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经常对官员进大学或研究机构有批评，对学者做官批评更多。大多数人似乎习惯接受当官的当官，做学问的做学问。我的体会是人才跨界流动好处多。
　　有时觉得中国社会很怪，官员、学者、普通民众等不同的人群生活在不同的话语体系里，官方话语，可能学者、底层民众不完全懂；学者的文章，可能绝大多数官员、底层民众也看不明白；底层民众的话语，官方、学者其实也不完全懂。
　　这样说，是我有在不同话语体系中生存的体会。我当乡干部的时候，只习惯看官方的报告，知道报告明在说什么，暗指什么，但对学者的学术文章，我多半读不懂。一方面是我水平低，另一方面是学者话语中国化不够。我不当乡干部之后，同学界打交道两年才基本看懂研究“三农”的学者写的学术文章，才和专家有了有效交流。现在依然有很多官员不看或看不懂学者的文章。很多学界朋友，也非常反感官话和官样文章，不愿和官员打交道，总觉得多数当官的没文化、没水平、不实在，其实是不懂官话语和官文化。后来我又去了NGO工作，NGO话语是从国外来的，官员们听起来费劲。而NGO工作人员，也几乎很少有人读官样文章的。
　　我认为人才需要跨界流动，增强互动，这样会达到多赢的效果。有些人做了多年的官，再去做学问，会给学界带来新东西，研究出来的学问也对官场更有帮助；做了多年研究的学者，再去做官，会带给官场一些新东西，也可为做学问的老同道提供研究的便利。亲口尝了“梨子”的滋味，将来退休再研究“梨子”，也许研究学问就不再是“自娱自乐”了。
　　当官的只能做官、做学问的只能做学问、做NGO的只能做NGO、做农民的只能做农民，这样是出不了好官、好学问家、好社会工作者、好农民的。鲁迅和孙中山是学医的，一个成为了大文豪，一个成为了大政治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社会要对人才的跨界流动包容和支持，尽管有人动机不纯或不是那块料，但不能因噎废食。政府不仅要为人才的跨界流动提供政策支持，还要在深化开放——社会开放、政治开放、学术开放、文化开放等方面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