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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号迦陵，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在第五届全球南开校友会会长论坛上，叶嘉莹宣布捐赠所有财产给南开大学，用于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叶嘉莹毕生挚爱中国古典文化和诗词，她是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曾任台湾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等，是“影响世界华人大奖”获得者。在她90岁生日的时候，温家宝发来贺词：“心灵纯净，志向高尚，诗作给人力量，多难、真实和审美的一生将教育后人。”
半生漂泊，诗词为家
叶嘉莹出生于1924年，1945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20世纪中期曾在台湾执教于台湾大学、辅仁大学、淡江大学。1969年迁居加拿大温哥华，受聘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91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首位中国古典文学院士。1979年起，她每年利用假期回国讲学。2013年，因年老不能再越洋奔波，决定正式回国，定居南开。
叶嘉莹一生致力于古典诗词的教学，获得了使古典诗词于当代“再生”的赞誉。她为自己一生获得的学者、教师和诗人等众多名号排了个序，说大半生的时间都用于教学了，所以首先是教师，其他的都排在这后面。
年过九十，她说，对从前的事情已经一点一点地忘记了，幸而人生重要时刻她都有记录。从生于战乱，长于动荡，到艰难度过政治风暴，漂泊海外，再到晚年归国定居，她都作诗为伴，这些诗篇中包含了她最真挚的感情：少年丧母，写了8首哭母诗；晚年丧女，她又写下10首哭女诗。吟诵时，她仿照古法，把入声读成仄声，曲折婉转，有音乐之美，一生起伏尽在抑扬顿挫之中。
诗词几乎是叶嘉莹生活的全部，尤其现在当她孑然一身迈入老年。上学时，当年她在班上年纪最小，现在从前的老师、同学已经几乎一个都不在了。给年轻人讲课成了她最愿意做的事。只要有人邀请，她多欣然前往。30多年来，她曾经应邀到国内几十所大学讲学，举行古典诗词演讲有数百场之多。
“我一直在教书，这是情不自已。”她说，“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讲给年轻人知道？你不能讲给青年人知道，你不但是对不起下面的青年人，你上也对不起古人。”
“我天生就是一个教书的。”叶嘉莹说。从1945年大学毕业至今，她在讲台后站了整整70年。“我本来只教了一个中学，可是学生喜欢你的教书，就传说出去，于是第二个中学请你教，第三个中学请你教，连第四个中学都来请你教，直到你的课时再也无法排上为止。所以我都是不教书则已，我一教书，就一直教下去了。”
“当然人总是会老的。”她感叹。她说现在跑不动了，走一小段路都要人搀扶，“怕跌跤”。讲起过去单枪匹马飞到各地讲学的日子，她很怀念，藏不住得意，“你们无法想象我讲了多少课。”
对叶嘉莹而言，没有退休这回事。91岁时，她还带学生，在家中的小客厅为他们讲课。去年，在南开大学为她举办的九十华诞的学术会议上，她发表生日感言说：“以后一定会继续努力地工作。”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叶嘉莹少年时就表现出了兼具悲悯与智慧的“诗心”。这得益于她的家庭教育。旧学修养极深的伯父是她的启蒙者。伯父给了她一本诗韵，教她“一东，二冬，三江，四支……”10多岁时，就出题让她作诗。叶嘉莹记不起第一首诗的全部细节，只记得那是一首关于月亮的诗，用的是十四寒的韵。
王国维曾有一句感叹，“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叶嘉莹忧患不断却成就斐然的一生，正是这句话的注解。
15岁的一个深秋傍晚，叶嘉莹长时间蹲在地上看一只快要僵死的白蝴蝶，怎么挣扎都飞不起来，她写下一首《秋蝶》，意境孤寂清冷。16岁的夏天，她作了一首《咏莲》，“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追问起人生意义。有人问她，怎么你十几岁就写这样悲观和深刻的诗？她回头想想也觉得奇怪，“莫知其然而然，莫知其为而为，总之我写了这样的诗。”
少年时代，叶嘉莹经历了国仇与家难的双重变故，这些诗作，全都是有感而发。台湾作家龙应台曾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写道，叶嘉莹是“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之一。
叶嘉莹一生少有安稳的日子，经历了3次大的灾祸。17岁丧母，让她比一般人提早明白了生死离别之意。
1948年，她随丈夫渡海来台。台湾当局施行白色恐怖政策，丈夫因思想问题入狱，她和幼女也一度被拘，政治风暴让她无以为家。那时，她常常做“回不去”的梦。梦中回到老家北平的四合院，但所有门窗紧闭，她进不去，只能长久徘徊于门外。她还常常梦到和同学经过什刹海去探望老师顾随先生，却总是迷失于又高又密的芦苇丛中。
几年后，丈夫出狱，却因长期囚禁性情扭曲，动辄暴怒。为了老父和两个读书的女儿，她辛苦教书维持整个家庭，极尽忍耐，以平静示人。只在梦中舔舐伤口─那些梦里，逝世多年的母亲突然出现了，要接她回家。
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把她从悲苦中提振了起来。其中一句，“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如当头棒喝。她跟自己说，要把精神感情完全杀死，杀死了，就不再为它烦恼。
诗词佐证了她如何度过艰辛岁月。政治风暴渐息，她在台湾一所私立学校谋到教职。盛夏的台南，高大的凤凰木开了一树艳红的花朵。这种美丽而陌生的植物，是她在北方的故乡所没有见过的。“我真是感到，往事如烟，前尘若梦。我当年在故乡的那些欢乐的时光永远不会回来了。”那时她不过二十来岁，却在岁月无情的流逝中，有了“雨余春暮”的中年心情。
“我们在大时代的战乱变化之中，真是身不由己。把你漂到哪里，就落到哪里，都不是你的选择。”在一篇文章中，她提出“弱德之美”的概念。说诗词存在于苦难，也承受着苦难，因此是“弱”的。但苦难之中，人还要有所持守，完成自己，这是“弱德”。她说自己一生没主动追求过什么，面对不公和苦难只有尽力承担，她极其坚韧，“把我丢到哪里，我就在那个地方，尽我的力量，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1969年叶嘉莹携全家迁居加拿大温哥华。“我的忧患总是接连而至的…… 1976年3月24日，长女言言与婿永廷以车祸同时罹难……早年我母亲去世，死在天津到北京的火车上，我写了8首哭母的诗，没有想到我50多岁了，年过半百，大女儿跟女婿在一次出游的车上出了车祸，两个人同时不在了。”料理完女儿女婿的后事，她闭门不出，日日哭泣，写了10首哭女诗。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她叹命运不公，反思劳瘁一生的意义。“我半生漂泊，辛辛苦苦维系了我的家庭，而我大女儿跟我大女婿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不幸。”
经过这一轮苦难，叶嘉莹突然觉悟到：“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和理想。”
197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她独自穿过一大片树林去投递一封寄往中国的信。在那封信中，她向中国政府申请回国教书。她说自己一生“很多事情没有选择的余地”，而这次是她唯一一次主动争取。从家中出来时，树梢上还有残阳余晖，往回走时，天色全暗了。那个黄昏让她思索如何对待余下的日子，“唤起了我年华老去的警醒”。她当时写了两首诗，其中两句，“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
1979年，她收到了中国教育部批准她回国教书的信，安排她先去北大教书，不久后又应李霁野先生之邀去了南开。每年3月，温哥华的大学停课放假了，她就飞回国内讲学。如此奔波30多年，直到2014年，她决定不再越洋奔波，选择了定居南开。
“所以我就回来了。”
用母语讲诗才自由
回忆初回南开的讲课盛况，叶嘉莹依然很兴奋：“那个房间里坐得比现在还满。”她朝台下比划着。台阶上、窗户上都坐着学生，她得从教室门口曲曲折折地绕，才能走上讲台。
1979年叶嘉莹回国授课时，徐晓莉是一名旁听生。当时她是天津师范大学的学生，特意跑到南开大学旁听。她回忆说：“那个时候大家穿着清一色的（衣服），男生和女生都分不出来，可是叶先生在讲台上那儿一站，从声音到她的这个手势、这个体态，让我们耳目一新。没有见过，真是美啊。”
她记得叶嘉莹在黑板上的板书也很好看，竖排繁体，一边说一边写，速度很快。“因为她可能用英语讲课习惯了，装饰句很多，而且定语从句很多，很长很长的句子，而且滔滔滚滚的，听都听呆了。”她说，“从那儿以后，我们回去就一传十，十传百……”
叶嘉莹白天讲诗，晚上讲词，学生听到不肯下课，直到熄灯号响起。她写了“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的句子，形容当时的场面。
“文革”刚过去，学生对于新知和旧学，尤其对承载真善美的诗歌，有极大热情。叶嘉莹继承了她的老师顾随先生的讲课风格，“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注重分享心灵的感受。
这是很多学生和教师闻所未闻的教学方式。课后，有很多学生给她写信。徐晓莉是其中之一，她寫信告诉叶嘉莹，听了叶嘉莹的课，“我的人生就这样开始改变了”。
台湾作家陈映真在一篇文章中分享了1957年在台湾旁听叶嘉莹“诗选”课的感受，说自己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诗词中丰富璀璨、美不胜收的审美世界，叶嘉莹的每一堂课“几乎都令人感到永远新奇的审美的惊诧”。
叶嘉莹在诗词教学中投入了深情。每次讲杜甫《秋兴八首》，念到“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二句，总因为长久思念故乡，而泪水涌动。学生钟锦说：“她不是把它（诗词）作为一个客观的学术对象，她是把这个学术、诗词本身和她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了。”
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教课，叶嘉莹感到幸福。“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教书，我可以随便讲，讲到哪里就是哪里。”但在温哥华，她费尽力气，也只能用“最笨的英语”去讲，难得“跟在地上爬行一样”。她感到，用母语讲诗，自己才是自由的。
得知她回国定居的打算，一些海外诗词爱好者与南开大学校方联系，出资为她在南开盖了“迦陵学舍”，名字取自她的号“迦陵”。
“他们说我年岁大了，不能老坐着飞机跑来跑去，希望我回来能够定居，所以给我盖了迦陵学舍。”
她喜欢南开马蹄湖的荷花，于是学舍就建在湖畔不远处。她的母校辅仁大学当年在恭王府，师生常在海棠树下作诗。恭王府工作人员移植了两株西府海棠栽在学舍院子里，满足了叶嘉莹的怀旧之思。
她畅想未来学舍投入使用，就像古代的书院，“我们可以在里边讲学，可以在里边开会，可以在里边研究”。
“所以我很高兴。终于有了一个归来的所在。”她露出笑容说。
莲心不死
叶嘉莹现在依然独立生活。她说自己有诗词为伴，不需要人陪。2008年的一天晚上，她不小心摔了一跤，断了锁骨，这才请了一位保姆，白天不在家里，只定时来烧饭和做清洁。
她通常晚上两点半睡，六点半就起来，所以中午要睡一会儿。水果和蔬菜吃得多，却不在乎口味。学生钟锦曾看到她自己做饭（那时还没请保姆），一锅开水，青菜往里头一煮，蒸几个馒头，就是一顿。学生曾庆雨有一次帮她收拾屋子，打开冰箱，发现里面只有一点绿叶蔬菜和半瓶腐乳。
她对诗词投入了最多的情感，之外的事情，她都不在乎。她经常引用《论语》的话，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叶嘉莹去年停止招收研究生。还没毕业的学生，她继续带着。在家中的小客厅里，她每周给学生上一次课，逐字逐句地帮学生批改论文。她听力不如往昔，上课时学生发言，需要坐得离她近一点，声音大一些。
如今，学生是她身边最亲近的人，陪她傍晚散步，她生病的时候在医院照料。也只有学生才能看到她纯真顽皮的一面。曾庆雨记得有次讲辛弃疾的词，叶嘉莹鼓励大家多背诵。恰好家中有不少橘子，她让大家比赛，谁背得多，就把橘子奖给他。
对于不认真、不下功夫的学生，她批评起来也很严厉，语气重，近乎呵斥。如果学生很刻苦认真，即使谈诗谈得笨拙可笑，她也宽容。钟锦回忆，有一次同学们在课堂上各抒己见，一个年纪挺大的师兄说得完全不对路，旁人都听不下去了，但他非常认真投入。一看叶嘉莹，她用书把脸挡着，躲在后边悄悄地笑。
不少学生把二手文献看得很熟，原著文献却都看不懂。她心里着急，很严厉地要他们下苦功去看、去背。她最喜欢那种沉下心来读书、写论文，不着急出去赚钱、找工作的学生。 叶嘉莹形容自己是受了“旧道德、新知识”教育的人。这让她形成了遇事退让、不争的性格气质，但该做的事情她做到最好。她自己不争，也要求学生不争。别的导师会为学生发论文托人打招呼，她不肯为学生到处请托。功利倾向日益明显的学术界，她的学生发论文自然就没有别人的学生“便利”。但她坚持认为好的东西不需要走后门，别人自然能识得它好。她公开对外说，“做学生就得吃亏”。
“叶先生名声在外，大部分人以为做叶先生的学生会沾很多光，会有很多“好處”。可是恰恰他们的实践阶段并没有“受益”。有的导师替学生找工作、发文章，用名声去猎取功名利禄。叶先生从来不做这种事儿。（有些人说）即便是你不给我谋利益，至少高抬贵手让我过去，叶先生这儿呢，非但不给你谋这个利益，而且还严格不让你过去，当然有人就觉得吃亏了。” 先生周围的人普遍这样认为。
叶嘉莹心里清楚诗词在现实世界里不能直接带来利益。前些年她收了个学生。原本是学法律的，爱好诗词。叶嘉莹收了，但劝对方法律也继续学，说读诗词怕不好找工作。好在她的学生们也不为功利而来，能沉得下心追随她，甚至有几位数十年一直跟随她身边。
近些年，她把在海外多年的教学资料、录音录像，一箱一箱地往回搬。其中包括以前她学生时代听顾随先生课的笔记。动荡岁月中，她曾把这些笔记宝贝似的带在身边。它们现在已由顾先生的女儿整理出多种著述。至于近年带回来的许多资料，她希望自己还有短暂的余年，把这些资料整理出个样子来。
从55岁第一次回国教课至今已近40年，她仍觉得太短，感叹自己回来晚了。现实景象提醒她时间在流逝—每年秋天回到南开，马蹄湖的荷花凋了大半。早年她就写过这样的诗句：“甘为夸父死，敢笑鲁阳痴。”她解释：“夸父是追太阳的，我当然也没有什么大的本领，也没有什么大的学问，我也做不出什么大事来，但是我真的喜欢诗词。我看到了诗词的好处，我应该把我所见到的这么好的东西说出来，传下去。”
叶嘉莹写过一首诗《高枝》，其中有两句：“所期石炼天能补，但使珠圆月岂亏。”诗中包含了她晚年的心愿—炼石补天般地传承中国古典诗词：也表达了对年轻人的期待，生怕他们对诗词之美无知无觉，“如入宝山，空手而归”。
后一句来自民间故事。相传海中蚌壳里的珍珠圆了，天上的月亮也就圆了。叶嘉莹将其义引申开来，说只要每个人内心的“珠”是圆的，那天上的月亮就是圆满的、不亏损的。她放下讲稿，望着台下说：“我虽然是老了，还是有这种痴心在。”
考古杂志写过的一个报道，让她相信古典诗词文化终能“珠圆月满”。因为报道说，两颗汉朝坟墓中挖出来的莲子，在精心培育之下，奇迹般地长出了叶子，开出了花。“莲花落了有莲蓬，莲蓬里边有莲子，莲子里边有莲心，而莲心是不死的。”叶嘉莹受其鼓舞，写了一首《浣溪沙》，词中说：“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干春犹待发华滋。”
此后很多场合中，每当人们问起她对诗词文化未来的看法，白发苍苍的叶嘉莹总是复述这个故事作为回答。
（摘编自《博客天下》）
半生漂泊，诗词为家
叶嘉莹出生于1924年，1945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20世纪中期曾在台湾执教于台湾大学、辅仁大学、淡江大学。1969年迁居加拿大温哥华，受聘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91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首位中国古典文学院士。1979年起，她每年利用假期回国讲学。2013年，因年老不能再越洋奔波，决定正式回国，定居南开。
叶嘉莹一生致力于古典诗词的教学，获得了使古典诗词于当代“再生”的赞誉。她为自己一生获得的学者、教师和诗人等众多名号排了个序，说大半生的时间都用于教学了，所以首先是教师，其他的都排在这后面。
年过九十，她说，对从前的事情已经一点一点地忘记了，幸而人生重要时刻她都有记录。从生于战乱，长于动荡，到艰难度过政治风暴，漂泊海外，再到晚年归国定居，她都作诗为伴，这些诗篇中包含了她最真挚的感情：少年丧母，写了8首哭母诗；晚年丧女，她又写下10首哭女诗。吟诵时，她仿照古法，把入声读成仄声，曲折婉转，有音乐之美，一生起伏尽在抑扬顿挫之中。
诗词几乎是叶嘉莹生活的全部，尤其现在当她孑然一身迈入老年。上学时，当年她在班上年纪最小，现在从前的老师、同学已经几乎一个都不在了。给年轻人讲课成了她最愿意做的事。只要有人邀请，她多欣然前往。30多年来，她曾经应邀到国内几十所大学讲学，举行古典诗词演讲有数百场之多。
“我一直在教书，这是情不自已。”她说，“這么好的东西怎么不讲给年轻人知道？你不能讲给青年人知道，你不但是对不起下面的青年人，你上也对不起古人。”
“我天生就是一个教书的。”叶嘉莹说。从1945年大学毕业至今，她在讲台后站了整整70年。“我本来只教了一个中学，可是学生喜欢你的教书，就传说出去，于是第二个中学请你教，第三个中学请你教，连第四个中学都来请你教，直到你的课时再也无法排上为止。所以我都是不教书则已，我一教书，就一直教下去了。”
“当然人总是会老的。”她感叹。她说现在跑不动了，走一小段路都要人搀扶，“怕跌跤”。讲起过去单枪匹马飞到各地讲学的日子，她很怀念，藏不住得意，“你们无法想象我讲了多少课。”
对叶嘉莹而言，没有退休这回事。91岁时，她还带学生，在家中的小客厅为他们讲课。去年，在南开大学为她举办的九十华诞的学术会议上，她发表生日感言说：“以后一定会继续努力地工作。”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叶嘉莹少年时就表现出了兼具悲悯与智慧的“诗心”。这得益于她的家庭教育。旧学修养极深的伯父是她的启蒙者。伯父给了她一本诗韵，教她“一东，二冬，三江，四支……”10多岁时，就出题让她作诗。叶嘉莹记不起第一首诗的全部细节，只记得那是一首关于月亮的诗，用的是十四寒的韵。
王国维曾有一句感叹，“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叶嘉莹忧患不断却成就斐然的一生，正是这句话的注解。
15岁的一个深秋傍晚，叶嘉莹长时间蹲在地上看一只快要僵死的白蝴蝶，怎么挣扎都飞不起来，她写下一首《秋蝶》，意境孤寂清冷。16岁的夏天，她作了一首《咏莲》，“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追问起人生意义。有人问她，怎么你十几岁就写这样悲观和深刻的诗？她回头想想也觉得奇怪，“莫知其然而然，莫知其为而为，总之我写了这样的诗。”
少年时代，叶嘉莹经历了国仇与家难的双重变故，这些诗作，全都是有感而发。台湾作家龙应台曾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写道，叶嘉莹是“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之一。
叶嘉莹一生少有安稳的日子，经历了3次大的灾祸。17岁丧母，让她比一般人提早明白了生死离别之意。
1948年，她随丈夫渡海来台。台湾当局施行白色恐怖政策，丈夫因思想问题入狱，她和幼女也一度被拘，政治风暴让她无以为家。那时，她常常做“回不去”的梦。梦中回到老家北平的四合院，但所有门窗紧闭，她进不去，只能长久徘徊于门外。她还常常梦到和同学经过什刹海去探望老师顾随先生，却总是迷失于又高又密的芦苇丛中。
几年后，丈夫出狱，却因长期囚禁性情扭曲，动辄暴怒。为了老父和两个读书的女儿，她辛苦教书维持整个家庭，极尽忍耐，以平静示人。只在梦中舔舐伤口─那些梦里，逝世多年的母亲突然出现了，要接她回家。
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把她从悲苦中提振了起来。其中一句，“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如当头棒喝。她跟自己说，要把精神感情完全杀死，杀死了，就不再为它烦恼。
诗词佐证了她如何度过艰辛岁月。政治风暴渐息，她在台湾一所私立学校谋到教职。盛夏的台南，高大的凤凰木开了一树艳红的花朵。这种美丽而陌生的植物，是她在北方的故乡所没有见过的。“我真是感到，往事如烟，前尘若梦。我当年在故乡的那些欢乐的时光永远不会回来了。”那时她不过二十来岁，却在岁月无情的流逝中，有了“雨余春暮”的中年心情。
“我们在大时代的战乱变化之中，真是身不由己。把你漂到哪里，就落到哪里，都不是你的选择。”在一篇文章中，她提出“弱德之美”的概念。说诗词存在于苦难，也承受着苦难，因此是“弱”的。但苦难之中，人还要有所持守，完成自己，这是“弱德”。她说自己一生没主动追求过什么，面对不公和苦难只有尽力承担，她极其坚韧，“把我丢到哪里，我就在那个地方，尽我的力量，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1969年叶嘉莹携全家迁居加拿大温哥华。“我的忧患总是接连而至的…… 1976年3月24日，长女言言与婿永廷以车祸同时罹难……早年我母亲去世，死在天津到北京的火车上，我写了8首哭母的诗，没有想到我50多岁了，年过半百，大女儿跟女婿在一次出游的车上出了车祸，两个人同时不在了。”料理完女儿女婿的后事，她闭门不出，日日哭泣，写了10首哭女诗。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痛哭吾儿躬自悼，一生劳瘁竟何为”，她叹命运不公，反思劳瘁一生的意义。“我半生漂泊，辛辛苦苦维系了我的家庭，而我大女儿跟我大女婿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不幸。”
经过这一轮苦难，叶嘉莹突然觉悟到：“把一切建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和理想。”
197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她独自穿过一大片树林去投递一封寄往中国的信。在那封信中，她向中国政府申请回国教书。她说自己一生“很多事情没有选择的余地”，而这次是她唯一一次主动争取。从家中出来时，树梢上还有残阳余晖，往回走时，天色全暗了。那个黄昏让她思索如何对待余下的日子，“唤起了我年华老去的警醒”。她当时写了两首诗，其中两句，“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阴”。
1979年，她收到了中国教育部批准她回国教书的信，安排她先去北大教书，不久后又应李霁野先生之邀去了南开。每年3月，温哥华的大学停课放假了，她就飞回国内讲学。如此奔波30多年，直到2014年，她决定不再越洋奔波，选择了定居南开。
“所以我就回来了。”
用母语讲诗才自由
回忆初回南开的讲课盛况，叶嘉莹依然很兴奋：“那个房间里坐得比现在还满。”她朝台下比划着。台阶上、窗户上都坐着学生，她得从教室门口曲曲折折地绕，才能走上讲台。
1979年叶嘉莹回国授课时，徐晓莉是一名旁听生。当时她是天津师范大学的学生，特意跑到南开大学旁听。她回忆说：“那个时候大家穿着清一色的（衣服），男生和女生都分不出来，可是叶先生在讲台上那儿一站，从声音到她的这个手势、这个体态，让我们耳目一新。没有见过，真是美啊。”
她记得叶嘉莹在黑板上的板书也很好看，竖排繁体，一边说一边写，速度很快。“因为她可能用英语讲课习惯了，装饰句很多，而且定语从句很多，很长很长的句子，而且滔滔滚滚的，听都听呆了。”她说，“从那儿以后，我们回去就一传十，十传百……”
叶嘉莹白天讲诗，晚上讲词，学生听到不肯下课，直到熄灯号响起。她写了“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的句子，形容当时的场面。
“文革”刚过去，学生对于新知和旧学，尤其对承载真善美的诗歌，有极大热情。叶嘉莹继承了她的老师顾随先生的讲课风格，“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注重分享心灵的感受。
这是很多学生和教师闻所未闻的教学方式。课后，有很多学生给她写信。徐晓莉是其中之一，她寫信告诉叶嘉莹，听了叶嘉莹的课，“我的人生就这样开始改变了”。
台湾作家陈映真在一篇文章中分享了1957年在台湾旁听叶嘉莹“诗选”课的感受，说自己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诗词中丰富璀璨、美不胜收的审美世界，叶嘉莹的每一堂课“几乎都令人感到永远新奇的审美的惊诧”。
叶嘉莹在诗词教学中投入了深情。每次讲杜甫《秋兴八首》，念到“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二句，总因为长久思念故乡，而泪水涌动。学生钟锦说：“她不是把它（诗词）作为一个客观的学术对象，她是把这个学术、诗词本身和她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了。”
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教课，叶嘉莹感到幸福。“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教书，我可以随便讲，讲到哪里就是哪里。”但在温哥华，她费尽力气，也只能用“最笨的英语”去讲，难得“跟在地上爬行一样”。她感到，用母语讲诗，自己才是自由的。
得知她回国定居的打算，一些海外诗词爱好者与南开大学校方联系，出资为她在南开盖了“迦陵学舍”，名字取自她的号“迦陵”。
“他们说我年岁大了，不能老坐着飞机跑来跑去，希望我回来能够定居，所以给我盖了迦陵学舍。”
她喜欢南开马蹄湖的荷花，于是学舍就建在湖畔不远处。她的母校辅仁大学当年在恭王府，师生常在海棠树下作诗。恭王府工作人员移植了两株西府海棠栽在学舍院子里，满足了叶嘉莹的怀旧之思。
她畅想未来学舍投入使用，就像古代的书院，“我们可以在里边讲学，可以在里边开会，可以在里边研究”。
“所以我很高兴。终于有了一个归来的所在。”她露出笑容说。
莲心不死
叶嘉莹现在依然独立生活。她说自己有诗词为伴，不需要人陪。2008年的一天晚上，她不小心摔了一跤，断了锁骨，这才请了一位保姆，白天不在家里，只定时来烧饭和做清洁。
她通常晚上两点半睡，六点半就起来，所以中午要睡一会儿。水果和蔬菜吃得多，却不在乎口味。学生钟锦曾看到她自己做饭（那时还没请保姆），一锅开水，青菜往里头一煮，蒸几个馒头，就是一顿。学生曾庆雨有一次帮她收拾屋子，打开冰箱，发现里面只有一点绿叶蔬菜和半瓶腐乳。
她对诗词投入了最多的情感，之外的事情，她都不在乎。她经常引用《论语》的话，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叶嘉莹去年停止招收研究生。还没毕业的学生，她继续带着。在家中的小客厅里，她每周给学生上一次课，逐字逐句地帮学生批改论文。她听力不如往昔，上课时学生发言，需要坐得离她近一点，声音大一些。
如今，学生是她身边最亲近的人，陪她傍晚散步，她生病的时候在医院照料。也只有学生才能看到她纯真顽皮的一面。曾庆雨记得有次讲辛弃疾的词，叶嘉莹鼓励大家多背诵。恰好家中有不少橘子，她让大家比赛，谁背得多，就把橘子奖给他。
对于不认真、不下功夫的学生，她批评起来也很严厉，语气重，近乎呵斥。如果学生很刻苦认真，即使谈诗谈得笨拙可笑，她也宽容。钟锦回忆，有一次同学们在课堂上各抒己见，一个年纪挺大的师兄说得完全不对路，旁人都听不下去了，但他非常认真投入。一看叶嘉莹，她用书把脸挡着，躲在后边悄悄地笑。
不少学生把二手文献看得很熟，原著文献却都看不懂。她心里着急，很严厉地要他们下苦功去看、去背。她最喜欢那种沉下心来读书、写论文，不着急出去赚钱、找工作的学生。 叶嘉莹形容自己是受了“旧道德、新知识”教育的人。这让她形成了遇事退让、不争的性格气质，但该做的事情她做到最好。她自己不争，也要求学生不争。别的导师会为学生发论文托人打招呼，她不肯为学生到处请托。功利倾向日益明显的学术界，她的学生发论文自然就没有别人的学生“便利”。但她坚持认为好的东西不需要走后门，别人自然能识得它好。她公开对外说，“做学生就得吃亏”。
“叶先生名声在外，大部分人以为做叶先生的学生会沾很多光，会有很多“好處”。可是恰恰他们的实践阶段并没有“受益”。有的导师替学生找工作、发文章，用名声去猎取功名利禄。叶先生从来不做这种事儿。（有些人说）即便是你不给我谋利益，至少高抬贵手让我过去，叶先生这儿呢，非但不给你谋这个利益，而且还严格不让你过去，当然有人就觉得吃亏了。” 先生周围的人普遍这样认为。
叶嘉莹心里清楚诗词在现实世界里不能直接带来利益。前些年她收了个学生。原本是学法律的，爱好诗词。叶嘉莹收了，但劝对方法律也继续学，说读诗词怕不好找工作。好在她的学生们也不为功利而来，能沉得下心追随她，甚至有几位数十年一直跟随她身边。
近些年，她把在海外多年的教学资料、录音录像，一箱一箱地往回搬。其中包括以前她学生时代听顾随先生课的笔记。动荡岁月中，她曾把这些笔记宝贝似的带在身边。它们现在已由顾先生的女儿整理出多种著述。至于近年带回来的许多资料，她希望自己还有短暂的余年，把这些资料整理出个样子来。
从55岁第一次回国教课至今已近40年，她仍觉得太短，感叹自己回来晚了。现实景象提醒她时间在流逝—每年秋天回到南开，马蹄湖的荷花凋了大半。早年她就写过这样的诗句：“甘为夸父死，敢笑鲁阳痴。”她解释：“夸父是追太阳的，我当然也没有什么大的本领，也没有什么大的学问，我也做不出什么大事来，但是我真的喜欢诗词。我看到了诗词的好处，我应该把我所见到的这么好的东西说出来，传下去。”
叶嘉莹写过一首诗《高枝》，其中有两句：“所期石炼天能补，但使珠圆月岂亏。”诗中包含了她晚年的心愿—炼石补天般地传承中国古典诗词：也表达了对年轻人的期待，生怕他们对诗词之美无知无觉，“如入宝山，空手而归”。
后一句来自民间故事。相传海中蚌壳里的珍珠圆了，天上的月亮也就圆了。叶嘉莹将其义引申开来，说只要每个人内心的“珠”是圆的，那天上的月亮就是圆满的、不亏损的。她放下讲稿，望着台下说：“我虽然是老了，还是有这种痴心在。”
考古杂志写过的一个报道，让她相信古典诗词文化终能“珠圆月满”。因为报道说，两颗汉朝坟墓中挖出来的莲子，在精心培育之下，奇迹般地长出了叶子，开出了花。“莲花落了有莲蓬，莲蓬里边有莲子，莲子里边有莲心，而莲心是不死的。”叶嘉莹受其鼓舞，写了一首《浣溪沙》，词中说：“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干春犹待发华滋。”
此后很多场合中，每当人们问起她对诗词文化未来的看法，白发苍苍的叶嘉莹总是复述这个故事作为回答。
（摘编自《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