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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连新凯（1988.12-），男，汉族，河北保定人，硕士研究生，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专业：产业经济学。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基于经济学理性的政策制定越来越依赖于经济主体的自我调节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心理因素对政策变革的影响。从基于心理学的行为经济学入手来分析一定情境下“在位者”①和民众面对政策改革的反应，可以解释和揭示改革过程中容易被忽视的困难所在；通过行为经济学实验研究可以证明利用心理因素进行政策改革的可行性。这一切都说明，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加强对人们心理的分析，尽可能考虑民众心理因素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作用，会极大地增强政策的可行性。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传统经济学；政策改革；理性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心理学与传统经济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心理学对认知理论最新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从而形成的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传统经济学将其理论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基础上，其中最基本的假设是“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自利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會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我们不能否认以此为基础的传统经济学对经济政策制定，以及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但更不能忽视传统经济学内在的缺陷，例如，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非物质动机”或“非经济动机”的行为。“如现实中许多人并不追求物质利益或者金钱的最大化，他们追求道德情操，千金不易甚至至死不渝”，[1]传统经济学将其解释为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是很苍白的。
行为经济学就是以此为基础兴起的一种新兴理论。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类并不像传统经济学中假定的“经济人”那样具有完全理性，并从人类的心理机制着手有力地证明了有限理性、有限自私、有限自制力、注重公平等才是真实的人性，以此为基础的行为经济学对现实社会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出发来探讨一些在政策改革过程中可能得不到应有重视的问题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一、基于行为经济学的政策改革分析
近些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多次授予行为经济学家充分说明了行为经济学已经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和认可。心理学和传统经济学的有力结合形成了对主流经济学具有强烈冲击的人类行为理论分析，其与传统经济学截然不同的观点对现实政策改革有很强的借鉴和引导作用。
（一）政策改革应该对在位者的反应足够重视
居于主流地位的传统经济学将其理论建立在一种理想的假设基础上，假设决策个体具有稳定和连续的偏好，在任何情况下有能力做到偏好最大化，最大化这一行为准则是理性的、非情感的，人们采取合理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经济学应该是道德无涉的科学。[2]行为经济学认为，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人类行为的经常状态是不完全理性的，因此经济活动本身也不是完全理性的。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于1979年对“完全理性”提出了明确的质疑与批评，认为传统经济学的预期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人类行为的认知。传统经济学在研究不确定性和风险时用期望效用来解释人类面对不确定性和风险时的选择。
但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却发现这个模型存在着不足。卡尼曼做过这样一个实验。给被试验者两种选择：25%的机会赢得3000元和20%的机会赢得4000元。这种情况下65%的人选择了后者，这与传统预期效用模型的推导并不矛盾。但当选择内容变成100%机会赢得3000元和80%机会赢得4000元时，有80%的人选择了前者。这时候，若让传统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来做决定，他们会认为：选择前者是错误的，因为4000*80%=3200，期望值要大于3000.这显然与现实并不相符。这一试验很具有代表性，说明人们在现实的经济判断或概率判断环境中经常做出一些不完全理性的选择，这些选择与传统的效用最大化理论的论证存在着系统的偏差。
“损失厌恶”同样可以解释在发展中国家政策改革面临的困难。在改革过程中必然涉及到资源或利益从一个（或者一些）群体转移到另一个（或者另一些）群体。如反垄断法的实施会给消费者带来收益，又不可避免地会给在位者带来损失，与消费者所得到收益带来的满足相比，在位者受到的损失会所带来的厌恶感更加显著。
（二）政策改革应该加强对民众的思想引导
国家政策变革的困难还可以用另外一种行为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即：“人们总是偏爱现状，不喜欢改变，要变也是喜欢往贴近现状的情况变。”这便是由比尔·萨缪尔森（Bill Samuelson）和理查德·泽克豪泽（Richard Zeckhauser）提出的“现状偏好”理论的核心思想。他们在实验室实验和现实考察研究中对此做出了论证。比如，在实验室实验中让受试者在两种情境（中性版本和现状版本）中进行选择。中性版本情境是受试者从叔父那里继承到一笔财产，并打算用这笔财产进行投资；给受试者4中选择：中等风险企业、高等风险企业、国库券、地方政府债券；现状版本情境是受试者从叔父那里继承到了一组投资资产，即中性版本中一样的中等风险企业的股票（现状选项），现状版本中还给出等同于中性版本的其他三种选择，并且让受试者自由选择。结果发现，现状版本情境中选择中等风险企业的受试者要远远高于中性版本。20世纪80年代，哈弗大学新的健康计划又给了他们检验“现状偏好”的机会。在这一次健康计划选择中，老员工选择原有健康计划的是新员工的2到4倍。[3]
“现状偏好”理论使我们认识到，政策的改革阻力可能被低估。在谈论政策改革的阻力时，我们经常谈到改革现行制度会受到既得利益者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即原有体制的顽固性，却往往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对政策目标的接受程度，即内在于行为中的天然的惯性。在中国最典型的就是现在中国的农村问题。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农村常住人口不断减少，中国的农村劳动力短缺、耕地锐减和产业的空心化已经相当严重。国家的一些补助政策并没有对现状有很好地改善，从这些年轻人的眼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务农这一行业深深的鄙视。因此，政策的制定决不能只是简简单单的考虑提高普通人民的收入水平，而应该更多地想办法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 （三）利用人们的心理习惯设计改革菜单
政策改革的关键是引导人们行为的改变。行为经济学的实验研究告诉我们依据人们的心理特点所制定出的一些技巧性的决策可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现实生活中经常存在着这样的现象。一个计划节食减肥的肥胖者面对诱人的食物总是在想：今天先好好吃一顿，明天再节食；一个心情愉悦的学生在假期面对繁重的假期作业总是在想：今天先好好玩一天，明天再做；一个工作繁忙的单身白领面对已经很久没有打扫的单身宿舍总是在想：今天太累了，先好好休息休息，明天再打扫吧。最后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许多减肥者总是不能真正的减肥，许多学生总是在假期的最后几天才急急忙忙地写假期作业，许多忙碌的单身白领总是好久才打扫一次卫生。难道大部分减肥者不想减肥？大部分学生不爱学习？大部分白领不爱卫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说明在计划未来去做和当未来变成现在实际所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
马德里安（Madrian）和希亚（Shea）针对如上所说的拖拉行为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案例研究。他们认为决策者可以简单地通过他们所设定的默認值来影响最终行为。他们对一家由于默认选择菜单改变而使员工参与退休计划的选择改变的公司做了考察。员工在入职的时候，若要加入储蓄养老计划，需要填写一份表格。尽管这一计划对员工十分有利，但参与率却极低。如果让经济学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按照传统经济学观点，大家首先会想到的解决办法可能是增加补助。但该公司没有这么做，相反只是改变了这个计划的一个细微之处：对新员工入职要填写的表格做了一些默认选项的变动。在改变前，新员工收到的表格内容是：“如果你想参与到401（k）中请选择此项。
写明你想要贡献的金额。”设计内容变动后，员工收到这样的一份表格：“如果你不想将3%的薪水投入到401K中，请选择此项。”按照传统经济学理性推理，这个改变对公司的储蓄养老计划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因为这并不会增加新员工的效用—经济学理性假定决策者具有稳定的、前后一致的偏好，始终能够在给定偏好的基础上，对外部世界和自己行为的后果形成正确预期，还能够根据统计学原理处理已有信息，选择一个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方案。但实际的情况是，这个细微的改变的影响十分巨大。当默认选择是不参与时，只有38%的员工提供了存款；当默认选项改成第二个表格的参与之后，有86%的员工选择了参与。
马德里安和希亚认为，尽管不能从这些数据中看出人们的想法，但可以推测是人们的惰性心理和拖拉习惯导致的结果。许多人看到第一份表格会想：“以后再说吧。”但就犹如《明日歌》中所谈“明日复明日”一样，明日到来的时候还可以拖延到下一个明日，因此，明日并没有真正的到来。而公司所做的变革正是运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状态，让选择不参与变成了一种“以后再说吧”的行为。这样，默认选择项做出了一个小小的改变，最终却改变了公司大部分人的选择及其生活状态。
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设计新的机制。针对美国储蓄率低的问题，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和什洛莫·贝纳茨（Shlomo Benartzi）根据马德里安和希亚的观点设立了一个“明天储蓄会更多”项目。项目的基本思路是，让人们积极作出储蓄决定，但如果人们对此消极被动，也可以通过默认选择项确保人们储蓄。泰勒和贝纳茨设计了一个新的机制，要求参与者确定目标储蓄水平，并从他们的下一年薪水中自动扣除。如果参与者的收入增加，扣除数量也会自动增加，直到达到当时确立的目标储蓄水平。结果是令人惊讶的。由于默认值增加的累积，人们的储蓄率提高到了原来的3倍多。这个计划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在参与者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他们依然继续储蓄着。[4]这种产品在美国现在已经开始扩散普及，参与其中的人数迅速增加。利用心理学知识进行聪明的制度设计会怎么样，SMaRT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三、结论
行为经济学至今还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且缺乏传统经济学所最看重的数学基础。我们可以说行为经济学并未成熟，但我们必须肯定的是它对我们经济分析和政策改革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传统的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有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性。马克思认为：“人类理性最不纯洁，因为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就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任务。”斯蒂夫·福布斯也曾经说过：“市场就是人民，但人民并不完美。”[5]我们并不能把一切都交给市场，把一切交给传统经济学所谓的自我调节机制。中国正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阶段，进入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如果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在制定改革政策时，更多地关注人们的心理因素，更多地关注人们行为的非理性因素，也许我们会取得更好的政策效果。（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注解：
①本文所说的在位者指改革政策的利益相对人或者集团，该利益相对人或者集团一般是改革政策的承受者，可能在改革引起的利益调整中成为受损害的一方。
参考文献：
[1]景玉琴.经济学视域中的理性[M].人民出版社，2014年2月版，5页.
[2]马涛.行为经济学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挑战[J].社会科学，2004，（7）.
[3]Samuelson & Zeckhauser.Status quo bias in decision making[J].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1，1988，59（7）.
[4]Thaler & Benartzi.Save more tomorrow Using behavioral economics to increase employee saving[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4，112（S1）.
[5]斯蒂夫·福布斯，伊丽莎白·艾姆斯.重铸美国自由市场的灵魂[M].华夏出版社，2014.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基于经济学理性的政策制定越来越依赖于经济主体的自我调节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心理因素对政策变革的影响。从基于心理学的行为经济学入手来分析一定情境下“在位者”①和民众面对政策改革的反应，可以解释和揭示改革过程中容易被忽视的困难所在；通过行为经济学实验研究可以证明利用心理因素进行政策改革的可行性。这一切都说明，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加强对人们心理的分析，尽可能考虑民众心理因素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作用，会极大地增强政策的可行性。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传统经济学；政策改革；理性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心理学与传统经济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心理学对认知理论最新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从而形成的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传统经济学将其理论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基础上，其中最基本的假设是“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自利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會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我们不能否认以此为基础的传统经济学对经济政策制定，以及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但更不能忽视传统经济学内在的缺陷，例如，传统经济学无法解释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非物质动机”或“非经济动机”的行为。“如现实中许多人并不追求物质利益或者金钱的最大化，他们追求道德情操，千金不易甚至至死不渝”，[1]传统经济学将其解释为最大化自己的效用是很苍白的。
行为经济学就是以此为基础兴起的一种新兴理论。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类并不像传统经济学中假定的“经济人”那样具有完全理性，并从人类的心理机制着手有力地证明了有限理性、有限自私、有限自制力、注重公平等才是真实的人性，以此为基础的行为经济学对现实社会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从行为经济学角度出发来探讨一些在政策改革过程中可能得不到应有重视的问题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一、基于行为经济学的政策改革分析
近些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多次授予行为经济学家充分说明了行为经济学已经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和认可。心理学和传统经济学的有力结合形成了对主流经济学具有强烈冲击的人类行为理论分析，其与传统经济学截然不同的观点对现实政策改革有很强的借鉴和引导作用。
（一）政策改革应该对在位者的反应足够重视
居于主流地位的传统经济学将其理论建立在一种理想的假设基础上，假设决策个体具有稳定和连续的偏好，在任何情况下有能力做到偏好最大化，最大化这一行为准则是理性的、非情感的，人们采取合理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经济学应该是道德无涉的科学。[2]行为经济学认为，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人类行为的经常状态是不完全理性的，因此经济活动本身也不是完全理性的。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于1979年对“完全理性”提出了明确的质疑与批评，认为传统经济学的预期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人类行为的认知。传统经济学在研究不确定性和风险时用期望效用来解释人类面对不确定性和风险时的选择。
但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却发现这个模型存在着不足。卡尼曼做过这样一个实验。给被试验者两种选择：25%的机会赢得3000元和20%的机会赢得4000元。这种情况下65%的人选择了后者，这与传统预期效用模型的推导并不矛盾。但当选择内容变成100%机会赢得3000元和80%机会赢得4000元时，有80%的人选择了前者。这时候，若让传统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来做决定，他们会认为：选择前者是错误的，因为4000*80%=3200，期望值要大于3000.这显然与现实并不相符。这一试验很具有代表性，说明人们在现实的经济判断或概率判断环境中经常做出一些不完全理性的选择，这些选择与传统的效用最大化理论的论证存在着系统的偏差。
“损失厌恶”同样可以解释在发展中国家政策改革面临的困难。在改革过程中必然涉及到资源或利益从一个（或者一些）群体转移到另一个（或者另一些）群体。如反垄断法的实施会给消费者带来收益，又不可避免地会给在位者带来损失，与消费者所得到收益带来的满足相比，在位者受到的损失会所带来的厌恶感更加显著。
（二）政策改革应该加强对民众的思想引导
国家政策变革的困难还可以用另外一种行为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即：“人们总是偏爱现状，不喜欢改变，要变也是喜欢往贴近现状的情况变。”这便是由比尔·萨缪尔森（Bill Samuelson）和理查德·泽克豪泽（Richard Zeckhauser）提出的“现状偏好”理论的核心思想。他们在实验室实验和现实考察研究中对此做出了论证。比如，在实验室实验中让受试者在两种情境（中性版本和现状版本）中进行选择。中性版本情境是受试者从叔父那里继承到一笔财产，并打算用这笔财产进行投资；给受试者4中选择：中等风险企业、高等风险企业、国库券、地方政府债券；现状版本情境是受试者从叔父那里继承到了一组投资资产，即中性版本中一样的中等风险企业的股票（现状选项），现状版本中还给出等同于中性版本的其他三种选择，并且让受试者自由选择。结果发现，现状版本情境中选择中等风险企业的受试者要远远高于中性版本。20世纪80年代，哈弗大学新的健康计划又给了他们检验“现状偏好”的机会。在这一次健康计划选择中，老员工选择原有健康计划的是新员工的2到4倍。[3]
“现状偏好”理论使我们认识到，政策的改革阻力可能被低估。在谈论政策改革的阻力时，我们经常谈到改革现行制度会受到既得利益者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即原有体制的顽固性，却往往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对政策目标的接受程度，即内在于行为中的天然的惯性。在中国最典型的就是现在中国的农村问题。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农村常住人口不断减少，中国的农村劳动力短缺、耕地锐减和产业的空心化已经相当严重。国家的一些补助政策并没有对现状有很好地改善，从这些年轻人的眼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务农这一行业深深的鄙视。因此，政策的制定决不能只是简简单单的考虑提高普通人民的收入水平，而应该更多地想办法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 （三）利用人们的心理习惯设计改革菜单
政策改革的关键是引导人们行为的改变。行为经济学的实验研究告诉我们依据人们的心理特点所制定出的一些技巧性的决策可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现实生活中经常存在着这样的现象。一个计划节食减肥的肥胖者面对诱人的食物总是在想：今天先好好吃一顿，明天再节食；一个心情愉悦的学生在假期面对繁重的假期作业总是在想：今天先好好玩一天，明天再做；一个工作繁忙的单身白领面对已经很久没有打扫的单身宿舍总是在想：今天太累了，先好好休息休息，明天再打扫吧。最后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许多减肥者总是不能真正的减肥，许多学生总是在假期的最后几天才急急忙忙地写假期作业，许多忙碌的单身白领总是好久才打扫一次卫生。难道大部分减肥者不想减肥？大部分学生不爱学习？大部分白领不爱卫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说明在计划未来去做和当未来变成现在实际所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
马德里安（Madrian）和希亚（Shea）针对如上所说的拖拉行为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案例研究。他们认为决策者可以简单地通过他们所设定的默認值来影响最终行为。他们对一家由于默认选择菜单改变而使员工参与退休计划的选择改变的公司做了考察。员工在入职的时候，若要加入储蓄养老计划，需要填写一份表格。尽管这一计划对员工十分有利，但参与率却极低。如果让经济学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按照传统经济学观点，大家首先会想到的解决办法可能是增加补助。但该公司没有这么做，相反只是改变了这个计划的一个细微之处：对新员工入职要填写的表格做了一些默认选项的变动。在改变前，新员工收到的表格内容是：“如果你想参与到401（k）中请选择此项。
写明你想要贡献的金额。”设计内容变动后，员工收到这样的一份表格：“如果你不想将3%的薪水投入到401K中，请选择此项。”按照传统经济学理性推理，这个改变对公司的储蓄养老计划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因为这并不会增加新员工的效用—经济学理性假定决策者具有稳定的、前后一致的偏好，始终能够在给定偏好的基础上，对外部世界和自己行为的后果形成正确预期，还能够根据统计学原理处理已有信息，选择一个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方案。但实际的情况是，这个细微的改变的影响十分巨大。当默认选择是不参与时，只有38%的员工提供了存款；当默认选项改成第二个表格的参与之后，有86%的员工选择了参与。
马德里安和希亚认为，尽管不能从这些数据中看出人们的想法，但可以推测是人们的惰性心理和拖拉习惯导致的结果。许多人看到第一份表格会想：“以后再说吧。”但就犹如《明日歌》中所谈“明日复明日”一样，明日到来的时候还可以拖延到下一个明日，因此，明日并没有真正的到来。而公司所做的变革正是运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状态，让选择不参与变成了一种“以后再说吧”的行为。这样，默认选择项做出了一个小小的改变，最终却改变了公司大部分人的选择及其生活状态。
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设计新的机制。针对美国储蓄率低的问题，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和什洛莫·贝纳茨（Shlomo Benartzi）根据马德里安和希亚的观点设立了一个“明天储蓄会更多”项目。项目的基本思路是，让人们积极作出储蓄决定，但如果人们对此消极被动，也可以通过默认选择项确保人们储蓄。泰勒和贝纳茨设计了一个新的机制，要求参与者确定目标储蓄水平，并从他们的下一年薪水中自动扣除。如果参与者的收入增加，扣除数量也会自动增加，直到达到当时确立的目标储蓄水平。结果是令人惊讶的。由于默认值增加的累积，人们的储蓄率提高到了原来的3倍多。这个计划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在参与者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他们依然继续储蓄着。[4]这种产品在美国现在已经开始扩散普及，参与其中的人数迅速增加。利用心理学知识进行聪明的制度设计会怎么样，SMaRT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三、结论
行为经济学至今还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且缺乏传统经济学所最看重的数学基础。我们可以说行为经济学并未成熟，但我们必须肯定的是它对我们经济分析和政策改革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传统的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有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性。马克思认为：“人类理性最不纯洁，因为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就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任务。”斯蒂夫·福布斯也曾经说过：“市场就是人民，但人民并不完美。”[5]我们并不能把一切都交给市场，把一切交给传统经济学所谓的自我调节机制。中国正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阶段，进入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如果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在制定改革政策时，更多地关注人们的心理因素，更多地关注人们行为的非理性因素，也许我们会取得更好的政策效果。（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注解：
①本文所说的在位者指改革政策的利益相对人或者集团，该利益相对人或者集团一般是改革政策的承受者，可能在改革引起的利益调整中成为受损害的一方。
参考文献：
[1]景玉琴.经济学视域中的理性[M].人民出版社，2014年2月版，5页.
[2]马涛.行为经济学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挑战[J].社会科学，2004，（7）.
[3]Samuelson & Zeckhauser.Status quo bias in decision making[J].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1，1988，59（7）.
[4]Thaler & Benartzi.Save more tomorrow Using behavioral economics to increase employee saving[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4，112（S1）.
[5]斯蒂夫·福布斯，伊丽莎白·艾姆斯.重铸美国自由市场的灵魂[M].华夏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