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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欣得一磬钱（图1），青铜质，绿锈中有少许铁锈。它长12.31厘米，宽2.4厘米，首部最宽处为3.24厘米，厚0.22厘米，重40.78克。细看：整体为弧形似拱桥，图案为突起之圆线。圆折处两横间有一圆孔。两端为相同对称之张口龙首。面、背图案相同。头部上端大耳向前，圆睁大眼，嘴及吻部前伸，极富猪像。
据清倪模所撰《古今钱略》称：“磬钱，两头似兽形，中微曲而不折，一面似井田纹，一面平。”（图2）此书所载“磬钱”，正好与笔者之藏品相似，只是它的造型及图案略显简单。这两者的圆折处的图案不同但构图相同，在相同部位一个是“”，一个似“入”字，显系一脉相承。
又据清马国翰所撰《红藕花轩泉品》“桥币”中云：“俗名桥币，亦名磬式币，皆商币也。当观商器未有不质薄而铭少也，且无款式者多，是知商币无疑，然古谱不载，近谱载入异布观之者，辨其面文（纹）不一，背平夷与夏周秦币大略相似。”
由此可知，磬钱即桥币，应为夏商周时期流通的一种钱币。
与磬钱造型相同之玉器称为“璜”，是春秋时期的一种礼器，《周礼》载：“以玄璜礼北方。”《中国古代玉器》（昭明、利群著，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所载玉璜（图3），其兽首图案正好是“龙”形象在玉器中的应用和实践。
笔者又获一枚小型磬币（图4），青铜质，绿锈。其造型优美、纹饰流利，虽亦为兽首，但弯曲呈回首状，其兽首吻部前伸，造型更富猪像。据昭明、利群先生兽首主要是龙首的论断，两枚磬币上的兽首造型应是龙的形象，有兽首形象的磬币又称之为龙形币。但为何这一时期出土的龙实物形象均为猪状，这就使笔者产生龙与猪形象的再思考。笔者就手边所获磬币、猪首人身玉雕两件心爱藏品，不揣冒昧，做些粗浅的探索，并求教于方家。
一、龙祖源于猪说探秘
千百年来，由于“龙体”综合了不少动物的特征，既有角、足、爪，又有鳞、鬣须，有人便依据某一局部特征去论述：有龙之祖形为蛇说，有龙之祖形为鳄鱼说，还有龙为蜥蜴或马说，龙为闪电说，龙为云说，龙为虹说，龙为树神说，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龙首源于猪首”说。孙守道、郭大顺先生早在1984年就阐述了“龙首源于猪首”的学说，他们根据辽宁建平牛河梁积石冢出土的兽型玉，认为：“龙首形象最初来源当与猪首有关，龙的起源与诞生当与原始社会农业密切相关！”（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第一次考证了猪为龙的原形。但因缺乏更有力的证据，未引起极大关注。笔者既然偶得其物，便想在上述理论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龙是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生物”。但从世界上许多民族、部落的图腾文化演进史知悉，几乎所有的图腾都是自然界中存在着的有形生物。学术界普遍认为，图腾发生的社会基础是以采集、狩猎为主的经济生产活动的概括和总结。苏联古生物学家C·A·托卡列夫认为，大多数图腾都是动物。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龙之祖无疑是源自自然界中曾存在的某种生物。
笔者认为，在研究龙之祖的问题上，应将龙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并与人类的繁衍生息及远古时期的社会变革与进步结合起来加以研究。
众所周知，我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但在原始社会，畜牧业要早于农业。因为农业受季节、气候、技术等因素的制约，需要一个漫长的认识、掌握的历史进程。而动物的捕获，要比农业的种植来得简单、快捷，只要捕捉到动物就可以解决吃的问题，北京山顶洞人的山洞里保留了原始社会很多动物的骨骼即是证明。安志敏先生在《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一节中也谈到：“猪是当时肉食的主要来源。”（安志敏：《仰韶文化》，中华书局，1982年版）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猪曾占有过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是被先祖们最早驯养、食用的动物之一，它的驯养改变了人类渔猎社会结构，标志着农业社会的开始。因为猪性温顺，易于喂养，还有繁殖力强的优势，所以古先民与猪建立了最早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从甲骨文“家”字写作“”得到证实，上部是房子“宀”的形状，下部是猪（豕）的形状，其意即有“屋”有“豕”（猪）即为家，屋里有猪方能称家。家字取豕声，就可以读室。古注：“营室谓之豕韦。”韦是城的初文，也是国字的初形。“豕”在这里是“家”的省略写法。
根据历史记载，“龙”确有其物。如《中国事典》载“董父驯龙”：“相传董父为上古陶唐氏的宗子，有叔安后裔，善于养龙，熟悉龙性，驯养得法，龙多争往之，他让驯服的龙伺虞舜，深得舜的欢心，便赐姓‘董’氏，豢龙，封于川韦氏，即其后人。”这一描述是历史上对龙的最生动的记载，从中可知，第一，在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确有“龙”这种动物存在。当时先民对龙的养殖技术已相当熟练；第二，说明龙这种动物那时不是稀有，而是很多。如果说没有龙，何来豢龙氏？关于“豢”字，就很值得推敲。《说文》解释为：“以毂圈养豕也。”“毂者豕所食，圈者是豕所处。”“以毂食犬豕曰豢。”（《中华小字典》，中华书局，1985年版）由此豢字可直译为养猪也。又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龙肉可食，相传夏后氏曾食龙肉。”据上述记载可知，“龙”是当时人民食用的一种动物。据有关史料表明：“豢龙氏”是远古最早将野猪家化驯养、繁殖的先驱，通过历代驯龙、食龙、御龙记载，直至奴隶制王朝夏末的孔甲时期，仍存在“龙”的动物，说明所谓的“龙”，其真实身份为“猪”，只不过当时人们叫它“龙”，所以豢养这种动物之人被称为“豢龙氏”。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阶级及国家雏形的出现，“龙”的概念被统治阶级所独霸，这时，“龙”不得不一分为二，从此“龙”就成为帝王家的崇物，越来越向理想化的方向发展，人们把许多美好的愿望都寄托在它的身上，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而统治者将“豢龙氏”之“豢”字中的“豕”取出来，命名世间的猪，从此才有猪（豕）这种动物出现，成为家喻户晓、随处可遇的动物。
二、“猪首人身玉雕”的发现及思考
今年初，笔者得到一造型奇特、通体光洁又能站立的类似外星人的墨玉圆雕（图5-1)。
此物来自内蒙古赤峰市东约30多公里的一个山村之家。查地图方知，该地区正是内蒙古与辽宁交界的老哈河流域，与内蒙古翁牛特旗相邻，南面即是辽宁建平县之牛河梁。而此域正是红山文化出土和采集多种款式兽型玉的地方。
这块玉雕身高15.5厘米，宽为5×5厘米，系由一整块墨玉雕刻，呈立式人体造型，重约1.3市斤。通体完整无损，像之正面和两侧，其色均为墨中透绿，惟背部尚残存部分褐色玉石皮。它首部硕大，约占全身的三分之一，微突的一双大眼圆睁，突起的半圆粗线绕双眼一周。两眼之间，有一略带弧度微呈“”状的扁方体分隔开来。此扁方体之四周低而中间微突。吻部顶端为方形平面，上端并列两个圆形鼻孔，鼻下横刻一条阴线，以示嘴巴紧闭，显嘴鼻之分。额头前部从半圆粗线起，向前倾斜成30°角，高出约半公分，呈现檐状突起，与前突的吻部相呼应。头顶至脑后，有一人字形凹槽直至双肩。凹槽外缘高耸，形成半圆状两个肥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两个大耳虽分左右，然中间并无分隔。面首极富“猪”的特征。
玉雕的身体部分为人形，呈半蹲状。足无趾。臀部浑圆，鼓肚上有一浅脐眼，两臂圆滑，弯成环状。双手相连无指，搁置于向前突起的猪吻之上。在臂与首部之间，有一打通的孔洞。笔者观之，此洞绝非为方便佩带之用，而是人物造形之需要，用以区别头及手臂。从侧面看，可一眼望穿。但这一圆孔并不十分圆，由于结构上的需要，圆孔的外缘逐步加宽成喇叭状。在吻部与胸部及双臂之间是一个扁方洞，此洞与两个环状手臂对穿之孔相连，以区分吻部、胸及双臂。该玉雕造型简练，结构合理，雕刻精美，神态生动丰满，实在是一尊经过高度概括的玉雕杰作。
根据造型和重量来看，该玉雕非佩带之物，显然是被先民人格化了的神灵崇拜物，可能是当时用于氏族祭祀、供奉的神祗。
在何星亮先生《苍龙腾飞》（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谈到：“根据民族学资料，半人半兽的动物形象，大多是图腾祖先或由图腾演化的地域保护神形象。”这尊“猪首人身玉雕”，正符合“半人半兽”之标准。何星亮还提到，学术界一般认为“图腾崇拜发生在旧石器时代距今1—5万年，是图腾崇拜的繁荣时期；新石器时代是图腾崇拜的演变时期”。因此，此尊“猪首人身玉雕”的造型，也该是距今1—5万年旧石器时代图腾崇拜繁荣时期的产物，正好是孙守道、郭大顺先生所“期待着年代更早、性质更明确的”“半人半兽”图腾祖先显现人间。
三、C型玉龙造型之源及龙的早期演变历程
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认为，黄帝“全在黄河北岸，沿中条山及太行山跟，远或已到燕山以北，今涿鹿一带”（何星亮：《苍龙腾飞》）。从红山文化玉猪龙及商代玉龙所发现的大批实物观之，豕韦、室韦部族在黄帝部落中，无论在文化、艺术及实力上，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无疑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尤其对中华龙文化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984年8月4日，考古专家对红山文化遗址辽宁建平牛河梁积石冢第二地点一号冢四号墓发掘时，出土了一对兽型玉（图6），该器物通体浑圆，团成圈，首尾相抵成C状，首部较大，竖一对肥耳，圆眼阔鼻，吻部前突并成平面，鼻上用瓦沟纹表现皱纹，背上有一小孔，以备拴绳、佩饰用。
2001年2月，《中国收藏》发表陈念先生的《世纪国宝饱览中华灿烂文化》的文章，谈到“考古工作者尽管以前也采集和征集到玉猪龙，但这对玉猪龙是第一次被认定红山文化时期的典型玉器”，并断言这一造型“是5000年前猪与蛇原始形象的融合”。
而当你把这尊赤峰“猪首人身玉雕”变幻角度（图5-2），其方位与辽宁建平牛河梁积石冢出土的兽型玉角度一致时，可以看出，两者的造型基本一致，它清楚地证明，赤峰“猪首人身玉雕”是红山文化兽型玉猪龙之C形造型的原始参照物。远古玉石雕刻艺术家对“猪首人身玉雕”进行了大胆取舍，仅取其首部及手臂所组成的圆滑弯曲环状为基本形。他们为了突出猪吻前突的基本特征，将吻部上的双手去掉，采取从吻部断开的方法，因而形成特有的环状C造型，也就成为夏商时期竞相模仿的兽形玉的雏形。从吻部断开之法，又成为龙向蛇身演变的前奏。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所谓的蛇身，只不过是“猪首人身玉雕”上的手臂所形成的“O”形演变而来。通过观察对比，这两者的基本造型相同，均为肥头大耳，吻部前突，无角，背不起脊，显出了从“猪首人身玉雕”到兽形玉的承袭演化过程，前后承袭延伸的脉络十分清楚。这无疑是红山文化兽型玉造型的前身，同时说明赤峰“猪首人身玉雕”在中国龙文化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文物价值。
这近似完美的造型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而又遥远的历史过程。在这期间，确实出现过不少造型各异的兽型玉。
在陈玉先生的《玉石藏品》中，有一略直些的猪龙玉佩饰（图7），在这件作品中，去掉了手臂部分，突出和强调了龙的躯干部分。
笔者最近还见到一枚C状猪龙玉佩饰（图8），虽然去掉了手臂，但仍用躯干组成近似方形的C字，其躯干上由横向排列较粗壮的瓦沟纹组成花纹。
以上二品猪龙玉佩饰，其首部及眼睛的造型、结构、特征等，和辽宁牛河梁积石冢出土的猪龙玉佩饰相近，应属同期文物无疑。
1971年春，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挖出一件大型猪龙玉佩饰（图9），此物是一块玉石圆雕，运用浮雕、浅浮雕雕成，通体琢磨光洁圆润，龙体为墨绿色，龙尾向内卷曲，呈松散“C”字形，吻部前伸，嘴巴紧闭，鼻端截面平，端面近椭圆形，上有对称双圆洞鼻孔。双眼突起呈菱形。额及颚底刻有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颈脊背上鬣高高扬起，龙背上有一便于穿绳佩饰或悬挂的穿孔。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造型仍保持了C形，证明三星他拉玉龙这一造型是由兽型玉发展而来，又显然晚于辽宁牛河梁积石冢兽型玉。这是由于猪龙玉佩饰虽仍保持猪的特征，从额及颚底添刻细密方格网状纹，也可以看出其为红山文化晚期特征。细密的突起规整之小菱形和灵活的C形，为以后猪首蛇身演化打下了可依照的物质基础。难怪昭明、利群先生将此品称之为“我国目前发现最早、保存最好的龙的形象”（昭明、利群：《中国古代玉器》）。
笔者采集到来自山西左权县的商代两足玉龙（图10），通体为白色玉，其形状说圆不圆说方不方。双眼突起呈菱形，双耳短小直立。张嘴，吻部前突，两足与躯干连接处为一大双云纹。躯干两侧为突起的浮雕圆线，从首至尾部，是一排整齐的突起弦纹，用以表示挺拔的猪鬃。“弦纹”是红山文化陶器习见的纹饰，可见左权的夏代玉龙亦受红山文化的深刻影响。
这种两足玉龙在过去的资料中少见记载，惟尤仁德先生在《商代玉雕龙纹的造型与纹饰研究》中提到“二足龙罕见”（《文物》1981年第8期）。这足以看出二足龙的稀少及珍贵。
河南妇好墓出土的商代玉龙（图11）仍保持C形，玉龙吻部前翘，保持了猪的基本特征，将三星他拉玉龙颈脊上高高扬起的鬣缩小与耳合并，脑后至尾部是高低不平的脊齿形饰相连，实际是表现猪脊背长短不齐的鬃毛。
通过“猪首人身玉雕”及四个不同时期的七个猪龙玉佩饰的赏析比较，可以看出中国龙文化在早期的玉器雕刻风格及造型演变历程。虽然龙、猪在夏末即开始分离，但在周以前，所有出土玉龙的形象基本是以猪的造型为主体。这就清晰地提示了龙形源于“猪首”之真谛。
四、龙之祖在甲骨、金文的有形演变
文字是原始社会人类物质生产生活过程的必然产物，它的产生、演化，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类文明的发育过程。
中国的文字以“象形”为本源，鲁迅先生说得好：“写字就是画画。”也有人说中国文字是“远取诸物”而成。每一个汉字就是对当时社会实物的摹写和缩影。具体到“龙”字，它在甲骨文、金文中是怎么来的？让我们从这尊“猪首人身玉雕”及兽型玉造型入手，探索“龙”字造型脱胎于实物形象的演变轨迹，从而进一步印证龙与猪的关系。
1.在周万春先生《汉字部首例解》（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中，甲骨文“龙”字写作图12，并云“甲骨文、金文都像一条面朝左的大龙。上是龙头，张着大嘴，锋利的牙齿露在外面，顶上有角，头下是身和尾”。周万春先生分析的很对，但从字形上分析，这时期的龙并无角。依笔者之见，其基本形态应源自“猪首人身玉雕”。试看那两横两竖组成的方形是其头部，又是大眼睛。顶部之一长横，前边超出一竖部分，即是那“猪首人身玉雕”额头檐状突起的写照；三角形则是其吻部的简化，亦是演变成斜月之参照物。连接头部之曲线，恰是那半蹲状身体侧面形象的缩影，甲骨文“远取诸物”实可信矣。
2.在吴颐人先生编著的《常用汉字演变图说》（上海出版社，1994年版）中，甲骨文“龙”字写作图13，其结构更加夸大和突出了吻部造型，头与吻部相连的是正面形象，与吻部相连的是半蹲状身体的侧面形象。
3.还有一甲骨文龙字写作图14，这一字更是商代“C”形玉龙具体实物的写照。参看图5、7、8、9、10，与这一龙字相差无几，只不过该字强调了猪向前突的吻部及肥耳的基本特征。
4.又一甲骨文“龙”字如图15所示，该字造型酷似图1桥币。这一形状不是随意所写，只有在盛行龙形币时期，才会出现与之对称的甲骨文龙字。詹鄞鑫先生也认为：“其中两头有曲角的应是龙的造型……它很可能是由两头龙的形象演变来的。”（詹鄞鑫：《两头蛇与两头龙》，《咬文嚼字》1996年5期）从图1桥币和这一甲骨文龙字对照可以看出，所谓龙头上的“曲角”，实际上是猪耳向前伸形象的缩写。所谓两头龙，实际上是那时古人对构图形式上的追求——对称美，它记录了古人在钱币、礼器等器物上的美学观点，也是猪为龙祖早期演变中重要一环的例证。
以上甲骨文之“龙”字，均为不同时期实物形象变化的高度概括、简化的写照，同时从甲骨文“龙”字进一步印证“豕”即为“龙”。
5.金文“龙”字写作图16，这一字是由图13甲骨文演化而来，其吻部演化成斜月形，也为以后演化成秦篆打下了基础。斜月中之两横为吻部皱纹，连接斜月之“”形，又是半蹲状身体的巧妙简化。
6.还有一金文“龙”字写作图17，这一写法显然是从图11金文演化而来，这一字与中国绘画中的散点透视有关。两横一竖是其头部，上边一横表示头顶，下边一横两端略向上翘，有微闭眼睛的效果，以上是头部的正面形象。向前倾斜起的半月形，是吻部前突的侧面形象。与吻部斜月相连的曲线，仍是半蹲状身体的侧面形象。值得注意的是金文中的“龙”字形象，此刻已由甲骨文的活泼转向威严。
7.秦篆“龙”字写作图18，繁体龙字写作“龙”。这两个字形状极为相近，看起来好象与甲骨文、金文龙字毫无关系，实则不然。左边为“”，两横中间两竖，实际是照搬甲骨文龙字首部“”；下边是“月”字，是吸收了金文中的斜月，只不过将其改斜归正。上边的一点，象征首领头上戴的帽子（皇冠），是龙被帝王霸占的象征。其右边为“”，其形弯弯曲曲，亦为半蹲状龙体的写照。
王震中先生在《应该怎样研究上古的神话与历史》中指出：“科学的推进这一课题的研究，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必须符合中国上古历史的实际，必须遵循科学的论证方法。”（王震中：《书的学术批评》，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笔者遵照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求实原则，从手边磬钱、猪首人身玉雕两件藏品谈起，通过对远古时期夏、商、周相关史料及桥币、玉龙、甲骨文与金文等例证“龙”迹的沿革、变迁和走脉的研究与探讨，清晰地得出一个结论：猪者，龙之祖源也！
据清倪模所撰《古今钱略》称：“磬钱，两头似兽形，中微曲而不折，一面似井田纹，一面平。”（图2）此书所载“磬钱”，正好与笔者之藏品相似，只是它的造型及图案略显简单。这两者的圆折处的图案不同但构图相同，在相同部位一个是“”，一个似“入”字，显系一脉相承。
又据清马国翰所撰《红藕花轩泉品》“桥币”中云：“俗名桥币，亦名磬式币，皆商币也。当观商器未有不质薄而铭少也，且无款式者多，是知商币无疑，然古谱不载，近谱载入异布观之者，辨其面文（纹）不一，背平夷与夏周秦币大略相似。”
由此可知，磬钱即桥币，应为夏商周时期流通的一种钱币。
与磬钱造型相同之玉器称为“璜”，是春秋时期的一种礼器，《周礼》载：“以玄璜礼北方。”《中国古代玉器》（昭明、利群著，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所载玉璜（图3），其兽首图案正好是“龙”形象在玉器中的应用和实践。
笔者又获一枚小型磬币（图4），青铜质，绿锈。其造型优美、纹饰流利，虽亦为兽首，但弯曲呈回首状，其兽首吻部前伸，造型更富猪像。据昭明、利群先生兽首主要是龙首的论断，两枚磬币上的兽首造型应是龙的形象，有兽首形象的磬币又称之为龙形币。但为何这一时期出土的龙实物形象均为猪状，这就使笔者产生龙与猪形象的再思考。笔者就手边所获磬币、猪首人身玉雕两件心爱藏品，不揣冒昧，做些粗浅的探索，并求教于方家。
一、龙祖源于猪说探秘
千百年来，由于“龙体”综合了不少动物的特征，既有角、足、爪，又有鳞、鬣须，有人便依据某一局部特征去论述：有龙之祖形为蛇说，有龙之祖形为鳄鱼说，还有龙为蜥蜴或马说，龙为闪电说，龙为云说，龙为虹说，龙为树神说，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龙首源于猪首”说。孙守道、郭大顺先生早在1984年就阐述了“龙首源于猪首”的学说，他们根据辽宁建平牛河梁积石冢出土的兽型玉，认为：“龙首形象最初来源当与猪首有关，龙的起源与诞生当与原始社会农业密切相关！”（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第一次考证了猪为龙的原形。但因缺乏更有力的证据，未引起极大关注。笔者既然偶得其物，便想在上述理论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龙是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生物”。但从世界上许多民族、部落的图腾文化演进史知悉，几乎所有的图腾都是自然界中存在着的有形生物。学术界普遍认为，图腾发生的社会基础是以采集、狩猎为主的经济生产活动的概括和总结。苏联古生物学家C·A·托卡列夫认为，大多数图腾都是动物。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龙之祖无疑是源自自然界中曾存在的某种生物。
笔者认为，在研究龙之祖的问题上，应将龙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并与人类的繁衍生息及远古时期的社会变革与进步结合起来加以研究。
众所周知，我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但在原始社会，畜牧业要早于农业。因为农业受季节、气候、技术等因素的制约，需要一个漫长的认识、掌握的历史进程。而动物的捕获，要比农业的种植来得简单、快捷，只要捕捉到动物就可以解决吃的问题，北京山顶洞人的山洞里保留了原始社会很多动物的骨骼即是证明。安志敏先生在《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一节中也谈到：“猪是当时肉食的主要来源。”（安志敏：《仰韶文化》，中华书局，1982年版）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猪曾占有过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是被先祖们最早驯养、食用的动物之一，它的驯养改变了人类渔猎社会结构，标志着农业社会的开始。因为猪性温顺，易于喂养，还有繁殖力强的优势，所以古先民与猪建立了最早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从甲骨文“家”字写作“”得到证实，上部是房子“宀”的形状，下部是猪（豕）的形状，其意即有“屋”有“豕”（猪）即为家，屋里有猪方能称家。家字取豕声，就可以读室。古注：“营室谓之豕韦。”韦是城的初文，也是国字的初形。“豕”在这里是“家”的省略写法。
根据历史记载，“龙”确有其物。如《中国事典》载“董父驯龙”：“相传董父为上古陶唐氏的宗子，有叔安后裔，善于养龙，熟悉龙性，驯养得法，龙多争往之，他让驯服的龙伺虞舜，深得舜的欢心，便赐姓‘董’氏，豢龙，封于川韦氏，即其后人。”这一描述是历史上对龙的最生动的记载，从中可知，第一，在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确有“龙”这种动物存在。当时先民对龙的养殖技术已相当熟练；第二，说明龙这种动物那时不是稀有，而是很多。如果说没有龙，何来豢龙氏？关于“豢”字，就很值得推敲。《说文》解释为：“以毂圈养豕也。”“毂者豕所食，圈者是豕所处。”“以毂食犬豕曰豢。”（《中华小字典》，中华书局，1985年版）由此豢字可直译为养猪也。又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龙肉可食，相传夏后氏曾食龙肉。”据上述记载可知，“龙”是当时人民食用的一种动物。据有关史料表明：“豢龙氏”是远古最早将野猪家化驯养、繁殖的先驱，通过历代驯龙、食龙、御龙记载，直至奴隶制王朝夏末的孔甲时期，仍存在“龙”的动物，说明所谓的“龙”，其真实身份为“猪”，只不过当时人们叫它“龙”，所以豢养这种动物之人被称为“豢龙氏”。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阶级及国家雏形的出现，“龙”的概念被统治阶级所独霸，这时，“龙”不得不一分为二，从此“龙”就成为帝王家的崇物，越来越向理想化的方向发展，人们把许多美好的愿望都寄托在它的身上，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而统治者将“豢龙氏”之“豢”字中的“豕”取出来，命名世间的猪，从此才有猪（豕）这种动物出现，成为家喻户晓、随处可遇的动物。
二、“猪首人身玉雕”的发现及思考
今年初，笔者得到一造型奇特、通体光洁又能站立的类似外星人的墨玉圆雕（图5-1)。
此物来自内蒙古赤峰市东约30多公里的一个山村之家。查地图方知，该地区正是内蒙古与辽宁交界的老哈河流域，与内蒙古翁牛特旗相邻，南面即是辽宁建平县之牛河梁。而此域正是红山文化出土和采集多种款式兽型玉的地方。
这块玉雕身高15.5厘米，宽为5×5厘米，系由一整块墨玉雕刻，呈立式人体造型，重约1.3市斤。通体完整无损，像之正面和两侧，其色均为墨中透绿，惟背部尚残存部分褐色玉石皮。它首部硕大，约占全身的三分之一，微突的一双大眼圆睁，突起的半圆粗线绕双眼一周。两眼之间，有一略带弧度微呈“”状的扁方体分隔开来。此扁方体之四周低而中间微突。吻部顶端为方形平面，上端并列两个圆形鼻孔，鼻下横刻一条阴线，以示嘴巴紧闭，显嘴鼻之分。额头前部从半圆粗线起，向前倾斜成30°角，高出约半公分，呈现檐状突起，与前突的吻部相呼应。头顶至脑后，有一人字形凹槽直至双肩。凹槽外缘高耸，形成半圆状两个肥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两个大耳虽分左右，然中间并无分隔。面首极富“猪”的特征。
玉雕的身体部分为人形，呈半蹲状。足无趾。臀部浑圆，鼓肚上有一浅脐眼，两臂圆滑，弯成环状。双手相连无指，搁置于向前突起的猪吻之上。在臂与首部之间，有一打通的孔洞。笔者观之，此洞绝非为方便佩带之用，而是人物造形之需要，用以区别头及手臂。从侧面看，可一眼望穿。但这一圆孔并不十分圆，由于结构上的需要，圆孔的外缘逐步加宽成喇叭状。在吻部与胸部及双臂之间是一个扁方洞，此洞与两个环状手臂对穿之孔相连，以区分吻部、胸及双臂。该玉雕造型简练，结构合理，雕刻精美，神态生动丰满，实在是一尊经过高度概括的玉雕杰作。
根据造型和重量来看，该玉雕非佩带之物，显然是被先民人格化了的神灵崇拜物，可能是当时用于氏族祭祀、供奉的神祗。
在何星亮先生《苍龙腾飞》（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谈到：“根据民族学资料，半人半兽的动物形象，大多是图腾祖先或由图腾演化的地域保护神形象。”这尊“猪首人身玉雕”，正符合“半人半兽”之标准。何星亮还提到，学术界一般认为“图腾崇拜发生在旧石器时代距今1—5万年，是图腾崇拜的繁荣时期；新石器时代是图腾崇拜的演变时期”。因此，此尊“猪首人身玉雕”的造型，也该是距今1—5万年旧石器时代图腾崇拜繁荣时期的产物，正好是孙守道、郭大顺先生所“期待着年代更早、性质更明确的”“半人半兽”图腾祖先显现人间。
三、C型玉龙造型之源及龙的早期演变历程
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认为，黄帝“全在黄河北岸，沿中条山及太行山跟，远或已到燕山以北，今涿鹿一带”（何星亮：《苍龙腾飞》）。从红山文化玉猪龙及商代玉龙所发现的大批实物观之，豕韦、室韦部族在黄帝部落中，无论在文化、艺术及实力上，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无疑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尤其对中华龙文化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984年8月4日，考古专家对红山文化遗址辽宁建平牛河梁积石冢第二地点一号冢四号墓发掘时，出土了一对兽型玉（图6），该器物通体浑圆，团成圈，首尾相抵成C状，首部较大，竖一对肥耳，圆眼阔鼻，吻部前突并成平面，鼻上用瓦沟纹表现皱纹，背上有一小孔，以备拴绳、佩饰用。
2001年2月，《中国收藏》发表陈念先生的《世纪国宝饱览中华灿烂文化》的文章，谈到“考古工作者尽管以前也采集和征集到玉猪龙，但这对玉猪龙是第一次被认定红山文化时期的典型玉器”，并断言这一造型“是5000年前猪与蛇原始形象的融合”。
而当你把这尊赤峰“猪首人身玉雕”变幻角度（图5-2），其方位与辽宁建平牛河梁积石冢出土的兽型玉角度一致时，可以看出，两者的造型基本一致，它清楚地证明，赤峰“猪首人身玉雕”是红山文化兽型玉猪龙之C形造型的原始参照物。远古玉石雕刻艺术家对“猪首人身玉雕”进行了大胆取舍，仅取其首部及手臂所组成的圆滑弯曲环状为基本形。他们为了突出猪吻前突的基本特征，将吻部上的双手去掉，采取从吻部断开的方法，因而形成特有的环状C造型，也就成为夏商时期竞相模仿的兽形玉的雏形。从吻部断开之法，又成为龙向蛇身演变的前奏。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所谓的蛇身，只不过是“猪首人身玉雕”上的手臂所形成的“O”形演变而来。通过观察对比，这两者的基本造型相同，均为肥头大耳，吻部前突，无角，背不起脊，显出了从“猪首人身玉雕”到兽形玉的承袭演化过程，前后承袭延伸的脉络十分清楚。这无疑是红山文化兽型玉造型的前身，同时说明赤峰“猪首人身玉雕”在中国龙文化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文物价值。
这近似完美的造型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而又遥远的历史过程。在这期间，确实出现过不少造型各异的兽型玉。
在陈玉先生的《玉石藏品》中，有一略直些的猪龙玉佩饰（图7），在这件作品中，去掉了手臂部分，突出和强调了龙的躯干部分。
笔者最近还见到一枚C状猪龙玉佩饰（图8），虽然去掉了手臂，但仍用躯干组成近似方形的C字，其躯干上由横向排列较粗壮的瓦沟纹组成花纹。
以上二品猪龙玉佩饰，其首部及眼睛的造型、结构、特征等，和辽宁牛河梁积石冢出土的猪龙玉佩饰相近，应属同期文物无疑。
1971年春，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挖出一件大型猪龙玉佩饰（图9），此物是一块玉石圆雕，运用浮雕、浅浮雕雕成，通体琢磨光洁圆润，龙体为墨绿色，龙尾向内卷曲，呈松散“C”字形，吻部前伸，嘴巴紧闭，鼻端截面平，端面近椭圆形，上有对称双圆洞鼻孔。双眼突起呈菱形。额及颚底刻有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颈脊背上鬣高高扬起，龙背上有一便于穿绳佩饰或悬挂的穿孔。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造型仍保持了C形，证明三星他拉玉龙这一造型是由兽型玉发展而来，又显然晚于辽宁牛河梁积石冢兽型玉。这是由于猪龙玉佩饰虽仍保持猪的特征，从额及颚底添刻细密方格网状纹，也可以看出其为红山文化晚期特征。细密的突起规整之小菱形和灵活的C形，为以后猪首蛇身演化打下了可依照的物质基础。难怪昭明、利群先生将此品称之为“我国目前发现最早、保存最好的龙的形象”（昭明、利群：《中国古代玉器》）。
笔者采集到来自山西左权县的商代两足玉龙（图10），通体为白色玉，其形状说圆不圆说方不方。双眼突起呈菱形，双耳短小直立。张嘴，吻部前突，两足与躯干连接处为一大双云纹。躯干两侧为突起的浮雕圆线，从首至尾部，是一排整齐的突起弦纹，用以表示挺拔的猪鬃。“弦纹”是红山文化陶器习见的纹饰，可见左权的夏代玉龙亦受红山文化的深刻影响。
这种两足玉龙在过去的资料中少见记载，惟尤仁德先生在《商代玉雕龙纹的造型与纹饰研究》中提到“二足龙罕见”（《文物》1981年第8期）。这足以看出二足龙的稀少及珍贵。
河南妇好墓出土的商代玉龙（图11）仍保持C形，玉龙吻部前翘，保持了猪的基本特征，将三星他拉玉龙颈脊上高高扬起的鬣缩小与耳合并，脑后至尾部是高低不平的脊齿形饰相连，实际是表现猪脊背长短不齐的鬃毛。
通过“猪首人身玉雕”及四个不同时期的七个猪龙玉佩饰的赏析比较，可以看出中国龙文化在早期的玉器雕刻风格及造型演变历程。虽然龙、猪在夏末即开始分离，但在周以前，所有出土玉龙的形象基本是以猪的造型为主体。这就清晰地提示了龙形源于“猪首”之真谛。
四、龙之祖在甲骨、金文的有形演变
文字是原始社会人类物质生产生活过程的必然产物，它的产生、演化，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类文明的发育过程。
中国的文字以“象形”为本源，鲁迅先生说得好：“写字就是画画。”也有人说中国文字是“远取诸物”而成。每一个汉字就是对当时社会实物的摹写和缩影。具体到“龙”字，它在甲骨文、金文中是怎么来的？让我们从这尊“猪首人身玉雕”及兽型玉造型入手，探索“龙”字造型脱胎于实物形象的演变轨迹，从而进一步印证龙与猪的关系。
1.在周万春先生《汉字部首例解》（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中，甲骨文“龙”字写作图12，并云“甲骨文、金文都像一条面朝左的大龙。上是龙头，张着大嘴，锋利的牙齿露在外面，顶上有角，头下是身和尾”。周万春先生分析的很对，但从字形上分析，这时期的龙并无角。依笔者之见，其基本形态应源自“猪首人身玉雕”。试看那两横两竖组成的方形是其头部，又是大眼睛。顶部之一长横，前边超出一竖部分，即是那“猪首人身玉雕”额头檐状突起的写照；三角形则是其吻部的简化，亦是演变成斜月之参照物。连接头部之曲线，恰是那半蹲状身体侧面形象的缩影，甲骨文“远取诸物”实可信矣。
2.在吴颐人先生编著的《常用汉字演变图说》（上海出版社，1994年版）中，甲骨文“龙”字写作图13，其结构更加夸大和突出了吻部造型，头与吻部相连的是正面形象，与吻部相连的是半蹲状身体的侧面形象。
3.还有一甲骨文龙字写作图14，这一字更是商代“C”形玉龙具体实物的写照。参看图5、7、8、9、10，与这一龙字相差无几，只不过该字强调了猪向前突的吻部及肥耳的基本特征。
4.又一甲骨文“龙”字如图15所示，该字造型酷似图1桥币。这一形状不是随意所写，只有在盛行龙形币时期，才会出现与之对称的甲骨文龙字。詹鄞鑫先生也认为：“其中两头有曲角的应是龙的造型……它很可能是由两头龙的形象演变来的。”（詹鄞鑫：《两头蛇与两头龙》，《咬文嚼字》1996年5期）从图1桥币和这一甲骨文龙字对照可以看出，所谓龙头上的“曲角”，实际上是猪耳向前伸形象的缩写。所谓两头龙，实际上是那时古人对构图形式上的追求——对称美，它记录了古人在钱币、礼器等器物上的美学观点，也是猪为龙祖早期演变中重要一环的例证。
以上甲骨文之“龙”字，均为不同时期实物形象变化的高度概括、简化的写照，同时从甲骨文“龙”字进一步印证“豕”即为“龙”。
5.金文“龙”字写作图16，这一字是由图13甲骨文演化而来，其吻部演化成斜月形，也为以后演化成秦篆打下了基础。斜月中之两横为吻部皱纹，连接斜月之“”形，又是半蹲状身体的巧妙简化。
6.还有一金文“龙”字写作图17，这一写法显然是从图11金文演化而来，这一字与中国绘画中的散点透视有关。两横一竖是其头部，上边一横表示头顶，下边一横两端略向上翘，有微闭眼睛的效果，以上是头部的正面形象。向前倾斜起的半月形，是吻部前突的侧面形象。与吻部斜月相连的曲线，仍是半蹲状身体的侧面形象。值得注意的是金文中的“龙”字形象，此刻已由甲骨文的活泼转向威严。
7.秦篆“龙”字写作图18，繁体龙字写作“龙”。这两个字形状极为相近，看起来好象与甲骨文、金文龙字毫无关系，实则不然。左边为“”，两横中间两竖，实际是照搬甲骨文龙字首部“”；下边是“月”字，是吸收了金文中的斜月，只不过将其改斜归正。上边的一点，象征首领头上戴的帽子（皇冠），是龙被帝王霸占的象征。其右边为“”，其形弯弯曲曲，亦为半蹲状龙体的写照。
王震中先生在《应该怎样研究上古的神话与历史》中指出：“科学的推进这一课题的研究，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必须符合中国上古历史的实际，必须遵循科学的论证方法。”（王震中：《书的学术批评》，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笔者遵照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求实原则，从手边磬钱、猪首人身玉雕两件藏品谈起，通过对远古时期夏、商、周相关史料及桥币、玉龙、甲骨文与金文等例证“龙”迹的沿革、变迁和走脉的研究与探讨，清晰地得出一个结论：猪者，龙之祖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