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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商先生，是1998年。那年暑期，由中国写作学会主办的“青少年阅读与写作研讨会”在广西师大召开，主办方邀请商先生作有关青少年阅读与写作的报告，先生以批判继承的眼光对我国语文教育的现状发表了个性鲜明的见解，给我印象很深。会议最后一天，大会主办方组织游览漓江，在游船上，有幸与先生近距离交流，即被先生的学识与崇高人格感染了。
先生时年六十有三，谈话中，完全可以感知到先生独立之思想和自由之人格。后来才知道，先生曾是“反革命”，坐过牢，辗转几处监狱长达十六年。先生在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劳动改造所在地某主要领导的孩子要参加高考，请出商老师为其补习，于是先生才“有幸”脱掉了“帽子”。
真正意义上了解商先生还得从2000年10月谈起。当时，我供职于西南师大素质教育研究中心。记得是10月22日的下午，学校校庆活动结束，我即开始陪同商先生乘坐一辆“普桑”，披星戴月，昼夜兼程，穿梭于重庆及四川的十五个县市，走遍渝中、渝西，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历时十五天，每天换一个县市。先生每到一处都要坚持上一堂示范课，观摩一堂青年教师的原生态课，然后评课，再作报告，每天高效率工作，累得够吓人。先生的守时践约精神，至今影响着我的做事风格。
十五天风雨兼程，六千多里云和月，先生明显瘦了，也显得有点憔悴，但我分明看得出，同西部教师交流和对话，先生内心是充满喜悦的。后来，先生在撰文中谈及此事时还说，那次“西行”让他难忘。然而，更让我终身难忘的是，先生此行没收一分钱讲课费。
2001年。教育部全国创新教育研究与实验课题组在浙江金华召开现场研讨会。为深入学习借鉴东部地区先进经验，受西南实验协作区委托，我率团参加会议，并于会前赴上海、浙江等地考察学习，在上海的三天时间，先生早出晚归，陪我们去上海中学、华东师大二附中、晋元中学、复旦附中、交大附小、建平中学，并领我们去拜见陈钟梁老师、于漪老师和贾志敏老师、黄玉峰老师、赵志伟老师；离开上海前，他又给他的好友——浙江师大中文系王尚文教授打电话，托王老师为我们安排去金华的学校考察。热情之至，恨不得把东部地区优秀的专家和优质的学校一次让我们饱赏过够。
先生就是这样凡事为别人想得多做加法，而为自己做减法。1999年至2005年，我先后请先生在西部地区讲学数十次，连同我安排给西师大研究生班上课，累计百余天。每次，他都嘱咐不住高档宾馆，不进排场宴席。他虽然没明白地批评当下的浪费之风，但用行动无声地给我们以启导。
由于先生崇尚学术自由，爱讲真话、实话，在学术界长期被“边缘化”，但他不急不怨，经常跟我说“尘埃落定”是大自然的规律。他从未担任过任何学术组织内的相关职务，唯一例外的是，2000年4月，中国教育学会全国语文创新教育研究中心成立，筹委会上，来自全国十余所师范院校、十七家省级教科所(院)的专家学者一致推举我担任首届秘书长，商先生被我说服在研究中心里担任了常务理事一职。
但商先生与语文教育界乃至国内整个教育界众多资深专家学者有着密切的往来与联系。他与于漪、陈钟梁、李吉林等中小学语文教育名家交往密切；他与钱理群、王尚文等语文教育界的著名学者共同为推动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改革殚精竭虑；他对躬耕于语文教坛的资深名师王栋生、黄玉峰、程红兵、李镇西以及中小学语文教育界的后起之秀窦桂梅、徐冬梅、薛瑞娟、丁慈矿等给予了满腔热忱的支持与鼓励。在学术界，他成了众多团队的业余理事，在不少学校，他成了编外顾问，但先生坚持不挂名。按先生的逻辑，挂名后不过问心不安。
给我印象深的是，商先生十分注重孩子的阅读习惯的养成和写作兴趣的激发。
——他在上海《家庭教育报》曾辟专栏，指导孩子读古诗，《教孩子读古诗》出版后，生动有趣的《阿爸教读书》后来又出版了。
——他与钱理群、王尚文、王栋生、黄玉峰、赵志伟等一批国内语文教育界资深学者共同主编的《新语文读本》及《新语文写作》在语文教育界引起极大反响，两套丛书数次再版，发行量居全国同类读物之首。
——他与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先生等对由扬州教育学院徐冬梅主持的“亲近母语儿童阅读”实验为代表的一批语文教改实验项目给予了满腔热忱的支持。
而且，商老师对青年教师总是给予关心与支持，每到一处总要给他们推荐好书，甚至为年青教师的成长不惜笔墨撰文著述。
——新世纪伊始，受《教师报》主编邵晓东之约，商先生在《教师报》先后开辟“语文教育退思录”、“读教生涯漫忆”专栏，先后发表文章一百三十余篇，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商先生与于漪老师等合作主编的《教师人文读本》，深受全国各地教师的喜爱。
——自1997年9月退休以后，商先生几乎每年有半载时间在全国各地巡回讲学，与青年教师交流切磋。全国数以万计的青年教师成为了商先生的“粉丝”。
商先生不提倡读经，但主张读经典作品，他认为，阅读经典文学，一是可以让孩子们进入到经典文学的优美意境之中，受到熏陶；同时让孩子们学习到经典文学所使用的优美语言，从而消化为自己的言语。商先生怀抱着一个良好的心愿：“要用我们民族与全人类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全的发展，为他们的终生学习与精神成长‘打底’。”
我在跟他的交往中，发现先生常把老祖宗的一句话挂在嘴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语文教育退思录》中先生还这样写道：“对于我们语文教师来说，自己先站起来，读书、作文，做一个好人：同时鼓励、帮助自己的学生站起来，读书、作文，做一个好人。”今天想来，先生是在告诉我一个道理：所谓道德文章，德之不立，何言文章?教书和做学术都得先要过好“做人”这一关。
记得是2008年3月下旬，邮递员送来先生的又一文集—《眷念讲台》。这是先生在病中收集整理自己近年发表的一些文章而成的。先生在前言中写道：“在病中，读王元化先生的《深思与反思》，受教颇多。因而反思自己一生的讲台生涯，大有‘余甘’可以回味。近来，我愈来愈怀疑那句名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且不说学生那一边，就我们教师而言，仅就我个人来说，这几十年的讲台生涯，我失去了什么?细想下来，什么也没有失去，得到的都是精神上的鼓舞，智慧上的启迪，知识上新的追求，尤其是感情上，得到无数学子的关怀和爱护一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这几个月来，差不多每天都有老老少少的学生们到我的病榻前来慰问，使我又感激又惭愧。——这使得我不得不眷念讲台。”“住院开刀，放疗化疗，把我赶下讲台。”……“讲台，是我大半辈子安身立命之地啊，岂不眷念?”
读着读着，我似乎有一种不祥之兆，我拨通了先生的电话，问起先生的病情，他对我说，医生告诉他癌细胞已没有了，只是化疗放疗后，浑身无力，总是想吐。
但在这样的危病下，先生居然告诉 我他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为了杜绝颠倒岁月的妖魔复活，他要把那段时光用《白茅岭纪事》给后人记载下来，我一边为他的健康担心，也为他不怕病魔的勇气高兴，心里默默为他祈祷。
不该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2008年4月22日晨，我打开手机，好友王长远的一条短信映入眼帘：“想你已知，商老师已于昨晚十时去世。”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白茅岭纪事》是无法完成了，先生只留下四篇短文。我立即订好了去上海的机票，我要去为恩师送行。无奈，师母在电话的那一端拒绝了我，她说先生身前有遗愿，不搞仪式。我只好从命!
得知商先生不幸辞世的消息，著名语文教育专家、现当代文学教育专家钱理群教授庚即撰文道：“这就是商友敬先生的一生：以读书史作为自己的生命史，这是地地道道的读书人，是商友敬先生的人生特色，更是他的价值所在。”
“我认为，商友敬先生心目中的‘真正的读书人’和语文教育的目标是这样两点：为学生‘终身学习’打好底子；养成‘过有头脑的生活’的习惯。”
“商友敬先生曾这样描述‘过去的教师’：‘他们站在那里教书，挺直地站着，上对历史文化负责，下对莘莘学子负责。’因此他这样谈到自己：‘坚守这小小的讲台，我还要继续读下去，想下去，写下去……”’
“商先生正是这样一位‘上对历史文化负责，下对莘莘学子负责’的好老师!”
先生就这样走了，我才想起去追看先生的过往轨迹——
商友敬，1937年4月8日出生于上海天和里之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
1956年9月负笈唐山，求学于唐山铁道学院(现西南交通大学)。一年后，因不喜所学专业。退学。
1958年3月起，登上讲台，曾任教于上海市出版印刷学校，后赴安徽省霍山中学支教。
1960年4月回沪，被动员“移民”西北。因大饥荒来临，1961年初再次回沪，读书度日，曾问学于马茂元先生、蒋孔阳先生等。
1963年7月因“反革命”冤案入上海提篮桥监狱，后至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服刑16年。
1979年3月平反，重返讲台，任教于安徽省郎溪县梅渚中学。
1982年5月，落实政策回沪。
1983年2月起，任教于上海第四师范学校(后升格为上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又并入上海师范大学)，先后教授中师语文、大学语文、大学写作、古典诗词、小学语文教学论等课程。
1986年2月，在上海老年大学兼课21年，直至因病入院。
1997年9月退休，参与编写《新语文读本》等书籍，并赴各地讲学，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2008年3月21日，在上海师范大学发表了最后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
2008年4月21日，在上海病逝。
翻阅着先生的简历，先生的身影仿佛又出现在我的眼前，点点滴滴无比清晰。我想起了鲁迅说的，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我一下子变得无所适从起来，我不敢发表一点文字去纪念他，因为我不相信先生真的就这么走了，直到今天我还认为他还站在讲台上，从容而安详，上对历史文化负责，下对莘莘学子负责……
先生时年六十有三，谈话中，完全可以感知到先生独立之思想和自由之人格。后来才知道，先生曾是“反革命”，坐过牢，辗转几处监狱长达十六年。先生在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劳动改造所在地某主要领导的孩子要参加高考，请出商老师为其补习，于是先生才“有幸”脱掉了“帽子”。
真正意义上了解商先生还得从2000年10月谈起。当时，我供职于西南师大素质教育研究中心。记得是10月22日的下午，学校校庆活动结束，我即开始陪同商先生乘坐一辆“普桑”，披星戴月，昼夜兼程，穿梭于重庆及四川的十五个县市，走遍渝中、渝西，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历时十五天，每天换一个县市。先生每到一处都要坚持上一堂示范课，观摩一堂青年教师的原生态课，然后评课，再作报告，每天高效率工作，累得够吓人。先生的守时践约精神，至今影响着我的做事风格。
十五天风雨兼程，六千多里云和月，先生明显瘦了，也显得有点憔悴，但我分明看得出，同西部教师交流和对话，先生内心是充满喜悦的。后来，先生在撰文中谈及此事时还说，那次“西行”让他难忘。然而，更让我终身难忘的是，先生此行没收一分钱讲课费。
2001年。教育部全国创新教育研究与实验课题组在浙江金华召开现场研讨会。为深入学习借鉴东部地区先进经验，受西南实验协作区委托，我率团参加会议，并于会前赴上海、浙江等地考察学习，在上海的三天时间，先生早出晚归，陪我们去上海中学、华东师大二附中、晋元中学、复旦附中、交大附小、建平中学，并领我们去拜见陈钟梁老师、于漪老师和贾志敏老师、黄玉峰老师、赵志伟老师；离开上海前，他又给他的好友——浙江师大中文系王尚文教授打电话，托王老师为我们安排去金华的学校考察。热情之至，恨不得把东部地区优秀的专家和优质的学校一次让我们饱赏过够。
先生就是这样凡事为别人想得多做加法，而为自己做减法。1999年至2005年，我先后请先生在西部地区讲学数十次，连同我安排给西师大研究生班上课，累计百余天。每次，他都嘱咐不住高档宾馆，不进排场宴席。他虽然没明白地批评当下的浪费之风，但用行动无声地给我们以启导。
由于先生崇尚学术自由，爱讲真话、实话，在学术界长期被“边缘化”，但他不急不怨，经常跟我说“尘埃落定”是大自然的规律。他从未担任过任何学术组织内的相关职务，唯一例外的是，2000年4月，中国教育学会全国语文创新教育研究中心成立，筹委会上，来自全国十余所师范院校、十七家省级教科所(院)的专家学者一致推举我担任首届秘书长，商先生被我说服在研究中心里担任了常务理事一职。
但商先生与语文教育界乃至国内整个教育界众多资深专家学者有着密切的往来与联系。他与于漪、陈钟梁、李吉林等中小学语文教育名家交往密切；他与钱理群、王尚文等语文教育界的著名学者共同为推动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改革殚精竭虑；他对躬耕于语文教坛的资深名师王栋生、黄玉峰、程红兵、李镇西以及中小学语文教育界的后起之秀窦桂梅、徐冬梅、薛瑞娟、丁慈矿等给予了满腔热忱的支持与鼓励。在学术界，他成了众多团队的业余理事，在不少学校，他成了编外顾问，但先生坚持不挂名。按先生的逻辑，挂名后不过问心不安。
给我印象深的是，商先生十分注重孩子的阅读习惯的养成和写作兴趣的激发。
——他在上海《家庭教育报》曾辟专栏，指导孩子读古诗，《教孩子读古诗》出版后，生动有趣的《阿爸教读书》后来又出版了。
——他与钱理群、王尚文、王栋生、黄玉峰、赵志伟等一批国内语文教育界资深学者共同主编的《新语文读本》及《新语文写作》在语文教育界引起极大反响，两套丛书数次再版，发行量居全国同类读物之首。
——他与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先生等对由扬州教育学院徐冬梅主持的“亲近母语儿童阅读”实验为代表的一批语文教改实验项目给予了满腔热忱的支持。
而且，商老师对青年教师总是给予关心与支持，每到一处总要给他们推荐好书，甚至为年青教师的成长不惜笔墨撰文著述。
——新世纪伊始，受《教师报》主编邵晓东之约，商先生在《教师报》先后开辟“语文教育退思录”、“读教生涯漫忆”专栏，先后发表文章一百三十余篇，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商先生与于漪老师等合作主编的《教师人文读本》，深受全国各地教师的喜爱。
——自1997年9月退休以后，商先生几乎每年有半载时间在全国各地巡回讲学，与青年教师交流切磋。全国数以万计的青年教师成为了商先生的“粉丝”。
商先生不提倡读经，但主张读经典作品，他认为，阅读经典文学，一是可以让孩子们进入到经典文学的优美意境之中，受到熏陶；同时让孩子们学习到经典文学所使用的优美语言，从而消化为自己的言语。商先生怀抱着一个良好的心愿：“要用我们民族与全人类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全的发展，为他们的终生学习与精神成长‘打底’。”
我在跟他的交往中，发现先生常把老祖宗的一句话挂在嘴边：“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语文教育退思录》中先生还这样写道：“对于我们语文教师来说，自己先站起来，读书、作文，做一个好人：同时鼓励、帮助自己的学生站起来，读书、作文，做一个好人。”今天想来，先生是在告诉我一个道理：所谓道德文章，德之不立，何言文章?教书和做学术都得先要过好“做人”这一关。
记得是2008年3月下旬，邮递员送来先生的又一文集—《眷念讲台》。这是先生在病中收集整理自己近年发表的一些文章而成的。先生在前言中写道：“在病中，读王元化先生的《深思与反思》，受教颇多。因而反思自己一生的讲台生涯，大有‘余甘’可以回味。近来，我愈来愈怀疑那句名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且不说学生那一边，就我们教师而言，仅就我个人来说，这几十年的讲台生涯，我失去了什么?细想下来，什么也没有失去，得到的都是精神上的鼓舞，智慧上的启迪，知识上新的追求，尤其是感情上，得到无数学子的关怀和爱护一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这几个月来，差不多每天都有老老少少的学生们到我的病榻前来慰问，使我又感激又惭愧。——这使得我不得不眷念讲台。”“住院开刀，放疗化疗，把我赶下讲台。”……“讲台，是我大半辈子安身立命之地啊，岂不眷念?”
读着读着，我似乎有一种不祥之兆，我拨通了先生的电话，问起先生的病情，他对我说，医生告诉他癌细胞已没有了，只是化疗放疗后，浑身无力，总是想吐。
但在这样的危病下，先生居然告诉 我他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为了杜绝颠倒岁月的妖魔复活，他要把那段时光用《白茅岭纪事》给后人记载下来，我一边为他的健康担心，也为他不怕病魔的勇气高兴，心里默默为他祈祷。
不该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2008年4月22日晨，我打开手机，好友王长远的一条短信映入眼帘：“想你已知，商老师已于昨晚十时去世。”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白茅岭纪事》是无法完成了，先生只留下四篇短文。我立即订好了去上海的机票，我要去为恩师送行。无奈，师母在电话的那一端拒绝了我，她说先生身前有遗愿，不搞仪式。我只好从命!
得知商先生不幸辞世的消息，著名语文教育专家、现当代文学教育专家钱理群教授庚即撰文道：“这就是商友敬先生的一生：以读书史作为自己的生命史，这是地地道道的读书人，是商友敬先生的人生特色，更是他的价值所在。”
“我认为，商友敬先生心目中的‘真正的读书人’和语文教育的目标是这样两点：为学生‘终身学习’打好底子；养成‘过有头脑的生活’的习惯。”
“商友敬先生曾这样描述‘过去的教师’：‘他们站在那里教书，挺直地站着，上对历史文化负责，下对莘莘学子负责。’因此他这样谈到自己：‘坚守这小小的讲台，我还要继续读下去，想下去，写下去……”’
“商先生正是这样一位‘上对历史文化负责，下对莘莘学子负责’的好老师!”
先生就这样走了，我才想起去追看先生的过往轨迹——
商友敬，1937年4月8日出生于上海天和里之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
1956年9月负笈唐山，求学于唐山铁道学院(现西南交通大学)。一年后，因不喜所学专业。退学。
1958年3月起，登上讲台，曾任教于上海市出版印刷学校，后赴安徽省霍山中学支教。
1960年4月回沪，被动员“移民”西北。因大饥荒来临，1961年初再次回沪，读书度日，曾问学于马茂元先生、蒋孔阳先生等。
1963年7月因“反革命”冤案入上海提篮桥监狱，后至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服刑16年。
1979年3月平反，重返讲台，任教于安徽省郎溪县梅渚中学。
1982年5月，落实政策回沪。
1983年2月起，任教于上海第四师范学校(后升格为上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又并入上海师范大学)，先后教授中师语文、大学语文、大学写作、古典诗词、小学语文教学论等课程。
1986年2月，在上海老年大学兼课21年，直至因病入院。
1997年9月退休，参与编写《新语文读本》等书籍，并赴各地讲学，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2008年3月21日，在上海师范大学发表了最后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
2008年4月21日，在上海病逝。
翻阅着先生的简历，先生的身影仿佛又出现在我的眼前，点点滴滴无比清晰。我想起了鲁迅说的，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我一下子变得无所适从起来，我不敢发表一点文字去纪念他，因为我不相信先生真的就这么走了，直到今天我还认为他还站在讲台上，从容而安详，上对历史文化负责，下对莘莘学子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