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现代化的领头羊国家，现在都面临一个同样的内部挑战—社会极化。
　　财富占有的悬殊，意味着可能出现社会“再等级化”，而我们知道，等级化是现代化的障碍，等级化越严重的国家，一般就越不发达。非洲的腐败带来的权力和经济资源集中，西亚的宗教控制造成的男女地位差别，都影响到其现代化成效。
　　在这一命题下，特别值得留意的一个国家是印度。印度经济发展迅速，经常被认为是21世纪世界强国充满希望的替补，但种姓制度成了它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也是公认的，而目前似乎还看不到解决方案，尽管它的政治制度、语言优势作为一种殖民主义成果，是如此被西方和它自身看好。
　　种姓制度大约是从3000多年前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北部，并向东移动、定居恒河流域开始确立的。雅利安的意思是“高贵种族”—从名称上就可见它们早熟的等级意识。四大种姓中，婆罗门独占知识、刹帝利掌握军政，双双垄断经济资源;作为庶民的吠舍和作为仆役的首陀罗，处于被压迫和奴役的地位。婆罗门教的权威，正是建立在这种社会等级划分上。

　　低种姓仰望高种姓，从公元前十几世纪仰望到21世纪。

　　固定的结构意味着保守，婆罗门教很快形式主义化。作为对它的改革性回应，佛教诞生了。原本，这是古印度文明的一个好机会。佛教是世界上第一个普世性宗教，比基督教早生几百年。一反婆罗门教的等级观念以及完全以印度生活为背景的态度，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并且其义理和规矩也更愿意与时俱进。
　　佛教后来又分化出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前者保守，后者开放。中国文明接纳了后者，对自身思想、文化和艺术都带来了革命性變化。而小乘佛教注重维护严格的戒律和仪节，只能适应大致相同的气候与地理条件，因而除了落地斯里兰卡，便在印度支那半岛，主要是泰国和缅甸生根。
　　佛教发源于印度，但它在印度始终未取得稳定的主流地位，即便在法显和玄奘取经的时代，地位也不如婆罗门教稳固。这种文化结构，有利于种姓制度延续下来。
　　笈多王朝之后，婆罗门教进一步发展为印度教。印度教和婆罗门教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结合了各地固有的土俗神明崇拜，因而变得更植根大众，而不那么依赖经典注释以及权力的加持。也就是说，社会对它的接受，更呈现出“自愿”特征。这就让身份等级制在基层社会心理上，变得更加理所当然：低种姓仰望高种姓，从公元前十几世纪仰望到21世纪，也许还会继续仰望下去。
　　印度是个神奇国度，风光绮丽，文化独特，传统与现代共存，同时它也有很多外人看上去很“奇葩”的特性。了解它的核心文化精神的演进脉络，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一切斑驳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