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最近，有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不期而然走进我的视野，他是一位血性男儿，其人格魅力、生平事迹令人感佩，其一生的传奇经历，也让人为之感慨万千。
纵观他70年的人生轨迹，跨越了三个历史时期：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其间，不管是幸运女神的青眼相加，抑或虎狼之师的监狱皮鞭，他都宠辱不惊；无论是风霜雪剑的峥嵘岁月，还是波诡云谲的动荡时局，他都安然度过。他从一个农家子弟，一个没有什么背景的实习生，一步一个脚印地成功登顶，直至做到那一行的翘楚。他就是中国近代海关史上第一位华员副总税务司——丁贵堂。
生逢其时
位于辽东半岛的海城虽然不大，却是辽宁著名的古城之一。它不仅物华天宝，富饶美丽，而且文化发达，人才辈出。海城有条八里河，曲曲弯弯流经丁八里村。这里，便是丁贵堂的出生之地。人的性格与地域因素不无关系，祖籍山东黄县的丁贵堂不仅拥有与生俱来的耿直，更有着东北汉子的豪爽。这种直爽从孩提时代到求学生涯，从初涉职场到宦海浮沉，一直贯穿始终，丝毫不见内敛。我很讶异，以他如此个性，能在旧中国的官场站立不倒，也算是个奇迹吧。
以优异成绩从中学毕业后的丁贵堂于1912年考入奉天政法学堂，不久以后转入北京税务专门学校。1916年毕业后派至安东关（今丹东），为期一年的见习结束后，擢升为帮办。科班毕业、见习期满顺利升职，他这个“三级跳”似乎顺理成章，但这要搁在若干年前，却是“不可能的任务”。有必要交代一下历史背景。当时的海关虽然名义上是中国海关，实行的却是由外籍税务司把持的洋海关制度。这个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华洋职员地位的不平等。税务司及帮办等高级职员皆由外国人担任。在职员晋级方面，华洋不公尤其显著，华籍职员能做到供事（税务员）就基本到顶了。自1870年《中国海关管理章程》实施以来，直至1906年，有一名华员勤勤恳恳打拼了42年，才得到“特等一级税务员”的职位！作为华洋歧视政策的始作俑者，总税务司赫德在他离任前开始接受华员充任海关高级干部，这实在不是什么良心发现，而是为挽救大厦将倾的外籍税务司制度，并取得清政府的信任罢了！民国肇始，为改变洋员一统天下的局面，自1913年起明文规定，税务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外加一年见习，即可升为帮办。可以说丁贵堂赶上了好时候，是海关改革人事管理制度的直接受益者。
华员地位虽然有所提高，但重洋轻华、以洋制华的民族歧视政策依然存在。华员在海关依然受到歧视。 这一切，都令26岁的安东关帮办丁贵堂血脉喷张。有一次，日籍帮办垣花惠在关里飞扬跋扈，欺压华员，血气方刚的丁贵堂忍无可忍，与之据理力争，差点动起了拳头。 1919年，丁贵堂调任北京海关总税务司署总务科帮办。在此期间，他对洋人蔑视我国主权的跋扈行径甚为不满，曾几次与洋人发生争吵。富于正义感的他联合署里的中国职员与洋人交涉，争得了房贴和煤贴，维护了华员的权益。即便是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亲信、税款股副税务司泽礼欺压华员，丁贵堂也一样敢于抗争。业务熟练而又敢作敢为的丁贵堂在华员中赢得了口碑，在命运女神的眷顾下，从不奴颜婢膝的他幸运地在仕途上一路高歌猛进。1927年丁贵堂奉调至上海江海关任汉文秘书课秘书，次年又升任代理副税务司。回顾这段升迁经历，丁贵堂自己骄傲地说：“自有海关以来，华洋关员升任代理副税务司最早最速者，实以堂为第一人！”
在成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改善关制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后，丁贵堂在南京召开的会议上大声疾呼，为争得华洋关员平等待遇而努力。改善关制方案最终得以通过。从此以后，华籍职员在定级晋升中，原则上和外籍职员享有同等的机会！这一天的到来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它凝聚了多少代华人职员的泪水和汗水！也凝聚了丁贵堂的几多心血！但他或许不会料到其亲手参与制订的议案实际上为他自己打开了通顶之门！16年以后，丁贵堂一度代理总税务司，站到了金字塔的顶端！
民族大义
1930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多事之秋，此时担任总税务司的是英国人梅乐和，他的舅舅便是大名鼎鼎、已于辛亥革命前夕去世的赫德。梅乐和对丁贵堂的工作能力极为欣赏，于是便派他担任一向由洋员把持的汉文科税务司一职。当时海关内部使用的主要文字是英文，外籍税务司在处理关务时自成一套适合其自身利益的方针和方法，许多关务极为隐晦，对华员严格保密。富有爱国心的丁贵堂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便将矛头对准以前英文充斥文牍的陈规。他组织人力将英文的单据刊物都翻译成中英文合璧的样式，以方便华商使用。不仅如此，丁贵堂还在职权范围内不遗余力地贯彻“改善关制”的条文，但凡涉及到海关行政主权及施行华洋关员平等待遇各事宜，他都会随时随地竭力争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丁贵堂的家乡也陷入日寇的铁蹄之下。之后，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日军于1932年发动“一·二八”事变，悍然在上海闸北向中国驻军进攻。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迅速波及到被洋税务司把持的海关内部。海关关员这一职业因实行优厚的工资福利待遇和离退休制度，被誉为“金饭碗”，但广大海关华员都将国家兴亡与个人出路紧密联系在一起。丁贵堂在淞沪战役爆发时，亲眼目睹十九路军缺少给养，于是临时就地筹款，以解燃眉之急。极富前瞻性的丁贵堂同时敏锐地意识到日寇蓄意侵略，将来中日之间必有大战爆发，所以必须未雨绸缪，预筹款项。他立即通电全国海关，发起组织爱国捐运动，得到各海关华员的一致响应。爱国捐收支保管的任务既繁且重，是个苦差使，而且还必须集中管理，但丁贵堂不辞劳苦，组建了以他为主席的海关华员爱国捐管理委员会，并呈奉总税务司核准，通令各关税务司转饬所属华员自动捐输。 这项义举有效地运用了行政手段，有力捐助了十九路军、东北义勇军以及冯玉祥、吉鸿昌等华北抗日军队，充分显示了丁贵堂不凡的政治眼光、组织才干和民族气节。
果不其然，1937年7月卢沟桥一声炮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陷落，沿海各地也先后落入日寇之手，各口海关因为外债赔款关系，日军尚未攫取，仍由梅乐和代表政府执行关政。南京国民政府也幻想总税务司署在英美列强的庇护下，对日本占领区的中国海关拥有主权。因此一
再密令梅乐和坚守岗位并转饬各关关员暂行忍耐，以保持关政之完整。
1938年3月，伪维新政府成立后在日本的怂恿下积极筹划接收江海关，英国政府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默许下与日本政府签定了《中国海关协定》。5月，伪维新政府财政部派汉奸李建南为海关监督，带人接收江海关。江海关爱国职工义愤填膺，忍无可忍，在海关党支部的领导下，全关二千多职工于5月7日举行罢工，发表《抗日护关宣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护关运动。丁贵堂虽然在总署任职，但积极参与其中，出谋划策。日伪当局惊慌之余，伺机进行镇压。为了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根据当时形势和上级指示，海关党支部决定说服群众，于9日停止罢工。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心急如焚的丁贵堂亲自驱车赶往江海关全体华员会议现场。那里群情激奋，口号声此起彼伏，大家很难冷静下来。丁贵堂反反复复地劝说大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讲到动情处，联想到自己的东北老家，不善掩饰情感的丁贵堂不禁流下了热泪。他恳切地希望大家不要擅离职守、照常工作。由于丁贵堂在大家心目中享有很高威信，因此大家对丁贵堂所示意见表示接受。这是丁贵堂与中共地下组织的初次合作，为十年后的弃暗投明埋下伏笔，此乃后话。
护关运动时间虽短，但有力地打击了日伪气焰，影响力遍及世界各国。之后，丁贵堂虽身处沦陷区海关，却时刻尽最大所能支援抗日。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来，丁贵堂激动之余，从海关同仁基金会中拨款1万元给八路军办事处；在了解到新四军军费短缺时，他又拨款2万元予以支援，聊尽绵薄之力。
虎口脱险
在枝繁叶茂、浓荫遮蔽的上海汾阳路和复兴中路交叉口伫立着一幢奶黄色、十分漂亮的花园洋房，这幢西班牙风格别墅的主人便是丁贵堂。尽管室内装修十分讲究，陈设豪华，宅前还有一对石象守护，但对1942年初春的丁贵堂而言，这座豪宅对他的全部意义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监狱！
1941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年份，而日军干涉海关关政也日渐严重。早就筹划将位于上海租界内的总税务司署内迁陪都重庆的丁贵堂见时机趋于成熟，于是便密请梅乐和派其为重庆关税务司，以便前往预备。未料如此机密的计划却被日本特务侦知，于是日军采取了严厉的监视措施。日本大使馆出面声称：“假如丁贵堂企图私行离沪，即予强行制止！”迁署计划遂告流产。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次日清晨，机警的丁贵堂急忙赶往总署，检取与政府往来机密文件加以焚毁。与此同时，日军坦克闯进租界，海关总税务司署被日伪接管，江海关大楼前门广场的赫德爵士铜像在矗立了28个寒暑后，终于没有逃过毁灭的命运，被日军拆除销毁！丁贵堂对高官厚禄坚辞不就，他向这时担任总税务司的日本人岸本广吉声明告老还乡，以后不再到署视事，而岸本却以军宪监视行动等语逼其就范。丁贵堂于是到避居于私邸的梅乐和处请示，奉谕暂留一时，以保护关产及海关档案免为敌人破坏。丁贵堂再次与岸本交涉，只暂任汉文科税务司原职，绝不接受其他新职。得到同意后丁贵堂便每日照常到总署例行公事，对日本宪兵特务的监视视若无睹，试图打消敌人的猜疑和防范。
在春寒料峭的1942年初春，有着猎狗般嗅觉的日本特务又有了惊人发现，他们侦察到海关总税务司署曾将华北日本侵略军进出山海关和长城各口的情况密告给南京国民政府。3月29日，恼羞成怒的日本宪兵队将总税务司梅乐和以及丁贵堂等其他各科税务司一并逮捕，冠以“反日间谍行为”的罪名，关押在宪兵总队监狱。面对1个多月的严厉审讯、辱骂、殴打，丁贵堂坚贞不屈，始终坚持说对此毫不知情，不承认有“间谍行为”。日本宪兵队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只得在收取大笔保释金后将其释放。但丁贵堂一大家子却被软禁于汾阳路45号的官邸内！
在“豪华监狱”里度日如年的丁贵堂一心想着如何才能重获自由，他伪装听话，一门心思做寓公，但暗地里却悄悄地与重庆方面联系，共同策划了周密的全套脱身计划。一直到这年的年底，丁贵堂利用日军已稍有松懈的大好时机，伪装中风住院，以此麻痹敌人。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半身不遂”的丁贵堂敏捷地从医院遁走，在国民政府军情人员的接应下摆脱魔爪，逃离虎口。一路艰险自不待言，穿越重重日伪封锁线，历时40天后于1943年2月抵达重庆。丁贵堂不为日伪所诱惑，不畏强暴，自始至终保持了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气节，受到重庆方面的崇高礼遇。
华员中的最高税务司丁贵堂由沪脱险抵渝，任总税务司署总务科税务司一职，此时因日军换侨遣送而先期抵达的梅乐和也已复职视事。这对昔日的“君臣”相见，默默无语。由于英国在华势力的江河日下，梅乐和无奈选择了退休，而丁贵堂却否极泰来，呈鼓篷张帆之势。1943年5月，梅乐和辞职，总税务司一职的继承者，换成了国民党政权的新后台、美帝国主义的代表李度（美籍 L.K.Little）。因李度远在美国，财政部于是发布训令让丁贵堂代理总税务司。
1943年10月，财政部以丁贵堂劳绩卓著，将其擢升为副总税务司。这是我国近代海关史上华籍官员出任的最高官职！
丁贵堂一步一个脚印，登上海关开关以来华员所得的最高职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和中国的抗日战争，使大多数洋员卷入其中，大批外籍关员或被俘或回国参战，给海关华员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机遇。一批华员开始主持关务行政，并逐渐升迁至一些重要岗位。
走向光明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财政部任命丁贵堂为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办公处专员，同时奉命接管上海总税务司署及江海关。此时李度尚未莅沪，所有大小事端，皆仰丁贵堂一人担当。他不仅要处理上海总税务司署及收复区各海关事务，还要接收原海关财产档案、敌伪码头仓库。其卓著的接收成绩得到各界的好评。为此，财政部1946年5月25日颁令，给丁贵堂记大功一次。而当时的许多接收大员多有中饱私囊的行为，所谓“接收花天酒地，人民呼天唤地”。对此丁贵堂深恶痛绝，公开进行抵制。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滩百废待兴，公司之多如过江之鲫。而其中名气最大的莫过于专做进出口买卖的扬子公司。其总经理不是别人，正是赫赫有名的孔祥熙大公子孔令侃。1947年是全面内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国统区市场物价暴涨，马口铁奇缺。孔令侃见有利可图，就从美国共和钢铁企业搞到一批马口铁原料，准备运进国内抛售，大发国难财。因为马口铁原料是专控物资，严禁擅自进口，江海关于是拒不签发进口许可证，不予放行。这可惹恼了孔大公子，他以“降低物价、扶持工业”为由，与海关当局大打笔墨官司，同时利用自己“皇亲国戚”的身份，发动说客去说情，多方施压。终于，丁贵堂因抗不过其强有力的后台，只得放行。但这件事对丁贵堂触动很大，使他更加看透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本质。
1948年底，淮海战役业已结束，国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国民党要员纷纷逃往台湾，海关人员也人心惶惶，特别是高级华员都看着丁贵堂的行动，以抉择去留，唯其马首是瞻。经过深思熟虑，丁贵堂毅然派他的外甥陈琼瓒去香港找其时在《华商报》工作的夏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据夏衍回忆：“1948年冬，陈琼瓒到《华商报》来找我，说他是得到丁贵堂的同意，来找共产党的。陈琼瓒说：江海关有悠久的历史，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100多年的档案，一笔可观的库存，还有许许多多爱国的、有经验的职工干部，国民党方面正在强迫他们去台湾，所以争取丁贵堂起义是十分必要的。那时已经是淮海战役之后，连云南的卢汉、龙云，四川军和西北军的头面人物，也已经纷纷派人到香港和我们拉关系了，丁贵堂要寻找出路，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问陈有没有把握？他说丁有威信，为人正直，绝大多数海关职工是爱国的，所以起义是完全有把握的。”夏衍立即向潘汉年作了报告。潘汉年得知后喜出望外，说这是一笔“意外之财”。于是当天就向中央请示，并很快得到了周恩来的明确指示，就是只要把全部档案和物资保留下来，上海解放后仍由丁贵堂任关长，起义的干部职工原职原薪不变。这样，事情很快就得到顺利解决。当上海解放前夕，面对国民党政府速速去台的紧急通知，丁贵堂表面上敷衍，虚与委蛇，暗地里与中共地下党代表李正文等正式接洽。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几次命令丁贵堂将当时远东最大的挖泥船“建设号”火速开往台湾，但丁贵堂却拒不从命，以种种理由予以拖延。汤司令十分恼怒，曾下令将其逮捕，终因解放大军兵临城下，汤恩伯没有来得及对丁进行军法处置便逃之夭夭了。
1949年5月25日凌晨4时30分，江海关大楼挂出了巨幅标语“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江海关钟楼上也升起了黄浦江畔第一面红旗。伴随着隆隆的炮声，江海关钟声长鸣！荡气回肠！在仓皇逃离的旧海关最后一任总税务司美国人李度的耳里，它不啻是外籍税务司洋关制度的丧钟！在上海人民和广大海关工作人员的拥护支持下，丁贵堂领导总税务司署和江海关（还包括浚浦局、港务科、检疫所等）起义，成功回到人民的怀抱，不仅完整地保留了有着悠久历史的珍贵海关档案和一笔可观的库存，还保留了许多富有经验的干部职工，为新中国的海关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自1859年到1949年近一个世纪，掌控中国海关的五任总税务司为4个英国人和1个美国人。中国的国门不是中国人看守，而是外国人把持！如今，失落了90多年的海关国门钥匙，重新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里！
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进行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丁贵堂选择了光明！
新中国成立后，海关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毛泽东主席亲自任命丁贵堂为海关总署第一任副署长，并亲切地直呼他为“丁海关”。从此，丁贵堂继续在他熟悉的岗位上为独立自主的人民海关奉献他的才华。
（作者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员）
纵观他70年的人生轨迹，跨越了三个历史时期：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其间，不管是幸运女神的青眼相加，抑或虎狼之师的监狱皮鞭，他都宠辱不惊；无论是风霜雪剑的峥嵘岁月，还是波诡云谲的动荡时局，他都安然度过。他从一个农家子弟，一个没有什么背景的实习生，一步一个脚印地成功登顶，直至做到那一行的翘楚。他就是中国近代海关史上第一位华员副总税务司——丁贵堂。
生逢其时
位于辽东半岛的海城虽然不大，却是辽宁著名的古城之一。它不仅物华天宝，富饶美丽，而且文化发达，人才辈出。海城有条八里河，曲曲弯弯流经丁八里村。这里，便是丁贵堂的出生之地。人的性格与地域因素不无关系，祖籍山东黄县的丁贵堂不仅拥有与生俱来的耿直，更有着东北汉子的豪爽。这种直爽从孩提时代到求学生涯，从初涉职场到宦海浮沉，一直贯穿始终，丝毫不见内敛。我很讶异，以他如此个性，能在旧中国的官场站立不倒，也算是个奇迹吧。
以优异成绩从中学毕业后的丁贵堂于1912年考入奉天政法学堂，不久以后转入北京税务专门学校。1916年毕业后派至安东关（今丹东），为期一年的见习结束后，擢升为帮办。科班毕业、见习期满顺利升职，他这个“三级跳”似乎顺理成章，但这要搁在若干年前，却是“不可能的任务”。有必要交代一下历史背景。当时的海关虽然名义上是中国海关，实行的却是由外籍税务司把持的洋海关制度。这个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华洋职员地位的不平等。税务司及帮办等高级职员皆由外国人担任。在职员晋级方面，华洋不公尤其显著，华籍职员能做到供事（税务员）就基本到顶了。自1870年《中国海关管理章程》实施以来，直至1906年，有一名华员勤勤恳恳打拼了42年，才得到“特等一级税务员”的职位！作为华洋歧视政策的始作俑者，总税务司赫德在他离任前开始接受华员充任海关高级干部，这实在不是什么良心发现，而是为挽救大厦将倾的外籍税务司制度，并取得清政府的信任罢了！民国肇始，为改变洋员一统天下的局面，自1913年起明文规定，税务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外加一年见习，即可升为帮办。可以说丁贵堂赶上了好时候，是海关改革人事管理制度的直接受益者。
华员地位虽然有所提高，但重洋轻华、以洋制华的民族歧视政策依然存在。华员在海关依然受到歧视。 这一切，都令26岁的安东关帮办丁贵堂血脉喷张。有一次，日籍帮办垣花惠在关里飞扬跋扈，欺压华员，血气方刚的丁贵堂忍无可忍，与之据理力争，差点动起了拳头。 1919年，丁贵堂调任北京海关总税务司署总务科帮办。在此期间，他对洋人蔑视我国主权的跋扈行径甚为不满，曾几次与洋人发生争吵。富于正义感的他联合署里的中国职员与洋人交涉，争得了房贴和煤贴，维护了华员的权益。即便是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亲信、税款股副税务司泽礼欺压华员，丁贵堂也一样敢于抗争。业务熟练而又敢作敢为的丁贵堂在华员中赢得了口碑，在命运女神的眷顾下，从不奴颜婢膝的他幸运地在仕途上一路高歌猛进。1927年丁贵堂奉调至上海江海关任汉文秘书课秘书，次年又升任代理副税务司。回顾这段升迁经历，丁贵堂自己骄傲地说：“自有海关以来，华洋关员升任代理副税务司最早最速者，实以堂为第一人！”
在成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改善关制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后，丁贵堂在南京召开的会议上大声疾呼，为争得华洋关员平等待遇而努力。改善关制方案最终得以通过。从此以后，华籍职员在定级晋升中，原则上和外籍职员享有同等的机会！这一天的到来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它凝聚了多少代华人职员的泪水和汗水！也凝聚了丁贵堂的几多心血！但他或许不会料到其亲手参与制订的议案实际上为他自己打开了通顶之门！16年以后，丁贵堂一度代理总税务司，站到了金字塔的顶端！
民族大义
1930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多事之秋，此时担任总税务司的是英国人梅乐和，他的舅舅便是大名鼎鼎、已于辛亥革命前夕去世的赫德。梅乐和对丁贵堂的工作能力极为欣赏，于是便派他担任一向由洋员把持的汉文科税务司一职。当时海关内部使用的主要文字是英文，外籍税务司在处理关务时自成一套适合其自身利益的方针和方法，许多关务极为隐晦，对华员严格保密。富有爱国心的丁贵堂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便将矛头对准以前英文充斥文牍的陈规。他组织人力将英文的单据刊物都翻译成中英文合璧的样式，以方便华商使用。不仅如此，丁贵堂还在职权范围内不遗余力地贯彻“改善关制”的条文，但凡涉及到海关行政主权及施行华洋关员平等待遇各事宜，他都会随时随地竭力争取。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丁贵堂的家乡也陷入日寇的铁蹄之下。之后，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日军于1932年发动“一·二八”事变，悍然在上海闸北向中国驻军进攻。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迅速波及到被洋税务司把持的海关内部。海关关员这一职业因实行优厚的工资福利待遇和离退休制度，被誉为“金饭碗”，但广大海关华员都将国家兴亡与个人出路紧密联系在一起。丁贵堂在淞沪战役爆发时，亲眼目睹十九路军缺少给养，于是临时就地筹款，以解燃眉之急。极富前瞻性的丁贵堂同时敏锐地意识到日寇蓄意侵略，将来中日之间必有大战爆发，所以必须未雨绸缪，预筹款项。他立即通电全国海关，发起组织爱国捐运动，得到各海关华员的一致响应。爱国捐收支保管的任务既繁且重，是个苦差使，而且还必须集中管理，但丁贵堂不辞劳苦，组建了以他为主席的海关华员爱国捐管理委员会，并呈奉总税务司核准，通令各关税务司转饬所属华员自动捐输。 这项义举有效地运用了行政手段，有力捐助了十九路军、东北义勇军以及冯玉祥、吉鸿昌等华北抗日军队，充分显示了丁贵堂不凡的政治眼光、组织才干和民族气节。
果不其然，1937年7月卢沟桥一声炮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陷落，沿海各地也先后落入日寇之手，各口海关因为外债赔款关系，日军尚未攫取，仍由梅乐和代表政府执行关政。南京国民政府也幻想总税务司署在英美列强的庇护下，对日本占领区的中国海关拥有主权。因此一
再密令梅乐和坚守岗位并转饬各关关员暂行忍耐，以保持关政之完整。
1938年3月，伪维新政府成立后在日本的怂恿下积极筹划接收江海关，英国政府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默许下与日本政府签定了《中国海关协定》。5月，伪维新政府财政部派汉奸李建南为海关监督，带人接收江海关。江海关爱国职工义愤填膺，忍无可忍，在海关党支部的领导下，全关二千多职工于5月7日举行罢工，发表《抗日护关宣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护关运动。丁贵堂虽然在总署任职，但积极参与其中，出谋划策。日伪当局惊慌之余，伺机进行镇压。为了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根据当时形势和上级指示，海关党支部决定说服群众，于9日停止罢工。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心急如焚的丁贵堂亲自驱车赶往江海关全体华员会议现场。那里群情激奋，口号声此起彼伏，大家很难冷静下来。丁贵堂反反复复地劝说大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讲到动情处，联想到自己的东北老家，不善掩饰情感的丁贵堂不禁流下了热泪。他恳切地希望大家不要擅离职守、照常工作。由于丁贵堂在大家心目中享有很高威信，因此大家对丁贵堂所示意见表示接受。这是丁贵堂与中共地下组织的初次合作，为十年后的弃暗投明埋下伏笔，此乃后话。
护关运动时间虽短，但有力地打击了日伪气焰，影响力遍及世界各国。之后，丁贵堂虽身处沦陷区海关，却时刻尽最大所能支援抗日。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来，丁贵堂激动之余，从海关同仁基金会中拨款1万元给八路军办事处；在了解到新四军军费短缺时，他又拨款2万元予以支援，聊尽绵薄之力。
虎口脱险
在枝繁叶茂、浓荫遮蔽的上海汾阳路和复兴中路交叉口伫立着一幢奶黄色、十分漂亮的花园洋房，这幢西班牙风格别墅的主人便是丁贵堂。尽管室内装修十分讲究，陈设豪华，宅前还有一对石象守护，但对1942年初春的丁贵堂而言，这座豪宅对他的全部意义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监狱！
1941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年份，而日军干涉海关关政也日渐严重。早就筹划将位于上海租界内的总税务司署内迁陪都重庆的丁贵堂见时机趋于成熟，于是便密请梅乐和派其为重庆关税务司，以便前往预备。未料如此机密的计划却被日本特务侦知，于是日军采取了严厉的监视措施。日本大使馆出面声称：“假如丁贵堂企图私行离沪，即予强行制止！”迁署计划遂告流产。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次日清晨，机警的丁贵堂急忙赶往总署，检取与政府往来机密文件加以焚毁。与此同时，日军坦克闯进租界，海关总税务司署被日伪接管，江海关大楼前门广场的赫德爵士铜像在矗立了28个寒暑后，终于没有逃过毁灭的命运，被日军拆除销毁！丁贵堂对高官厚禄坚辞不就，他向这时担任总税务司的日本人岸本广吉声明告老还乡，以后不再到署视事，而岸本却以军宪监视行动等语逼其就范。丁贵堂于是到避居于私邸的梅乐和处请示，奉谕暂留一时，以保护关产及海关档案免为敌人破坏。丁贵堂再次与岸本交涉，只暂任汉文科税务司原职，绝不接受其他新职。得到同意后丁贵堂便每日照常到总署例行公事，对日本宪兵特务的监视视若无睹，试图打消敌人的猜疑和防范。
在春寒料峭的1942年初春，有着猎狗般嗅觉的日本特务又有了惊人发现，他们侦察到海关总税务司署曾将华北日本侵略军进出山海关和长城各口的情况密告给南京国民政府。3月29日，恼羞成怒的日本宪兵队将总税务司梅乐和以及丁贵堂等其他各科税务司一并逮捕，冠以“反日间谍行为”的罪名，关押在宪兵总队监狱。面对1个多月的严厉审讯、辱骂、殴打，丁贵堂坚贞不屈，始终坚持说对此毫不知情，不承认有“间谍行为”。日本宪兵队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只得在收取大笔保释金后将其释放。但丁贵堂一大家子却被软禁于汾阳路45号的官邸内！
在“豪华监狱”里度日如年的丁贵堂一心想着如何才能重获自由，他伪装听话，一门心思做寓公，但暗地里却悄悄地与重庆方面联系，共同策划了周密的全套脱身计划。一直到这年的年底，丁贵堂利用日军已稍有松懈的大好时机，伪装中风住院，以此麻痹敌人。终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半身不遂”的丁贵堂敏捷地从医院遁走，在国民政府军情人员的接应下摆脱魔爪，逃离虎口。一路艰险自不待言，穿越重重日伪封锁线，历时40天后于1943年2月抵达重庆。丁贵堂不为日伪所诱惑，不畏强暴，自始至终保持了一个中国人的民族气节，受到重庆方面的崇高礼遇。
华员中的最高税务司丁贵堂由沪脱险抵渝，任总税务司署总务科税务司一职，此时因日军换侨遣送而先期抵达的梅乐和也已复职视事。这对昔日的“君臣”相见，默默无语。由于英国在华势力的江河日下，梅乐和无奈选择了退休，而丁贵堂却否极泰来，呈鼓篷张帆之势。1943年5月，梅乐和辞职，总税务司一职的继承者，换成了国民党政权的新后台、美帝国主义的代表李度（美籍 L.K.Little）。因李度远在美国，财政部于是发布训令让丁贵堂代理总税务司。
1943年10月，财政部以丁贵堂劳绩卓著，将其擢升为副总税务司。这是我国近代海关史上华籍官员出任的最高官职！
丁贵堂一步一个脚印，登上海关开关以来华员所得的最高职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和中国的抗日战争，使大多数洋员卷入其中，大批外籍关员或被俘或回国参战，给海关华员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机遇。一批华员开始主持关务行政，并逐渐升迁至一些重要岗位。
走向光明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财政部任命丁贵堂为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办公处专员，同时奉命接管上海总税务司署及江海关。此时李度尚未莅沪，所有大小事端，皆仰丁贵堂一人担当。他不仅要处理上海总税务司署及收复区各海关事务，还要接收原海关财产档案、敌伪码头仓库。其卓著的接收成绩得到各界的好评。为此，财政部1946年5月25日颁令，给丁贵堂记大功一次。而当时的许多接收大员多有中饱私囊的行为，所谓“接收花天酒地，人民呼天唤地”。对此丁贵堂深恶痛绝，公开进行抵制。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滩百废待兴，公司之多如过江之鲫。而其中名气最大的莫过于专做进出口买卖的扬子公司。其总经理不是别人，正是赫赫有名的孔祥熙大公子孔令侃。1947年是全面内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国统区市场物价暴涨，马口铁奇缺。孔令侃见有利可图，就从美国共和钢铁企业搞到一批马口铁原料，准备运进国内抛售，大发国难财。因为马口铁原料是专控物资，严禁擅自进口，江海关于是拒不签发进口许可证，不予放行。这可惹恼了孔大公子，他以“降低物价、扶持工业”为由，与海关当局大打笔墨官司，同时利用自己“皇亲国戚”的身份，发动说客去说情，多方施压。终于，丁贵堂因抗不过其强有力的后台，只得放行。但这件事对丁贵堂触动很大，使他更加看透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本质。
1948年底，淮海战役业已结束，国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国民党要员纷纷逃往台湾，海关人员也人心惶惶，特别是高级华员都看着丁贵堂的行动，以抉择去留，唯其马首是瞻。经过深思熟虑，丁贵堂毅然派他的外甥陈琼瓒去香港找其时在《华商报》工作的夏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据夏衍回忆：“1948年冬，陈琼瓒到《华商报》来找我，说他是得到丁贵堂的同意，来找共产党的。陈琼瓒说：江海关有悠久的历史，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100多年的档案，一笔可观的库存，还有许许多多爱国的、有经验的职工干部，国民党方面正在强迫他们去台湾，所以争取丁贵堂起义是十分必要的。那时已经是淮海战役之后，连云南的卢汉、龙云，四川军和西北军的头面人物，也已经纷纷派人到香港和我们拉关系了，丁贵堂要寻找出路，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问陈有没有把握？他说丁有威信，为人正直，绝大多数海关职工是爱国的，所以起义是完全有把握的。”夏衍立即向潘汉年作了报告。潘汉年得知后喜出望外，说这是一笔“意外之财”。于是当天就向中央请示，并很快得到了周恩来的明确指示，就是只要把全部档案和物资保留下来，上海解放后仍由丁贵堂任关长，起义的干部职工原职原薪不变。这样，事情很快就得到顺利解决。当上海解放前夕，面对国民党政府速速去台的紧急通知，丁贵堂表面上敷衍，虚与委蛇，暗地里与中共地下党代表李正文等正式接洽。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几次命令丁贵堂将当时远东最大的挖泥船“建设号”火速开往台湾，但丁贵堂却拒不从命，以种种理由予以拖延。汤司令十分恼怒，曾下令将其逮捕，终因解放大军兵临城下，汤恩伯没有来得及对丁进行军法处置便逃之夭夭了。
1949年5月25日凌晨4时30分，江海关大楼挂出了巨幅标语“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江海关钟楼上也升起了黄浦江畔第一面红旗。伴随着隆隆的炮声，江海关钟声长鸣！荡气回肠！在仓皇逃离的旧海关最后一任总税务司美国人李度的耳里，它不啻是外籍税务司洋关制度的丧钟！在上海人民和广大海关工作人员的拥护支持下，丁贵堂领导总税务司署和江海关（还包括浚浦局、港务科、检疫所等）起义，成功回到人民的怀抱，不仅完整地保留了有着悠久历史的珍贵海关档案和一笔可观的库存，还保留了许多富有经验的干部职工，为新中国的海关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自1859年到1949年近一个世纪，掌控中国海关的五任总税务司为4个英国人和1个美国人。中国的国门不是中国人看守，而是外国人把持！如今，失落了90多年的海关国门钥匙，重新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里！
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进行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丁贵堂选择了光明！
新中国成立后，海关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毛泽东主席亲自任命丁贵堂为海关总署第一任副署长，并亲切地直呼他为“丁海关”。从此，丁贵堂继续在他熟悉的岗位上为独立自主的人民海关奉献他的才华。
（作者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