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冬，父亲的病愈发严重，那—时我已经是个有四年服役期的老兵，是图书室的管理员。家里窘到极处时，父母想到了我，想到了部队的医院。于是，我请假回家去接父亲。
　　不消说，父亲是抱着治愈的期望来住院的。在最初的半个月。因为医院比较暖和，他的精神也好，病似乎轻了。那半个月的吋光，是我这一生回忆起来最感自慰、最感温馨的短暂而美好的日子。因为。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孝敬父亲于床头的两周。每天，我顶着北风，走四五里路去给父亲送饭，一路上都哼着戏词或歌曲。
　　一次，我去送夜饭时，父亲母亲不在病房。我在露天电影场找到他们时，他俩正在寒风中聚精会神地看着电影。我的心里便漫溢过许多欢乐和幸福，以为父亲的病果然轻了，慌忙给哥姐们挂了长途电话，把这一喜讯通告他们。父亲也以为他的病有望痊愈，看完电影回来之后，他激动而又兴奋，说他多少年没有看过电影了，没想到在冬天的野外看了一场电影。
　　然而，三天后下了一场大雪，天气酷寒剧增，父亲不吃药、不打针就不能呼吸，而打针、输液后，呼吸更加困难，终于到了离不开氧气的地步。于是医生就催我们父子尽快出院，害怕父亲在医院的床上停止呼吸。父亲也说：“不抓紧回家。怕老（死）在外边。”这就结束了我一生中不足一个月的床头尽孝的日产。
　　回到家，农村正流行用16毫米的
　　阎连科，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著有《日光流年》、
　　《坚硬如水》、《为人民服务》等作品。作品屡次获国内外重要奖项、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出版。
　　电影机到各家放电影的习俗，每放一场10元钱，电影是当年热遍天下的《少林寺》。我们一家都主张把电影请到家里，让父亲躺在床上看一场真人能飞檐走壁的《少林寺》。看得出来，父亲也渴望这样。可把放映员请到家里时，母亲又说：“算了吧，有这10块钱，也能让你父亲维持着多活一天。”我们兄弟姐妹面面相觑，只好目送着那个放映员走出我家大门一一这件事情，成为我对父亲懊悔不迭的失孝之一。每每想起，我的心里都有—几分疼痛。
　　给父亲送葬的时候，大姐、二姐都痛哭着说，父亲在世时，没能让他看上一场他想看的电影。我看见哥哥听了这话，本已止哭的脸上，变得惨白而又扭曲，泪像雨水一样流下来。于是，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在我哥哥和大姐、二姐心里，留下懊悔的阴影也许比我的更为浓郁……
　　现在，可以清算一下我所欠父亲的债务了，可以由我对自己实行一次良心的清洗和清理。
　　先说一下，我没有花那10元钱让父亲看一场他想看的电影《少林寺》。当时，我身上是一定有钱的，记得回到豫东军营以后，身上还有17元钱。就是说我完全有能力挤出10元钱，包一场电影，让父亲生前目睹一下他一生都津津乐道的“飞檐走壁”的那种神话和传说。
　　为什么没有舍得花那10元钱呢？当然是小气、节俭和当时的拮据所致。可是，更重要的是些什么呢？是不是从小就没有养成那种对父亲的体贴和孝爱？是不是在三岁、五岁，或者十几岁时，父亲倘若从山上或田里收工回来，给我捎一把他自己舍不得吃的红枣。或别的什么野果，我都会蹲在某个角落，独吞下肚，而不知道让父亲也吃上一颗、两颗呢？我想是的。
　　至今我都认为，一个人可以对他人在任何方面缩手退步，而绝不能对自己的父母面前退步缩手。
　　摘自《我与父辈》云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