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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幸福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主题和美好愿望，生活中的每个人无不渴望幸福能降临到自己头上。皖民亦渴望幸福生活。其间，家庭关系、收入状况、人际关系及生活态度是影响皖民幸福与否的最主要因素。在转型的关键时期，构建皖民幸福必须立足于安徽转型的特定实景；科学解读影响皖民幸福的增量因素、减量因素；坚持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紧密结合，做到双管其下。
关键词：转型安徽；皖民幸福；构建路径
中图分类号：C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2）04-0042-06
收稿日期：2012-10-28
基金项目：
安徽省社科项目“转型安徽与皖民幸福构建研究”（AHSK11-12D276）；安徽省社科联项目“社会转型视阈下的国民幸福构建研究”（A2012051）；2011年安徽省高等学校思政理论课课程教学团队建设项目“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1SZKJSGC8-8）
作者简介：
唐建兵（1975- ），男，安徽怀远人，副教授，法学博士，兼职编辑，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
幸福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主题和美好愿望，生活中的每个人无不渴望幸福能降临到自己头上。在营造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犹为醒目，给人民以最大福祉是我党执政的根本宗旨；“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是政府的庄严承诺，也是政府的施政目标和努力方向所在。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幸福美好生活，已经成为全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安徽作为“承东接西”的关键链条，近年来引起了学界的深切关注，皖民幸福问题亦包纳其中。
就区位优势而言，安徽的确难与东部沿海省市相比，但与同居于中部的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区相比，却丝毫不亚于其他诸省。安徽东部与江、浙、沪等发达省市相接，有助于准确把握高端信息，应时推动产业更新改造、优化升级；北部以平原为主，地势低平、土地肥沃，便于从事农耕生产；南部以山区为主，山川秀丽、气候适宜，众多特色产业扎根于此，且八百里皖江横贯东西，安庆、铜陵、芜湖、马鞍马等市居长江之要冲，地理位置比较优越；西部与湖北、河南等中部省区相连紧接，便于采借中原地区丰富的优势资源。然而，就安徽近年经济发展情况而言，却并无明显优势。从某种程度来说，反而处于劣势。例如，从人均GDP来看，31个省区市中，2010年安徽人均20 611元，位列倒数第六，2011年人均25 395元，位列倒数第五；古语言“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安徽毗邻东部发达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巨大反差是无容质疑的，这种态势必然使人们心理严重失衡，东部沿海省区引进人才的优厚待遇必然导致安徽高端人才大量外流。显然，安徽目前所处的尴尬境地与其所处的区位优势是极不相称的。反向思之，诚如美国学者伊斯特林所言，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人们的幸福增长。美国心理学家David Myers和Ed Diener多次研究也证实，财富是一种很差的衡量幸福的标准。手段与目的不能混淆。在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为之奋斗的进程中，经济发展仅是手段，营造幸福生活才是目的。在营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中，安徽作为中部五省区中的落伍者，怎样才能给人民带来最大福祉？慎思尤其必要。
探其源、知其流。欲构建皖民幸福，首先需要弄清楚当前皖民幸福状况及影响皖民幸福的主要因素，找准其关节点。经课题组为期两个月的深度走访、实地调研，并借助多元共变归因法等研究方法深加分析，一致认为：构建皖民幸福至少要把握三个关键点。其一、构建皖民幸福不能抛开当前安徽正处于关键转型期的特定实景；其二、构建皖民幸福必须切中要害，弄清楚哪些因素对皖民幸福起增量作用，哪些因素有减量作用；其三、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1]，是主观心理对客观环境刺激的感受体验，构建皖民幸福不能执其一端，而应当做到主观、客观相结合，坚持双管其一、同步推进。
一、营造皖民幸福之基：立足于安徽当前转型的特定实景
“敢为天下先”是安徽人民的优势所在。回顾改革开放30余年的实践历程，涉及农村的重大改革运动三次就有两次起于安徽，始于凤阳的“大包干”得到中央首肯，继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全面铺开；在农村税费改革运动中，安徽起到了“先头卒、排头兵”的作用，在试点成效显著的情况下，中央开始在全国推广。农村各项改革如此，其他领域的改革又何尚不是如此呢？不甘落后的安徽人民，高擎改革这面旗帜，诸多方面的改革亦走在其他省区的前列。
始于30年前的中国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机制的修修补补，而是体制机制的根本性变化。这项改革运动，既没有现存方案启迪点拨，也没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所以说，改革作为一项极为艰辛的事业，不亚于“第一次革命”。回首中国改革历程，改革真可谓年年在变，亦即10年一小变、30年一大变。从改革所带来的变化来看，带来的是一轮高过一轮的社会转型。就此问题，南开大学刘畅教授分析较为深刻。他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可大致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2]。依据刘畅教授的观点，中观层面的社会转型大约经60年的历史跨度，新中国建立至2009年始称中观转型；微观层面的社会转型经10余年的时间跨度，改革开放以来每隔10年即为一次转型。中观也好，微观也罢，恰是安徽30年改革开放的真实映照。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安徽亦是跨步迈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以及其他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在改革的浪潮中很快被封存于历史文库堆中，而适应形势变化的体制机制又如“难产胎儿”，临盆问世举步维艰。即便有新的体制体制出台，也尚不健全，亟待完善。然而，前一轮改革尚未划上完整的圆，新一轮改革又接踵而至。以淮北、铜陵被国家发改委列为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为始端，新一轮改革号角再次在江淮大地奏响。 首先，资源型城市改制转型应然而生、应时而起
淮北、铜陵是安徽非常典型的资源型城市，淮北1958年因煤而建，也因煤而兴；铜陵1956年依矿而建，富含的金、银、铜、铁、锡等矿产资源素称铜陵“五宝”。正因如此，两市经济社会发展曾一度在安徽16个地级市中名列前茅，即便当前铜陵依然不甘弱势。2009年3月5日，国家发改委将两市列为资源枯竭城市，又将意味着什么呢？资源型城市向非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形势逼人，整体转型已经刻不容缓。而由此带来的社会变迁，将牵涉到淮北、铜陵两市人民的利益，影响到他们安定而有序的幸福生活。资源型城市转型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两市能否成功转型不仅关涉到两市本身的发展，也将关系到安徽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影响到安徽全体人民的利益和幸福生活。但资源型城市转型带有国家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帮扶，挑战中充满机遇。能否变挑战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对两市人民幸福生活的构建将具有直接影响。
其次，《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全面铺开
八百里皖江为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先机，但长三角经济核心圈战略规划中，安徽诸市并未列入其中。即便后来形成长三角区域发展城市群，亦只包括马鞍山、芜湖、滁州、宣城、巢湖（现已撤并）和铜陵等安徽六个地级市。经多方努力、数次磋商，2010年3月底，合肥等六市正式加盟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主动融入长三角为安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机遇来之不易，是在长三角发展战略大转移的背景下才出现的。长三角发展战略转移，周边诸省区谁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关键要看能否顺应形势、抓住机会。为此，安徽高层领导从高处着眼，有关部委也积极开展调研，最后经多次酝酿、反复推演，果敢决断，制定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型示范区规划》并呈报国务院，2010年1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此文。《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获国务院批复，标志着此规划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毫无疑问对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方面加快产业合理布局，促进产业结构改造、优化升级，加速各类产品的更新换代，有助于安徽产品拓展国内市场，打开国际市场，从而更好的发挥“两个市场”的优势；另一方面，借助承接产业转移之势，安徽蕴藏的各种资源可以得到更加充分而有效的利用。如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问题，据安徽省劳动厅发布的资料显示，近年来，安徽每年外出务工人员多达千万，且多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等发达地区，江、浙、沪相关产业如果能与安徽相应产业成功对接，过剩的劳动力资源无需背井离乡既能找到理想的工作，从而有效缓解家庭成员之间的“聚少离多”之苦，这也可以为皖民幸福生活的营造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
再次，合肥区域性特大城市建设、党政干部调整跟时而进
几近同时，《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合肥要“努力成为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性特大城市”，这是对省会城市合肥的高起点、高定位。为适应合肥区域性特大城市发展的需要，巢湖撤并方案报国家审批并于2011年8月16日获准，其中居巢区、庐江县划入合肥。巢湖地级市撤销并将相关区域归并合肥，对合肥形象的重塑无疑是大有助益的。社会要转型，干部要先行。中央从人才战略视角着眼，连续三年对安徽省主要党政干部的人事调整，也为安徽转型提供了绝佳的机遇。
转型社会是一个“变动不居”的社会，“社会转型必然带来更多的心理冲击乃至精神创痛，引起人们心理上的失衡、失重”[3]。安徽转型非短期内所能完成，必然经历较长的时间。因此，给人民以最大福祉，营造皖民幸福生活，抛开安徽转型的特定实景并无丝毫助益。
二、把准皖民幸福之脉：幸福增量、减量因素的科学解读
以皖民幸福为议题的调查问卷是由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设计的，包括受访问者的基本信息和具体受访问内容两个部分，基本信息涉及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居住区域、婚否、职业、收入等7个方面，具体受访内容设计25题，关于皖民幸福增量因素、幸福减量因素各1题，“作为安徽人，您感觉自己幸福吗？”的总括性问题1题，其余22题宏观上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四个方面具体指标，分别以“非常满意”、“比较满意”、“说不清”、“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为选项。从调研资料获悉，皖民以“说不清”作为选项的最多，其次是前两项之和，再次是最后两项之和，而就“说不清”选项，不能对其擅加解释，笔者认为它是界于“比较满意”和“不太满意”的一种中间状态。另外，就“自己感觉是否幸福”的回答，选择“一般”者为多。也就是说，皖民总体上倾向于“幸福”，但还不能笼统的称作“幸福”。当前皖民的幸福现状表明，发展并非单纯以经济发展最大化为目的，而是以人民幸福最大化为目标。因此，构建皖民幸福是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各方面努力的方向所在。欲构建皖民幸福，需要把淮影响皖民幸福因素之脉，唯其如此方能对症下药。
调查问卷中皖民幸福增量因素设置“稳定的社会局势”、“舒适的居住环境”、“丰厚的收入”、“家庭和睦”、“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融洽的人际关系”、“健康的心态”、“健康的身体”、“个人发展前景很好”、“能实现自我价值”、“足够的休闲时间”、“丰富的业余生活”等12个选项。从调研资料反馈的信息来看，选项靠前的依次是家庭和睦、丰厚的收入、人际关系融洽、良好的心态等方面。而就皖民幸福减量因素也设置了“居住条件差”、“收入太低”、“与家人的关系”、“工作/学习环境差”、“人际关系紧张”、“心态不好”、“身体不健康”、“个人发展前景暗淡”、“不能实现自我价值”、“工作节奏较快，压力太大”、“业余生活枯燥无味”、“其它”等12个选项，选项居前的依次是收入太低、人际关系紧张、与家人关系、心态不好等。
首先，就皖民幸福增量因素加以分析，结果让人倍感意外，经济收入并没有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即是法律规范下的物质经济、利益经济，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发展势必导致“陌生人因契约而成为熟人，数人因契约而成为陌生人”[4]。但调查发现，皖民却将“家庭和睦”当作最可能增加自身幸福感的因素，即便在市场经济体制主导下，受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和家庭文化观念的浸染，皖民依然相当重要家庭关系。和睦的家庭关系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愉快的心情，有助于营造幸福生活。“血浓于水”，父母亲情、儿女亲情等家庭温情还是尤为重要的。而朋友情谊即融洽的人际关系也不甘落后，在幸福增量因素中居于第三位。人是群居性情感动物，离开社会群体的孤居少言的生存状态是难以想象的。根据美国卡耐基工业大学调查资料显示：一个人事业的成功，85%是取决于良好的人际关系。足见人际关系对个人发展的特殊意义。西方如此，东方中国亦不例外。况且，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起步比较晚，还相当不健全、不完善。契约社会正在营造当中，目前仍然留有熟人社会的诸多印迹。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意图漠视人际关系显然是不可能的。的确，离开了人际关系，生存发展又有何意义呢？幸福生活理念既不是享乐主义，单纯追求物质刺激，纵情贪欲，也非禁欲主义，无视物质利益而崇尚德善之举，而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唇齿相依，抛开经济基础而畅言所谓人生幸福是苍白无力的。经济是基础，是人们生存发展的物质条件。皖民不是禁欲主义者，而是理想中的现实主义者。客观而论，皖民都渴望有幸福生活，而这种幸福生活恰是以丰厚的收入为基础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金钱不是万能的”，但离开金钱亦是不难想象的。因而，皖民亦将丰厚的收入选项摆在幸福增量因素中的相当显眼的位置。幸福是个体对自己生存发展状况的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一个人幸福与否只有他自己体验得最真实”[5]、最真切。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处处充满着幸福因子，但个体能否真正感受和体验到幸福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待生活所持的态度。所以，感受生活、体验幸福，良好的心态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其次，从皖民幸福减量因素进行思考，幸福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切实体验。意欲准确把握皖民幸福之脉，仅关注影响皖民幸福的增量因素显然还是不够的。进行逆向思维尤为必要。首先，从皖民幸福减量选题细加分析，亦不难发现，经济收入被皖民置于最为突出的位置。改革开放30余年来，安徽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与周边省区相比，好似慢了半拍。从GDP总量来看，全国31个省区市中，安徽居中等水平，尚且可观。但近年来安徽人均GDP又怎样呢？“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改革安徽走在全国省区前面，但经济社会发展却不尽人意。在这方面，安徽不仅无法与东部沿海发达省区相比，即便在中部五省区中进行比较，也位居末端。依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Leon Festinger提出的社会比较理论。皖民就自身生活质量的高低，既受制于客观因素，也是在社会比较中感知和体验到的。纵向比较，犹如“两重天”，今天的生活与30年前的生活全然不是一个概念，皖民幸福状态自不待言。横向比较大致可进行两种比较，即与生活境遇不如自己的人相比，会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反之，与生活境遇优于自己的人相比，则会降低自己的幸福感。但现实生活即是，无论皖民与东部发达省区的人民相比，还是与同居中部省区的人民相比，都感觉存在一定差距，自己不如周边省区的人民幸福。而所谓的不如他人幸福，很大程度上是以经济状况为表针的，收入太低是影响皖民幸福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人际关系紧张是皖民感觉不幸福的又一重要因素。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系统工程建设的题中之义。依据马克思的“两个和解”理论，和谐社会不仅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学会尊重并保护自然、改造并利用自然，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生，而且要实现“人与人的和解”，人与人之间应当多一份关爱和诚信，少一点漠视和欺诈。如果在某个社会群体中，人与人之间或形同陌路，或强颜欢笑，缺乏人与人的互动、心与心的交流，这个群体犹如一潭死水，必然缺乏蓬勃朝气和生机！人类生活经济基础不可少、人际关系很重要，与家人关系、生活态度亦有相当空间。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个体，都生活在某个家庭当中，他/她需要有良好的家庭关系，感觉不幸时，能向家人倾述，缓解心情；获得快乐时，能与家人分享，继而在分享中感受幸福人生。
上述表明，影响皖民幸福状况的增量因素也好，减量因素也罢，家庭关系、经济收入、人际关系、生活态度等是影响皖民幸福极为重要的因素。构建皖民幸福，需要以此为突破口和切入点，着力拓展皖民幸福之路。
三、构建皖民幸福之路：主观与客观，做到双管其下
幸福源于个体对生活境遇的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即是说个体幸福受主观因素制约，如个体所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行为个体的气质和性格等因素影响到个体对生活状况的判断，同时亦受客观因素影响，如个体幸福感是在经济社会条件、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等外在因素刺激下的主观感受，而并非凭空想象的，认为自己幸福或不幸福。基于此，构建皖民幸福之路，必须从主观、客观等两方面着手，坚持双管其下。
首先，加强科学人生观、价值观和幸福观教育，最大限度地减少个体生活质量判断的极端行为或错误偏向。萨缪尔森所著《经济学》中幸福计算的经典公式：幸福=效用/欲望，即个体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效用即主观需要的满足和目标的实现，当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幸福感就会提升，继而产生更高层次的目标，通过努力实现目标，产生更高层次的幸福感体验。而个体生活中的这种经历，依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低层次需要满足，产生高层次的需要。人的需要呈递进层次，逐步推进，就其本身来说，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因此，人们对待现实生活需要有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幸福观，这样才能保持积极情感去看待生活，在体验生活的实境中感受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即便面对不幸、遭遇逆境，也能保持乐观的心态。诚如调查资料所示，无能幸福增量因素，还是减量因素，皖民都将心态置于较为突出位置，良好的心态有助于个体幸福感增强，而心态不好，遇事必然选择消极方式应对，甚至走向反面，结果难以发现现实生活中潜藏的幸福因子，体验不到幸福生活。如安徽人均GDP与周边省区的比较，即涉及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在人均GDP方面，我们与周边省区有差距，但生活中是否有比其他省区好的方面呢？当然亦是肯定的，如生活节奏与沿海省区比相对较缓，再如生活在大别山区的广大群众，经济条件虽然艰苦，但没有城市生活的烦躁和压力，有山区特有的宁静而惬意生活，这恰是发达省区人民渴望而难求的生活。经典小说《红楼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元春回家省亲时，面对宫廷生活和农村生活的两个不同世界，无不感叹：“田舍之家，齑盐布帛，得遂天伦之乐；今虽富贵，骨肉分离，总无意趣。”生活中处处有美，需要人们以科学的人生观去感受和体验。构建皖民幸福生活，需要培养皖民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幸福观，加强适当引导，使他们能正确的对待生活，在为着目标奋斗中感觉生活之美，体验生活之福。
其次，积极推动安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构筑皖民幸福生活之基。“幸福是个人的某种真实感觉，但幸福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感觉[6]，况且个人感觉本身即来自于外界环境因素的刺激。外界环境因素涉足多方面，经济刺激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7]，社会主义要有比资本主义更快的发展速度。只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创造巨额的社会财富，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这个角度上说，安徽同样要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生产、健康等自然需要为目的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皖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物质生活质量，为实现皖民幸福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使皖民能够享受切实享有物质幸福。关于财富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特殊意义，除禁欲主义者外，国内外专家学者无一否认。美国学者Wiiliam ThomPson坚信：财富是幸福必要条件，“财富是提升人们幸福感的重要因素”[8]，没有财富的创造根本谈不上幸福生活。试想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物质产品相当有限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原始人的生活幸福吗？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无法满足，又怎能谈得上幸福呢？当前，在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下，安徽经济社会获得了长足发展，成效显著，令人骄傲。但也应当看到，当前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离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标准还有一定距离，所谓发达水平更无从谈起。结合安徽转型的战略机遇，如国家就淮北、铜陵等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资金转移支付和特殊优惠政策，《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型示范区规划》批复实施等，在“好”的前提下突出经济发展的“快”，夯实构建皖民幸福的物质基础。 再次，着力营造适宜的家庭关系氛围，建设安徽和谐家庭、幸福家庭。家庭是构成社会最基本的细胞。调查资料显示，皖民始终将家庭关系置于高位，作为影响个体幸福的重要因素。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安徽常住人口中共有家庭户1 830.8万户，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3.09人，与现代意义上的三口之家基本吻合。既然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都生活在一定的家庭中，家庭关系和睦与否将极大地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活体验，家庭关系和睦幸福体验则会高一些，反之幸福体验就会低一些。但从调查资料反馈的信息看，安徽家庭户成员关系呈“聚少离多”状态，在广大农村尤为严重。安徽外出务工人员超过千万，即是说每6个安徽人就有1人常年在外务工，两个家庭有一个家庭呈“虚完整”状态。在这种“虚完整”的家庭中，或缺少父爱，或缺少母爱，而其另一面，则缺少儿女对父母的近距离亲情，无线电波成为日常情感沟通的唯一桥梁。这种现状，显然对构建皖民幸福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为此，一方面，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创造条件，最大限度地减少“离散”家庭。如借助《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型示范区规划》实施之际，强力打造在全国乃至全球具巨大影响力的产业群，不断推动产业优先升级，逐步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近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和村民、居民自治组织也需要积极行动起来，营造良好的家庭关系氛围，如举办“五好家庭”评比，优媳妇、好婆婆推荐等活动。这些举措，对和谐家庭、幸福家庭建设是有利的，对个体感受幸福也具加分作用。
最后，有效促进人际互动，加强人际交流沟通，拓展皖民的人际资源空间。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从经济学意义言，效用即指消费者通过消费或者享受闲暇使自我需要、欲望等得到的满足的度量。确定的目标实现的程度越大，自我需要满足的程度就越高。现代社会是人际交往互动频繁的社会，目标的实现或事业的成功显然不能离开优势人际资源。关于这一点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此次皖民幸福议题的调研反馈的信息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一方面要尽量普及人际交往交流等相关知识，适时推广《公共关系学》、《沟通学》和《交往技巧》等基础知识的传播，如可以鼓励社会力量开设相关培训机构，加强皖民人际交往技巧技能的策略训练，增强皖民的人际互动动力和沟通技巧，提高皖民的人际交往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有效途径，营造和谐的人际交往氛围，让皖民在日常工作或生活的交往中即可获得积极的自我幸福体验。
当然，除上述外，政府适时进行职能转变亦是必要的。当前，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日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也恰如美国政治学家莱斯利里普森认为：“政府更像一台靠熟练的操作者操作的需要技能的机器，它首要的问题是提供服务给那些需要的人们，无论是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其他领域”，在构建皖民幸福生活的艰辛道路上，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应当而且能够大有可为。这也是广大皖民对政府的深切期待。
参考文献：
[1]邢占军.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1（1）：87-89.
[2]刘畅.微观社会转型期及其临界点的确认[J]贵州社会科学，2011（7）：4-6.
[3]卢岚.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若干问题研究[J]理论与改革，2011（3）：103-105.
[4]张康之.基于契约的社会治理及其超越[J].江苏社会科学，2006（3）：1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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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芳，亢雄.休闲：社会福利的拓展与国民幸福感的增加[J].学术探索，2011（2）：122-125.
[7]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5.
[8]夏金华.从不丹“国民幸福总值”看我国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5）：67-70.
[责任编辑：范君]
关键词：转型安徽；皖民幸福；构建路径
中图分类号：C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2）04-0042-06
收稿日期：2012-10-28
基金项目：
安徽省社科项目“转型安徽与皖民幸福构建研究”（AHSK11-12D276）；安徽省社科联项目“社会转型视阈下的国民幸福构建研究”（A2012051）；2011年安徽省高等学校思政理论课课程教学团队建设项目“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1SZKJSGC8-8）
作者简介：
唐建兵（1975- ），男，安徽怀远人，副教授，法学博士，兼职编辑，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
幸福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主题和美好愿望，生活中的每个人无不渴望幸福能降临到自己头上。在营造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犹为醒目，给人民以最大福祉是我党执政的根本宗旨；“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是政府的庄严承诺，也是政府的施政目标和努力方向所在。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幸福美好生活，已经成为全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安徽作为“承东接西”的关键链条，近年来引起了学界的深切关注，皖民幸福问题亦包纳其中。
就区位优势而言，安徽的确难与东部沿海省市相比，但与同居于中部的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区相比，却丝毫不亚于其他诸省。安徽东部与江、浙、沪等发达省市相接，有助于准确把握高端信息，应时推动产业更新改造、优化升级；北部以平原为主，地势低平、土地肥沃，便于从事农耕生产；南部以山区为主，山川秀丽、气候适宜，众多特色产业扎根于此，且八百里皖江横贯东西，安庆、铜陵、芜湖、马鞍马等市居长江之要冲，地理位置比较优越；西部与湖北、河南等中部省区相连紧接，便于采借中原地区丰富的优势资源。然而，就安徽近年经济发展情况而言，却并无明显优势。从某种程度来说，反而处于劣势。例如，从人均GDP来看，31个省区市中，2010年安徽人均20 611元，位列倒数第六，2011年人均25 395元，位列倒数第五；古语言“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安徽毗邻东部发达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巨大反差是无容质疑的，这种态势必然使人们心理严重失衡，东部沿海省区引进人才的优厚待遇必然导致安徽高端人才大量外流。显然，安徽目前所处的尴尬境地与其所处的区位优势是极不相称的。反向思之，诚如美国学者伊斯特林所言，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人们的幸福增长。美国心理学家David Myers和Ed Diener多次研究也证实，财富是一种很差的衡量幸福的标准。手段与目的不能混淆。在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为之奋斗的进程中，经济发展仅是手段，营造幸福生活才是目的。在营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中，安徽作为中部五省区中的落伍者，怎样才能给人民带来最大福祉？慎思尤其必要。
探其源、知其流。欲构建皖民幸福，首先需要弄清楚当前皖民幸福状况及影响皖民幸福的主要因素，找准其关节点。经课题组为期两个月的深度走访、实地调研，并借助多元共变归因法等研究方法深加分析，一致认为：构建皖民幸福至少要把握三个关键点。其一、构建皖民幸福不能抛开当前安徽正处于关键转型期的特定实景；其二、构建皖民幸福必须切中要害，弄清楚哪些因素对皖民幸福起增量作用，哪些因素有减量作用；其三、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的需求价值等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1]，是主观心理对客观环境刺激的感受体验，构建皖民幸福不能执其一端，而应当做到主观、客观相结合，坚持双管其一、同步推进。
一、营造皖民幸福之基：立足于安徽当前转型的特定实景
“敢为天下先”是安徽人民的优势所在。回顾改革开放30余年的实践历程，涉及农村的重大改革运动三次就有两次起于安徽，始于凤阳的“大包干”得到中央首肯，继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全面铺开；在农村税费改革运动中，安徽起到了“先头卒、排头兵”的作用，在试点成效显著的情况下，中央开始在全国推广。农村各项改革如此，其他领域的改革又何尚不是如此呢？不甘落后的安徽人民，高擎改革这面旗帜，诸多方面的改革亦走在其他省区的前列。
始于30年前的中国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机制的修修补补，而是体制机制的根本性变化。这项改革运动，既没有现存方案启迪点拨，也没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所以说，改革作为一项极为艰辛的事业，不亚于“第一次革命”。回首中国改革历程，改革真可谓年年在变，亦即10年一小变、30年一大变。从改革所带来的变化来看，带来的是一轮高过一轮的社会转型。就此问题，南开大学刘畅教授分析较为深刻。他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可大致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2]。依据刘畅教授的观点，中观层面的社会转型大约经60年的历史跨度，新中国建立至2009年始称中观转型；微观层面的社会转型经10余年的时间跨度，改革开放以来每隔10年即为一次转型。中观也好，微观也罢，恰是安徽30年改革开放的真实映照。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安徽亦是跨步迈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以及其他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在改革的浪潮中很快被封存于历史文库堆中，而适应形势变化的体制机制又如“难产胎儿”，临盆问世举步维艰。即便有新的体制体制出台，也尚不健全，亟待完善。然而，前一轮改革尚未划上完整的圆，新一轮改革又接踵而至。以淮北、铜陵被国家发改委列为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为始端，新一轮改革号角再次在江淮大地奏响。 首先，资源型城市改制转型应然而生、应时而起
淮北、铜陵是安徽非常典型的资源型城市，淮北1958年因煤而建，也因煤而兴；铜陵1956年依矿而建，富含的金、银、铜、铁、锡等矿产资源素称铜陵“五宝”。正因如此，两市经济社会发展曾一度在安徽16个地级市中名列前茅，即便当前铜陵依然不甘弱势。2009年3月5日，国家发改委将两市列为资源枯竭城市，又将意味着什么呢？资源型城市向非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形势逼人，整体转型已经刻不容缓。而由此带来的社会变迁，将牵涉到淮北、铜陵两市人民的利益，影响到他们安定而有序的幸福生活。资源型城市转型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两市能否成功转型不仅关涉到两市本身的发展，也将关系到安徽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影响到安徽全体人民的利益和幸福生活。但资源型城市转型带有国家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帮扶，挑战中充满机遇。能否变挑战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对两市人民幸福生活的构建将具有直接影响。
其次，《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全面铺开
八百里皖江为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先机，但长三角经济核心圈战略规划中，安徽诸市并未列入其中。即便后来形成长三角区域发展城市群，亦只包括马鞍山、芜湖、滁州、宣城、巢湖（现已撤并）和铜陵等安徽六个地级市。经多方努力、数次磋商，2010年3月底，合肥等六市正式加盟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主动融入长三角为安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机遇来之不易，是在长三角发展战略大转移的背景下才出现的。长三角发展战略转移，周边诸省区谁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关键要看能否顺应形势、抓住机会。为此，安徽高层领导从高处着眼，有关部委也积极开展调研，最后经多次酝酿、反复推演，果敢决断，制定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型示范区规划》并呈报国务院，2010年1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此文。《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获国务院批复，标志着此规划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毫无疑问对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方面加快产业合理布局，促进产业结构改造、优化升级，加速各类产品的更新换代，有助于安徽产品拓展国内市场，打开国际市场，从而更好的发挥“两个市场”的优势；另一方面，借助承接产业转移之势，安徽蕴藏的各种资源可以得到更加充分而有效的利用。如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问题，据安徽省劳动厅发布的资料显示，近年来，安徽每年外出务工人员多达千万，且多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等发达地区，江、浙、沪相关产业如果能与安徽相应产业成功对接，过剩的劳动力资源无需背井离乡既能找到理想的工作，从而有效缓解家庭成员之间的“聚少离多”之苦，这也可以为皖民幸福生活的营造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
再次，合肥区域性特大城市建设、党政干部调整跟时而进
几近同时，《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合肥要“努力成为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区域性特大城市”，这是对省会城市合肥的高起点、高定位。为适应合肥区域性特大城市发展的需要，巢湖撤并方案报国家审批并于2011年8月16日获准，其中居巢区、庐江县划入合肥。巢湖地级市撤销并将相关区域归并合肥，对合肥形象的重塑无疑是大有助益的。社会要转型，干部要先行。中央从人才战略视角着眼，连续三年对安徽省主要党政干部的人事调整，也为安徽转型提供了绝佳的机遇。
转型社会是一个“变动不居”的社会，“社会转型必然带来更多的心理冲击乃至精神创痛，引起人们心理上的失衡、失重”[3]。安徽转型非短期内所能完成，必然经历较长的时间。因此，给人民以最大福祉，营造皖民幸福生活，抛开安徽转型的特定实景并无丝毫助益。
二、把准皖民幸福之脉：幸福增量、减量因素的科学解读
以皖民幸福为议题的调查问卷是由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设计的，包括受访问者的基本信息和具体受访问内容两个部分，基本信息涉及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居住区域、婚否、职业、收入等7个方面，具体受访内容设计25题，关于皖民幸福增量因素、幸福减量因素各1题，“作为安徽人，您感觉自己幸福吗？”的总括性问题1题，其余22题宏观上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四个方面具体指标，分别以“非常满意”、“比较满意”、“说不清”、“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为选项。从调研资料获悉，皖民以“说不清”作为选项的最多，其次是前两项之和，再次是最后两项之和，而就“说不清”选项，不能对其擅加解释，笔者认为它是界于“比较满意”和“不太满意”的一种中间状态。另外，就“自己感觉是否幸福”的回答，选择“一般”者为多。也就是说，皖民总体上倾向于“幸福”，但还不能笼统的称作“幸福”。当前皖民的幸福现状表明，发展并非单纯以经济发展最大化为目的，而是以人民幸福最大化为目标。因此，构建皖民幸福是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各方面努力的方向所在。欲构建皖民幸福，需要把淮影响皖民幸福因素之脉，唯其如此方能对症下药。
调查问卷中皖民幸福增量因素设置“稳定的社会局势”、“舒适的居住环境”、“丰厚的收入”、“家庭和睦”、“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融洽的人际关系”、“健康的心态”、“健康的身体”、“个人发展前景很好”、“能实现自我价值”、“足够的休闲时间”、“丰富的业余生活”等12个选项。从调研资料反馈的信息来看，选项靠前的依次是家庭和睦、丰厚的收入、人际关系融洽、良好的心态等方面。而就皖民幸福减量因素也设置了“居住条件差”、“收入太低”、“与家人的关系”、“工作/学习环境差”、“人际关系紧张”、“心态不好”、“身体不健康”、“个人发展前景暗淡”、“不能实现自我价值”、“工作节奏较快，压力太大”、“业余生活枯燥无味”、“其它”等12个选项，选项居前的依次是收入太低、人际关系紧张、与家人关系、心态不好等。
首先，就皖民幸福增量因素加以分析，结果让人倍感意外，经济收入并没有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即是法律规范下的物质经济、利益经济，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发展势必导致“陌生人因契约而成为熟人，数人因契约而成为陌生人”[4]。但调查发现，皖民却将“家庭和睦”当作最可能增加自身幸福感的因素，即便在市场经济体制主导下，受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和家庭文化观念的浸染，皖民依然相当重要家庭关系。和睦的家庭关系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愉快的心情，有助于营造幸福生活。“血浓于水”，父母亲情、儿女亲情等家庭温情还是尤为重要的。而朋友情谊即融洽的人际关系也不甘落后，在幸福增量因素中居于第三位。人是群居性情感动物，离开社会群体的孤居少言的生存状态是难以想象的。根据美国卡耐基工业大学调查资料显示：一个人事业的成功，85%是取决于良好的人际关系。足见人际关系对个人发展的特殊意义。西方如此，东方中国亦不例外。况且，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起步比较晚，还相当不健全、不完善。契约社会正在营造当中，目前仍然留有熟人社会的诸多印迹。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意图漠视人际关系显然是不可能的。的确，离开了人际关系，生存发展又有何意义呢？幸福生活理念既不是享乐主义，单纯追求物质刺激，纵情贪欲，也非禁欲主义，无视物质利益而崇尚德善之举，而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唇齿相依，抛开经济基础而畅言所谓人生幸福是苍白无力的。经济是基础，是人们生存发展的物质条件。皖民不是禁欲主义者，而是理想中的现实主义者。客观而论，皖民都渴望有幸福生活，而这种幸福生活恰是以丰厚的收入为基础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金钱不是万能的”，但离开金钱亦是不难想象的。因而，皖民亦将丰厚的收入选项摆在幸福增量因素中的相当显眼的位置。幸福是个体对自己生存发展状况的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一个人幸福与否只有他自己体验得最真实”[5]、最真切。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处处充满着幸福因子，但个体能否真正感受和体验到幸福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待生活所持的态度。所以，感受生活、体验幸福，良好的心态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其次，从皖民幸福减量因素进行思考，幸福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切实体验。意欲准确把握皖民幸福之脉，仅关注影响皖民幸福的增量因素显然还是不够的。进行逆向思维尤为必要。首先，从皖民幸福减量选题细加分析，亦不难发现，经济收入被皖民置于最为突出的位置。改革开放30余年来，安徽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与周边省区相比，好似慢了半拍。从GDP总量来看，全国31个省区市中，安徽居中等水平，尚且可观。但近年来安徽人均GDP又怎样呢？“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改革安徽走在全国省区前面，但经济社会发展却不尽人意。在这方面，安徽不仅无法与东部沿海发达省区相比，即便在中部五省区中进行比较，也位居末端。依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Leon Festinger提出的社会比较理论。皖民就自身生活质量的高低，既受制于客观因素，也是在社会比较中感知和体验到的。纵向比较，犹如“两重天”，今天的生活与30年前的生活全然不是一个概念，皖民幸福状态自不待言。横向比较大致可进行两种比较，即与生活境遇不如自己的人相比，会提升个体的幸福感；反之，与生活境遇优于自己的人相比，则会降低自己的幸福感。但现实生活即是，无论皖民与东部发达省区的人民相比，还是与同居中部省区的人民相比，都感觉存在一定差距，自己不如周边省区的人民幸福。而所谓的不如他人幸福，很大程度上是以经济状况为表针的，收入太低是影响皖民幸福的最主要因素。其次，人际关系紧张是皖民感觉不幸福的又一重要因素。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系统工程建设的题中之义。依据马克思的“两个和解”理论，和谐社会不仅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学会尊重并保护自然、改造并利用自然，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生，而且要实现“人与人的和解”，人与人之间应当多一份关爱和诚信，少一点漠视和欺诈。如果在某个社会群体中，人与人之间或形同陌路，或强颜欢笑，缺乏人与人的互动、心与心的交流，这个群体犹如一潭死水，必然缺乏蓬勃朝气和生机！人类生活经济基础不可少、人际关系很重要，与家人关系、生活态度亦有相当空间。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个体，都生活在某个家庭当中，他/她需要有良好的家庭关系，感觉不幸时，能向家人倾述，缓解心情；获得快乐时，能与家人分享，继而在分享中感受幸福人生。
上述表明，影响皖民幸福状况的增量因素也好，减量因素也罢，家庭关系、经济收入、人际关系、生活态度等是影响皖民幸福极为重要的因素。构建皖民幸福，需要以此为突破口和切入点，着力拓展皖民幸福之路。
三、构建皖民幸福之路：主观与客观，做到双管其下
幸福源于个体对生活境遇的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即是说个体幸福受主观因素制约，如个体所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行为个体的气质和性格等因素影响到个体对生活状况的判断，同时亦受客观因素影响，如个体幸福感是在经济社会条件、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等外在因素刺激下的主观感受，而并非凭空想象的，认为自己幸福或不幸福。基于此，构建皖民幸福之路，必须从主观、客观等两方面着手，坚持双管其下。
首先，加强科学人生观、价值观和幸福观教育，最大限度地减少个体生活质量判断的极端行为或错误偏向。萨缪尔森所著《经济学》中幸福计算的经典公式：幸福=效用/欲望，即个体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效用即主观需要的满足和目标的实现，当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幸福感就会提升，继而产生更高层次的目标，通过努力实现目标，产生更高层次的幸福感体验。而个体生活中的这种经历，依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低层次需要满足，产生高层次的需要。人的需要呈递进层次，逐步推进，就其本身来说，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因此，人们对待现实生活需要有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幸福观，这样才能保持积极情感去看待生活，在体验生活的实境中感受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即便面对不幸、遭遇逆境，也能保持乐观的心态。诚如调查资料所示，无能幸福增量因素，还是减量因素，皖民都将心态置于较为突出位置，良好的心态有助于个体幸福感增强，而心态不好，遇事必然选择消极方式应对，甚至走向反面，结果难以发现现实生活中潜藏的幸福因子，体验不到幸福生活。如安徽人均GDP与周边省区的比较，即涉及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在人均GDP方面，我们与周边省区有差距，但生活中是否有比其他省区好的方面呢？当然亦是肯定的，如生活节奏与沿海省区比相对较缓，再如生活在大别山区的广大群众，经济条件虽然艰苦，但没有城市生活的烦躁和压力，有山区特有的宁静而惬意生活，这恰是发达省区人民渴望而难求的生活。经典小说《红楼梦》中描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元春回家省亲时，面对宫廷生活和农村生活的两个不同世界，无不感叹：“田舍之家，齑盐布帛，得遂天伦之乐；今虽富贵，骨肉分离，总无意趣。”生活中处处有美，需要人们以科学的人生观去感受和体验。构建皖民幸福生活，需要培养皖民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幸福观，加强适当引导，使他们能正确的对待生活，在为着目标奋斗中感觉生活之美，体验生活之福。
其次，积极推动安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构筑皖民幸福生活之基。“幸福是个人的某种真实感觉，但幸福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感觉[6]，况且个人感觉本身即来自于外界环境因素的刺激。外界环境因素涉足多方面，经济刺激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7]，社会主义要有比资本主义更快的发展速度。只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创造巨额的社会财富，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这个角度上说，安徽同样要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生产、健康等自然需要为目的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皖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物质生活质量，为实现皖民幸福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使皖民能够享受切实享有物质幸福。关于财富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特殊意义，除禁欲主义者外，国内外专家学者无一否认。美国学者Wiiliam ThomPson坚信：财富是幸福必要条件，“财富是提升人们幸福感的重要因素”[8]，没有财富的创造根本谈不上幸福生活。试想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物质产品相当有限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原始人的生活幸福吗？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无法满足，又怎能谈得上幸福呢？当前，在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下，安徽经济社会获得了长足发展，成效显著，令人骄傲。但也应当看到，当前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离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标准还有一定距离，所谓发达水平更无从谈起。结合安徽转型的战略机遇，如国家就淮北、铜陵等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资金转移支付和特殊优惠政策，《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型示范区规划》批复实施等，在“好”的前提下突出经济发展的“快”，夯实构建皖民幸福的物质基础。 再次，着力营造适宜的家庭关系氛围，建设安徽和谐家庭、幸福家庭。家庭是构成社会最基本的细胞。调查资料显示，皖民始终将家庭关系置于高位，作为影响个体幸福的重要因素。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安徽常住人口中共有家庭户1 830.8万户，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3.09人，与现代意义上的三口之家基本吻合。既然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都生活在一定的家庭中，家庭关系和睦与否将极大地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活体验，家庭关系和睦幸福体验则会高一些，反之幸福体验就会低一些。但从调查资料反馈的信息看，安徽家庭户成员关系呈“聚少离多”状态，在广大农村尤为严重。安徽外出务工人员超过千万，即是说每6个安徽人就有1人常年在外务工，两个家庭有一个家庭呈“虚完整”状态。在这种“虚完整”的家庭中，或缺少父爱，或缺少母爱，而其另一面，则缺少儿女对父母的近距离亲情，无线电波成为日常情感沟通的唯一桥梁。这种现状，显然对构建皖民幸福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为此，一方面，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创造条件，最大限度地减少“离散”家庭。如借助《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型示范区规划》实施之际，强力打造在全国乃至全球具巨大影响力的产业群，不断推动产业优先升级，逐步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近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和村民、居民自治组织也需要积极行动起来，营造良好的家庭关系氛围，如举办“五好家庭”评比，优媳妇、好婆婆推荐等活动。这些举措，对和谐家庭、幸福家庭建设是有利的，对个体感受幸福也具加分作用。
最后，有效促进人际互动，加强人际交流沟通，拓展皖民的人际资源空间。幸福与效用成正比。从经济学意义言，效用即指消费者通过消费或者享受闲暇使自我需要、欲望等得到的满足的度量。确定的目标实现的程度越大，自我需要满足的程度就越高。现代社会是人际交往互动频繁的社会，目标的实现或事业的成功显然不能离开优势人际资源。关于这一点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此次皖民幸福议题的调研反馈的信息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一方面要尽量普及人际交往交流等相关知识，适时推广《公共关系学》、《沟通学》和《交往技巧》等基础知识的传播，如可以鼓励社会力量开设相关培训机构，加强皖民人际交往技巧技能的策略训练，增强皖民的人际互动动力和沟通技巧，提高皖民的人际交往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各种有效途径，营造和谐的人际交往氛围，让皖民在日常工作或生活的交往中即可获得积极的自我幸福体验。
当然，除上述外，政府适时进行职能转变亦是必要的。当前，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日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也恰如美国政治学家莱斯利里普森认为：“政府更像一台靠熟练的操作者操作的需要技能的机器，它首要的问题是提供服务给那些需要的人们，无论是政治、经济领域，还是其他领域”，在构建皖民幸福生活的艰辛道路上，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应当而且能够大有可为。这也是广大皖民对政府的深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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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