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笪重光《书筏》：“将欲顺之;必故逆之，将欲落之，必故起之;将欲转之，必故折之;将欲掣之，必故顿之;将欲伸之，必故屈之;将欲拔之，必故擫之;将欲束之，必故拓之;将欲行之，必故停之。书亦逆数焉。”笪氏所述“书亦逆数”说，指出了书法要抑扬、顿挫、提按、反正、曲直、收放、相引相拒、相反相成，书法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所谓“逆”，“逆”者，反也。反即是对立面，“逆数”即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法则。这与老子所说的“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一类的辩证观点有相通之处。可以说这反映了中国书法形式美法则深受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即是说反是道运动的规律。任何事物都有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任何事物都由这对立的两个方面相互作用、相互转化而产生的。处在相互对立关系中的双方总是朝着相反相成的方向运动，由对立而复归统一，这种运动循环往复、永不停息。这就是《老子》反的哲学。
　　万物由阴阳二气和合而生，这是先秦儒道两家共同的思想。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气，二就是阴阳二气，三就是阴阳二气之和气。[1]在老子看来，所有活动力的总根源，難以为名，强名之曰“道”。道的生成作用就是生成混沌的一气，一气分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摩相荡、相互作用，又生成了冲和之气。万物都是在阴阳二气的相摩相荡中生成和变化之气，就能和合二气，生成万物。这就是“一元，二气，万物”的宇宙生成论。
　　而论述阴阳思想最为集中的，莫过于《周易》。《庄子·天下篇》里说：“《易》以道阴阳。”这里指出《周易》的特色在于揭示了阴阳之理。《周易》有关阴阳、刚柔、变化的论述对书法的创造规律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它完全可以说是书法艺术创作理论的哲学、美学前提。如，蔡邕《九势》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矣，阴阳既生，形势出矣。”[2]即是书法源自然，书法是书法家通过对自然界中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规律的认识，揭示和体味蕴含其中的生命哲理，在通过书法这种独特的艺术语言形式表现出来。既然这样，那么书法艺术就要取法大自然中阴阳二气的相摩相荡和往复流行，并在两种对立的因素中获得完美的统一。所以，蔡邕说：“书乾坤之阴阳”[3]。唐虞世南说：“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4]。孙过庭说：“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5]。可以说书法家动笔即是阴阳。
　　清代笪重光《书筏》：“将欲顺之;必故逆之，将欲落之，必故起之;将欲转之，必故折之;将欲掣之，必故顿之;将欲伸之，必故屈之;将欲拔之，必故擫之;将欲束之，必故拓之;将欲行之，必故停之。书亦逆数焉。”正是基于这种哲学思想，而提出了“书亦逆数焉”的观点。在此之前，明代解缙实际上已表达过类似的思想，正与笪重光所论相似。他说：
　　“若夫用笔，毫厘锋颖之间，顿挫之，郁屈之，周而折之，抑而扬之，藏而出之，垂而缩之，往而复之，逆而顺之，下而上之，袭而掩之，盘旋之，踊跃之，沥之使之入，衄之使之凝，染之如穿，按之如扫，注之趯之，擢之指之，挥之掉之，提之拂之，空中坠之，架虚抢之，穷深掣之，收而纵之，蛰而伸之，淋之浸淫之使之茂，卷之蹙之，雕而琢之使之密，覆之削之使之莹，鼓之舞之使之奇。喜而舒之，如见佳丽，如远行客过故乡，发其怡;怒而夺激之，如抚剑戟，操戈矛，介万骑而驰之也，发其壮。哀而思也，低回戚促，登高吊古，慨然叹息之声;乐而融之，而梦华胥之游，听钧天之乐，与其箪瓢陋巷之乐之意也。”[6]
　　中国书法家强调，要大而不松散，小而不局促，要方中有圆，圆中有方，柔中有刚，刚中带柔，肥而能清秀，瘦中有丰腴，要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要粗而能锐，细而能状，等等不胜枚举。总之，他们总是在确定一个因素之后，立刻就指向其对立面，不使其走极端，无过无不及，追求那种最合适最恰当的表达方式，展现那种最和约最怡然的生命状态。可以说书法在往来顺逆、回环呼应之间体现了《周易》阴阳之理。
　　注释：
　　[1]冯友兰《中國哲学史新编》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年  290页
　　[2]《历代书法论文选》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年
　　[3] 同上
　　[4]同上
　　[5]同上
　　[6]《历代书法论文选》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