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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贿赂，当前中国社会的热点名词。因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具破坏性，而被列为2006年中国反腐重点。
在海南，商业贿赂也势头凶猛。据海南省检察机关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全省共查办贿赂案件48件56人，其中商业贿赂案38件40人，占79%。2005年以来，商业贿赂占了全省贿赂案件的九成。这样的高比例，着实令人吃惊。
海南商业贿赂案主要发生于：金融信贷、工程承包、土地流转、保险等领域，成为社会公害，成为公职人员腐败的重要诱因。
四起商业贿赂案，涉案贿款高达220万元
案例一：收200万元“手续费”，开20单信用证
案发领域：金融信贷
作案人：李家祥，海南省工商银行原国际业务部主任。
主要受贿事实：1992年8月，时任海南省工行国际业务部主任的李家祥，认识了海南昌隆进出口公司总经理马家仁，俩人成了“哥们儿”。1995年10月，该省财信公司总经理李家福想从省工行开立信用证“融资”，便请马家仁出马，与李家祥疏通关系。马家仁为此向李家祥许诺：事成后给“好处”。李家祥答应开“绿灯”。1995年11—12月，该省财信公司通过伪造进出口贸易合同，以5个公司的名义，向省工商银行国际业务部申请开出8单远期进口信用证，金额共计3000多万美元。李家祥违反规定，在没有详细调查这些开证企业的背景和资产的情况下，批准开出了这8单信用证。
1996年2—12月间，该省财信公司以同样方法，再次申请开出12单远期进口信用证，金额计3000多万美元。李家祥又批准了。为感谢李家祥，马家仁如约从该省财信公司的“手续费”中提出200万元，分6次送给了李家祥。由于上述公司一直无力偿还信用证款，该省工行陆续将未归还的款项转为贷款，后将所有贷款共计4.5亿元人民币认定为“损失类贷款”。2005年12月20日，李家祥终审被认定为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案例二：行贿16万元揽下4工程
案发领域：工程承包
作案人：洪一，海南省农行澄迈支行原资产经营部职员。
主要行贿事实：2001年，省农行澄迈支行资产经营部职员洪一对工程承包生意产生了“兴趣”。动手前，他在该行人事处处长王文的身上下了“功夫”。在3年内，分8次将9万元送到了王文的手上，开始了不可告人的“交易”。
经王文利用职权之便，洪一先后承揽到了4项工程。期间，洪一成功挂靠到湖南省对外建设总公司海南建设公司名下，获得了施工资格。为此，他分3次向提供帮助的乐东县农行行长陈春水送了3.2万元。在获得临高县农行的建筑装修工程的承包权后，洪一又成功挂靠到海南省国营加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名下，获得施工资格。为此，他分2次向帮助他的该行行长方国胜送了1.2万元。
在取得五指山市农行的装修工程后，洪一又通过该行行长黄昌德挂靠到海南省金长江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为此，他分2次送给黄昌德2万元。承包乐东县农行建筑、装修工程后，为在工程中顺利领取工程款，洪一分2次向该行财务部经理魏伟祥送了7000元。2005年5月13日，洪一因行贿罪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案例三：挪用300万元社保金获6万元“好处费”
案发领域：社会保险
作案人：司德运，原海口市农村社保办主任；茹小妹，原海口市农村社保办会计。
“在省农行临高支行加来营业所存款，可获高利息。”2003年8月底，得知这一消息，海口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局办公室主任司德运动了邪念。局里的300万元农村社保金便被“惦记”上了。司德运的消息来源于该局局长吴淑彪（另案处理）。为此，吴淑彪多次找省农行临高支行行长陈建学（另案处理）“沟通”：300万元社保金，可转存到加来营业所。陈建学答应给吴淑彪好处费15万元。事后，吴淑彪将好处费15万元说成12万元，与司德运、茹小妹三人碰头商量：6万元留给局里，其余6万元分给司德运、茹小妹，每人得3万元。2003年8月27日，海口市农村社保办在加来营业所开立临时账户。当天，司德运、茹小妹等从中国银行海口市椰树门支行将300万元农保金转到了加来营业所。此后，司、茹二人如约各得3万元“好处费”，吴淑彪个人分得9万元。经审判，2004年6月8日，司德运、茹小妹均因受贿罪，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
案例四：代人征用土地，收10万元“劳务费”
案发领域：土地流转
作案人：林书毅，原海口市琼山区文体局局长；周发纪，原海口市琼山区计生局局长。
事发1993年，正值海南省房地产开发热。琼山县红旗镇墨桥管区新宅湖村、福本村的一片土地被海南省金融实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金融实业）看中。林书毅时任该镇镇委书记，周发纪时任该镇镇长。为了让征地“顺利”进行，金融实业的总经理曹定爱决定：在林、周二人身上花“心思”。在该公司的指导下，1993年4月11日，两人分别以“林武”、“周君”为户名，在当地一家信用社开设了活期储蓄账户，等待事成之后，10万元“劳务费”落入囊中。
于是，林、周二人在协调征地之事时格外用心。林书毅立即主持该镇的联席会议，商讨并安排在该镇墨桥管区蹲点的周发纪等人组成工作组，就征用土地的价格、土地面积、青苗补偿费等问题，与新宅湖村、福本村的村民进行“协调”。征地的每一进程，周发纪均及时向林书毅汇报。在林、周二人的“努力”下，金融实业如愿以偿，与红旗镇政府签订了《土地出让协议》。1993年4月20日，金融实业以“劳务费”名义，向林、周二人的账户上转进10万元，两人各得5万元。2005年12月28日，林书毅、周发纪均因受贿罪，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权力寻租”是商业贿赂的重要原因
“权力寻租”是产生商业贿赂的主要原因。在经济学家看来，权力寻租现象，即权力在追求经济利益，不追求服务质量，使服务“口头化”，而没命地追求不正当的经济利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腐败，应该看到，在经济活动中一些握有实权的官员，具有合法身份，他们自恃手中有权，作为收受贿赂的王牌，而且欲壑难填，胃口越来越大。请看以下几例。
例一：年近55岁的海南省供销合作联社原主任谢宗林，可谓是权力寻租的高手。一天，供销联社的陈某来到谢宗林的办公室，请求谢出面帮忙收购其和湖北省工商银行置换的位于海南省文昌市的12幢别墅，以解决他个人债务。谢、陈二人一番窃窃私语之后，谢表示愿意帮忙。后来，谢通知供销联社所属的外经公司吴经理近期设法收购文昌市的12幢别墅。几天后，吴经理以1200万元收购了这12幢别墅。陈某的个人债务问题转眼间得到解决。陈当即表示给30万元好处费以表寸心。工作了40余年的谢宗林离职半年后，东窗事发，2003年5月27日，因受贿、贪污罪被海口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万元。
例二：海口市检察院曾查办过一起单位利用特权受贿的典型案件。据判决书认定，海南省工商经济检查总队在查处以涉嫌销售“三无”产品及标价不明为由，查扣了琼海市伟华贸易有限公司约20余万元的摄像机、手表等商品及现金25785元，执法人员声称须罚款10—20万元。这可急坏了贸易公司老板王文伟。王找到经济检查总队长周某某，提出“赞助”6万元给经济总队，并恳求手下留情日后再行感谢。周满心欢喜，当即同意。事后，经检总队对该公司的工商违法行为免予处罚，所扣的违规商品全部退还给当事人，所收取的琼海伟华有限公司的6 万元作为“赞助”费记入账外账。
例三：经检总队查获了个体户陈平昌销售的过期大米80多吨，价值10万多元人民币，对过期大米全部就地封存。经检人员声称要对其罚款10万元，否则封存的大米将被拍卖。陈平昌要求经检队从宽处理，执法人员要求陈给经检队赞助6万元，这事就算了结不再处理。陈当即答应，很快兑现。之后，经检队对陈平昌销售过期大米的工商违法事件未作任何处理。
常言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80多吨保质期已过的大米陈平昌照售不误，送出的6万元，也不能白送，最终还得从80吨大米里赚回来。如此，经检总队名曰执法，实则是在亵渎法律，利用特权大搞商业贿赂，捞取钱财，助长了违法商家的气焰，难怪群众议论，让这样的工商经济检查总队来规范市场，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只能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
最终，此案由海口市美兰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处单位负责人周锦国有期徒刑7个月，判处被告单位海南省工商经济检查总队罚金1万元。
例四：海南省琼海市石壁镇五四农场准备更新一批橡胶树，海南宏达公司的林某某得知消息后，便通过石壁镇原镇委书记黄声存约请五四农场场长姚其法、场党支部书记王锡光一起吃饭，席间，林某某说明来意准备购买橡胶树，并希望姚、王二人支持。饭毕，林某某在饭店送给姚其法1万元，同时送给王锡光5000元，很快，林某某顺利地从五四农场购买了15000株橡胶树。
2004年9月，为了整体承包五四农场，海南宏达公司的林某某开车到琼海找到王锡光，在车上送给王锡光1万元，并对王说，五四农场的承包要优先考虑我公司。后来，在发包过程中，王锡光等人瞒着农场职工，一直支持将农场发包给林的公司，最终宏达公司取得了对五四农场的整体承包权。
由于五四农场属镇、村委会、村民小组三级所有制性质，当农场职工事后得知五四农场被整体承包后，引发了失地职工的强烈不满，上百名职工多次到石壁镇镇政府集体抗议讨说法，并上书省、市有关部门及相关领导，致使案发。对于这样一起损害农场职工利益的典型的商业贿赂案，琼海市检察院侦查终结并提起公诉后，2006年3月20日被告人王锡光以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的刑罪。
例五：符某任海口市琼山区红旗中心卫生院院长期间，在为该院购买B超机过程中，接受货主贿赂款2万元；在红明农场医院工作期间，符某还于1993年2月收受当事人贿赂款2000元（本人得款1600元），与他人为不符合政策规定的陈某实施输卵管吻合手术，符某在其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造成陈某超计划生育第四胎的后果，其行为已构成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错误。事发后，符某于2005年7月1日将受贿款共2.2万元上缴海口市琼山区有关部门。之后，有关部门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仅给予符某开除党籍处分了事。
强化权力制约机制，加大打击力度，遏制商业贿赂犯罪势头
商业贿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现象无疑是经济社会肌体上的一个“毒瘤”，其对“权力寻租”、特权思想、权力腐败现象的蔓延，实际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此，应进一步强化商业交易中的权力制约机制，净化交易市场环境，加大对此类案件的查处力度，打防结合。
第一，强化商业交易中的权力制约机制，净化交易市场环境。遏制商业贿赂犯罪，应从权力制约机制入手。首先从商业企业内部着眼，将那些过度集中而又在交往中易发生贿赂腐败现象的权力进行轮换行使，或分解成由几个人、几个部门或几个层次共同掌管与行使，使权力行为的主体之间互相监督、制约，改变那种“一锤定音”的权力结构；同时要建立严格的权力行为责任制，规定权力运行的范围，对于那些越权或渎职的活动必须严肃追究责任。其次是要从外部着手，实行“两公开，一监督”，充分发挥举报中心的作用，将工程建设、土地出让、医药购销、政府采购、金融信贷等领域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各类问题的决策、执行与结果均公开于广泛的社会监督面前，鼓励、支持和保护群众对商业交往中的贿赂即“权钱交易”现象的举报，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第二，完善法律漏洞，实行标本兼治。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中，均有对贿赂行为的严厉处罚规定。但法律界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有关反商业贿赂的法律尚有漏洞。我国的刑法理论中，与受贿有关的罪名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二是妨害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和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受贿主体局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
而实际上，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各事业单位中的广大工作人员都有可能成为受贿对象。现实中，诸如医生之类控制采购权、主管权的，既非国家也非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已是相当庞大的一个群体，尽管腐败行为早已在这个群体中泛滥成灾，但正是由于我国刑法上对受贿主体身份的苛刻要求，使得大量受贿严重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仍得以钻法律的漏洞，逍遥法外。
在完善法律、严格执法的同时，还要加强监督和预防工作。将事前监督、过程监督和事后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监督的关口前移，强化主动监督，加强事前防范和过程监督，做到权力行使到哪里，交易活动延伸到哪里，对其监督就延伸到哪里。
当然，监督要突出重点。对重点部门、重点岗位、重点人员的行为和权力行使进行重点监督，有目的性、有针对性地防范，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进行商业贿赂。
第三，采取对策，加大办案力度，遏制商业贿赂犯罪势头。要遏制商业贿赂这种腐败现象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入手：既要严厉惩处那些以权索贿与受贿者，又要狠狠打击那些施以钱物的行贿者。
（作者单位：海南省检察院）
在海南，商业贿赂也势头凶猛。据海南省检察机关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全省共查办贿赂案件48件56人，其中商业贿赂案38件40人，占79%。2005年以来，商业贿赂占了全省贿赂案件的九成。这样的高比例，着实令人吃惊。
海南商业贿赂案主要发生于：金融信贷、工程承包、土地流转、保险等领域，成为社会公害，成为公职人员腐败的重要诱因。
四起商业贿赂案，涉案贿款高达220万元
案例一：收200万元“手续费”，开20单信用证
案发领域：金融信贷
作案人：李家祥，海南省工商银行原国际业务部主任。
主要受贿事实：1992年8月，时任海南省工行国际业务部主任的李家祥，认识了海南昌隆进出口公司总经理马家仁，俩人成了“哥们儿”。1995年10月，该省财信公司总经理李家福想从省工行开立信用证“融资”，便请马家仁出马，与李家祥疏通关系。马家仁为此向李家祥许诺：事成后给“好处”。李家祥答应开“绿灯”。1995年11—12月，该省财信公司通过伪造进出口贸易合同，以5个公司的名义，向省工商银行国际业务部申请开出8单远期进口信用证，金额共计3000多万美元。李家祥违反规定，在没有详细调查这些开证企业的背景和资产的情况下，批准开出了这8单信用证。
1996年2—12月间，该省财信公司以同样方法，再次申请开出12单远期进口信用证，金额计3000多万美元。李家祥又批准了。为感谢李家祥，马家仁如约从该省财信公司的“手续费”中提出200万元，分6次送给了李家祥。由于上述公司一直无力偿还信用证款，该省工行陆续将未归还的款项转为贷款，后将所有贷款共计4.5亿元人民币认定为“损失类贷款”。2005年12月20日，李家祥终审被认定为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案例二：行贿16万元揽下4工程
案发领域：工程承包
作案人：洪一，海南省农行澄迈支行原资产经营部职员。
主要行贿事实：2001年，省农行澄迈支行资产经营部职员洪一对工程承包生意产生了“兴趣”。动手前，他在该行人事处处长王文的身上下了“功夫”。在3年内，分8次将9万元送到了王文的手上，开始了不可告人的“交易”。
经王文利用职权之便，洪一先后承揽到了4项工程。期间，洪一成功挂靠到湖南省对外建设总公司海南建设公司名下，获得了施工资格。为此，他分3次向提供帮助的乐东县农行行长陈春水送了3.2万元。在获得临高县农行的建筑装修工程的承包权后，洪一又成功挂靠到海南省国营加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名下，获得施工资格。为此，他分2次向帮助他的该行行长方国胜送了1.2万元。
在取得五指山市农行的装修工程后，洪一又通过该行行长黄昌德挂靠到海南省金长江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为此，他分2次送给黄昌德2万元。承包乐东县农行建筑、装修工程后，为在工程中顺利领取工程款，洪一分2次向该行财务部经理魏伟祥送了7000元。2005年5月13日，洪一因行贿罪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案例三：挪用300万元社保金获6万元“好处费”
案发领域：社会保险
作案人：司德运，原海口市农村社保办主任；茹小妹，原海口市农村社保办会计。
“在省农行临高支行加来营业所存款，可获高利息。”2003年8月底，得知这一消息，海口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局办公室主任司德运动了邪念。局里的300万元农村社保金便被“惦记”上了。司德运的消息来源于该局局长吴淑彪（另案处理）。为此，吴淑彪多次找省农行临高支行行长陈建学（另案处理）“沟通”：300万元社保金，可转存到加来营业所。陈建学答应给吴淑彪好处费15万元。事后，吴淑彪将好处费15万元说成12万元，与司德运、茹小妹三人碰头商量：6万元留给局里，其余6万元分给司德运、茹小妹，每人得3万元。2003年8月27日，海口市农村社保办在加来营业所开立临时账户。当天，司德运、茹小妹等从中国银行海口市椰树门支行将300万元农保金转到了加来营业所。此后，司、茹二人如约各得3万元“好处费”，吴淑彪个人分得9万元。经审判，2004年6月8日，司德运、茹小妹均因受贿罪，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
案例四：代人征用土地，收10万元“劳务费”
案发领域：土地流转
作案人：林书毅，原海口市琼山区文体局局长；周发纪，原海口市琼山区计生局局长。
事发1993年，正值海南省房地产开发热。琼山县红旗镇墨桥管区新宅湖村、福本村的一片土地被海南省金融实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金融实业）看中。林书毅时任该镇镇委书记，周发纪时任该镇镇长。为了让征地“顺利”进行，金融实业的总经理曹定爱决定：在林、周二人身上花“心思”。在该公司的指导下，1993年4月11日，两人分别以“林武”、“周君”为户名，在当地一家信用社开设了活期储蓄账户，等待事成之后，10万元“劳务费”落入囊中。
于是，林、周二人在协调征地之事时格外用心。林书毅立即主持该镇的联席会议，商讨并安排在该镇墨桥管区蹲点的周发纪等人组成工作组，就征用土地的价格、土地面积、青苗补偿费等问题，与新宅湖村、福本村的村民进行“协调”。征地的每一进程，周发纪均及时向林书毅汇报。在林、周二人的“努力”下，金融实业如愿以偿，与红旗镇政府签订了《土地出让协议》。1993年4月20日，金融实业以“劳务费”名义，向林、周二人的账户上转进10万元，两人各得5万元。2005年12月28日，林书毅、周发纪均因受贿罪，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权力寻租”是商业贿赂的重要原因
“权力寻租”是产生商业贿赂的主要原因。在经济学家看来，权力寻租现象，即权力在追求经济利益，不追求服务质量，使服务“口头化”，而没命地追求不正当的经济利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腐败，应该看到，在经济活动中一些握有实权的官员，具有合法身份，他们自恃手中有权，作为收受贿赂的王牌，而且欲壑难填，胃口越来越大。请看以下几例。
例一：年近55岁的海南省供销合作联社原主任谢宗林，可谓是权力寻租的高手。一天，供销联社的陈某来到谢宗林的办公室，请求谢出面帮忙收购其和湖北省工商银行置换的位于海南省文昌市的12幢别墅，以解决他个人债务。谢、陈二人一番窃窃私语之后，谢表示愿意帮忙。后来，谢通知供销联社所属的外经公司吴经理近期设法收购文昌市的12幢别墅。几天后，吴经理以1200万元收购了这12幢别墅。陈某的个人债务问题转眼间得到解决。陈当即表示给30万元好处费以表寸心。工作了40余年的谢宗林离职半年后，东窗事发，2003年5月27日，因受贿、贪污罪被海口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万元。
例二：海口市检察院曾查办过一起单位利用特权受贿的典型案件。据判决书认定，海南省工商经济检查总队在查处以涉嫌销售“三无”产品及标价不明为由，查扣了琼海市伟华贸易有限公司约20余万元的摄像机、手表等商品及现金25785元，执法人员声称须罚款10—20万元。这可急坏了贸易公司老板王文伟。王找到经济检查总队长周某某，提出“赞助”6万元给经济总队，并恳求手下留情日后再行感谢。周满心欢喜，当即同意。事后，经检总队对该公司的工商违法行为免予处罚，所扣的违规商品全部退还给当事人，所收取的琼海伟华有限公司的6 万元作为“赞助”费记入账外账。
例三：经检总队查获了个体户陈平昌销售的过期大米80多吨，价值10万多元人民币，对过期大米全部就地封存。经检人员声称要对其罚款10万元，否则封存的大米将被拍卖。陈平昌要求经检队从宽处理，执法人员要求陈给经检队赞助6万元，这事就算了结不再处理。陈当即答应，很快兑现。之后，经检队对陈平昌销售过期大米的工商违法事件未作任何处理。
常言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80多吨保质期已过的大米陈平昌照售不误，送出的6万元，也不能白送，最终还得从80吨大米里赚回来。如此，经检总队名曰执法，实则是在亵渎法律，利用特权大搞商业贿赂，捞取钱财，助长了违法商家的气焰，难怪群众议论，让这样的工商经济检查总队来规范市场，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只能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
最终，此案由海口市美兰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处单位负责人周锦国有期徒刑7个月，判处被告单位海南省工商经济检查总队罚金1万元。
例四：海南省琼海市石壁镇五四农场准备更新一批橡胶树，海南宏达公司的林某某得知消息后，便通过石壁镇原镇委书记黄声存约请五四农场场长姚其法、场党支部书记王锡光一起吃饭，席间，林某某说明来意准备购买橡胶树，并希望姚、王二人支持。饭毕，林某某在饭店送给姚其法1万元，同时送给王锡光5000元，很快，林某某顺利地从五四农场购买了15000株橡胶树。
2004年9月，为了整体承包五四农场，海南宏达公司的林某某开车到琼海找到王锡光，在车上送给王锡光1万元，并对王说，五四农场的承包要优先考虑我公司。后来，在发包过程中，王锡光等人瞒着农场职工，一直支持将农场发包给林的公司，最终宏达公司取得了对五四农场的整体承包权。
由于五四农场属镇、村委会、村民小组三级所有制性质，当农场职工事后得知五四农场被整体承包后，引发了失地职工的强烈不满，上百名职工多次到石壁镇镇政府集体抗议讨说法，并上书省、市有关部门及相关领导，致使案发。对于这样一起损害农场职工利益的典型的商业贿赂案，琼海市检察院侦查终结并提起公诉后，2006年3月20日被告人王锡光以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的刑罪。
例五：符某任海口市琼山区红旗中心卫生院院长期间，在为该院购买B超机过程中，接受货主贿赂款2万元；在红明农场医院工作期间，符某还于1993年2月收受当事人贿赂款2000元（本人得款1600元），与他人为不符合政策规定的陈某实施输卵管吻合手术，符某在其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造成陈某超计划生育第四胎的后果，其行为已构成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错误。事发后，符某于2005年7月1日将受贿款共2.2万元上缴海口市琼山区有关部门。之后，有关部门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仅给予符某开除党籍处分了事。
强化权力制约机制，加大打击力度，遏制商业贿赂犯罪势头
商业贿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现象无疑是经济社会肌体上的一个“毒瘤”，其对“权力寻租”、特权思想、权力腐败现象的蔓延，实际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此，应进一步强化商业交易中的权力制约机制，净化交易市场环境，加大对此类案件的查处力度，打防结合。
第一，强化商业交易中的权力制约机制，净化交易市场环境。遏制商业贿赂犯罪，应从权力制约机制入手。首先从商业企业内部着眼，将那些过度集中而又在交往中易发生贿赂腐败现象的权力进行轮换行使，或分解成由几个人、几个部门或几个层次共同掌管与行使，使权力行为的主体之间互相监督、制约，改变那种“一锤定音”的权力结构；同时要建立严格的权力行为责任制，规定权力运行的范围，对于那些越权或渎职的活动必须严肃追究责任。其次是要从外部着手，实行“两公开，一监督”，充分发挥举报中心的作用，将工程建设、土地出让、医药购销、政府采购、金融信贷等领域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各类问题的决策、执行与结果均公开于广泛的社会监督面前，鼓励、支持和保护群众对商业交往中的贿赂即“权钱交易”现象的举报，充分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第二，完善法律漏洞，实行标本兼治。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中，均有对贿赂行为的严厉处罚规定。但法律界专家认为，当前我国有关反商业贿赂的法律尚有漏洞。我国的刑法理论中，与受贿有关的罪名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二是妨害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和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受贿主体局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
而实际上，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各事业单位中的广大工作人员都有可能成为受贿对象。现实中，诸如医生之类控制采购权、主管权的，既非国家也非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已是相当庞大的一个群体，尽管腐败行为早已在这个群体中泛滥成灾，但正是由于我国刑法上对受贿主体身份的苛刻要求，使得大量受贿严重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仍得以钻法律的漏洞，逍遥法外。
在完善法律、严格执法的同时，还要加强监督和预防工作。将事前监督、过程监督和事后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监督的关口前移，强化主动监督，加强事前防范和过程监督，做到权力行使到哪里，交易活动延伸到哪里，对其监督就延伸到哪里。
当然，监督要突出重点。对重点部门、重点岗位、重点人员的行为和权力行使进行重点监督，有目的性、有针对性地防范，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进行商业贿赂。
第三，采取对策，加大办案力度，遏制商业贿赂犯罪势头。要遏制商业贿赂这种腐败现象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入手：既要严厉惩处那些以权索贿与受贿者，又要狠狠打击那些施以钱物的行贿者。
（作者单位：海南省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