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围绕阿来“山珍三部”，分析“非在地”（中心城市）和“在地”（故乡）之间的多重对应关系。阿来的这三部中篇小说，直面当代社会现实，书写农牧民如何从“在地”的故乡走向城市，并密切地关注他们精神困惑及价值选择。“山珍三部”展示了阿来书写的关注点从家族/民族史转向普通的生命个体，从人与人的关系转向人与自然的关系。无疑，这是他写作的又一次升华。
　　关键词：阿来;“山珍三部”;在地;非在地;消费时代;人与自然
　　阿来的创作从诗歌开始，因长篇小说成名，却一直对中短篇小说情有独钟。也许是他的长篇小说太过耀眼，以至于我们常常忽略中短篇小说在其创作历程中的意义。如果说，阿来的长篇小说着力描摹历史、人性、命运这样宏阔的命题，那么，他的中短篇小说则诉说着卑微个体的挣扎和精神向往。在这个意义上讲，阿来的中短篇小说并不是长篇小说的补充，而是生命意义上的转承抑或提升。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他借书写《尘埃落定》的余兴，把生活的感性残片重新拼接，写下了《月光下的银匠》和《行刑人尔依》两部中篇，这两篇富有传奇色彩的小传作为宏大历史的寓意积存，为探寻民族历史提供了多重的切入视角;2001年，写作停顿了两年的阿来，在异国回溯那段噩梦般的少年经历，写下了中篇《遥远的温泉》，并展开了关于野蛮与文明、城市与乡村的深邃反思;2003年，阿来改写了《格拉长大》作为“再次准备上路”之前的小小试笔，随后，把它和另外5个中篇、12个短篇进行组合，构成了被誉为“花瓣”式结构的《空山》。正如脚印所言：“阿来的中短篇小说，打磨得很精致，风格稳定，谈这类小说是很要有心智的。”①确实，阿来的中短篇小说更集中地表现他的才情，阿来总能为它们找到最恰当的书写形式，他的中短篇小说简短却不简单，很多时候它们是阿来生命的反刍，却因经过时间沉淀而分外耐看。
　　然而，阿来并没有停止生命探寻的脚步，在书写了“城市花草笔记”《成都物候记》和“非虚构”作品《瞻对》后，2015年，阿来重新出发，从“青藏高原上出产的，被今天的消费社会强烈需求的物产入手”②写下了《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三只虫草》下文简称《三》，《蘑菇圈》下文简称《蘑》，《河上柏影》下文简称《河》）这三个故事，合称为“山珍三部”。“山珍三部”依然围绕着边地村落展开，它们是21世纪“机村”（《空山》）生活的延续，同时也显示了阿来在人与自然关系探索上的掘进。我发现，社会身份的转换以及文化视域的进一步开阔，都使得阿来更加自觉而审慎地对待民族文化以及故乡藏地。他以自然之眼观物、以智性辩物、以感情悟物，直面衰颓的乡村现实，既不回避丑恶，也不渲染温情，而是把现实与梦想、憎恶与悲悯拧在一起，发掘自然生命的韧性与温度。
　　一直以来，阿来都是边地文明的守护者，他以谦卑的姿态聆听自然的声音，努力在作品中述说青藏高原的原真样态，即便如此，“我们今天的边疆文学或者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我们本地人自己对边疆地带的书写，很少按照它本来的样子。……我们在按照别人所想象的西藏或新疆来书写这些地方。结果是，书写越多，我们离本身的生活越远。我们的写作本来是在地的，但是成了对非在地的书写的模仿，成了‘中心城市的文学在天边的回响’。”③可以肯定，“在地”是阿来在文学意义上扩大的故鄉，它不仅是血缘范畴上的故乡而且是文化范畴上的故乡。更进一步地说，“在地”与“非在地”不仅仅是地域空间上边地乡村与中心城市之间的差异，它们还涉及落后与先进、现代与民族等多重问题。可是，“在地”与“非在地”之间并非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我们发现，阿来很少直接描摹“非在地”的城市，但它却作为辽远的存在，影响、规约着“在地”，进而改变着“在地”的思想观念以及人际关系。事实上，“在地”是阿来作品中文化碰撞交融的话语场，生命的焦虑、渴望与怅惘由此展开。阿来密切地关注时代变迁中，个体生命的精神困惑及价值选择，并从广阔的自然中汲取力量，积极构建新时代边地生活的人文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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