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论文介绍了日本图书馆学教育的历史和发展现状，分析了日本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特点。最后，论文提出几点对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 图书馆学 情报学 研究生教育 日本
分类号 G250.931.3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8.02.019
The Graduate Educ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Japan and Its Enlightenment for China
Ye Wenyan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Japan，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aduate educ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Japan.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some enlightenments to the graduate educ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Information science. Graduate education. Japan.
作为我国的邻国，日本在文化、科技等方面和我国有诸多联系，同时日本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发展较为发达，因此，本文就日本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特点，以期从中获得对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1 日本的图书馆学教育的历史发展现状
日本的图书馆学教育发展较晚，明治以后才开始出现具有近代意义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思想。日本的图书馆学教育在战前以短期培训班为主，1941年因战争全面停课，二战后得以恢复与发展。1951年日本在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协助下，在庆应大学文学部首次设置“图书馆学”学科，这对推动日本图书馆学成为独立学科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1951年到1972年间，传统图书馆学占据主导地位，日本从美国聘请多位图书馆学教师，教育方式大体上与美国相同，因此，日本的图书馆学教育在该时期的特点并不突出。
20世纪60年中期以后，日本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开始融合，传统的图书馆学向图书情报学转变，并注重向硕博高层次方向发展。1967年，日本第一个专攻图书馆情报学的硕士课程在庆应大学设立。1968年，庆应大学又将“图书馆学科”修改为“图书馆情报学科”，1975，年该校又开设日本首个图书馆情报学博士课程。“图书馆学教育基准”于1977年被日本教育基准协会修改为“图书馆情报学教育基准”，标志日本正式确立了图书情报学教育体制[1]。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的图书馆情报学具有专科、本科、研究生、博士四個教育层次，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为扩大培养目标，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日本的图书馆情报学在90年代以后开始转向一般情报学发展。近些年，日本图书馆学教育学校发展较为缓慢，但学生数量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当前，日本大学的图书情报学教育主要可分为三部分内容：一是图书馆学情报学专门教育；二是司书教谕专门课程；三是让学生全面掌握图书馆情报学相关知识的一般教育。
2 日本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的特点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日本的情报学教育日益受到其影响，因此，在课程设置上，日本十分重视经济商业情报知识与技术教育，研究生毕业后，大部分就职于图书馆或企业，就业前景较好。当前，日本的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发展也极具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培养目标呈现多样化
培养图书馆工作人员是日本图书情报学教育的传统目标。然而，随着图书情报工作数字化的深入发展，为了适应现代信息化的发展，日本培养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图书馆员教育，培养目标不断拓展[2]。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开始重视对信息相关专业的高级人才的培养，包括高级信息专业人员、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及其管理者、企业信息中心的人员等等。日本的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开始向四个方向发展，具体包括信息技术、人文教育、经济管理与图书情报等。此外，图书馆情报学也开始和其他学科逐渐融合，比如京都大学开设“社会情报学”研究生课程，成为一种新型情报学专业研究方向。
2.2 面向实际，联合办学
日本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的培养注重学生实践，在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中，开设了如图书馆自动化实习、索引文摘实习、分类目录实习等实习课程。同时，高度重视学科的发展前沿，目前开设了很多诸如联机检索、数据库结构、办公自动化等前沿性课程。另外，为了给研究生提供科研实践的平台，日本的图书馆情报大学开始走联合培养之路，和多个国家大学或研究所进行联合办学，同时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为图书馆情报学的研究生提供一个接触学科前沿的机会，培养其创造性思维。比如筑波大学通过联合尖端IT企业，开创了嵌入式技术教育，让企业的技术专家直接指导学生，从而培养出实践型技术人才。
2.3 课程设置具有系统的层次性
日本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在课程设置上，不管是必修课间，还是必修课和专业或非专业必修课间，具有十分好的衔接和系统的层次性。
2.4 教育形式丰富
日本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包括全日制和半日制两种教育形式。学生可以利用晚上或周末的时间，对一些硕士的课程进行选修，若在规定的时间内修满相应的学分，即可取得硕士学位。同时，在职研究生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通过远程教育进行学习。此外，日本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生教育还建立了留学生教育制度，来自很多国家的留学生来日本攻读硕士学位。 2.5 专任教师较少，过度依赖外聘教师
近些年，日本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的专任教师的数量在继续降低，对外聘教师的依赖现象有增无减。据数据显示，外聘教师担任了近8%的大学全部科目，导致学生无法受到全面系统的指导，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就业[3]。
3 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
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历史较短，从1978年开始，才真正拥有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中央迅速决定恢复研究生教育，在部分有培养条件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招录首届研究生。同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和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首次招收“目录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由国务院于1981年1月1日正式实施，使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的学术标准得以确定，我国学位制度由此正式建立，研究生教育发展进入新阶段[4]。
1981年11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建立首批图书馆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1990年11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批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分别建立了中国首个图书馆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和中国首个情报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这意味着中国图书情报学开始了最高层次的专业教育。2000年9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建立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同时，经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先后建立了出版发行学、信息资源管理等专业的博士点。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多层次的、结构较为合理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体系，但仍然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
首先，形式较为单一，缺乏针对性。虽然我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结构已经建立了多层次的教学模式，包括本科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函授教育，但仅仅针对研究生教育而言，仍然存在形式单一、针对性不强，不管有无工作经验和专业背景，都采用集中授课的方式，不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其次，课程体系系统化较差。在我国的课程体系中，每门课程都有不同的分支和专题，但是由于不同的划分标准，导致交叉内容比较多，系统化较差，尤其是独立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课程体系间逐步深化的逻辑体系还有待明晰。
再次，图书馆学情报学教师队伍建设有待加强。作为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最高层次，研究生教育是图书馆情报学专业教师师资的重要来源。目前，我国设立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的高等院校已达50多所，绝大部分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成立，成立的历史较短，专业发展却十分迅速。各院校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总体而言建設的基础差别很大，师资力量较为薄弱，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教师所占比重较低。从学科背景来看，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文献学学科是图书馆学情报学教师学科结构的主体，一般能够满足该专业的要求。
最后，研究生生源状况不够理想，培养上缺乏创新。目前，由于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生管理不够规范，很难保证该专业的研究生教育质量。在对该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方面，过度强调以传授知识为核心的教育，忽视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过度注重专业上的对口，忽视人文素质的培养忽视；因此，必须进一步转变重传授知识轻培养创新能力的观念。
4 对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4.1 重新定位课程学科，拓宽培养目标
作为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图书馆学情报学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包括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通信技术与网络技术在内的多种现代信息技术，以满足不断变化的信息需求。因此，要围绕现代信息技术这一定位对课程体系进行修改，取消无法适应新环境发展的课程，着重增加计算机网络知识技能的课程。
目前，日本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和计算机技术、社会学、文学、管理学等专业在逐步进行交叉融合，比如骏河台大学设立了“文化情报学专攻”研究生专业，京都大学设立了“社会情报学专攻”研究生专业[6]，因此，单纯图书馆学教育的局限逐渐被打破，培养目标不断拓展。借鉴日本的经验，我国需要对图书馆学和情报学进行有机整合，使该学科在新形势下的应用领域不断得到拓宽，并将管理学、计算机科学、传播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理论与该学科有机结合，从而培养出一批有较高的理论与实践能力的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
4.2 实行联合办学，产学研协作
日本高度重视与企业、研究所及国际著名大学的合作。通过联合办学，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优化师资配置。尤其是国际间的联合办学能够接受先进的教育思想理念以及教育方式，从而拓宽教学思路，创新教育方式。借鉴日本的经验，我国应当展开多形式联合办学，通过国内大学间联合、国内大学与国外大学联合、与外专业合作等方式来培养教育研究生。同时，还需要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实现产学研协作，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拓宽学生的就业渠道。然而，联合办学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培养机构要坚持以专业培养为核心，保持自身的优势与特色。
4.3 创新课程体系，实施模块化教学
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好坏及其创新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课程体系是否合理。在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生教育中，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第一要务是创新课程体系，使学生不断完善知识与能力结构知识体系，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优化课程体系不但要对基础知识予以重视紧跟学科发展前沿，还要设置和实践相结合的技术课程，着重培养学生的科研与实践能力。尽管我国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方面进行了课程改革，但课程内容仍以传统的图书情报知识体系为主，无法满足当前社会信息变革的需求。因此，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经验，实施模块化教学，依据不同研究生的知识差异，对教学模式进行合理设计，使课程间的逻辑关系得到明确，因材施教，依据需求对选修模块进行调整，从而建立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课程体系。
4.4 改革师资队伍，建立高素质导师梯队
当前，在我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导师队伍中，大部分教师担任的仍是传统课程，能够真正引领学科前沿的导师还不多，此外，导师的知识结构出现重复叠加的情况，无法形成互补。因此，我国可以借鉴日本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的师资结构，建立一支高素质导师梯队，通过年龄结构的继承与知识结构的互补，言传身教，充分激发学生的探索创新能力。与此同时，在教学与实践中，教师必须为学生提供一个自由轻松的环境，引导与鼓励学生进行创新，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王伶.中外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比较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 1996（4）：20-22.
周燕.日本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J].图书情报工作， 2004， 48（2）：102-105.
陈星玲.日本：图书馆应成为“学习中心”和“情报中心”[J]. 人民教育， 2017（3）：10-10.
法律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M].法律出版社， 1981.
马媛， 赵海军.中外情报学专业研究生教育比较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 2006（2）：105-107.
关键词 图书馆学 情报学 研究生教育 日本
分类号 G250.931.3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8.02.019
The Graduate Educ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Japan and Its Enlightenment for China
Ye Wenyan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Japan，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aduate educ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Japan.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some enlightenments to the graduate education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China.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Information science. Graduate education. Japan.
作为我国的邻国，日本在文化、科技等方面和我国有诸多联系，同时日本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发展较为发达，因此，本文就日本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特点，以期从中获得对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1 日本的图书馆学教育的历史发展现状
日本的图书馆学教育发展较晚，明治以后才开始出现具有近代意义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思想。日本的图书馆学教育在战前以短期培训班为主，1941年因战争全面停课，二战后得以恢复与发展。1951年日本在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协助下，在庆应大学文学部首次设置“图书馆学”学科，这对推动日本图书馆学成为独立学科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1951年到1972年间，传统图书馆学占据主导地位，日本从美国聘请多位图书馆学教师，教育方式大体上与美国相同，因此，日本的图书馆学教育在该时期的特点并不突出。
20世纪60年中期以后，日本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开始融合，传统的图书馆学向图书情报学转变，并注重向硕博高层次方向发展。1967年，日本第一个专攻图书馆情报学的硕士课程在庆应大学设立。1968年，庆应大学又将“图书馆学科”修改为“图书馆情报学科”，1975，年该校又开设日本首个图书馆情报学博士课程。“图书馆学教育基准”于1977年被日本教育基准协会修改为“图书馆情报学教育基准”，标志日本正式确立了图书情报学教育体制[1]。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的图书馆情报学具有专科、本科、研究生、博士四個教育层次，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为扩大培养目标，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日本的图书馆情报学在90年代以后开始转向一般情报学发展。近些年，日本图书馆学教育学校发展较为缓慢，但学生数量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当前，日本大学的图书情报学教育主要可分为三部分内容：一是图书馆学情报学专门教育；二是司书教谕专门课程；三是让学生全面掌握图书馆情报学相关知识的一般教育。
2 日本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的特点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日本的情报学教育日益受到其影响，因此，在课程设置上，日本十分重视经济商业情报知识与技术教育，研究生毕业后，大部分就职于图书馆或企业，就业前景较好。当前，日本的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发展也极具自身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培养目标呈现多样化
培养图书馆工作人员是日本图书情报学教育的传统目标。然而，随着图书情报工作数字化的深入发展，为了适应现代信息化的发展，日本培养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图书馆员教育，培养目标不断拓展[2]。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开始重视对信息相关专业的高级人才的培养，包括高级信息专业人员、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及其管理者、企业信息中心的人员等等。日本的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开始向四个方向发展，具体包括信息技术、人文教育、经济管理与图书情报等。此外，图书馆情报学也开始和其他学科逐渐融合，比如京都大学开设“社会情报学”研究生课程，成为一种新型情报学专业研究方向。
2.2 面向实际，联合办学
日本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的培养注重学生实践，在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中，开设了如图书馆自动化实习、索引文摘实习、分类目录实习等实习课程。同时，高度重视学科的发展前沿，目前开设了很多诸如联机检索、数据库结构、办公自动化等前沿性课程。另外，为了给研究生提供科研实践的平台，日本的图书馆情报大学开始走联合培养之路，和多个国家大学或研究所进行联合办学，同时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为图书馆情报学的研究生提供一个接触学科前沿的机会，培养其创造性思维。比如筑波大学通过联合尖端IT企业，开创了嵌入式技术教育，让企业的技术专家直接指导学生，从而培养出实践型技术人才。
2.3 课程设置具有系统的层次性
日本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在课程设置上，不管是必修课间，还是必修课和专业或非专业必修课间，具有十分好的衔接和系统的层次性。
2.4 教育形式丰富
日本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包括全日制和半日制两种教育形式。学生可以利用晚上或周末的时间，对一些硕士的课程进行选修，若在规定的时间内修满相应的学分，即可取得硕士学位。同时，在职研究生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通过远程教育进行学习。此外，日本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生教育还建立了留学生教育制度，来自很多国家的留学生来日本攻读硕士学位。 2.5 专任教师较少，过度依赖外聘教师
近些年，日本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的专任教师的数量在继续降低，对外聘教师的依赖现象有增无减。据数据显示，外聘教师担任了近8%的大学全部科目，导致学生无法受到全面系统的指导，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就业[3]。
3 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现状
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历史较短，从1978年开始，才真正拥有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中央迅速决定恢复研究生教育，在部分有培养条件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招录首届研究生。同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和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首次招收“目录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由国务院于1981年1月1日正式实施，使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的学术标准得以确定，我国学位制度由此正式建立，研究生教育发展进入新阶段[4]。
1981年11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建立首批图书馆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1990年11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批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分别建立了中国首个图书馆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和中国首个情报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这意味着中国图书情报学开始了最高层次的专业教育。2000年9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建立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同时，经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备案，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先后建立了出版发行学、信息资源管理等专业的博士点。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多层次的、结构较为合理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体系，但仍然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
首先，形式较为单一，缺乏针对性。虽然我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结构已经建立了多层次的教学模式，包括本科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函授教育，但仅仅针对研究生教育而言，仍然存在形式单一、针对性不强，不管有无工作经验和专业背景，都采用集中授课的方式，不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其次，课程体系系统化较差。在我国的课程体系中，每门课程都有不同的分支和专题，但是由于不同的划分标准，导致交叉内容比较多，系统化较差，尤其是独立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课程体系间逐步深化的逻辑体系还有待明晰。
再次，图书馆学情报学教师队伍建设有待加强。作为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最高层次，研究生教育是图书馆情报学专业教师师资的重要来源。目前，我国设立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的高等院校已达50多所，绝大部分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成立，成立的历史较短，专业发展却十分迅速。各院校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总体而言建設的基础差别很大，师资力量较为薄弱，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教师所占比重较低。从学科背景来看，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文献学学科是图书馆学情报学教师学科结构的主体，一般能够满足该专业的要求。
最后，研究生生源状况不够理想，培养上缺乏创新。目前，由于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生管理不够规范，很难保证该专业的研究生教育质量。在对该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方面，过度强调以传授知识为核心的教育，忽视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过度注重专业上的对口，忽视人文素质的培养忽视；因此，必须进一步转变重传授知识轻培养创新能力的观念。
4 对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4.1 重新定位课程学科，拓宽培养目标
作为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图书馆学情报学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包括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通信技术与网络技术在内的多种现代信息技术，以满足不断变化的信息需求。因此，要围绕现代信息技术这一定位对课程体系进行修改，取消无法适应新环境发展的课程，着重增加计算机网络知识技能的课程。
目前，日本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和计算机技术、社会学、文学、管理学等专业在逐步进行交叉融合，比如骏河台大学设立了“文化情报学专攻”研究生专业，京都大学设立了“社会情报学专攻”研究生专业[6]，因此，单纯图书馆学教育的局限逐渐被打破，培养目标不断拓展。借鉴日本的经验，我国需要对图书馆学和情报学进行有机整合，使该学科在新形势下的应用领域不断得到拓宽，并将管理学、计算机科学、传播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理论与该学科有机结合，从而培养出一批有较高的理论与实践能力的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
4.2 实行联合办学，产学研协作
日本高度重视与企业、研究所及国际著名大学的合作。通过联合办学，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优化师资配置。尤其是国际间的联合办学能够接受先进的教育思想理念以及教育方式，从而拓宽教学思路，创新教育方式。借鉴日本的经验，我国应当展开多形式联合办学，通过国内大学间联合、国内大学与国外大学联合、与外专业合作等方式来培养教育研究生。同时，还需要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实现产学研协作，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拓宽学生的就业渠道。然而，联合办学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培养机构要坚持以专业培养为核心，保持自身的优势与特色。
4.3 创新课程体系，实施模块化教学
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好坏及其创新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课程体系是否合理。在图书馆情报学研究生教育中，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第一要务是创新课程体系，使学生不断完善知识与能力结构知识体系，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优化课程体系不但要对基础知识予以重视紧跟学科发展前沿，还要设置和实践相结合的技术课程，着重培养学生的科研与实践能力。尽管我国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方面进行了课程改革，但课程内容仍以传统的图书情报知识体系为主，无法满足当前社会信息变革的需求。因此，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经验，实施模块化教学，依据不同研究生的知识差异，对教学模式进行合理设计，使课程间的逻辑关系得到明确，因材施教，依据需求对选修模块进行调整，从而建立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课程体系。
4.4 改革师资队伍，建立高素质导师梯队
当前，在我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导师队伍中，大部分教师担任的仍是传统课程，能够真正引领学科前沿的导师还不多，此外，导师的知识结构出现重复叠加的情况，无法形成互补。因此，我国可以借鉴日本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的师资结构，建立一支高素质导师梯队，通过年龄结构的继承与知识结构的互补，言传身教，充分激发学生的探索创新能力。与此同时，在教学与实践中，教师必须为学生提供一个自由轻松的环境，引导与鼓励学生进行创新，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王伶.中外图书情报学教育的比较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 1996（4）：20-22.
周燕.日本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J].图书情报工作， 2004， 48（2）：102-105.
陈星玲.日本：图书馆应成为“学习中心”和“情报中心”[J]. 人民教育， 2017（3）：10-10.
法律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M].法律出版社， 1981.
马媛， 赵海军.中外情报学专业研究生教育比较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 2006（2）：105-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