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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13岁参加新四军，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2年的青春韶华在战争中度过。后几十年专修装甲理论、保卫珍宝岛、守卫吴八老岛，25年戍守边疆和建设新中国。他重伤5次，战残7级，后毕业于南京军事学院，离休前是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军分区副司令员。
1928年6月，爷爷奶奶的第一个孩子、我的父亲来到人间，爷爷请来先生给父亲起名叫“臧殿国”（父亲13岁当兵后，为防止日伪军迫害家人改名为“张连振”）。 1935年，父亲7岁就去地主陈友财家做童工了。一天吃两顿，只能吃烙饼剩的渣滓和麦糠搅在一起的东西。父亲小小的年纪每天吃不饱，还要从拂晓干到月明星稀，累得腰酸背疼，全身瘫软，发高烧生病也不能停下来。
苦难生活中又来了日军，日子苦上加苦。陈友财还是个汉奸，他开的烧饼店在日军盘踞的大中集（现为大丰区）。陈友财叫父亲为日军送烧饼。父亲越想越气，日军到处烧杀掠抢，弄得国破家亡，就拒绝送烧饼给日军，因此常常遭到地主的毒打。父亲仇恨地主，仇恨日军的种子从此深深地埋在心中。
1941年父亲12岁，全家仍挣扎在死亡线上，奶奶在病榻上哭着对父亲说：“你爸爸妈妈拼死拼活给地主干活，也养不起全家，你还是离家逃生吧。先生给你兄弟两人起名‘殿国’‘殿邦’，就是要国家太平才有我们的好日子啊，你走吧，听说村东头有咱们老百姓的队伍，专门打日军、土豪劣绅恶霸。”那时，父亲幼小的心灵就埋下痛恨吃人的旧社会的种子，向往参加新四军。
就在这一年，大中集的日军抓了几百名民工在镇子的四周挖护城河，修筑了许多明碉暗堡，还拉来他们的走狗帮他们做欺骗宣传，鼓吹“大东亚共荣圈”，妄图破坏共产党新四军抗日。
这年夏天，我的堂伯臧连山从乡下到大中集卖野菜，偷偷地告诉父亲，家乡来了共产党的队伍新四军，队伍上有好多小兵。新四军不打人不骂人，公平办事，专打日军和土豪劣绅恶霸，帮老百姓翻身。堂伯走后，父亲有好几天睡不着觉，奶奶的哭泣、爷爷累弯的腰脊、两个姑姑的夭折、弟弟有病而无法医治、地主的毒打、日军的蹂躏，父亲越想越义愤填膺，下定了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决心。
1942年2月6日立春的第二天，还有7天就是除夕了，父亲义无反顾地从日军盘踞的大中集逃了出来。父亲朝家乡东南方向奋力奔跑，七八十里的路一口气跑了下来，当他见到新四军的连长和指导员时，竟说不出话来。连长摸着父亲的脸，指导员端来一盆清水为父亲洗起泡的脚，父亲一头栽进连长的怀里，失声痛哭。连长指导员收下父亲当小兵，任新四军第一师东台县垦区游击连通信员、卫生员。
抗战烽火正在苏北地区燃烧。1942年底，日军对苏北根据地进行疯狂地“清乡”和“扫荡”，他们彻底撕下“大东亚共荣圈”的假面具，在其控制区内三里设一个碉堡，五里设一个据点，碉堡和据点的四周挖了又宽又深的沟渠，围着沟渠架起几道铁丝网，并派兵扼守。据点与据点之间用竹竿或竹篱笆连接起来，把根据地的民众一块一块分割开来，再一处一处“清乡”“扫荡”，最终用“鹿砦”“梳篦”“拉网”式战术消灭抗日军民。
这年冬天，日伪军在原有的兵力基础上，又调集12000余人，在坦克、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袭击苏北根据地。新四军发动了全面持久的反“清乡”反“扫荡”战斗。父亲和战友们奋勇杀敌，经历了33天的顽强激战，新四军消灭装备精良的日伪军100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第一次大“扫荡”。父亲经受了考验，得到锻炼，政治觉悟也提高了。
不甘心失败的日军，在1943年2月和4月又进行反扑，再次发动了对苏北和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清乡”和“扫荡”。他们纠集了3万余人，以苏中四分区为重点进行“清乡”“扫荡”，兵分数十路夹击苏中四分区。日军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东西就抢，老百姓恨透了他们。新四军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白天隐蔽夜间打，组织起精干部队，以套筒枪专打敌人的清乡队。当时父亲没有套筒枪，只有一杆比套筒枪还落后的红樱枪，然而，父亲不示弱，和同志们并肩作战。这支机动部队向清乡队敌人的后方东台、兴化等地出击。经过半年浴血奋战，新四军消灭了5000余日伪军，拔掉敌人过半据点，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清乡”和“扫荡”。每解放一处地方，那里的老乡欢腾雀跃，到处张贴欢迎共产党、欢迎新四军的标语。
这次反扫荡战斗后，连里发给父亲一杆套筒枪。他记得他的班长在全班会上严肃而又深情地说：“我们的枪一定要掌握在绝对绝对可靠的战士手中，用它去打败日军，解放全中国。张连振同志在两次反‘清乡’反‘扫荡’战斗中表现突出，经得起抗日战争的严格考验。这杆套筒枪是连党支部决定发给他的。”父亲当时非常激动，向班长和全班同志举手敬礼，接过那杆烈士用过的套筒枪，面对抗战红旗，抱定生死抗战的决心：“班长、同志们，我永远跟党走，为千千万万的兄弟姐妹去战斗！”那年父亲15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的战斗不久又打响了。1944年六七月间，父亲的连队奉命攻打被日军盘踞的西团镇，父亲和他们班的同志担任封锁敌人碉堡枪眼的任务，掩护爆破组和突击组顺利突击。父亲手中的套筒枪发挥出色，它似乎长了眼睛，一枪一个。突击组在战友强有力地掩护下，爆破成功，把红旗插进西团镇的心脏。有几个不愿交枪的日军，向大中集方向逃窜，其中一个肥胖的家伙，手持一杆三八大盖，跑得比兔子还快，父亲立即举起手中的套筒枪，瞄准他的后背，果断扣动了扳机，“砰”一声怒吼，子弹带着仇恨射进那家伙的后背，只见那家伙“扑嗵”倒地，当父亲箭步飞去，那家伙已躺在血泊之中。
不久，父亲当上了班长，他和老套筒枪在一起打麻雀战、游击战、大反攻，攻打七灶河、八灶河、巴頭镇、盐城、伍祐和大中集。大中集的地主陈友财被打倒了，他没想到，怎么会有今天！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全国胜利后，父亲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回国后，他放弃了优越的城市生活，主动申请到北方戍边，在中苏边境，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参加了1969年3月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之后在黑龙江漠河、吴八老岛守边，铲除苏联在吴八老岛的八座航标，树立起我国领土航标，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吴八老岛上空。
父亲深情地说，他为党和人民做了一点有益的事，党和人民却给了他许多荣誉。他离休后，从没有停止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有益的事。从他离休到离世的30多年中，他传承红色基因的脚步走遍大中小学、部队、机关、企事业，编写教案几十万字，受众50多万人次。
我们全家五代同堂，都沐浴在党的阳光雨露下。爷爷奶奶、我和弟弟、我的儿子都曾在我的父母亲身边生活，现在我也有了第三代。爷爷奶奶前半生贫困潦倒，在生死边缘挣扎，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后半生的好日子;我的父亲和也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母亲，感受到党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养老、医疗、康复等样样周全;我于2013年7月退休，处处有党的关心、爱护和帮助;我的第二代读了大学、研究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我的第三代就像生活在蜜糖水里。
我现在为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传统，参加嘉兴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宣讲团、市委老干部局红船银晖红色讲师团开展红色传承教育。这些年我到大中小学校、社区、老年大学等开展红色传承，今年我被中共嘉兴市委组织部、市委老干部局评为2020年度“银晖先锋党员”、被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市委老干部局评为“百年百佳”优秀“红船银晖”南湖初心讲堂最美讲师。
（责任编辑 孙月红）
1928年6月，爷爷奶奶的第一个孩子、我的父亲来到人间，爷爷请来先生给父亲起名叫“臧殿国”（父亲13岁当兵后，为防止日伪军迫害家人改名为“张连振”）。 1935年，父亲7岁就去地主陈友财家做童工了。一天吃两顿，只能吃烙饼剩的渣滓和麦糠搅在一起的东西。父亲小小的年纪每天吃不饱，还要从拂晓干到月明星稀，累得腰酸背疼，全身瘫软，发高烧生病也不能停下来。
苦难生活中又来了日军，日子苦上加苦。陈友财还是个汉奸，他开的烧饼店在日军盘踞的大中集（现为大丰区）。陈友财叫父亲为日军送烧饼。父亲越想越气，日军到处烧杀掠抢，弄得国破家亡，就拒绝送烧饼给日军，因此常常遭到地主的毒打。父亲仇恨地主，仇恨日军的种子从此深深地埋在心中。
1941年父亲12岁，全家仍挣扎在死亡线上，奶奶在病榻上哭着对父亲说：“你爸爸妈妈拼死拼活给地主干活，也养不起全家，你还是离家逃生吧。先生给你兄弟两人起名‘殿国’‘殿邦’，就是要国家太平才有我们的好日子啊，你走吧，听说村东头有咱们老百姓的队伍，专门打日军、土豪劣绅恶霸。”那时，父亲幼小的心灵就埋下痛恨吃人的旧社会的种子，向往参加新四军。
就在这一年，大中集的日军抓了几百名民工在镇子的四周挖护城河，修筑了许多明碉暗堡，还拉来他们的走狗帮他们做欺骗宣传，鼓吹“大东亚共荣圈”，妄图破坏共产党新四军抗日。
这年夏天，我的堂伯臧连山从乡下到大中集卖野菜，偷偷地告诉父亲，家乡来了共产党的队伍新四军，队伍上有好多小兵。新四军不打人不骂人，公平办事，专打日军和土豪劣绅恶霸，帮老百姓翻身。堂伯走后，父亲有好几天睡不着觉，奶奶的哭泣、爷爷累弯的腰脊、两个姑姑的夭折、弟弟有病而无法医治、地主的毒打、日军的蹂躏，父亲越想越义愤填膺，下定了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决心。
1942年2月6日立春的第二天，还有7天就是除夕了，父亲义无反顾地从日军盘踞的大中集逃了出来。父亲朝家乡东南方向奋力奔跑，七八十里的路一口气跑了下来，当他见到新四军的连长和指导员时，竟说不出话来。连长摸着父亲的脸，指导员端来一盆清水为父亲洗起泡的脚，父亲一头栽进连长的怀里，失声痛哭。连长指导员收下父亲当小兵，任新四军第一师东台县垦区游击连通信员、卫生员。
抗战烽火正在苏北地区燃烧。1942年底，日军对苏北根据地进行疯狂地“清乡”和“扫荡”，他们彻底撕下“大东亚共荣圈”的假面具，在其控制区内三里设一个碉堡，五里设一个据点，碉堡和据点的四周挖了又宽又深的沟渠，围着沟渠架起几道铁丝网，并派兵扼守。据点与据点之间用竹竿或竹篱笆连接起来，把根据地的民众一块一块分割开来，再一处一处“清乡”“扫荡”，最终用“鹿砦”“梳篦”“拉网”式战术消灭抗日军民。
这年冬天，日伪军在原有的兵力基础上，又调集12000余人，在坦克、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袭击苏北根据地。新四军发动了全面持久的反“清乡”反“扫荡”战斗。父亲和战友们奋勇杀敌，经历了33天的顽强激战，新四军消灭装备精良的日伪军100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第一次大“扫荡”。父亲经受了考验，得到锻炼，政治觉悟也提高了。
不甘心失败的日军，在1943年2月和4月又进行反扑，再次发动了对苏北和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清乡”和“扫荡”。他们纠集了3万余人，以苏中四分区为重点进行“清乡”“扫荡”，兵分数十路夹击苏中四分区。日军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东西就抢，老百姓恨透了他们。新四军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术，白天隐蔽夜间打，组织起精干部队，以套筒枪专打敌人的清乡队。当时父亲没有套筒枪，只有一杆比套筒枪还落后的红樱枪，然而，父亲不示弱，和同志们并肩作战。这支机动部队向清乡队敌人的后方东台、兴化等地出击。经过半年浴血奋战，新四军消灭了5000余日伪军，拔掉敌人过半据点，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清乡”和“扫荡”。每解放一处地方，那里的老乡欢腾雀跃，到处张贴欢迎共产党、欢迎新四军的标语。
这次反扫荡战斗后，连里发给父亲一杆套筒枪。他记得他的班长在全班会上严肃而又深情地说：“我们的枪一定要掌握在绝对绝对可靠的战士手中，用它去打败日军，解放全中国。张连振同志在两次反‘清乡’反‘扫荡’战斗中表现突出，经得起抗日战争的严格考验。这杆套筒枪是连党支部决定发给他的。”父亲当时非常激动，向班长和全班同志举手敬礼，接过那杆烈士用过的套筒枪，面对抗战红旗，抱定生死抗战的决心：“班长、同志们，我永远跟党走，为千千万万的兄弟姐妹去战斗！”那年父亲15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的战斗不久又打响了。1944年六七月间，父亲的连队奉命攻打被日军盘踞的西团镇，父亲和他们班的同志担任封锁敌人碉堡枪眼的任务，掩护爆破组和突击组顺利突击。父亲手中的套筒枪发挥出色，它似乎长了眼睛，一枪一个。突击组在战友强有力地掩护下，爆破成功，把红旗插进西团镇的心脏。有几个不愿交枪的日军，向大中集方向逃窜，其中一个肥胖的家伙，手持一杆三八大盖，跑得比兔子还快，父亲立即举起手中的套筒枪，瞄准他的后背，果断扣动了扳机，“砰”一声怒吼，子弹带着仇恨射进那家伙的后背，只见那家伙“扑嗵”倒地，当父亲箭步飞去，那家伙已躺在血泊之中。
不久，父亲当上了班长，他和老套筒枪在一起打麻雀战、游击战、大反攻，攻打七灶河、八灶河、巴頭镇、盐城、伍祐和大中集。大中集的地主陈友财被打倒了，他没想到，怎么会有今天！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全国胜利后，父亲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回国后，他放弃了优越的城市生活，主动申请到北方戍边，在中苏边境，为保卫祖国领土完整，参加了1969年3月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之后在黑龙江漠河、吴八老岛守边，铲除苏联在吴八老岛的八座航标，树立起我国领土航标，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吴八老岛上空。
父亲深情地说，他为党和人民做了一点有益的事，党和人民却给了他许多荣誉。他离休后，从没有停止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有益的事。从他离休到离世的30多年中，他传承红色基因的脚步走遍大中小学、部队、机关、企事业，编写教案几十万字，受众50多万人次。
我们全家五代同堂，都沐浴在党的阳光雨露下。爷爷奶奶、我和弟弟、我的儿子都曾在我的父母亲身边生活，现在我也有了第三代。爷爷奶奶前半生贫困潦倒，在生死边缘挣扎，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后半生的好日子;我的父亲和也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母亲，感受到党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养老、医疗、康复等样样周全;我于2013年7月退休，处处有党的关心、爱护和帮助;我的第二代读了大学、研究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我的第三代就像生活在蜜糖水里。
我现在为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传统，参加嘉兴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宣讲团、市委老干部局红船银晖红色讲师团开展红色传承教育。这些年我到大中小学校、社区、老年大学等开展红色传承，今年我被中共嘉兴市委组织部、市委老干部局评为2020年度“银晖先锋党员”、被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市委老干部局评为“百年百佳”优秀“红船银晖”南湖初心讲堂最美讲师。
（责任编辑 孙月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