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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20世纪中国发生的一次伟大的武装革命起义，武昌起义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拥有一支极具革命精神的军队。而这支极具革命精神的新军也是在革命党人长期以来在军队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果。
【关键词】武昌起义；军队；思想政治工作
自1894年上书李鸿章变法失败，孙中山就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中国第一次提出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合众政府的主张。而要实现这一主张，无疑就需要以暴力推翻清政府，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切，又需要一支坚定的革命的队伍作为保障。资料显示，武昌起义前隶属于清政府的新军，在武器装备的配备以及训练的方式方法上都已经不是封建旧式军队的模式。因此，如何使一支隶属于统治阶级的革命队伍变成一支具有坚定的革命思想的革命军队，就成为革命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历代革命党人在吸取了多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以后，总结经验，开始更加注重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在军队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各异的组织
总的来说，湖北革命组织发轫于花园山聚会，正式建立组织为科学补习所，再接于日知会，而由文学社、共进会收其成。1903年5月，吴禄贞等人开始在武昌花园山秘密聚会，虽然这次聚会没有正式名称和确定的组织形式，但实际上是湖北革命团体的源头。聚会的一项重要革命活动就是派遣知识青年潜入新军。期间，吴禄贞经常与同志磋商，进一步确立了这样的方针：“以最好之同志，投入军中当兵，渐次输入士兵对满清之恶感情绪”，“以改換新军脑筋为成事之根本，会党则可联络，令其为我所用，不致为彼用。”他们较早的意识到“运动新军”的重要性，其“党人入新军”，实行“抬营主义”的活动，是辛亥革命能一举推翻清廷的重要原因。聚会解体后，留在武汉的成员建立了具有较完备组织形式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科学补习所的活动，仍然坚持花园山聚会的方针，一方面开展反清政治宣传，一方面则不断输送知识青年加入新军，后一方面的工作做得尤其突出。科学补习所四、五个月即被查封，其后继组织为日知会。日知会的主要活动即是在军队中以讲演报告、撰文办报、教授讲课的方式进行革命宣传。其成员张纯一填词成军歌一首：“愿同胞，团结牢，英雄气，唱军歌，一腔热血儿，意绪多，怎能坐视国步蹉跎？准备指日挥戈。好收拾，旧山河。从军乐，乐如何！”此军歌不久就在武昌各军营传唱，宣传效果由此可见一端。同盟会成立后两年，以孙武、居正等为首的同盟会员和旅日学生就在东京成立了共进会。孙武特别注意在军队的工作，到武昌起义前期，共进会员在军队约有一千四、五百人，而“排满革命”的号召更是使得这一有生力量在起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在湖北新军中大规模发展组织的另一革命团体文学社在军队中的力量更加雄厚、机构设置也更加健全，社长下设文书、会计、评议等部，各级领导选任或推任，实现单线联系，减少了被破获的可能。党人又在队（连）一级建立基层组织，称之为组，还先后在各标（团）、营、队分设代表，一旦举义，各级代表即为各级军官，有完备的指挥系统。
虽然这些组织或多或少的存在缺陷，但无论如何，经过湖北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卓绝的组织工作，到辛亥年间，湖北已经具备了举行暴动的最重要条件——革命者实际上掌握了武装，并能够运用这个武装去打击当局的军政机器。
二、革命党各级领导者艰苦深入地在军队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湖北党人并未产生著名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但他们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即所谓“鄂省党人，耻声华，厌标榜，木讷质直”。他们长期深入下层，运动会党，发动新军，不厌其烦地从事具体的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1903年，吴禄贞等人聚会花园山时就确立了“运动新军”的方针，派遣知识青年潜入新军，宣传反青革命思想，为湖北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石。1904年，科学补习所骨干成员刘静庵等聚会武昌，几经研究，“皆主张从运动新军入手，不轻率发难”，并一致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因此，刘静庵等先后投马队营、工程营为兵，开党人入伍的先河。在此前后的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等组织的骨干成员，也多由“莘莘学子”一变而为“桓桓武夫”，在新军中做了大量工作。如杨王鹏原在湖南入伍，因发动革命被驱逐，又到武昌入陆军四十一标三营为兵，以一介书生，长期过着艰辛的行伍生活，冒着巨大的危险，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正是这些青年知识分子长期在新军下层活动，历尽艰辛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才使得新军中产生了一支具有坚定革命精神的队伍。
三、革命党人利用各种革命报刊、杂志在军队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革命党人还特别注重运用各种杂志、报刊来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其中影响最早而且最大当然是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1905年11月，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将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l6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也成为影响一代又一代革命党人和新军的革命宗旨。针对当时的形势，湖北党人将宣传舆论工作的中心定为“救亡”。他们认为“拯救民族危亡”的号召最能拨动各阶层民众尤其是新军的心弦。然而湖北党人同时又意识到，要“唤起革命”，必须“灌输知识”，他们在新军中大量散发《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书刊，以致“各士兵每每读《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即奉为至宝”，反清救亡的思想逐步在新军中普及。1909年以后，革命党人先后掌握了《商务报》、《大江报》等几种报纸，对新军内部的不法和贪污舞弊等现象详细报道、痛加抨击。如某标统（团长）克扣军饷，《大江报》将其劣迹形诸报端，军情哗然。《大江报》还给“各营队送义务报一份，以供同志阅览”。新军士兵接受这种切身的宣传教育，“遂无不乐入革命党者”。詹大悲、黄季刚在《大江报》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亡中国者和平也》等富于煽动性的文章，指出“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倡言推翻现存的清朝统治，在新军中引起强烈反响。
正是这些革命报刊、杂志，使新军中倾向革命的热血青年感受到一股革命的清新气息，看到中国的希望，坚定了自己的革命理想，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军”。
参考文献
[1][5][7]中国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著.辛亥革命在各地[M].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11,14.
[2][4]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M].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66,71.
[3]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Z].革命文献(台北).
[6]周铁农.孙中山与辛亥革命[J].团结,2010(5).
【关键词】武昌起义；军队；思想政治工作
自1894年上书李鸿章变法失败，孙中山就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中国第一次提出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合众政府的主张。而要实现这一主张，无疑就需要以暴力推翻清政府，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切，又需要一支坚定的革命的队伍作为保障。资料显示，武昌起义前隶属于清政府的新军，在武器装备的配备以及训练的方式方法上都已经不是封建旧式军队的模式。因此，如何使一支隶属于统治阶级的革命队伍变成一支具有坚定的革命思想的革命军队，就成为革命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历代革命党人在吸取了多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以后，总结经验，开始更加注重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在军队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各异的组织
总的来说，湖北革命组织发轫于花园山聚会，正式建立组织为科学补习所，再接于日知会，而由文学社、共进会收其成。1903年5月，吴禄贞等人开始在武昌花园山秘密聚会，虽然这次聚会没有正式名称和确定的组织形式，但实际上是湖北革命团体的源头。聚会的一项重要革命活动就是派遣知识青年潜入新军。期间，吴禄贞经常与同志磋商，进一步确立了这样的方针：“以最好之同志，投入军中当兵，渐次输入士兵对满清之恶感情绪”，“以改換新军脑筋为成事之根本，会党则可联络，令其为我所用，不致为彼用。”他们较早的意识到“运动新军”的重要性，其“党人入新军”，实行“抬营主义”的活动，是辛亥革命能一举推翻清廷的重要原因。聚会解体后，留在武汉的成员建立了具有较完备组织形式的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科学补习所的活动，仍然坚持花园山聚会的方针，一方面开展反清政治宣传，一方面则不断输送知识青年加入新军，后一方面的工作做得尤其突出。科学补习所四、五个月即被查封，其后继组织为日知会。日知会的主要活动即是在军队中以讲演报告、撰文办报、教授讲课的方式进行革命宣传。其成员张纯一填词成军歌一首：“愿同胞，团结牢，英雄气，唱军歌，一腔热血儿，意绪多，怎能坐视国步蹉跎？准备指日挥戈。好收拾，旧山河。从军乐，乐如何！”此军歌不久就在武昌各军营传唱，宣传效果由此可见一端。同盟会成立后两年，以孙武、居正等为首的同盟会员和旅日学生就在东京成立了共进会。孙武特别注意在军队的工作，到武昌起义前期，共进会员在军队约有一千四、五百人，而“排满革命”的号召更是使得这一有生力量在起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在湖北新军中大规模发展组织的另一革命团体文学社在军队中的力量更加雄厚、机构设置也更加健全，社长下设文书、会计、评议等部，各级领导选任或推任，实现单线联系，减少了被破获的可能。党人又在队（连）一级建立基层组织，称之为组，还先后在各标（团）、营、队分设代表，一旦举义，各级代表即为各级军官，有完备的指挥系统。
虽然这些组织或多或少的存在缺陷，但无论如何，经过湖北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卓绝的组织工作，到辛亥年间，湖北已经具备了举行暴动的最重要条件——革命者实际上掌握了武装，并能够运用这个武装去打击当局的军政机器。
二、革命党各级领导者艰苦深入地在军队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湖北党人并未产生著名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但他们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即所谓“鄂省党人，耻声华，厌标榜，木讷质直”。他们长期深入下层，运动会党，发动新军，不厌其烦地从事具体的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1903年，吴禄贞等人聚会花园山时就确立了“运动新军”的方针，派遣知识青年潜入新军，宣传反青革命思想，为湖北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石。1904年，科学补习所骨干成员刘静庵等聚会武昌，几经研究，“皆主张从运动新军入手，不轻率发难”，并一致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因此，刘静庵等先后投马队营、工程营为兵，开党人入伍的先河。在此前后的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等组织的骨干成员，也多由“莘莘学子”一变而为“桓桓武夫”，在新军中做了大量工作。如杨王鹏原在湖南入伍，因发动革命被驱逐，又到武昌入陆军四十一标三营为兵，以一介书生，长期过着艰辛的行伍生活，冒着巨大的危险，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正是这些青年知识分子长期在新军下层活动，历尽艰辛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才使得新军中产生了一支具有坚定革命精神的队伍。
三、革命党人利用各种革命报刊、杂志在军队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革命党人还特别注重运用各种杂志、报刊来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其中影响最早而且最大当然是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1905年11月，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将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l6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也成为影响一代又一代革命党人和新军的革命宗旨。针对当时的形势，湖北党人将宣传舆论工作的中心定为“救亡”。他们认为“拯救民族危亡”的号召最能拨动各阶层民众尤其是新军的心弦。然而湖北党人同时又意识到，要“唤起革命”，必须“灌输知识”，他们在新军中大量散发《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书刊，以致“各士兵每每读《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即奉为至宝”，反清救亡的思想逐步在新军中普及。1909年以后，革命党人先后掌握了《商务报》、《大江报》等几种报纸，对新军内部的不法和贪污舞弊等现象详细报道、痛加抨击。如某标统（团长）克扣军饷，《大江报》将其劣迹形诸报端，军情哗然。《大江报》还给“各营队送义务报一份，以供同志阅览”。新军士兵接受这种切身的宣传教育，“遂无不乐入革命党者”。詹大悲、黄季刚在《大江报》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亡中国者和平也》等富于煽动性的文章，指出“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倡言推翻现存的清朝统治，在新军中引起强烈反响。
正是这些革命报刊、杂志，使新军中倾向革命的热血青年感受到一股革命的清新气息，看到中国的希望，坚定了自己的革命理想，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军”。
参考文献
[1][5][7]中国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著.辛亥革命在各地[M].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11,14.
[2][4]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M].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66,71.
[3]朱和中.欧洲同盟会纪实[Z].革命文献(台北).
[6]周铁农.孙中山与辛亥革命[J].团结,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