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沙尼亚东南部的大学城塔尔图景色清秀，有清新的空气和粉紫色的夕阳。
　　有人说，塔尔图是微型的牛津或剑桥。逛一遍塔尔图老城仅需20分钟，每条街上都密布咖啡馆。学生们抱着电脑坐在店里或街边——塔尔图大学图书馆离市中心有一段距离，而这些咖啡馆就坐落在大学主楼前——享受着咖啡馆竞争的福利：这里一块蛋糕的价格只有两三欧元，而每家咖啡馆往往提供数十种甜点选项，远胜它们的英格兰同行。
　　不过，永远没有人能竞争过Werner咖啡馆。这不是因为它琳琅满目的甜品柜，而是因为入口处悬挂的一幅幅画像：最近一百年，几乎所有在爱沙尼亚历史上留名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曾光顾此地。市政府发布的《塔尔图文学地图》对它的评价是：“教授、学者和作家们最爱的去处。”
　　长期以来，塔尔图一直是波罗的海文明的中心。塔尔图大学创建于1632年，是波罗的海三国最古老的大学，三百多年来历经战乱却弦歌不断。这里不仅是爱沙尼亚民族精神的策源地，也是国际顶尖的符号学研究重镇，“塔尔图学派”享誉人文学界。今天，塔尔图大学依然是波罗的海区域最负声望的高等学府，而小镇也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学之城”之一。
　　塔尔图以此为傲。出生或曾驻足于此的名人雕像布满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对于“塔尔图学派”奠基人尤里·洛特曼，塔尔图人不仅为他塑像，还将他的白色故居辟为博物馆。
　　洛特曼不是塔尔图人，他到塔尔图大学任教也并非因为倾慕这里的咖啡馆。1950年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后，身为犹太人的洛特曼正遇上前苏联的民粹主义浪潮，因为在俄罗斯无处容身才不得不移居波罗的海。
　　塔尔图人包容了洛特曼。市中心为在纳粹集中营殉难的记者建立的纪念花园体现了这里的人们对极端思潮的态度。
　　这是一座可以看见世界的小镇，旧书店都设有外语图书区，街头的人们往往能说流利的爱沙尼亚语、俄语和英语。据说塔尔图大学曾有一位教授能说一百多种语言，大学图书馆里收藏着包括康德手稿和中國民国时期出版物在内的各类外语文献。
　　在塔尔图市中心，一家占据了一排地下室的旧书店兼营各国工艺品，从非洲木雕到日本笺纸应有尽有。小店也颇有些神奇的跨文化创意：你可以买一套印度熏香，再配上一块刻着苏维埃标识的木制香插。
　　“中国书？有的有的！”年轻的女店主兴奋地指点着我。然而那里并没有什么中国书，只有一本上世纪初的德语插图本《夜莺》——也算是中国故事吧。英语文献则异常丰富，一些爱沙尼亚知识分子逃难到西方时写下的大屠杀回忆尤其震撼人心。
　　从英国来的我不能不注意到一本灰黑色封面的小书。
　　30年前，移民伦敦的爱沙尼亚医生约翰·盖勒博士将自己在集中营里的故事写成回忆录《从黑暗到黎明》并在英国出版。他把书签赠给了远在波罗的海的一位难友，那位老人很认真地做了勾画和批注，并在几处时间点上做了勘误。遗憾的是，老人似乎很快离世了，这本书1990年就被送到了旧书店。如今，它又将随我远渡重洋，回到其出生地，为塔尔图文学与世界的联结再添一段缘。
　　塔尔图也是一座面向未来的城市。爱沙尼亚号称“线上国家”，市中心到处挂着“免费无线网覆盖”的提示，歌剧院前的草坪上竖着“除草机器人24/7作业”的标牌，机器人正慢悠悠地从莎士比亚咖啡馆下经过。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塔尔图路边的长椅都有捐赠和纪念铭牌，但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些铭牌上还附有二维码，游客扫一扫就可以知道长椅背后的故事。
　　在塔尔图长长的文化符号清单中，涂鸦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之一。这里的涂鸦不仅见于废弃的房屋、幽暗的隧道，也遍布于主城繁华的街道和商业区。
　　在游客进入古城的必经之路上有一面废弃的屋墙。塔尔图大学的学生没有将它粉刷一新，而是借着它独特的斑驳纹理绘制了大学主楼的风景画。从路口望去，壁画与远处的大学主楼相映成趣，变成一道新的风景。

　　这些涂鸦与城内后现代风格的街头座椅、各种奇怪形状的人行道桩一起，构成了这座复杂有趣的城市。当然，最有个性的还是塔尔图的人。
　　塔尔图大学的学生告诉我，70年代大学生们被要求每年夏天参加修水库的义务劳动时，就将劳动营变成了分享西方流行音乐和地下文学的殿堂。这座小城也是索尔仁尼琴可以放心地写作《古拉格群岛》的地方。
　　正如“塔尔图学派”奠基人洛特曼所说：塔尔图不仅是文化名城，也是一座极度支持个体性和创造性的城市，这里或许是他的学派可以形成的“唯一一个地方”。
　　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学派不会是塔尔图所孕育出的唯一学派，满城涂鸦的青年创作者中，必将诞生出新一代波罗的海文化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