指导中国革命。笔者看来，就王明的人生经历与性格来说，他所犯错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首先，处于幼年发展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仅仅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绝大多数党内领导赞成由共产国际来指导中共的革命工作，共产国际在当时的中共党内也具有较高的威望。此外，中国共产党内也存在普遍地对共产国际迷信与盲从思想。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以王明为首的几个洋学生，一回国就能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地改变中国革命的走向。由此可见，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言必称马列”的王明，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确实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有着一帮“志同道合”的党内推手。
其次，就中共自身而言，教条主义之风的确曾经兴起，身处国内的中共党员都存在不同程度地迷信共产国际的倾向，更何况身处苏联、“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王明？前文提及莫斯科中山大学是王明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时期，究其原因是因为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感受到了十月革命的积极成果与苏联坚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在革命与建设上所独有的优势。在他看来，中国革命只有一丝不苟地照搬苏联模式，才有可能夺取新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在革命实践中，他将这种“迷信”转变为对共产国际与苏联政策的盲从，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左”倾冒进主义、右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大好革命形势毁于一旦。
再次，由于自幼受到乡村私塾以及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王明错误思想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唯书”、“唯圣”思维模式影响。加之王明自身缺乏革命实践经验，导致了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像对待四书五经那样死记硬背，从不注重这些理论所蕴藏的内在真理性与实践特性。在他眼里，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就如同医治疾病的“灵丹妙药”，唯有一颗不落地服用，才可药到病除。此外，作为苏联以及共产国际领袖的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倾向，也对王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斯大林虽然坚持了列宁的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但他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有强烈的冒进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身处苏联的王明经历过反托派斗争、“清党”运动等苏联共产党内政治斗争，这些经历使得王明认识到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意愿不可违背，总是不加思考地盲从共产国际所下达的决议。
倘若以上分析都是王明所犯错误的显性因素，那么，王明将个人政治野心投入到对共产国际的盲从，就是其犯错的最重要隐形因素。这些显性因素并不足以导致王明在错误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唯有个人野心与对掌控权利的欲望这一点，使王明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无法回头。1927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王凡西，在其《双山回忆录》中，曾这样评价过王明：“陈绍禹在各方面和周恩来相比，都只好算是一个侏儒，但他有一点强于周恩来，就是他有夺取第一把交椅的野心和韧性；为达此目的，他甚至不惜应用任何手段的（包括非革命的和最卑劣的在内）。因为归根结蒂说，陈绍禹不是革命家，而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工于心计，能玩弄无耻手腕的政客”，“那时候，以陈绍禹在党内的地位，离争取‘第一’的路程还非常之远，但凭他和斯大林直系的结托之亲且密，他却有充分理由来从事准备。以向忠发代替瞿秋白，在陈绍禹的时间表上不过是将来取而自代的一个步骤。”①在王凡西看来，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工作的王明就已经有了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野心，这种个人野心使王明没有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过认真的反思，反而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大摆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不仅如此，他也否定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正确路线，自称为“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②利用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与教条理论，不断同毛泽东进行理论辩论。1941年10月，王明指责“新民主主义太左了”，“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提出要同毛泽东等人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他认为毛泽东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实执行者，并在1949年3月中共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表言论，将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同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进行对比，认为在诸如中国革命的性质、阶段、动力、领导权、前途等根本问题上，毛泽东的观点同列宁和共产国际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③表面上看，王明试图通过共产国际的观点来否定新民主主义、否定毛泽东思想与革命路线是所谓的路线之争，但从实际上看来，王明则是为了从路线上打倒毛泽东，从而维护自己在党内的正统地位。正是在这种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主观因素的交织影响下，王明不断地重复“左”与右的错误，最终成为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反面教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7页。
①《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48—564页。
①转引自青石：《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百年潮》1998年第1期，第16页。
②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21页。
①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82—84页。
②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82—84页。
③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42、416页。
【关键词】王明；共产国际；苏联；教条主义
王明一生中犯过“左”倾错误，也犯过右倾错误。1925年12月，他只是一个被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普通学生，在1931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却一跃掌握了党的最高权力。随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达四年之久，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毛泽东曾于1936年论述了这一方面的问题，认为 “左”倾教条主义使我们党“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惩罚”。①不难看出，王明在革命路线上所犯的错误与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以及当时国内外环境变化密不可分。因此，对王明与共产国际关系进行历史回顾，考察其历史成因，对于我们总结与理解王明所犯错误的原因，汲取教训有帮助。值得指出的是，共产国际虽于1943年解散，但它所强调的教条主义革命路线与革命纲领对王明影响甚深，始终伴随了王明的整个政治生涯与全部人生。总的来说，关于王明与共产国际的历史关系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1925—1929年）、坐镇共产国际期间（1931—1937年）、滞留苏联期间（1956—1974年）。
一、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演变历程中，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影响最大的“洋学府”要属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全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它于1925年创办，是一所由苏联政府出资，招收中国留学生，为中国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特殊国际学校，汇聚了大量中国近代青年知识分子精英。王明、博古、邓小平、张闻天、蒋经国等诸多中国近现代史中的风云人物，都曾毕业于这所大学。与其他人不同的是，王明在求学期间得到时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赏识，迅速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风云人物”。虽然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和工作只有短短四年，但这却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时期，正是这段经历，使其在日后工作中自信满满，每每以党内理论家自居，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时期，王明俄语较好，对于米夫任教的列宁主义课程学习总是特别积极，常在课上第一个发言，这自然引起了米夫的注意。作为米夫参加中共五届代表大会的第一翻译，王明在与米夫的相处过程中逐渐获得其信任，得到这位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的赏识。但是，真正让王明成为米夫心腹的原因，是中山大学“教务派”与“党务派”之间的斗争。在王明的协助下，以米夫为首的“党务派”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米夫升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王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中的“无冕之王”。随后，王明在校内发动了“江浙同乡会”、“第二条路线同盟”等一系列的宗派斗争，打击异己势力，扩大其在中共党内的影响。此时，王明热衷派别斗争的倾向已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生活很快结束，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斗争经验”却始终伴随着王明今后的生活，影响其一生。这种“经验”在王明回国后很快显现，其最主要的作用在于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直接掌权中国共产党。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把王明的上台看成米夫个人影响的结果，纵使米夫个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没有共产国际内部成员的支持，王明也决不可能顺利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进一步来说，国共第一次合作失败后，共产国际不但没有认真反思其在革命指导路线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反而认为国共合作的失败是由中国共产党未能贯彻共产国际决议所造成的。因此，在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不注重实际，过分强调工人成分，选举了码头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但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权却落在时任中央委员的李立三身上。李立三同样没有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路线上的错误，在掌权期间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立三路线”，致使革命进程屡屡受挫，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地位。李立三的一些“抗命”行为使共产国际充分意识到，有必要寻找对共产国际忠诚的、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觉悟的人来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新领袖，王明便由此进入了共产国际的视线。另一方面，从米夫个人角度来看，作为共产国际内部近乎惟一的中国问题“专家”，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的代表，他坚持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绝对控制权，认为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中国革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因此，必须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进行变革，委任一名共产国际的代理人，指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王明深得米夫赏识，是其在中共内部的心腹大将，自然成为此次变革的最佳人选。由此可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的上台对于米夫和王明来说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二、坐镇共产国际期间
随着国内革命局势的恶化，王明1931年初掌握中共最高权力不久即再度返回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一职。此外，他亦被选举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主席团成员，负责亚洲、拉美各国共产党事务。自此之后，共产国际经常通过王明传达中国革命的指导政策。他的个人政治生涯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最高峰。
九一八事变后，王明的思想开始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集中体现在他于共产国际期间号召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对抗日本法西斯方面。他提出并广泛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指导了东北的抗日斗争。他曾在党内提出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革命斗争统一战线的模糊概念。1932年8月27 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上，王明提出“下层统一战线”的概念，但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王明将那些上层人士、国民党内左派力量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未能提出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3年1月17日，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下，王明主持起草了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宣言》强调了日本侵华战争所带来的中华民族危亡的新形势，驳斥了国民党政府及其政客污蔑中国共产党破坏统一战线，被动抗日的谎言。《宣言》明确宣布，只要国民党愿意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保卫中国，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愿意同任何武装部队定立共同对日作战协定。从《宣言》的内容来看，王明对其“下层统一战线”的概念已有所突破，将不同阶级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内。1933年1月26日，王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致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文件要求中共满洲省委广泛组织抗日游击战争和“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①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范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深入，1935年7至8月，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王明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与此同时，华北事变爆发，中国反法西斯的战争形势进一步恶化。在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的指示下，王明于1935年6月至7月，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于1935年10月1日在巴黎《救国报》公开发表，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八一宣言》明确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国防联军，解放国土，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同1933年中国共产党所发表的抗日宣言相比，《八一宣言》明确冲破了“下层统一战线”的思想束缚，进一步扩大了统一战线范围。《八一宣言》的发表在中国国内乃至国际上产生了积极影响，鼓舞了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与海外侨胞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包括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抗日。此外，它也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抗日联盟，为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开辟了道路。 由此可见，王明在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应当肯定王明在坐镇共产国际期间对中国反法西斯战争所做的贡献。当然，王明思想中的积极变化也多是伴随着共产国际工作重心的调整而改变的。与中国国内恶劣的革命环境不同，王明在苏联的待遇可谓十分优越，他不能直接感受到国内革命时局的变化，只能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国到苏联学习的同志了解国内革命情况。就这点而言，王明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上能够快速、积极地转变实属不易。
三、滞留苏联期间
虽然王明一直以来与共产国际关系较为亲近，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但从实际来看，共产国际并未认定王明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1937年王明回国之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特别召见了王明，专门提醒他：“你回中国去要和中国同志把关系弄好，你和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荐你担任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①季米特洛夫的警告清楚表明，共产国际没有派王明回国担任党内最高领导人的意图，也不认为王明适合做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不仅如此，季米特洛夫在谈话中还特别嘱咐王明：“你回去并不代表共产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的革命实际，所以回去后要以谦虚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不是你。”②此后，随着共产国际的解体，王明彻底失去了其发挥作用的平台，失去了约束其思想与行为的强大后盾。在1941年延安整风期间，王明不断采取两面手法，拒绝改正错误，以生病为理由，拒绝检讨自己的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曾两次赴苏治病，在1956年第二次赴苏联治病之后，王明就滞留在苏联一直到去世。1958年中苏关系转向恶化，寄人篱下的王明开始不断发表文章，附和苏联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与党内主要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进行攻击，事实上成为了苏共对抗中共的舆论武器。
纵观王明在苏联生活的最后十多年，反毛泽东与自我辩解的政治生活节奏始终伴随其左右。在这一时期，王明所发表的主要著作有：《论中国事件》（1969年3月在加拿大共产党党报《加拿大论坛报》上发表）、《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1970年于苏联出版）、《中共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1974年完成）。在这些著作中，王明抓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一些错误大做文章，歪曲其为“反革命政变”，恶毒攻击毛泽东，全面否定毛泽东思想，试图证明自己一直以来才是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在他去世之后，其妻孟庆树又出版了《王明诗歌选辑》，其中也充满了大量的攻击毛泽东的诗篇。可以看出，虽然王明对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犯错误的批评存在一些正确的地方，但他的目的终究不在“治病救人”，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有利建议。他的最终目的在于针对毛泽东个人进行攻击，意图为自己在历史上犯的错误进行“翻案”。由此可见，王明在苏期间并没有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反思，反而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四、关于王明所犯错误的原因分析
如前文所述，作为一个拥有49年党龄的中国共产党员，王明的一生有31年是在苏联度过的。即使在国内革命期间，王明并没有进入过中央苏区，没有领导过农民起义，没有直接组织过工人运动。这样的人生经历使王明在工作中极易犯眼高手低、纸上谈兵的教条主义错误。毋庸置疑，王明犯错误的根源是教条主义，即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不顾中国国情和革命的具体实际，照搬照抄其论述指导中国革命。笔者看来，就王明的人生经历与性格来说，他所犯错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首先，处于幼年发展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仅仅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绝大多数党内领导赞成由共产国际来指导中共的革命工作，共产国际在当时的中共党内也具有较高的威望。此外，中国共产党内也存在普遍地对共产国际迷信与盲从思想。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以王明为首的几个洋学生，一回国就能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地改变中国革命的走向。由此可见，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言必称马列”的王明，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确实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有着一帮“志同道合”的党内推手。
其次，就中共自身而言，教条主义之风的确曾经兴起，身处国内的中共党员都存在不同程度地迷信共产国际的倾向，更何况身处苏联、“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王明？前文提及莫斯科中山大学是王明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时期，究其原因是因为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感受到了十月革命的积极成果与苏联坚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在革命与建设上所独有的优势。在他看来，中国革命只有一丝不苟地照搬苏联模式，才有可能夺取新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在革命实践中，他将这种“迷信”转变为对共产国际与苏联政策的盲从，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左”倾冒进主义、右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大好革命形势毁于一旦。
再次，由于自幼受到乡村私塾以及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王明错误思想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唯书”、“唯圣”思维模式影响。加之王明自身缺乏革命实践经验，导致了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像对待四书五经那样死记硬背，从不注重这些理论所蕴藏的内在真理性与实践特性。在他眼里，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就如同医治疾病的“灵丹妙药”，唯有一颗不落地服用，才可药到病除。此外，作为苏联以及共产国际领袖的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倾向，也对王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斯大林虽然坚持了列宁的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但他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有强烈的冒进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身处苏联的王明经历过反托派斗争、“清党”运动等苏联共产党内政治斗争，这些经历使得王明认识到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意愿不可违背，总是不加思考地盲从共产国际所下达的决议。
倘若以上分析都是王明所犯错误的显性因素，那么，王明将个人政治野心投入到对共产国际的盲从，就是其犯错的最重要隐形因素。这些显性因素并不足以导致王明在错误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唯有个人野心与对掌控权利的欲望这一点，使王明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无法回头。1927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王凡西，在其《双山回忆录》中，曾这样评价过王明：“陈绍禹在各方面和周恩来相比，都只好算是一个侏儒，但他有一点强于周恩来，就是他有夺取第一把交椅的野心和韧性；为达此目的，他甚至不惜应用任何手段的（包括非革命的和最卑劣的在内）。因为归根结蒂说，陈绍禹不是革命家，而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工于心计，能玩弄无耻手腕的政客”，“那时候，以陈绍禹在党内的地位，离争取‘第一’的路程还非常之远，但凭他和斯大林直系的结托之亲且密，他却有充分理由来从事准备。以向忠发代替瞿秋白，在陈绍禹的时间表上不过是将来取而自代的一个步骤。”①在王凡西看来，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工作的王明就已经有了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野心，这种个人野心使王明没有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过认真的反思，反而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大摆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不仅如此，他也否定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正确路线，自称为“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②利用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与教条理论，不断同毛泽东进行理论辩论。1941年10月，王明指责“新民主主义太左了”，“建议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提出要同毛泽东等人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他认为毛泽东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实执行者，并在1949年3月中共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表言论，将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同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进行对比，认为在诸如中国革命的性质、阶段、动力、领导权、前途等根本问题上，毛泽东的观点同列宁和共产国际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③表面上看，王明试图通过共产国际的观点来否定新民主主义、否定毛泽东思想与革命路线是所谓的路线之争，但从实际上看来，王明则是为了从路线上打倒毛泽东，从而维护自己在党内的正统地位。正是在这种历史必然性和个人主观因素的交织影响下，王明不断地重复“左”与右的错误，最终成为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反面教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7页。
①《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48—564页。
①转引自青石：《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百年潮》1998年第1期，第16页。
②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21页。
①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82—84页。
②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第82—84页。
③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42、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