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童年的我是个小亡国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下，和家人度过了国破家亡的屈辱岁月。少年的我又在辽沈战役的炮火中，当上了小难民，在战争的洗礼、苦难的磨砺中成长起来。
在国民党抢占了奉天并把它改为沈阳的时候，正是我由童年进入青少年、从初级小学升入高级小学读书的阶段。和所有这一年龄段的孩子一样，我也朝气蓬勃，胸怀大志，充满对未来的幻想并开始用批判的眼光看世界。学习成绩优秀居全年级榜首，还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市会考，给母校争得荣誉。我最喜欢的课程是画画。作品被选入全市的画展。为此，就有了长大要当画家的梦想。小学毕业我考上了市里最有名的沈阳市第三女子中学。可是正当我怀着远大的志向，要展翅飞翔的时候，辽沈战役拉开了序幕，我这个小小少年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1947年在大决战中，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并包围了长春。蒋介石知道自己的江山难保，妄想在锦州和共产党决一死战，胜则可以苟延残喘，败则可以从沈阳至营口逃跑，以谋东山再起。为此他就御驾亲征，携夫人宋美龄于1948年10月2日飞抵沈阳，亲自督战。
与此同时，毛主席和他的将领们策划了关门打狗的战略，东北野战军已兵临城下。
战争即将爆发，为了躲避灾难，人们纷纷出逃，我们也决定逃回河北老家。此时北宁线上的铁路交通已经瘫痪，华北和东北的联系通道被截断。我们只有变卖一切家当，倾其所有买了货舱飞机票，从沈阳飞抵锦州。以为在那里可以买到去山海关的火车票。结果，被围困在锦州一个多月。暂时住在站前的悦来客栈。
此时的锦州正处于临战前夕，比沈阳更吃紧，城外在东北野战军的掌控之下，城内国民党守军的粮食和弹药都供应不上，只好用飞机空投，予以供给。这些粮食有的却散落在老百姓家的院内和屋顶上，于是大家就开始疯抢。这真是一道奇特的风景，我们小孩子每看到这些就手舞足蹈，欢呼雀跃。此外，令人不解的是打仗前夕军队本应整军备战，严阵以待。可驻扎在悦来客栈的国民党兵，却到老百姓家偷鸡摸鸭大吃大喝，推牌九，打麻将。过的是有今天没明天，惊魂不定的日子。
我们这些被困的难民更是度日如年。手头上仅有的一点贬了值的金元券很快花光，再说战争就要爆发，火车不可能通了，若还不走那就只有坐以待毙。家人这才下了决心，要徒步走回山海关。可这又谈何容易，姨父母带着一个五岁，一个两岁的孩子，外婆已近老年，两个舅舅，加上我这个少年一共八口人，男、女、老、幼一群人，要走近400里旱路，而且是在战火纷飞，枪林弹雨中穿行，其难度可想而知。为了寻求生路，再难也得被迫走下去。于是，就在辽沈战役打响的前四天，我们全家开始了旱路行走的逃难之旅。我这个梦想当画家的小少年也不得不辍学，摇身一变成了小难民。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如果不是战前就逃离虎口，当时，战争打响之后的锦州火车站已经变成一片火海。我们全家也就葬身火海而没有今天啦。
在逃难的路上，天上是飞机轰炸，地上是两军对战，厮杀声一片。
我们就在这腥风血雨中穿行。经历了风餐露宿、挨饿受冻、要饭乞讨、惊慌恐叫、死里逃生地长途跋涉，从锦州到山海关400里的旱路步行了17天，破衣烂衫，每人的身上都长满了虱子。总算是从黑暗的国统区逃到了光明的解放区。
我这个小难民，经历了战争的洗礼，苦难的磨砺，一下子就长大了。小小少年的头脑里遇到了政治和军事的敏感话题，开始学会用批判的眼光看世界。因为在沈阳读书时受到的教育都是国民党怎么怎么好；共产党怎么怎么坏。可在逃难的路上我亲眼看到的则是国民党特别特别的坏；共产党特别特别的好。这使我不得不用分析批判的态度来辨别是非弄清真伪。下面，就用自己在辽沈战役中小难民的亲身体验和铁的事实来证明。
在我们逃难的北宁铁路线上，许多城镇或乡村都由国、共两党交错地占据着。今天走到国统区，明后天就又到解放区。而在两个地方所看到的则是截然不同的景象。我们所受到的待遇更是天壤之别。因此，在我这个小小少年的头脑中也留下了两相对照的深刻印象和记忆。
先来说说到了国统区的遭遇吧。
当我们这些难民一进国统区，第一个下马威，就是守城的士兵荷枪实弹地在那里搜身，我们把这叫做过卡子，他们很凶，拉拉扯扯，大声斥责，大家都站着队心惊肉跳地等着被盘查。不少人家都被迫收去许多东西。该到我家了，我们从锦州出来之前，为了轻装行走，早已把仅有的一点衣物都寄存在姨父的朋友家了。随身带的只剩下每人一套衣服和御寒的一条毛毯及吃饭用的锅碗瓢盆。他们见没有油水可拿，就把仅有的一条毛毯抢去了。
被放行进城或进屯之后，看不到繁华的街道和行人，没有商铺，周边也没有耕作的农民和牲畜。看见的都是散乱的士兵和军车，房墙上贴着“杀猪（指朱德）拔毛（指毛泽东）消灭共产党”的标语。而各家的老百姓则是大门紧锁不敢出入。我们难民饥寒交迫，想找个人家求住，可不管怎么敲人家的门也不敢开，我们走的饥饿口渴想用钱买点饮食，人家也不卖，更别说乞讨了。走投无路就只有吃野菜充饥。到了夜晚就只能住场院或农民看地住的瓜棚或稻草屋。仅有的一条毛毯被抢走，大家挤在一起用相互的体温取暖，再听见外面的鸡鸣狗叫、野狼吼嚎，吓得孩子哭老婆叫，哪里还能睡上安稳觉。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我们走到一个地主大院门前，发现里面正在杀猪宰羊不知是搞什么喜庆活动，在宴请宾朋。这时，我姨夫忽然来了灵感，就串连大家凑钱，找他们的管家说明因饥饿难忍请求买一只羊，他真的就卖给我们啦，可能是大喜的日子，他才发了善心。于是我们兴奋地把这头羊杀了，又到地里偷挖几个大萝卜，用野火架起大锅，烧了一锅羊肉萝卜汤。众人如饥似渴地饱餐一顿。这是逃难以来大家最舒心惬意的事情。吃饱喝足身上有劲，再赶路就快多了。
1948年10月16日这一天，当我们这些难民逃到两军交战的边缘地带，走累了正在野地里休息时，忽然听到在谷窝棚那里传来喧闹声，不一会就有人喊：“活捉范汉杰啦！”于是我们急忙跑过去听他们议论事情的经过，原来范汉杰是国民党锦州指挥所中将主任。他见东北野战军攻势极猛，自知锦州难保，便携家眷和身边工作人员逃出锦州。被我军第九纵队警卫发现了，他们从谷窝棚东面的小道上走来，警卫觉得这四个“老百姓”可疑，其中一个高大个儿头带烂毡帽，身穿一件露出棉絮的破棉袄和一条极不相称的小棉裤，背上披着一条破麻袋。警卫士兵盘问，他们都唉声叹气地摇着头，高大个则压低声音说他是沈阳一家钟表店记账的，从沈阳逃出来准备回福建老家，他总是把破毡帽向下拉，遮住半个脸，避开盘问人员的视线。他的装束和动作都很不自然，低音里仍听得出来广东口音。当盘问他们几个人之间的关系时，高大个儿更是无法交代清楚，他迟疑了好一会儿才说：“我没话可谈了，你们枪毙我吧。”于是部队人员把他们带回指挥所审讯。原来那个高大个儿就是范汉杰。我们这些难民也为八路军能在难民堆里发现，并活捉范汉杰而欢呼雀跃，庆祝胜利！ 吃了一顿饱餐，还看到活捉范汉杰的欢乐场面。难民又开始了新的征程。脚下有劲，心情轻松，不知不觉就走了好几十里路。这回进入了解放区，我们的境遇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到那里时天已黑，我们住在哪啊？心里没底，不会又要风餐露宿吧？没想到解放军的战士们却热情地把我们分别送到老乡家里，并且一再嘱咐他们要让我们住炕上，说我们走得太累，明天还要赶路。就这样我们逃难以来第一次住进屋里，睡上热炕头，舒服又解乏地休整了一夜。天亮了出门一看，解放军的干部和士兵，却打着地铺睡在老乡的院子里。他们醒来后又分头去给老乡挑水、劈柴、扫院子。这军民鱼水情的感人景象，我们这些从国统区来的难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不攻自破。
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这里再去赶路。不料，迎来的却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天上是飞机轰鸣，地上是枪林弹雨。难民们惊恐地奔跑着，想要逃离这命悬一刻的鬼地方，这时，我听到大人们边走边议论：说这是国民党军向共产党要地盘的争夺战。在暂时休战寂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刚好走到一个空旷的野地上，大家坐下来吃着解放军炊事兵从战场上挑下来的鱼、肉、米饭正在高兴时，国民党从美国买来的多架飞机从天上轰鸣而来，盘旋一阵之后即俯冲下来，在低空盘旋了一个来回又飞回去了。我们以为它是来吓唬人的。可没等回过神来，飞机突然狂扫一阵机枪，又扔下一串炸弹。我们被炸昏了，并被抛到离地几尺高的天空又摔回落在地上。清醒之后，看到的景象令人心惊胆战，在离我们约一里地之外的一个屯子里火光冲天，血肉横飞，哭爹喊娘声震颤大地。我们跑过去一看，那里被炸出几个大坑，只见炸死的、缺胳膊少腿的人到处都是，我亲眼看见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还扒在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妈妈身上，含着她的乳头吸吮着，那情景惨不忍睹。我们这些难民真是福大命大，仅一里之隔竟然没伤着毫毛，真是万幸啊！
有惊无险的这一幕过去了。我们又启程开始新的逃难之旅。这次与以前不同，因为，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和艰难地长途跋涉之后，我们终于要到达自己的目的地——祖居老家山海关的石门寨。
山海关，负山控海、形势险要，山海之间仅距离7.5公里。自古以来乃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它历经沧桑：1945年，“八一五”光复，八路军曾经从日本人手中夺回山海关。但刚解放不久，又被国民党军夺去。在这次辽沈战役中，它又是国共两军的必争之地。1948年10月25日，我解放军向山海关发起总攻。11月22日东北野战军挺进山海关，国民党军败退。27日东北野战军入关，被国民党占领了三年之久的山海关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当我们走近山海关时，正好赶上这场战斗。那里的老百姓也处于逃难之中。有一天，我们走得饥肠辘辘找不到吃饭的地方，正无奈时，发现前边有一个庄稼院，大人就叫我去讨饭，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向人家要饭吃，因此，就怀揣小兔子般犹犹豫豫地进了院子，往里一看，这里竟然住的是解放军。他们正在吃饭，看我进去就迎了过来，并把我带到饭桌上和他们一起饱餐一顿。之后还给我拿了许多饭菜让回去送给大人吃。后来我才听人家说，那个院子原来是解放军的作战指挥部。
由这里我们再往前行，就到了山海关脚下。那里当时还被国民党盘踞着。我们要进关，又要过卡子遭查身之苦。我家八口人，除了蔽身掩体的衣服之外的一切东西都被查收。进了关就是外公的祖居石门寨。我们到家不久，即1948年10月25日，解放军发动总攻，攻克了抚宁上庄坨，解放了石门寨。我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1948年11月26日北戴河也全境解放。我就被外婆送到居住在牛头崖村的继父家，和妈妈团聚了。从此，我这个在辽沈战役中逃难的小少年，终于逃离了沈阳的国统区，来到了河北省抚宁县北戴河的新解放区，开始新生活，在自己的生命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新解放区的人们敲锣打鼓迎接解放军的到来，喜气洋洋地欢庆当年的丰收，忙着割地打场。一车一车的粮食运回家中，这里是当地有名的集镇，每五天一个大集。集市摊床上的货物琳琅满目，有新上市的秋菜，刚上岸的海鲜，小孩儿玩的拨浪鼓，老人戴的老花镜，色泽鲜艳的花衣服等等，让人目不暇接。人们身背手提、载满了衣食住行的用品，喜笑颜开，边走边看还不舍得离开。街道的墙壁上写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和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标语口号。
在人们欢天喜地庆祝解放时，我遇到了更令我心花怒放的又一个喜事，原本农村是没有中学的，我正发愁不能上学读书时，有人告诉我说，现在村里的寺庙开办了一所新学堂，于是，我喜出望外地去报了名，如愿地上了中学。学校虽小，设备简陋，但老师可是顶呱呱。听说他们原来都是参加革命的热血青年，有的还是地下党员。除了教我们语文、数理化、英语之外，还上政治课。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纪念白求恩》著作等。还讲了许多烈士为革命英勇献身的英雄故事。时隔不久，我们学校合并到抚宁县太和寨的简易师范，校长是一位革命军人。他办学有方，治学严谨，不仅在校学习，还组织我们进行社会调查，深入到农村，随工作队参加土改。我被分回到我的家乡牛头崖村，白天宣传发动群众，晚间办冬学，组织农民学习文化。当时，我的妈妈正好是妇女主任，我就和妈妈一同带领大家打土豪分田地，为解放军做鞋垫，动员农民青年参军参战。我亲眼看见，世代给地主当牛做马的翻身农民，分得土地时高兴得泪流满面的情景，分到毛驴的农民把毛驴打扮得花枝招展，乐得合不拢嘴。那时，不断地传来全国各地解放的消息，我们就组织秧歌队，到大街上宣传胜利的喜讯。我们还在学校组建了剧团，排练、演出了《兄妹开荒》、《放下你的鞭子》、《土地还家》等剧目。
从农村返回学校后，学校秘密地建立了团组织。我因在班级学习好、表现好，于1949年11月4日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党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我从一个无知少年成长为青年团员，有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有了一个美好的开端。
这段历史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它使我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从国统区到解放区，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伟大历史变革。大时代的风云变幻，辽沈战役逃难中的烽火岁月，使我这个小小少年在磨砺和锤炼中成长起来，为我以后的人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的今天。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谢党恩，幸福不忘报党恩。”
在国民党抢占了奉天并把它改为沈阳的时候，正是我由童年进入青少年、从初级小学升入高级小学读书的阶段。和所有这一年龄段的孩子一样，我也朝气蓬勃，胸怀大志，充满对未来的幻想并开始用批判的眼光看世界。学习成绩优秀居全年级榜首，还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市会考，给母校争得荣誉。我最喜欢的课程是画画。作品被选入全市的画展。为此，就有了长大要当画家的梦想。小学毕业我考上了市里最有名的沈阳市第三女子中学。可是正当我怀着远大的志向，要展翅飞翔的时候，辽沈战役拉开了序幕，我这个小小少年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1947年在大决战中，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并包围了长春。蒋介石知道自己的江山难保，妄想在锦州和共产党决一死战，胜则可以苟延残喘，败则可以从沈阳至营口逃跑，以谋东山再起。为此他就御驾亲征，携夫人宋美龄于1948年10月2日飞抵沈阳，亲自督战。
与此同时，毛主席和他的将领们策划了关门打狗的战略，东北野战军已兵临城下。
战争即将爆发，为了躲避灾难，人们纷纷出逃，我们也决定逃回河北老家。此时北宁线上的铁路交通已经瘫痪，华北和东北的联系通道被截断。我们只有变卖一切家当，倾其所有买了货舱飞机票，从沈阳飞抵锦州。以为在那里可以买到去山海关的火车票。结果，被围困在锦州一个多月。暂时住在站前的悦来客栈。
此时的锦州正处于临战前夕，比沈阳更吃紧，城外在东北野战军的掌控之下，城内国民党守军的粮食和弹药都供应不上，只好用飞机空投，予以供给。这些粮食有的却散落在老百姓家的院内和屋顶上，于是大家就开始疯抢。这真是一道奇特的风景，我们小孩子每看到这些就手舞足蹈，欢呼雀跃。此外，令人不解的是打仗前夕军队本应整军备战，严阵以待。可驻扎在悦来客栈的国民党兵，却到老百姓家偷鸡摸鸭大吃大喝，推牌九，打麻将。过的是有今天没明天，惊魂不定的日子。
我们这些被困的难民更是度日如年。手头上仅有的一点贬了值的金元券很快花光，再说战争就要爆发，火车不可能通了，若还不走那就只有坐以待毙。家人这才下了决心，要徒步走回山海关。可这又谈何容易，姨父母带着一个五岁，一个两岁的孩子，外婆已近老年，两个舅舅，加上我这个少年一共八口人，男、女、老、幼一群人，要走近400里旱路，而且是在战火纷飞，枪林弹雨中穿行，其难度可想而知。为了寻求生路，再难也得被迫走下去。于是，就在辽沈战役打响的前四天，我们全家开始了旱路行走的逃难之旅。我这个梦想当画家的小少年也不得不辍学，摇身一变成了小难民。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如果不是战前就逃离虎口，当时，战争打响之后的锦州火车站已经变成一片火海。我们全家也就葬身火海而没有今天啦。
在逃难的路上，天上是飞机轰炸，地上是两军对战，厮杀声一片。
我们就在这腥风血雨中穿行。经历了风餐露宿、挨饿受冻、要饭乞讨、惊慌恐叫、死里逃生地长途跋涉，从锦州到山海关400里的旱路步行了17天，破衣烂衫，每人的身上都长满了虱子。总算是从黑暗的国统区逃到了光明的解放区。
我这个小难民，经历了战争的洗礼，苦难的磨砺，一下子就长大了。小小少年的头脑里遇到了政治和军事的敏感话题，开始学会用批判的眼光看世界。因为在沈阳读书时受到的教育都是国民党怎么怎么好；共产党怎么怎么坏。可在逃难的路上我亲眼看到的则是国民党特别特别的坏；共产党特别特别的好。这使我不得不用分析批判的态度来辨别是非弄清真伪。下面，就用自己在辽沈战役中小难民的亲身体验和铁的事实来证明。
在我们逃难的北宁铁路线上，许多城镇或乡村都由国、共两党交错地占据着。今天走到国统区，明后天就又到解放区。而在两个地方所看到的则是截然不同的景象。我们所受到的待遇更是天壤之别。因此，在我这个小小少年的头脑中也留下了两相对照的深刻印象和记忆。
先来说说到了国统区的遭遇吧。
当我们这些难民一进国统区，第一个下马威，就是守城的士兵荷枪实弹地在那里搜身，我们把这叫做过卡子，他们很凶，拉拉扯扯，大声斥责，大家都站着队心惊肉跳地等着被盘查。不少人家都被迫收去许多东西。该到我家了，我们从锦州出来之前，为了轻装行走，早已把仅有的一点衣物都寄存在姨父的朋友家了。随身带的只剩下每人一套衣服和御寒的一条毛毯及吃饭用的锅碗瓢盆。他们见没有油水可拿，就把仅有的一条毛毯抢去了。
被放行进城或进屯之后，看不到繁华的街道和行人，没有商铺，周边也没有耕作的农民和牲畜。看见的都是散乱的士兵和军车，房墙上贴着“杀猪（指朱德）拔毛（指毛泽东）消灭共产党”的标语。而各家的老百姓则是大门紧锁不敢出入。我们难民饥寒交迫，想找个人家求住，可不管怎么敲人家的门也不敢开，我们走的饥饿口渴想用钱买点饮食，人家也不卖，更别说乞讨了。走投无路就只有吃野菜充饥。到了夜晚就只能住场院或农民看地住的瓜棚或稻草屋。仅有的一条毛毯被抢走，大家挤在一起用相互的体温取暖，再听见外面的鸡鸣狗叫、野狼吼嚎，吓得孩子哭老婆叫，哪里还能睡上安稳觉。
还好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我们走到一个地主大院门前，发现里面正在杀猪宰羊不知是搞什么喜庆活动，在宴请宾朋。这时，我姨夫忽然来了灵感，就串连大家凑钱，找他们的管家说明因饥饿难忍请求买一只羊，他真的就卖给我们啦，可能是大喜的日子，他才发了善心。于是我们兴奋地把这头羊杀了，又到地里偷挖几个大萝卜，用野火架起大锅，烧了一锅羊肉萝卜汤。众人如饥似渴地饱餐一顿。这是逃难以来大家最舒心惬意的事情。吃饱喝足身上有劲，再赶路就快多了。
1948年10月16日这一天，当我们这些难民逃到两军交战的边缘地带，走累了正在野地里休息时，忽然听到在谷窝棚那里传来喧闹声，不一会就有人喊：“活捉范汉杰啦！”于是我们急忙跑过去听他们议论事情的经过，原来范汉杰是国民党锦州指挥所中将主任。他见东北野战军攻势极猛，自知锦州难保，便携家眷和身边工作人员逃出锦州。被我军第九纵队警卫发现了，他们从谷窝棚东面的小道上走来，警卫觉得这四个“老百姓”可疑，其中一个高大个儿头带烂毡帽，身穿一件露出棉絮的破棉袄和一条极不相称的小棉裤，背上披着一条破麻袋。警卫士兵盘问，他们都唉声叹气地摇着头，高大个则压低声音说他是沈阳一家钟表店记账的，从沈阳逃出来准备回福建老家，他总是把破毡帽向下拉，遮住半个脸，避开盘问人员的视线。他的装束和动作都很不自然，低音里仍听得出来广东口音。当盘问他们几个人之间的关系时，高大个儿更是无法交代清楚，他迟疑了好一会儿才说：“我没话可谈了，你们枪毙我吧。”于是部队人员把他们带回指挥所审讯。原来那个高大个儿就是范汉杰。我们这些难民也为八路军能在难民堆里发现，并活捉范汉杰而欢呼雀跃，庆祝胜利！ 吃了一顿饱餐，还看到活捉范汉杰的欢乐场面。难民又开始了新的征程。脚下有劲，心情轻松，不知不觉就走了好几十里路。这回进入了解放区，我们的境遇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到那里时天已黑，我们住在哪啊？心里没底，不会又要风餐露宿吧？没想到解放军的战士们却热情地把我们分别送到老乡家里，并且一再嘱咐他们要让我们住炕上，说我们走得太累，明天还要赶路。就这样我们逃难以来第一次住进屋里，睡上热炕头，舒服又解乏地休整了一夜。天亮了出门一看，解放军的干部和士兵，却打着地铺睡在老乡的院子里。他们醒来后又分头去给老乡挑水、劈柴、扫院子。这军民鱼水情的感人景象，我们这些从国统区来的难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不攻自破。
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这里再去赶路。不料，迎来的却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天上是飞机轰鸣，地上是枪林弹雨。难民们惊恐地奔跑着，想要逃离这命悬一刻的鬼地方，这时，我听到大人们边走边议论：说这是国民党军向共产党要地盘的争夺战。在暂时休战寂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刚好走到一个空旷的野地上，大家坐下来吃着解放军炊事兵从战场上挑下来的鱼、肉、米饭正在高兴时，国民党从美国买来的多架飞机从天上轰鸣而来，盘旋一阵之后即俯冲下来，在低空盘旋了一个来回又飞回去了。我们以为它是来吓唬人的。可没等回过神来，飞机突然狂扫一阵机枪，又扔下一串炸弹。我们被炸昏了，并被抛到离地几尺高的天空又摔回落在地上。清醒之后，看到的景象令人心惊胆战，在离我们约一里地之外的一个屯子里火光冲天，血肉横飞，哭爹喊娘声震颤大地。我们跑过去一看，那里被炸出几个大坑，只见炸死的、缺胳膊少腿的人到处都是，我亲眼看见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还扒在被炸得血肉模糊的妈妈身上，含着她的乳头吸吮着，那情景惨不忍睹。我们这些难民真是福大命大，仅一里之隔竟然没伤着毫毛，真是万幸啊！
有惊无险的这一幕过去了。我们又启程开始新的逃难之旅。这次与以前不同，因为，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和艰难地长途跋涉之后，我们终于要到达自己的目的地——祖居老家山海关的石门寨。
山海关，负山控海、形势险要，山海之间仅距离7.5公里。自古以来乃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它历经沧桑：1945年，“八一五”光复，八路军曾经从日本人手中夺回山海关。但刚解放不久，又被国民党军夺去。在这次辽沈战役中，它又是国共两军的必争之地。1948年10月25日，我解放军向山海关发起总攻。11月22日东北野战军挺进山海关，国民党军败退。27日东北野战军入关，被国民党占领了三年之久的山海关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当我们走近山海关时，正好赶上这场战斗。那里的老百姓也处于逃难之中。有一天，我们走得饥肠辘辘找不到吃饭的地方，正无奈时，发现前边有一个庄稼院，大人就叫我去讨饭，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向人家要饭吃，因此，就怀揣小兔子般犹犹豫豫地进了院子，往里一看，这里竟然住的是解放军。他们正在吃饭，看我进去就迎了过来，并把我带到饭桌上和他们一起饱餐一顿。之后还给我拿了许多饭菜让回去送给大人吃。后来我才听人家说，那个院子原来是解放军的作战指挥部。
由这里我们再往前行，就到了山海关脚下。那里当时还被国民党盘踞着。我们要进关，又要过卡子遭查身之苦。我家八口人，除了蔽身掩体的衣服之外的一切东西都被查收。进了关就是外公的祖居石门寨。我们到家不久，即1948年10月25日，解放军发动总攻，攻克了抚宁上庄坨，解放了石门寨。我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1948年11月26日北戴河也全境解放。我就被外婆送到居住在牛头崖村的继父家，和妈妈团聚了。从此，我这个在辽沈战役中逃难的小少年，终于逃离了沈阳的国统区，来到了河北省抚宁县北戴河的新解放区，开始新生活，在自己的生命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新解放区的人们敲锣打鼓迎接解放军的到来，喜气洋洋地欢庆当年的丰收，忙着割地打场。一车一车的粮食运回家中，这里是当地有名的集镇，每五天一个大集。集市摊床上的货物琳琅满目，有新上市的秋菜，刚上岸的海鲜，小孩儿玩的拨浪鼓，老人戴的老花镜，色泽鲜艳的花衣服等等，让人目不暇接。人们身背手提、载满了衣食住行的用品，喜笑颜开，边走边看还不舍得离开。街道的墙壁上写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和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标语口号。
在人们欢天喜地庆祝解放时，我遇到了更令我心花怒放的又一个喜事，原本农村是没有中学的，我正发愁不能上学读书时，有人告诉我说，现在村里的寺庙开办了一所新学堂，于是，我喜出望外地去报了名，如愿地上了中学。学校虽小，设备简陋，但老师可是顶呱呱。听说他们原来都是参加革命的热血青年，有的还是地下党员。除了教我们语文、数理化、英语之外，还上政治课。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纪念白求恩》著作等。还讲了许多烈士为革命英勇献身的英雄故事。时隔不久，我们学校合并到抚宁县太和寨的简易师范，校长是一位革命军人。他办学有方，治学严谨，不仅在校学习，还组织我们进行社会调查，深入到农村，随工作队参加土改。我被分回到我的家乡牛头崖村，白天宣传发动群众，晚间办冬学，组织农民学习文化。当时，我的妈妈正好是妇女主任，我就和妈妈一同带领大家打土豪分田地，为解放军做鞋垫，动员农民青年参军参战。我亲眼看见，世代给地主当牛做马的翻身农民，分得土地时高兴得泪流满面的情景，分到毛驴的农民把毛驴打扮得花枝招展，乐得合不拢嘴。那时，不断地传来全国各地解放的消息，我们就组织秧歌队，到大街上宣传胜利的喜讯。我们还在学校组建了剧团，排练、演出了《兄妹开荒》、《放下你的鞭子》、《土地还家》等剧目。
从农村返回学校后，学校秘密地建立了团组织。我因在班级学习好、表现好，于1949年11月4日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党团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我从一个无知少年成长为青年团员，有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有了一个美好的开端。
这段历史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它使我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从国统区到解放区，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伟大历史变革。大时代的风云变幻，辽沈战役逃难中的烽火岁月，使我这个小小少年在磨砺和锤炼中成长起来，为我以后的人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的今天。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谢党恩，幸福不忘报党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