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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期间，网络平台成为重要的舆论阵地。“央视新闻”抖音号及时、精准地发布短视频，通过快速公布相关事实，准确预判并回应社会关切，感知公众情绪并迅速回应，实现了以“真相”定准、以“情感”平衡、以“态度”聚合的效果，起到了遏制谣言、缓解焦虑、制导舆情、凝聚人心的良好作用，不仅成为主流媒体借力网络传播的范例，也为主流媒体强化网络传播力、影响力提供了有益啟示。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央视新闻 社交短视频 抖音号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2019年12月8日，国内首例新冠肺炎（NCP）患者发病。02020年1月19日，有关新冠肺炎的报道第一次登陆中央级媒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下简称总台）《朝闻天下》节目。1月20日，总台《新闻联播》电视节目通报了全国多省和国外疫情的数据，并播发了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指示与批示，当晚《新闻1+1》节目直播连线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介绍疫情的传播途径、防护方法等相关情况。1月31日凌晨3点30分，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PHEIC）”。
突发公共事件历来都是对媒体报道和舆论引导能力的考验，尤其是在网络传播社会化与社会交往网络化的数字时代，互联网“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引导会起到放大镜、扩音器、助推器的作用”，如果没有良好的引导，则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使得“传统舆论引导格局发生裂变”。②而事实亦证明，此次疫情期间的新闻报道总体上非常成功。在2月23日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疫情期间的新闻报道做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提出“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运用多种形式在国际舆论场及时发声”等要求，在整体上营造“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环境氛围”。③中央级媒体在此次对疫情舆情的报道和引导上，不仅做到了反应及时、报道充分、分寸适宜，而且在融合与借力网络平台、社交新媒体上也亮点频出。其中，“借助短视频的平台化效应延伸传播力，创新新闻舆论工作”④，可谓是此次主流媒体对时下受众网络媒体使用习惯的积极回应。我们以总台“央视新闻”抖音号为主要观察点，发现总台在借助社交短视频报道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以“真相”定准
从荷兰传播学者克罗斯（ Crosth）提出的著名的谣言公式：谣言=事件重要性×事件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R =j×a/c）可以看到，公共事件越重要、影响的范围越大，谣言形成、扩散得就越快，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因此，疫情发生后，最快公布真相、最大限度地增加透明度，就成了媒体最紧迫的任务。数字时代，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具有“便捷、移动、即时、互动、多点、无界等特点”⑤，它们既可以成为谣言的据点，也能成为真相的堡垒。由于社会信息关系结构的改变，传播呈现节点化，“各个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如何并不在于它们本身的属性，而在于网络中的其他节点相信不相信它们的能力”。⑥因此，此时主流媒体对网络的利用策略尤为重要。在借力网络时，除了在原有公信力、专业性等方面的优势外，尤为重要的是彰显其信息整合服务能力——最大限度地回应民众关切、第一时间公布事实真相，高效地服务受众。
（一）快速传播真相，高度公开、透明
1.“点晴式”“高亮式”呈现事实，回应关切
短视频的优势不仅在于“短”，更在于“精”与“准”——对信息内容价值、针对性的把握和对受众关切的准确预判。1月20日，“央视新闻”抖音号发布了第一条疫情报道，这是对当晚《新闻联播》内容的节选，选取了国内和境外感染确诊的最新数字通报。该条视频获得了网友近706万个红心点亮、近30万条留言和近180万次转发。极高的关注度与转发数实际上反映了“央视新闻”对短视频价值判断的精准度——最新确诊数字和全球疫情蔓延态势的信息，不仅及时回应关切、告知真相，而且起到媒体“吹哨人”的功能。而在之后发布的300余条相关疫情的短视频中，如专家对病毒“人传人”的确定回答、对潜伏期时长与特征的描述和对防护手段及病例指标趋势的讲解等，都体现了这种价值标准判断和内容取舍原则。在疫情快速发展、新闻资讯过载的情况下，“央视新闻”短视频借助“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将受众须知、欲知的关键、紧要的信息挑出来，做“点睛”和“高亮”处理，不仅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也凸显了主流媒体对视频产品价值点的准确把握。
疫情期间，在微信朋友圈与微信群等社交平台高频度传播的“央视新闻”抖音号短视频彰显了公信力强、新闻价值高又易于下载与再次传播的特点，借助社交媒体的互动性、发散性，起到了快速满足公众知情权、最大限度遏制谣言与高效率引导舆论的重要作用。
2.以《战“疫”Vlog》为代表的体验式、平民化采访，还原事实、直击争议
“央视新闻”抖音号设置了《战“疫’’Vlog》等3个视频合集，与其他短视频相比，Vlog“更真实，更本真，更原原本本”，⑦带有浓厚的新闻真实感、客观性。此时采用Vlog（视频博客）这种方式深入一线还原事实，起到了亲近与透明的双重功效。数十集的《战“疫”Vlog》采用了大量体验式、随机式的记录方式，记者以普通社会成员的心境来到一线，以大众的同理心记录现场，其评论、感怀的言辞，语调平实而恳切。在Vlog中，记者下沉到各种情境中：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体验在没有电梯的居民小区进行地毯式排查、发放口罩，身背40斤重的消毒液上下9层楼进行病毒消杀，暗中抓拍武汉“封城”后每天坚持给附近医院送餐的餐馆老板，体验武汉社区团购蔬菜的众口难调……每一条视频画面直击人心，记者的现场感慨与评论也能在平实中激发共鸣。例如：在采访完火神山医院建设工地后，记者面对镜头说：“哪有什么‘基建狂魔’，这都是一个个普通的老百姓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聚在一起，快速地完成这个共同目标。”正是记者这种带着“平民味道”、混着“泥土气息”的一线实录，在社交场景中建构出了用户的“在场感”，实现了从“我说你听”到“一起见证”的视听模式转变，达到了还原事实的良好效果。 《战“疫”Vlog》在报道事实方面的第二个亮点是对疫情期间相关传闻、争议的直面回应，不遮不掩。有研究表明：“对于一些具有争议性的短视频新闻事件，公众更希望通过自己的‘亲眼目睹’来判断是非曲直，自己参与发声并左右事件的进展，所以这类的短视频新闻更容易使公众产生兴趣。”⑧在对传闻的回应上，记者在方舱医院中的亲身经历最具代表性。针对网上关于方舱医院条件差的质疑，记者“全副武装”来到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一位患者在与记者的交流中呈现出一种无防备、无顾虑、无掩饰的闲聊感——问话自然明白、回答轻松随意。患者在回答吃住、治疗情况时轻描淡写，在谈到就医与生活条件时仅仅是“还行吧，谈不上满意”，当被问及网上的传闻时，患者的回答更显得质朴而平实：“什么事物都有一个刚开始的过程，后续慢慢完善嘛……你要理解别人，深更半夜把它搞好了，别人工作了25个小时，你还有什么好抱怨啊？！你只是休息、睡觉、静养，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之后，记者随机拍摄了医护人员巡房检查、搀扶患者去卫生间等情景以及厕所设施、卫生情况等。可以说，正是这种不掩饰、不拔高、重客观、讲理性的大众立场和平视视角对有关传闻做出了一个老百姓最能接受与赞同的回应。该视频互动区的留言点赞过万，转发量也超过10万次，显示出舆情的基本走向：“大家都尽力了，少些抱怨吧！那些造谣者更是不应该，别给国家添乱。”“短时间内提供那么多病床，非常满意！”信息搜寻和转发是更深层次地主动参与，⑨并且，Vlog“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作者和受众的‘合谋’‘共创’，内容产品的意义由此得以叠加‘共建’并动态呈现”。⑩可以说，此时受众已经从被动的“接受者”，转身成为共同的“见证者”与主动的“表达者”，潜意识里希望自己的转发能影响这种观点的传播。这种主动转发让短视频的力量显现出来，它不止是接力棒式的扩散，更是一个个转身的受众与创作者共创合谋、深度参与的全民化力量集结。这种力量对真相的扩散传播、舆论的引导不可小觑。
（二）锚定报道基准、确立传播标准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央视新闻”抖音号对疫情的报道及时、准确，形成以“真相”定准的效果，不仅锚定了报道与表述的基准，而且确立了传播与话语的标准。
1.锚定基准——报道的基准、表述的基准
短视频传播中存在着模仿现象，这种“‘复制性’的病毒式文化生产背后的逻辑是人类表现和游戏本能使然”⑾。疫情发生后，以用户生产内容（ UGC）、专业生产内容（ PGC）、专业用户生产内容（PUGC）等混杂式生产为特点的互联网视频不断涌现，其中非专业的未经核实的视频视角各异、表述不一，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谣言传播的风险。并且，短视频的不完整性又极易造成断章取义和信息失衡。“央视新闻”抖音号的及时大量传播，为社交平台锚定了一个传播、报道的基准，短视频中体现出的报道角度、话语分寸、对待争议的态度以及认知与价值的判断等，通过大量的视频点击、多层转发，在互联网中形成了流量聚集和标杆效应，为大众在巨量的短视频流中比照辨析非理性内容、偏激话语与可疑信息提供了一个权威参照，更展示了中央级媒体在网络中表述发言的基准规则。
2.确立标准——传播的标准、话语的标准
在“央视新闻”抖音号所发布的疫情相关短视频中，有不少来自用户生产内容，例如：武汉大学呼吸科医生在病房中的幽默疫情科普自拍、6岁女儿在家与一线父母隔空对话、方舱医院内的广场舞、连续十余天给巡逻民警送饭的小姐姐等，正面积极、内容价值度高，自带“自我关涉”与“下沉风格”，⑿具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对百姓有着天然的亲近性。这些内容通过“央视新闻”抖音号的专业性、公信力赋权，再通过转发分享返回到网络，视频上增加的“抖音cctvnews”的标识形成了极大的示范效应。这既是对相关内容在国家媒体层面给予的肯定与鼓励，也是对疫情期间用户生产内容确立的一种标准——平民受众的发言权、传播权在此时此刻应该怎样行使，短视频用户应该如何行动以传播正能量等。
二、以“情感”平衡
（一）高度的情感倚重，激发正向情绪
社会学家认为，情感具有群体动员的能量，也是社会各个群体的黏合剂。因此，疫情中对大众情感的科学引导与管理，既是社会管理，也是一种重要的舆情调适。疫情袭来的早期，被突发事件激起的情感形成了各类情绪性信息在社交平台上传播，这其中既有焦虑、惶恐、抱怨、悲伤等负向情绪，也有坚强、乐观、积极等正向情绪。但总体来看，早期的网络空間里负向情绪一度呈现蔓延之势。此时，对一线医护人员、服务者、患者、疫区群众和全国的广大民众等几个群体的情绪平衡就显得尤为关键，不仅事关战“疫”成效，更关乎社会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单薄的文字或单纯的语言很难起到情绪的调和作用，而短视频凸显其优势。英国卡迪夫大学讲师沃尔一乔根森（ Wahl-Jorgensen）认为：“主流媒体的报道作为一种情感沟通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什么样的情感能够进入公共空间，进而影响公众以什么样的情感进行交往。”⒀在此次的疫情报道中，“央视新闻”抖音号成功实现了“以‘情感’为突破口，将新技术与宣传报道相融合，采取情感传播模式在多元传播主体共存的舆论场中‘重夺麦克风”’⒁。可以看到，“央视新闻”抖音号发布的有关疫情的短视频，对情感的平衡做得很扎实，有一半左右是侧重于情感传递和情绪激发的内容。这些短视频作品侧重于对一线医护人员与服务者的感谢与关切，致力于为患者树立信心，缓解群众焦虑，疏解物资与救护之间供需情绪对立等。短视频中，同在抗疫一线的夫妻二人偶遇后短暂拥抱和相互鼓励的瞬间，90岁母亲4天4夜守护64岁感染儿子的场景，护理部主任为护士们冒着感染风险采集数十万核酸检测标本而感动落泪，93岁湖北老兵为疫情捐款的实录，16岁中学生写给患者的信，坚守一线的医生在母亲去世时向着家的方向深深鞠躬等，都紧紧抓住了感人故事中最激荡人心、扣人心弦的细节，并通过背景音乐、解释文字、同期声与视频本身共同建构起了与“人的感受和心理状态高度相关的”场景，“诉诸情感共鸣、实现情感唤起”，⒂形成了蓄千钧于一锥的情感激发效应。在社交化传播的态势下，越是能调动情感力量的产品，越具有更加强大的传播可能性。⒃不难发现，此类视频通过多次转发、分享在网络空间迅速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正面情绪力量，很好地平衡了大众情感。 （二）以《有你真好》为代表的情绪集群确立情感主基调
在抖音号界面中视频合集部分，第一项的《有你真好》集中汇聚了一线医护人员、建设者、服务者的各种声音，形成了正向情绪的汇聚地，确立了情感的主基调。视频里有对丈夫隐瞒主动请缨的医护人员的自述，有刚从抢救一线出来脸上仍有压痕的医生的感慨，有医护人员奋战后含泪的内心独白，有医生接受采访时令人心疼的嘶哑的声音，有解放军指战员支援一线出征宣誓的声音，有患者对医护人员深情道谢的声音……这种集群式的汇聚，在用户“刷”屏的过程中形成情绪的连续激发与叠加效应，每一个短视频的感动点不同但情绪相同，连缀成一幅带有全景式的一线奋战图画，观看者在长久的沉浸与互动中形成共情与移情效应。互动仪式理论对情感在互动过程的解释是，仪式的开始伴随着情感要素，它们增强了情感，变成了共有兴奋，法国社会理论家涂尔干（ Durkheim）称之为“集体兴奋”，然后它们产生了作为结果的其他类型的情感。⒄这种由仪式化互动产生的“其他类型的情感”便是在这些视频作品留言区可以看到的新的类型的情感聚集。在留言过万的视频互动区随机抽取几条点赞过万的留言：“看完心酸，舍小家顾大家，致敬最美逆行者”“不赞网红不赞星，就赞人民子弟兵”“我是在感动和欣慰中度过这个年的，骄傲我是一个中国人”“辛苦了，白衣天使们，加油中国”……通过评论区的浏览，一条清晰的情感衍生线浮现出来：由最原始的感动聚合产生了深沉的感恩与赞美，又由大量感恩与赞美聚合形成对国家形象的强烈认同、自豪与对国家的热爱、歌颂，这其中还伴随了鼓励与信心的传递。
通过对情感倚重类短视频的数量、种类的安排以及共有情感方向视频的集纳式展现，“央视新闻”抖音号为互联网提供了带有号召性的情感原则，在疫情期间有效地平衡了社会情感，不仅抑制了负面情绪的蔓延，更凝聚起了积极的力量。
三、以“态度”聚合
在此次疫情的短视频合集中，《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视频合集设置是一大特色。如果说真相的公开抵制了谣言、平稳了舆情，情感的传递平衡了社会情绪，那么对国际上声援、支持、肯定的声音、情景的集中展现，则是在“态度”与“行动”层面提供了某种强烈的、有着特殊力量的暗示。在这个合集里，有柬埔寨首相洪森在疫情期间访华的下机瞬间，有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演出时齐声喊出的“我爱中国，武汉加油”，有韩国首尔市长的原声“现在是报恩的时候了，援助中国一臂之力”，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对西方记者的强势回应“中国不需要向世卫组织施压来获得赞赏，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还有联合国秘书长感谢中国人民为遏制病毒传播做出的牺牲、为全人类做出的贡献。在全国民众共同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对国际各方积极态度的展示，于国人的意义绝不仅仅停留在“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事实层面，也不局限于增强国人战“疫”的信心，而是在已有的真相、事实、情感的基础上，形成“态度一行动”的暗示式激发。
战胜疫情，需要全民共同拿出切实的、具体的行动，不仅仅是获得真相和价值认知。此次疫情，不管是湖北多个城市“封城”、全国多地采取隔离措施，还是医疗救护、驰援一线志愿者行動，亦或是传播真相与正能量、不信谣不传谣等网络行动，都需要全民协同作战。传播学的效果理论认为，信息传播在受众“环境认知”“价值形成”与“行动示范”⒅三个层面产生作用。此时，真相的触达是侧重于让受众实现对环境的正确认知，情感的传递侧重于影响受众的价值判断，而态度的展示则是侧重于行动的示范。由于认知、价值与行动三种效果本身具有承继性，真相与情感的传播已经为态度的形成做好了铺垫并形成了相当扎实的基础。此刻来自国外具有相对中立性、客观性的声音则形成了一种从价值判断到态度与行动激发的聚合效应。并且，此类视频还会因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人们依旧会寻求社会支持和社会连接，正面情绪的内容能够给人以信心去度过危机事件”⒆，而受到更大关注、引起转发分享。由此产生的社会态度的整体聚合将对全民战“疫”有着实际的推动作用。《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个视频合集恰好扮演了“最后一棒”的角色，在以真相、情感为基础的大众环境认知与价值判断效果上，强化了对行动的确认感——一种并非来自内部主观意愿的客观认定与外部信心。在多次转发、点赞之后，这种确认与信心可以转化为国人共同抗击疫情的激发力以及由此产生的自豪感。在这些视频的留言区，留言内容与点赞互动便印证了这种效果：“中国加油、武汉加油”的字样铺满屏幕，“全国人民凝聚力！真的很骄傲”“强大的祖国”“共同努力”“谢谢你们，我们一定努力，战胜疫情”等类似的内容比比皆是。可以看出，国人面对疫情的共有态度在国外各个层面的公正评定、恳切支持与真诚声援中，彰显得更加明确，铸造得更为坚定。在客观冷静面对疫情、不惧时艰团结战“疫”的基础上，拥有了更强的信心与决心，共同的情感与态度此时聚合为更强大的行动力。
四、结语
数字时代，主流媒体在网络社会化、社交网络化的传播格局中如何占据高点、体现价值、推动社会良性发展，“央视新闻”抖音号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短视频报道通过以“真相”定准、以“情感”平衡、以“态度”聚合这三重维度，不仅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强化了主流媒体网上传播能力，也在如何适应公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变化、抢占网络舆论阵地、实现主流媒体影响力号召力等层面提供了启示：第一，主流媒体要“恪守专业性、权威性”⒇，在事实公开、真相透明的层面充分发挥好信源与人员优势，彰显主流媒体强大的社会公信力与责任担当;第二，报道中要立足需要、回应关切、关注人情，塑造主流媒体亲切质朴、温暖热忱的人际形象;第三，在报道形式、内容组合与信息互动上，更加务实灵活、有针对性，充分体现出网络空间的场景性、交互性等特征。同时，此次抗击疫情也凸显了国家媒体、主流媒体作为舆情传播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
注释
①数据来自武汉市卫建委2020年1月11通告，《专家解读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最新通报》，http：//wjw.wh.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 111090 36. ②⑤许志强、曹三省：《全媒体视域下突发公共事件智能媒体应急平台研究》，《现代传播》，2016年第12期，第135页、第134页。
③《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2/2 3/c_11256 16016.htm.
④姬德強：《平台理论视野中的媒体融合——以短视频驱动的媒体融合为例》，《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6期，第12页。
⑥黄旦、李暄：《从业态转向社会形态：媒介融合再理解》，《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第18页。
⑦唐绪军：《Vlog和一般短视频的区别在于更真实》，人民网.http：//me dia.pe ople.co m.c n/nl/2019/0703/c120837-31211704.html.
⑧宁海林：《基于SICAS模型的短视频新闻传播机理研究》，《现代传播》，2019年第2期，第57页。
⑨⑩胥琳佳、屈启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交媒体内容与社会网络结构对转发行为的影响》，《现代传播》，2018年第11期，第156页、159页。
⑾张文娟、朱颖颖：《Vlog：短视频传播的变与不变》，《传媒》，2020年第1期，第47页。
⑿张寅、陈园：《围观、模仿与狂欢：竖屏短视频的受众传播行为》，《当代电视》，2019年第1l期，第90页。
⑿⒂⒃宋锦燕、李立：《新媒体时代UGC短视频生产中的纪实类表达》，《中国电视》，2019年第10期，第66页、第67～68页。
⒀⒁张志安、彭璐：《混合情感传播模式：主流媒体短视频内容生产研究——以人民日报抖音号为例》，《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7期，第58页。
⒄李菁：《抖音短视频传播中的互动仪式与情感动员》，《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7期，第88页。
⒅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173页。
⒇张庆：《传统电视媒体进军短视频的误区与着力点》，《现代传播》，2017年第12期，第159页。
（本文编辑：林秀）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央视新闻 社交短视频 抖音号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识码】A
2019年12月8日，国内首例新冠肺炎（NCP）患者发病。02020年1月19日，有关新冠肺炎的报道第一次登陆中央级媒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下简称总台）《朝闻天下》节目。1月20日，总台《新闻联播》电视节目通报了全国多省和国外疫情的数据，并播发了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指示与批示，当晚《新闻1+1》节目直播连线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介绍疫情的传播途径、防护方法等相关情况。1月31日凌晨3点30分，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PHEIC）”。
突发公共事件历来都是对媒体报道和舆论引导能力的考验，尤其是在网络传播社会化与社会交往网络化的数字时代，互联网“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引导会起到放大镜、扩音器、助推器的作用”，如果没有良好的引导，则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后果”，使得“传统舆论引导格局发生裂变”。②而事实亦证明，此次疫情期间的新闻报道总体上非常成功。在2月23日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疫情期间的新闻报道做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提出“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运用多种形式在国际舆论场及时发声”等要求，在整体上营造“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环境氛围”。③中央级媒体在此次对疫情舆情的报道和引导上，不仅做到了反应及时、报道充分、分寸适宜，而且在融合与借力网络平台、社交新媒体上也亮点频出。其中，“借助短视频的平台化效应延伸传播力，创新新闻舆论工作”④，可谓是此次主流媒体对时下受众网络媒体使用习惯的积极回应。我们以总台“央视新闻”抖音号为主要观察点，发现总台在借助社交短视频报道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呈现出三个特点。
一、以“真相”定准
从荷兰传播学者克罗斯（ Crosth）提出的著名的谣言公式：谣言=事件重要性×事件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R =j×a/c）可以看到，公共事件越重要、影响的范围越大，谣言形成、扩散得就越快，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因此，疫情发生后，最快公布真相、最大限度地增加透明度，就成了媒体最紧迫的任务。数字时代，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具有“便捷、移动、即时、互动、多点、无界等特点”⑤，它们既可以成为谣言的据点，也能成为真相的堡垒。由于社会信息关系结构的改变，传播呈现节点化，“各个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如何并不在于它们本身的属性，而在于网络中的其他节点相信不相信它们的能力”。⑥因此，此时主流媒体对网络的利用策略尤为重要。在借力网络时，除了在原有公信力、专业性等方面的优势外，尤为重要的是彰显其信息整合服务能力——最大限度地回应民众关切、第一时间公布事实真相，高效地服务受众。
（一）快速传播真相，高度公开、透明
1.“点晴式”“高亮式”呈现事实，回应关切
短视频的优势不仅在于“短”，更在于“精”与“准”——对信息内容价值、针对性的把握和对受众关切的准确预判。1月20日，“央视新闻”抖音号发布了第一条疫情报道，这是对当晚《新闻联播》内容的节选，选取了国内和境外感染确诊的最新数字通报。该条视频获得了网友近706万个红心点亮、近30万条留言和近180万次转发。极高的关注度与转发数实际上反映了“央视新闻”对短视频价值判断的精准度——最新确诊数字和全球疫情蔓延态势的信息，不仅及时回应关切、告知真相，而且起到媒体“吹哨人”的功能。而在之后发布的300余条相关疫情的短视频中，如专家对病毒“人传人”的确定回答、对潜伏期时长与特征的描述和对防护手段及病例指标趋势的讲解等，都体现了这种价值标准判断和内容取舍原则。在疫情快速发展、新闻资讯过载的情况下，“央视新闻”短视频借助“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将受众须知、欲知的关键、紧要的信息挑出来，做“点睛”和“高亮”处理，不仅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也凸显了主流媒体对视频产品价值点的准确把握。
疫情期间，在微信朋友圈与微信群等社交平台高频度传播的“央视新闻”抖音号短视频彰显了公信力强、新闻价值高又易于下载与再次传播的特点，借助社交媒体的互动性、发散性，起到了快速满足公众知情权、最大限度遏制谣言与高效率引导舆论的重要作用。
2.以《战“疫”Vlog》为代表的体验式、平民化采访，还原事实、直击争议
“央视新闻”抖音号设置了《战“疫’’Vlog》等3个视频合集，与其他短视频相比，Vlog“更真实，更本真，更原原本本”，⑦带有浓厚的新闻真实感、客观性。此时采用Vlog（视频博客）这种方式深入一线还原事实，起到了亲近与透明的双重功效。数十集的《战“疫”Vlog》采用了大量体验式、随机式的记录方式，记者以普通社会成员的心境来到一线，以大众的同理心记录现场，其评论、感怀的言辞，语调平实而恳切。在Vlog中，记者下沉到各种情境中：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体验在没有电梯的居民小区进行地毯式排查、发放口罩，身背40斤重的消毒液上下9层楼进行病毒消杀，暗中抓拍武汉“封城”后每天坚持给附近医院送餐的餐馆老板，体验武汉社区团购蔬菜的众口难调……每一条视频画面直击人心，记者的现场感慨与评论也能在平实中激发共鸣。例如：在采访完火神山医院建设工地后，记者面对镜头说：“哪有什么‘基建狂魔’，这都是一个个普通的老百姓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聚在一起，快速地完成这个共同目标。”正是记者这种带着“平民味道”、混着“泥土气息”的一线实录，在社交场景中建构出了用户的“在场感”，实现了从“我说你听”到“一起见证”的视听模式转变，达到了还原事实的良好效果。 《战“疫”Vlog》在报道事实方面的第二个亮点是对疫情期间相关传闻、争议的直面回应，不遮不掩。有研究表明：“对于一些具有争议性的短视频新闻事件，公众更希望通过自己的‘亲眼目睹’来判断是非曲直，自己参与发声并左右事件的进展，所以这类的短视频新闻更容易使公众产生兴趣。”⑧在对传闻的回应上，记者在方舱医院中的亲身经历最具代表性。针对网上关于方舱医院条件差的质疑，记者“全副武装”来到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一位患者在与记者的交流中呈现出一种无防备、无顾虑、无掩饰的闲聊感——问话自然明白、回答轻松随意。患者在回答吃住、治疗情况时轻描淡写，在谈到就医与生活条件时仅仅是“还行吧，谈不上满意”，当被问及网上的传闻时，患者的回答更显得质朴而平实：“什么事物都有一个刚开始的过程，后续慢慢完善嘛……你要理解别人，深更半夜把它搞好了，别人工作了25个小时，你还有什么好抱怨啊？！你只是休息、睡觉、静养，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之后，记者随机拍摄了医护人员巡房检查、搀扶患者去卫生间等情景以及厕所设施、卫生情况等。可以说，正是这种不掩饰、不拔高、重客观、讲理性的大众立场和平视视角对有关传闻做出了一个老百姓最能接受与赞同的回应。该视频互动区的留言点赞过万，转发量也超过10万次，显示出舆情的基本走向：“大家都尽力了，少些抱怨吧！那些造谣者更是不应该，别给国家添乱。”“短时间内提供那么多病床，非常满意！”信息搜寻和转发是更深层次地主动参与，⑨并且，Vlog“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作者和受众的‘合谋’‘共创’，内容产品的意义由此得以叠加‘共建’并动态呈现”。⑩可以说，此时受众已经从被动的“接受者”，转身成为共同的“见证者”与主动的“表达者”，潜意识里希望自己的转发能影响这种观点的传播。这种主动转发让短视频的力量显现出来，它不止是接力棒式的扩散，更是一个个转身的受众与创作者共创合谋、深度参与的全民化力量集结。这种力量对真相的扩散传播、舆论的引导不可小觑。
（二）锚定报道基准、确立传播标准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央视新闻”抖音号对疫情的报道及时、准确，形成以“真相”定准的效果，不仅锚定了报道与表述的基准，而且确立了传播与话语的标准。
1.锚定基准——报道的基准、表述的基准
短视频传播中存在着模仿现象，这种“‘复制性’的病毒式文化生产背后的逻辑是人类表现和游戏本能使然”⑾。疫情发生后，以用户生产内容（ UGC）、专业生产内容（ PGC）、专业用户生产内容（PUGC）等混杂式生产为特点的互联网视频不断涌现，其中非专业的未经核实的视频视角各异、表述不一，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谣言传播的风险。并且，短视频的不完整性又极易造成断章取义和信息失衡。“央视新闻”抖音号的及时大量传播，为社交平台锚定了一个传播、报道的基准，短视频中体现出的报道角度、话语分寸、对待争议的态度以及认知与价值的判断等，通过大量的视频点击、多层转发，在互联网中形成了流量聚集和标杆效应，为大众在巨量的短视频流中比照辨析非理性内容、偏激话语与可疑信息提供了一个权威参照，更展示了中央级媒体在网络中表述发言的基准规则。
2.确立标准——传播的标准、话语的标准
在“央视新闻”抖音号所发布的疫情相关短视频中，有不少来自用户生产内容，例如：武汉大学呼吸科医生在病房中的幽默疫情科普自拍、6岁女儿在家与一线父母隔空对话、方舱医院内的广场舞、连续十余天给巡逻民警送饭的小姐姐等，正面积极、内容价值度高，自带“自我关涉”与“下沉风格”，⑿具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对百姓有着天然的亲近性。这些内容通过“央视新闻”抖音号的专业性、公信力赋权，再通过转发分享返回到网络，视频上增加的“抖音cctvnews”的标识形成了极大的示范效应。这既是对相关内容在国家媒体层面给予的肯定与鼓励，也是对疫情期间用户生产内容确立的一种标准——平民受众的发言权、传播权在此时此刻应该怎样行使，短视频用户应该如何行动以传播正能量等。
二、以“情感”平衡
（一）高度的情感倚重，激发正向情绪
社会学家认为，情感具有群体动员的能量，也是社会各个群体的黏合剂。因此，疫情中对大众情感的科学引导与管理，既是社会管理，也是一种重要的舆情调适。疫情袭来的早期，被突发事件激起的情感形成了各类情绪性信息在社交平台上传播，这其中既有焦虑、惶恐、抱怨、悲伤等负向情绪，也有坚强、乐观、积极等正向情绪。但总体来看，早期的网络空間里负向情绪一度呈现蔓延之势。此时，对一线医护人员、服务者、患者、疫区群众和全国的广大民众等几个群体的情绪平衡就显得尤为关键，不仅事关战“疫”成效，更关乎社会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单薄的文字或单纯的语言很难起到情绪的调和作用，而短视频凸显其优势。英国卡迪夫大学讲师沃尔一乔根森（ Wahl-Jorgensen）认为：“主流媒体的报道作为一种情感沟通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什么样的情感能够进入公共空间，进而影响公众以什么样的情感进行交往。”⒀在此次的疫情报道中，“央视新闻”抖音号成功实现了“以‘情感’为突破口，将新技术与宣传报道相融合，采取情感传播模式在多元传播主体共存的舆论场中‘重夺麦克风”’⒁。可以看到，“央视新闻”抖音号发布的有关疫情的短视频，对情感的平衡做得很扎实，有一半左右是侧重于情感传递和情绪激发的内容。这些短视频作品侧重于对一线医护人员与服务者的感谢与关切，致力于为患者树立信心，缓解群众焦虑，疏解物资与救护之间供需情绪对立等。短视频中，同在抗疫一线的夫妻二人偶遇后短暂拥抱和相互鼓励的瞬间，90岁母亲4天4夜守护64岁感染儿子的场景，护理部主任为护士们冒着感染风险采集数十万核酸检测标本而感动落泪，93岁湖北老兵为疫情捐款的实录，16岁中学生写给患者的信，坚守一线的医生在母亲去世时向着家的方向深深鞠躬等，都紧紧抓住了感人故事中最激荡人心、扣人心弦的细节，并通过背景音乐、解释文字、同期声与视频本身共同建构起了与“人的感受和心理状态高度相关的”场景，“诉诸情感共鸣、实现情感唤起”，⒂形成了蓄千钧于一锥的情感激发效应。在社交化传播的态势下，越是能调动情感力量的产品，越具有更加强大的传播可能性。⒃不难发现，此类视频通过多次转发、分享在网络空间迅速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正面情绪力量，很好地平衡了大众情感。 （二）以《有你真好》为代表的情绪集群确立情感主基调
在抖音号界面中视频合集部分，第一项的《有你真好》集中汇聚了一线医护人员、建设者、服务者的各种声音，形成了正向情绪的汇聚地，确立了情感的主基调。视频里有对丈夫隐瞒主动请缨的医护人员的自述，有刚从抢救一线出来脸上仍有压痕的医生的感慨，有医护人员奋战后含泪的内心独白，有医生接受采访时令人心疼的嘶哑的声音，有解放军指战员支援一线出征宣誓的声音，有患者对医护人员深情道谢的声音……这种集群式的汇聚，在用户“刷”屏的过程中形成情绪的连续激发与叠加效应，每一个短视频的感动点不同但情绪相同，连缀成一幅带有全景式的一线奋战图画，观看者在长久的沉浸与互动中形成共情与移情效应。互动仪式理论对情感在互动过程的解释是，仪式的开始伴随着情感要素，它们增强了情感，变成了共有兴奋，法国社会理论家涂尔干（ Durkheim）称之为“集体兴奋”，然后它们产生了作为结果的其他类型的情感。⒄这种由仪式化互动产生的“其他类型的情感”便是在这些视频作品留言区可以看到的新的类型的情感聚集。在留言过万的视频互动区随机抽取几条点赞过万的留言：“看完心酸，舍小家顾大家，致敬最美逆行者”“不赞网红不赞星，就赞人民子弟兵”“我是在感动和欣慰中度过这个年的，骄傲我是一个中国人”“辛苦了，白衣天使们，加油中国”……通过评论区的浏览，一条清晰的情感衍生线浮现出来：由最原始的感动聚合产生了深沉的感恩与赞美，又由大量感恩与赞美聚合形成对国家形象的强烈认同、自豪与对国家的热爱、歌颂，这其中还伴随了鼓励与信心的传递。
通过对情感倚重类短视频的数量、种类的安排以及共有情感方向视频的集纳式展现，“央视新闻”抖音号为互联网提供了带有号召性的情感原则，在疫情期间有效地平衡了社会情感，不仅抑制了负面情绪的蔓延，更凝聚起了积极的力量。
三、以“态度”聚合
在此次疫情的短视频合集中，《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视频合集设置是一大特色。如果说真相的公开抵制了谣言、平稳了舆情，情感的传递平衡了社会情绪，那么对国际上声援、支持、肯定的声音、情景的集中展现，则是在“态度”与“行动”层面提供了某种强烈的、有着特殊力量的暗示。在这个合集里，有柬埔寨首相洪森在疫情期间访华的下机瞬间，有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演出时齐声喊出的“我爱中国，武汉加油”，有韩国首尔市长的原声“现在是报恩的时候了，援助中国一臂之力”，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对西方记者的强势回应“中国不需要向世卫组织施压来获得赞赏，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还有联合国秘书长感谢中国人民为遏制病毒传播做出的牺牲、为全人类做出的贡献。在全国民众共同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对国际各方积极态度的展示，于国人的意义绝不仅仅停留在“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事实层面，也不局限于增强国人战“疫”的信心，而是在已有的真相、事实、情感的基础上，形成“态度一行动”的暗示式激发。
战胜疫情，需要全民共同拿出切实的、具体的行动，不仅仅是获得真相和价值认知。此次疫情，不管是湖北多个城市“封城”、全国多地采取隔离措施，还是医疗救护、驰援一线志愿者行動，亦或是传播真相与正能量、不信谣不传谣等网络行动，都需要全民协同作战。传播学的效果理论认为，信息传播在受众“环境认知”“价值形成”与“行动示范”⒅三个层面产生作用。此时，真相的触达是侧重于让受众实现对环境的正确认知，情感的传递侧重于影响受众的价值判断，而态度的展示则是侧重于行动的示范。由于认知、价值与行动三种效果本身具有承继性，真相与情感的传播已经为态度的形成做好了铺垫并形成了相当扎实的基础。此刻来自国外具有相对中立性、客观性的声音则形成了一种从价值判断到态度与行动激发的聚合效应。并且，此类视频还会因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人们依旧会寻求社会支持和社会连接，正面情绪的内容能够给人以信心去度过危机事件”⒆，而受到更大关注、引起转发分享。由此产生的社会态度的整体聚合将对全民战“疫”有着实际的推动作用。《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个视频合集恰好扮演了“最后一棒”的角色，在以真相、情感为基础的大众环境认知与价值判断效果上，强化了对行动的确认感——一种并非来自内部主观意愿的客观认定与外部信心。在多次转发、点赞之后，这种确认与信心可以转化为国人共同抗击疫情的激发力以及由此产生的自豪感。在这些视频的留言区，留言内容与点赞互动便印证了这种效果：“中国加油、武汉加油”的字样铺满屏幕，“全国人民凝聚力！真的很骄傲”“强大的祖国”“共同努力”“谢谢你们，我们一定努力，战胜疫情”等类似的内容比比皆是。可以看出，国人面对疫情的共有态度在国外各个层面的公正评定、恳切支持与真诚声援中，彰显得更加明确，铸造得更为坚定。在客观冷静面对疫情、不惧时艰团结战“疫”的基础上，拥有了更强的信心与决心，共同的情感与态度此时聚合为更强大的行动力。
四、结语
数字时代，主流媒体在网络社会化、社交网络化的传播格局中如何占据高点、体现价值、推动社会良性发展，“央视新闻”抖音号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短视频报道通过以“真相”定准、以“情感”平衡、以“态度”聚合这三重维度，不仅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强化了主流媒体网上传播能力，也在如何适应公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变化、抢占网络舆论阵地、实现主流媒体影响力号召力等层面提供了启示：第一，主流媒体要“恪守专业性、权威性”⒇，在事实公开、真相透明的层面充分发挥好信源与人员优势，彰显主流媒体强大的社会公信力与责任担当;第二，报道中要立足需要、回应关切、关注人情，塑造主流媒体亲切质朴、温暖热忱的人际形象;第三，在报道形式、内容组合与信息互动上，更加务实灵活、有针对性，充分体现出网络空间的场景性、交互性等特征。同时，此次抗击疫情也凸显了国家媒体、主流媒体作为舆情传播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
注释
①数据来自武汉市卫建委2020年1月11通告，《专家解读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最新通报》，http：//wjw.wh.gov.cn/front/web/showDetail/20200 111090 36. ②⑤许志强、曹三省：《全媒体视域下突发公共事件智能媒体应急平台研究》，《现代传播》，2016年第12期，第135页、第134页。
③《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2/2 3/c_11256 16016.htm.
④姬德強：《平台理论视野中的媒体融合——以短视频驱动的媒体融合为例》，《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6期，第12页。
⑥黄旦、李暄：《从业态转向社会形态：媒介融合再理解》，《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第18页。
⑦唐绪军：《Vlog和一般短视频的区别在于更真实》，人民网.http：//me dia.pe ople.co m.c n/nl/2019/0703/c120837-31211704.html.
⑧宁海林：《基于SICAS模型的短视频新闻传播机理研究》，《现代传播》，2019年第2期，第57页。
⑨⑩胥琳佳、屈启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交媒体内容与社会网络结构对转发行为的影响》，《现代传播》，2018年第11期，第156页、159页。
⑾张文娟、朱颖颖：《Vlog：短视频传播的变与不变》，《传媒》，2020年第1期，第47页。
⑿张寅、陈园：《围观、模仿与狂欢：竖屏短视频的受众传播行为》，《当代电视》，2019年第1l期，第90页。
⑿⒂⒃宋锦燕、李立：《新媒体时代UGC短视频生产中的纪实类表达》，《中国电视》，2019年第10期，第66页、第67～68页。
⒀⒁张志安、彭璐：《混合情感传播模式：主流媒体短视频内容生产研究——以人民日报抖音号为例》，《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7期，第58页。
⒄李菁：《抖音短视频传播中的互动仪式与情感动员》，《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7期，第88页。
⒅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173页。
⒇张庆：《传统电视媒体进军短视频的误区与着力点》，《现代传播》，2017年第12期，第159页。
（本文编辑：林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