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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李先念奉调进京工作，担任财政部部长。经过不懈的努力，辛勤的工作，他很快成为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全国人民信任的新中国财政“当家人”。
陈云向毛泽东推荐李先念，李先念奉调进京
新中国成立之初，李先念在湖北省工作，任湖北省党政“一把手”，同时担任中共中南局第三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在他的领导下，湖北省经过军事斗争，完成了剿匪的任务，在全省乡村都建立了人民政权，又经过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湖北省经济恢复得也很快。
当时主管湖北省工作的李先念，同时也分管中南地区各省的财经工作。刚解放时，中南地区各省的经济十分萧条，生产停滞不前，物价飞涨，粮食奇缺。同时，一些不法商人趁经济混乱之机，囤积居奇，操纵市场，制造混乱，乱中发财。老百姓生活十分困难。李先念本不懂经济，但他善于学习，善于调查研究，善于从群众中总结经验。在他的领导下，中南地区各省，稳住了市场，控制了物价，恢复了经济，发展了生产。
陈云对李先念主管中南各省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十分佩服。陈云感到，自己在上海与资本家打经济仗时，李先念也在中南各省同资本家打经济仗。而且，两人针对资本家的打法，竟不谋而合。
1954年，中央在同高饶反党联盟斗争并取得胜利后，急需调一批年纪轻、能力强、有管理经济和财政工作才干的领导干部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在挑选财政部长的人选时，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向毛泽东、周恩来推荐了李先念。
陈云认为，李先念在战争年代打仗，是个好将军；在建设时期管财政。也一定能成为行家里手。陈云的根据是：(一)李先念45岁，这个年纪，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中是比较年轻的；(二)李先念头脑清楚，对许多经济数字，都能印在脑子里而不忘记；(三)李先念爱学习，爱钻研；(四)李先念在过去各方面工作中都有成绩，有开创精神。
在中央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的意见，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视。他们经过慎重考虑，并且对李先念的工作进行了解之后，拍板决定，调李先念进京工作，任国家财政部部长。
1954年5月，李先念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李先念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下车时，来迎接他的是国家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金明。见此，李先念心里想，中央调自己来中央工作，可能与财政工作有关。但他也没有多想，就按中央的安排，暂时住进了北京饭店。
毛泽东：你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
到北京的当天，陈云就派秘书接李先念到中南海去谈话。陈云见到李先念后，开门见山：中央的意见，是调你到北京来，出任国家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听陈云正式谈了中央这一打算后，诚恳地表示说：我过去长期打仗，文化不高，没有学过经济，难以胜任财政部长这样重要的职务。他建议中央另外考虑人选。陈云听李先念斛释后，坚定地说：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相信你一定能胜任。陈云还说，一会儿小平同志也要找你谈。
李先念和陈云谈话不久，邓小平就把他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央秘书长，兼财政部部长。他告诉李先念：我过去也没有学过经济，也没有当过财政部长，这不是也当了吗?你还是当吧，我相信你。李先念仍对邓小平解释说：我长期在军队工作，也在地方工作过，但对经济还是外行。这样重的职务，我恐怕干不了，希望小平同志理解我，同意我的意见，另外选更合适的人当财政部长。邓小平说：我们认为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你要做好上任的准备。
陈云、邓小平和李先念谈话之后，李先念感到思想压力很大。他说自己难以胜任财政部长，不是谦虚，是真诚的。他幼年时只读过两年私塾，后来虽然在艰苦劳动中自学了一些文化知识，但他的文化水平总体上还不算高。参加革命后，他长年带兵打仗，没有机会集中学习。在新疆，他补习过半年文化；在延安的马列学院，他又学习了半年，但当时他一心一意要求到前线去带兵打仗。关心的是前方的战事，对有的课，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课程，他文化水平低，听不进去。现在马上让他当国家财政部长，不懂经济理论知识的他，确实感到压力很大。
回到北京饭店，李先念给他的老同事刘建勋、王任重、刘子厚分别写了信，信中谈了自己来北京后的感受。他在信中说：自己的能力胜任不了国家财政部长，但陈云、邓小平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只能勉强工作。
李先念将信发出不久。就接到了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要他去中南海，找他谈话。原来，毛泽东听邓小平说李先念已经来北京了，非常高兴，又听邓小平介绍了李先念的想法，就想找李先念谈一谈。
1954年6月1日，李先念应邀到毛泽东的住处，他一见到毛泽东就提出：我当不了财政部长，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请中央再考虑由其他更合适的人当财政部长。毛泽东面带微笑，听完李先念的话，缓缓地说：先念同志，你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毛泽东的这一句话，对李先念触动很大，也使李先念再也说不出什么话了。他向毛泽东表示：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就干，还要争取干好。
拼命学习，李先念很快成为财政经济方面的专家。毛泽东称赞李先念是党内经济512作“四大名旦”之一
李先念就任财政部长之初，确实不熟悉财政经济工作。当时他就说过：就我个人来说，财政工作的经验很少，可以说是个外行。李先念知道，财政工作是一项专业性、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有财政专业知识和丰富的财政经济工作经验，可是，这些他都没有，怎么办?他认准一个字：学。
到了财政部长的任上，李先念自己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一年读遍读懂马列主义、毛泽东关于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著作和中央有关文件；再用一年时间。系统地掌握财政、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熟悉这方面的政策和法规。他仅用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仔细读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关于经济方面的全部著作，并且对这些著作有了深刻而又系统的把握。当时，他已经成为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的领导人之一。
李先念在主持召开财政经济方面的会议时。总是有许多财政经济方面的专家参加。李先念把这些会议当做向这些专家学习的一个好机会，开会时，总是让这些专家把自己的意见说完说透，他在那里静静地听，认真地记，反复进行思索。听不懂时，就反复地请教。
李先念还能够虚心地向他的下级学习。在财政部，李先念请教的人，有司局长，有处长，有科长，也有一般干部。总之，凡是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抓紧时间向人请教，不管对方是什么级别的干部，他都要向人家讨教明白。对于李先念的这一特点，他的老部下段云、王炳乾都回忆道：李先念真正做到了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
由于刻苦自学，虚心请教，李先念很快就成为中央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专家。在中央高层研究重大经济 问题，拟定重要决策的会议上，李先念的发言总是包含着很深刻的经济理论观点；国家许多重要的财政经济方面的数字，他都能装在自己的脑子里，在会上，他能脱口说出许多重要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对比。而且，他提出的意见、方案，都是站在全局的高度进行考虑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对李先念的这种迅速而巨大的进步，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党，在经济工作方面也有“四大名旦”，周恩来算一个，陈云算一个，李先念算一个，薄一波算一个。
冒着政治风险，公开提出“勒马缓行”论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空前高涨。不少干部头脑发热，在经济建设中产生了不顾实际、盲目冒进的情况。处在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第一线的李先念，比较早地发现了这种情况。
在制定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基本建设投资增长过多，国家原来计划投资112.7亿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本来已经很高了，但各地区、各部门还觉得少，要求增加。这样，国家又把投资增加到了153亿元。可是，各地区、各部门还是嫌少，还要求增加。当时中央许多领导干部也赞成大幅度增加基本建设投资。这样，就促使国家计划一增再增，又从153亿元，增至180亿元，再增至200亿元。“一五”计划限额以上的基建项目由694个，增加到745个，后来又追加到800多个。追加资金、追加项目，每一笔，都要从李先念那里经过。李先念懂得，这种经济上的盲目冒进，不是好现象，国家财政是负担不起的。国家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将使国家财政资金和市场供应难以承受。他主动向周恩来、陈云提出，要把财政计划指标压下来。周恩来、陈云赞成李先念的意见，并由国务院出面召开了两次各部门各地方领导干部会议。李先念在会上运用他掌握的财政经济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反映国家财政经济方面实际情况的数据，如实地向与会同志作了说明，并耐心地做大家的工作。李先念的讲话得到了全体参加会议的同志的赞成。大家同意，把1956年的基建投资压缩到147亿元。李先念经过认真计算，认为还压缩得不够，经过他再次做工作，大家又再次同意，压缩到140亿元。
1956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加大基建投资，加快建设速度。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数表示赞成，陈云持保留态度。列席会议的李先念则从财政经济工作的角度，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提出：国家建设一定要与财力相适应，如果超过负担能力，财政会出问题的，国家经济建设速度反而上不去。在当时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委员的头脑都发热的情况下，李先念的意见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1956年上半年，毛泽东为了研究经济问题，找各部部长谈话，也找了李先念谈话。谈话时，李先念再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后来被毛泽东所接受，并写入《论十大关系》，这就是后来毛泽东在此文中所说的，要快速发展，就要打好基础的观点。
毛泽东虽然形成了他在《论十大关系》中的观点，但他关于国民经济应有一个高速发展的思路并没有改变，在实际领导国家经济建设时，他仍然主张高速度，他甚至公开说：我就是好大喜功。与此同时，中央高层领导内部也形成了一种反对冒进的观点。这就是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同志所主张的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既要反保守，也要反冒进的观点。按照这一观点，由中央宣传部出面，以陆定一和胡乔木为主，写了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于1956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李先念是从心里赞成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关于反对冒进的观点的。1957年1月，他在中央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讲了这样一番话：去年我们国家的财政、信贷、商品都入不敷出，而我们国家的工作人员、城市人口都增加了，这说明，去年我们国家的财政预算和信贷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都有若干冒进。我们国家搞建设，必须保持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才能稳步发展。三大平衡，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条客观规律。三大平衡的每一项，都有保持平衡的界限，我们不能突破这个界限。只要我们保持在界限之内发展，就是遵循了三大平衡的客观规律。具体说，在财政工作中，我们就是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现在，我们就要压缩财政收支计划指标，保证财政收支平衡。李先念强调：搞建设，也和打仗一样，大进军之后，应该勒马缓行。有很多同志对于大进军之后应该勒马缓行的意义，并不是完全认识清楚了。现在，中央提出要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
李先念十分清楚，公开提出“勒马缓行”论，是违背毛泽东的意见的，因此，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但基于对党和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他公开提出了自己的这一观点。
毛泽东四次明确表示了对李先念的不满，李先念不得不作自我检讨
1957年底，毛泽东开始批判反冒进。
在1956年下半年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就责问刘少奇：有人提出宁可右也不左，这种右是指什么右?刘少奇说：是指发展速度上的右。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否定这种右，但心里已经十分不满。他在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进有退，但主要还是进。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因素，不能在群众头上泼冷水。他还否定了“综合平衡”的观点，提出了平衡又打破平衡。再寻求平衡的积极平衡的主张。1957年，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开批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我们吃了亏。泄了几亿人民的劲，反掉了多、快、好、省，反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反掉了促进委员会。他还亲自主持起草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向全国公开批判反冒进的观点。到1958年初，毛泽东已经下决心发动“大跃进”，他把批判反冒进当做发动“大跃进”的先声，多次在不同的中央会议上批判反冒进。
毛泽东在批判反冒进时，四次明确表示了对李先念的不满。第一次，是在1958年1月11日至22日由毛泽东主持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向与会者下发了12份材料，这12份材料，都是主张反冒进的，是作为会议批判的反面教材的。其中，就有李先念1956年6月15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第二次，也是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时，直接点了李先念的名。他说：《人民日报》那篇反冒进的社论(指1956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时，离李先念同志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5天。李先念的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第三次，仍然是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找李先念，听取李先念关于财政工作的汇报。汇报中，李先念仍然讲了三大平衡的观点，还如实汇报了财政、商业方面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对李先念的汇报很不满意，几次插话，打断李先念的汇报。第四次，是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说，国务院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多搞，一种是少搞，财贸系统就主张少搞，在
陈云向毛泽东推荐李先念，李先念奉调进京
新中国成立之初，李先念在湖北省工作，任湖北省党政“一把手”，同时担任中共中南局第三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在他的领导下，湖北省经过军事斗争，完成了剿匪的任务，在全省乡村都建立了人民政权，又经过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湖北省经济恢复得也很快。
当时主管湖北省工作的李先念，同时也分管中南地区各省的财经工作。刚解放时，中南地区各省的经济十分萧条，生产停滞不前，物价飞涨，粮食奇缺。同时，一些不法商人趁经济混乱之机，囤积居奇，操纵市场，制造混乱，乱中发财。老百姓生活十分困难。李先念本不懂经济，但他善于学习，善于调查研究，善于从群众中总结经验。在他的领导下，中南地区各省，稳住了市场，控制了物价，恢复了经济，发展了生产。
陈云对李先念主管中南各省财政经济工作取得的突出成绩，十分佩服。陈云感到，自己在上海与资本家打经济仗时，李先念也在中南各省同资本家打经济仗。而且，两人针对资本家的打法，竟不谋而合。
1954年，中央在同高饶反党联盟斗争并取得胜利后，急需调一批年纪轻、能力强、有管理经济和财政工作才干的领导干部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在挑选财政部长的人选时，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向毛泽东、周恩来推荐了李先念。
陈云认为，李先念在战争年代打仗，是个好将军；在建设时期管财政。也一定能成为行家里手。陈云的根据是：(一)李先念45岁，这个年纪，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中是比较年轻的；(二)李先念头脑清楚，对许多经济数字，都能印在脑子里而不忘记；(三)李先念爱学习，爱钻研；(四)李先念在过去各方面工作中都有成绩，有开创精神。
在中央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的意见，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视。他们经过慎重考虑，并且对李先念的工作进行了解之后，拍板决定，调李先念进京工作，任国家财政部部长。
1954年5月，李先念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李先念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下车时，来迎接他的是国家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金明。见此，李先念心里想，中央调自己来中央工作，可能与财政工作有关。但他也没有多想，就按中央的安排，暂时住进了北京饭店。
毛泽东：你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
到北京的当天，陈云就派秘书接李先念到中南海去谈话。陈云见到李先念后，开门见山：中央的意见，是调你到北京来，出任国家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听陈云正式谈了中央这一打算后，诚恳地表示说：我过去长期打仗，文化不高，没有学过经济，难以胜任财政部长这样重要的职务。他建议中央另外考虑人选。陈云听李先念斛释后，坚定地说：中央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相信你一定能胜任。陈云还说，一会儿小平同志也要找你谈。
李先念和陈云谈话不久，邓小平就把他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央秘书长，兼财政部部长。他告诉李先念：我过去也没有学过经济，也没有当过财政部长，这不是也当了吗?你还是当吧，我相信你。李先念仍对邓小平解释说：我长期在军队工作，也在地方工作过，但对经济还是外行。这样重的职务，我恐怕干不了，希望小平同志理解我，同意我的意见，另外选更合适的人当财政部长。邓小平说：我们认为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你要做好上任的准备。
陈云、邓小平和李先念谈话之后，李先念感到思想压力很大。他说自己难以胜任财政部长，不是谦虚，是真诚的。他幼年时只读过两年私塾，后来虽然在艰苦劳动中自学了一些文化知识，但他的文化水平总体上还不算高。参加革命后，他长年带兵打仗，没有机会集中学习。在新疆，他补习过半年文化；在延安的马列学院，他又学习了半年，但当时他一心一意要求到前线去带兵打仗。关心的是前方的战事，对有的课，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课程，他文化水平低，听不进去。现在马上让他当国家财政部长，不懂经济理论知识的他，确实感到压力很大。
回到北京饭店，李先念给他的老同事刘建勋、王任重、刘子厚分别写了信，信中谈了自己来北京后的感受。他在信中说：自己的能力胜任不了国家财政部长，但陈云、邓小平不同意我的意见，我只能勉强工作。
李先念将信发出不久。就接到了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要他去中南海，找他谈话。原来，毛泽东听邓小平说李先念已经来北京了，非常高兴，又听邓小平介绍了李先念的想法，就想找李先念谈一谈。
1954年6月1日，李先念应邀到毛泽东的住处，他一见到毛泽东就提出：我当不了财政部长，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请中央再考虑由其他更合适的人当财政部长。毛泽东面带微笑，听完李先念的话，缓缓地说：先念同志，你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毛泽东的这一句话，对李先念触动很大，也使李先念再也说不出什么话了。他向毛泽东表示：既然中央已经决定了，就干，还要争取干好。
拼命学习，李先念很快成为财政经济方面的专家。毛泽东称赞李先念是党内经济512作“四大名旦”之一
李先念就任财政部长之初，确实不熟悉财政经济工作。当时他就说过：就我个人来说，财政工作的经验很少，可以说是个外行。李先念知道，财政工作是一项专业性、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有财政专业知识和丰富的财政经济工作经验，可是，这些他都没有，怎么办?他认准一个字：学。
到了财政部长的任上，李先念自己制订了一个学习计划：一年读遍读懂马列主义、毛泽东关于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著作和中央有关文件；再用一年时间。系统地掌握财政、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熟悉这方面的政策和法规。他仅用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就仔细读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关于经济方面的全部著作，并且对这些著作有了深刻而又系统的把握。当时，他已经成为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的领导人之一。
李先念在主持召开财政经济方面的会议时。总是有许多财政经济方面的专家参加。李先念把这些会议当做向这些专家学习的一个好机会，开会时，总是让这些专家把自己的意见说完说透，他在那里静静地听，认真地记，反复进行思索。听不懂时，就反复地请教。
李先念还能够虚心地向他的下级学习。在财政部，李先念请教的人，有司局长，有处长，有科长，也有一般干部。总之，凡是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抓紧时间向人请教，不管对方是什么级别的干部，他都要向人家讨教明白。对于李先念的这一特点，他的老部下段云、王炳乾都回忆道：李先念真正做到了虚怀若谷，不耻下问，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
由于刻苦自学，虚心请教，李先念很快就成为中央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专家。在中央高层研究重大经济 问题，拟定重要决策的会议上，李先念的发言总是包含着很深刻的经济理论观点；国家许多重要的财政经济方面的数字，他都能装在自己的脑子里，在会上，他能脱口说出许多重要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对比。而且，他提出的意见、方案，都是站在全局的高度进行考虑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对李先念的这种迅速而巨大的进步，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党，在经济工作方面也有“四大名旦”，周恩来算一个，陈云算一个，李先念算一个，薄一波算一个。
冒着政治风险，公开提出“勒马缓行”论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空前高涨。不少干部头脑发热，在经济建设中产生了不顾实际、盲目冒进的情况。处在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第一线的李先念，比较早地发现了这种情况。
在制定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基本建设投资增长过多，国家原来计划投资112.7亿元。这个数字在当时本来已经很高了，但各地区、各部门还觉得少，要求增加。这样，国家又把投资增加到了153亿元。可是，各地区、各部门还是嫌少，还要求增加。当时中央许多领导干部也赞成大幅度增加基本建设投资。这样，就促使国家计划一增再增，又从153亿元，增至180亿元，再增至200亿元。“一五”计划限额以上的基建项目由694个，增加到745个，后来又追加到800多个。追加资金、追加项目，每一笔，都要从李先念那里经过。李先念懂得，这种经济上的盲目冒进，不是好现象，国家财政是负担不起的。国家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将使国家财政资金和市场供应难以承受。他主动向周恩来、陈云提出，要把财政计划指标压下来。周恩来、陈云赞成李先念的意见，并由国务院出面召开了两次各部门各地方领导干部会议。李先念在会上运用他掌握的财政经济方面的理论知识和反映国家财政经济方面实际情况的数据，如实地向与会同志作了说明，并耐心地做大家的工作。李先念的讲话得到了全体参加会议的同志的赞成。大家同意，把1956年的基建投资压缩到147亿元。李先念经过认真计算，认为还压缩得不够，经过他再次做工作，大家又再次同意，压缩到140亿元。
1956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加大基建投资，加快建设速度。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数表示赞成，陈云持保留态度。列席会议的李先念则从财政经济工作的角度，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提出：国家建设一定要与财力相适应，如果超过负担能力，财政会出问题的，国家经济建设速度反而上不去。在当时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委员的头脑都发热的情况下，李先念的意见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1956年上半年，毛泽东为了研究经济问题，找各部部长谈话，也找了李先念谈话。谈话时，李先念再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后来被毛泽东所接受，并写入《论十大关系》，这就是后来毛泽东在此文中所说的，要快速发展，就要打好基础的观点。
毛泽东虽然形成了他在《论十大关系》中的观点，但他关于国民经济应有一个高速发展的思路并没有改变，在实际领导国家经济建设时，他仍然主张高速度，他甚至公开说：我就是好大喜功。与此同时，中央高层领导内部也形成了一种反对冒进的观点。这就是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同志所主张的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既要反保守，也要反冒进的观点。按照这一观点，由中央宣传部出面，以陆定一和胡乔木为主，写了一篇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于1956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李先念是从心里赞成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关于反对冒进的观点的。1957年1月，他在中央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讲了这样一番话：去年我们国家的财政、信贷、商品都入不敷出，而我们国家的工作人员、城市人口都增加了，这说明，去年我们国家的财政预算和信贷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都有若干冒进。我们国家搞建设，必须保持财政、信贷、物资三大平衡。才能稳步发展。三大平衡，是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条客观规律。三大平衡的每一项，都有保持平衡的界限，我们不能突破这个界限。只要我们保持在界限之内发展，就是遵循了三大平衡的客观规律。具体说，在财政工作中，我们就是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现在，我们就要压缩财政收支计划指标，保证财政收支平衡。李先念强调：搞建设，也和打仗一样，大进军之后，应该勒马缓行。有很多同志对于大进军之后应该勒马缓行的意义，并不是完全认识清楚了。现在，中央提出要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是完全必要的。
李先念十分清楚，公开提出“勒马缓行”论，是违背毛泽东的意见的，因此，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但基于对党和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他公开提出了自己的这一观点。
毛泽东四次明确表示了对李先念的不满，李先念不得不作自我检讨
1957年底，毛泽东开始批判反冒进。
在1956年下半年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就责问刘少奇：有人提出宁可右也不左，这种右是指什么右?刘少奇说：是指发展速度上的右。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否定这种右，但心里已经十分不满。他在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进有退，但主要还是进。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因素，不能在群众头上泼冷水。他还否定了“综合平衡”的观点，提出了平衡又打破平衡。再寻求平衡的积极平衡的主张。1957年，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公开批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我们吃了亏。泄了几亿人民的劲，反掉了多、快、好、省，反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反掉了促进委员会。他还亲自主持起草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向全国公开批判反冒进的观点。到1958年初，毛泽东已经下决心发动“大跃进”，他把批判反冒进当做发动“大跃进”的先声，多次在不同的中央会议上批判反冒进。
毛泽东在批判反冒进时，四次明确表示了对李先念的不满。第一次，是在1958年1月11日至22日由毛泽东主持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向与会者下发了12份材料，这12份材料，都是主张反冒进的，是作为会议批判的反面教材的。其中，就有李先念1956年6月15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第二次，也是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时，直接点了李先念的名。他说：《人民日报》那篇反冒进的社论(指1956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时，离李先念同志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5天。李先念的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第三次，仍然是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找李先念，听取李先念关于财政工作的汇报。汇报中，李先念仍然讲了三大平衡的观点，还如实汇报了财政、商业方面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对李先念的汇报很不满意，几次插话，打断李先念的汇报。第四次，是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说，国务院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多搞，一种是少搞，财贸系统就主张少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