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的一个机会，参加了北京电影节的两次聚会。令人颇为尴尬的是，我这个青葱时代对电影如数家珍的老男人，听到现在青年人喜欢的《白雪公主》《海底总动员》《野兽与美女》之类的电影名字，已经连一句话都插不上了。
　　小时候最感兴趣的事
　　我五六岁时有一段是住在电影院里的。1950年代末，部队倡导随军家属回乡劳动，母亲带弟弟回到农村。在省军区俱乐部工作的父亲，便带我住到了电影院楼梯间的一个小房子里。
　　那是我童年时代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每天写完父亲教会的生字，便钻到剧场里看电影。那些表现打仗、抓特务的电影：《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林海雪原》《国庆十点钟》《羊城暗哨》《上甘岭》《地道战》……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由于看得次数多，有时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观众走光了也不知道。父亲忙完他的事，才到漆黑一团的电影院里一排一排地找我。后来，他让我尽量坐到楼上一个包厢式的小角落里，便于他寻找。
　　《小兵张嘎》是孩子们最难忘的一部电影。大院里的小伙伴常扮演其中的角色罗金保、张嘎子、胖墩，还有胖翻译官。那些剧中的台词，我们可以大段大段背下来，连嘎子和胖墩的吹牛、打赌、摔跤、对白的语气都模仿得惟妙惟肖。胖翻译摇头晃脑地说：“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问价！” 张嘎子随即用木头手枪顶住他的腰：“不许动！”抗日小英雄的机智勇敢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打下烙印。
　　回想起来，我对中国革命和战争的历史认知，大都是从这些电影上启蒙的。它使我从小萌芽的人生理想，就是长大后去当兵，当英雄。
　　看电影也有难受的时候。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曾牵动无数观众的心，花妮、顺姬两姐妹的悲惨命运让所有观众泪湿衣襟。一部电影让所有人流泪，这是我看电影经历中绝无仅有的一次。鲜为人知的是，这部电影的编剧是金日成、导演是金正日。当时放这部片子，是全天24小时循环放映，放映员歇人不歇片，风靡一时。
　　《柳堡的故事》是我看的第一部爱情电影，陶玉玲扮演女主角“二妹子”，后来知道这是她第一次走上银幕。電影插曲《九九艳阳天》，那优美的旋律一听就忘不掉。有一次在家里哼哼，被父亲听到了，他告诉我：“这个电影不让放了，说是靡靡之音，作曲是八一厂的，咱山西人。”话虽这么说，我感觉父亲对这种说法并不以为然。后来我知道，给这个电影作曲的名叫高如星，“文革”中遭到批判，肋骨被打断插进了肺里，感染化脓而癌变，命运很悲惨。
　　看“批判影片”成了显摆的资本
　　实际上“文革”还没开始，很多电影就已经开始遭受批判了，不光有《林家铺子》《早春二月》《舞台姐妹》这些表现解放前生活的片子，还有《红日》《逆风千里》《海鹰》《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反映革命战争的片子。所谓“批判”都是在报纸上，在军区大院的露天放映场，并没有什么批判活动。那时候年纪小，也看不出影片中哪些地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住在军区大院，看“批判电影”的机会多，反倒成了向同学们显摆的资本。
　　真正让我感到确实“反动”的电影，是在1971年看的日本电影：《啊，海军》 《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3部电影连续看了八九个小时，是带着午饭去看的。电影讲述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中途岛航母大战等著名战事。据说干部看了要开会批判。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在影片中被描写成一个稳重慈祥、处事刚毅的老人，反对与美英开战。他最后被任命为总司令，筹划偷袭珍珠港。后来在视察时，电码被美军破译，座机被击中，坠落在荆棘丛中。影片中铺天盖地的飞机，航母对炸，场面宏大，细节逼真。这对于看惯了样板戏、儿童团抓特务的中国观众来说，完全是另一种感觉，非常震撼。
　　“文革”中好像没有国产影片问世。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南斯拉夫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印度的《流浪者》等，是少数可以放映的外国影片，还有苏联的《列宁在1918》《列宁在十月》。剧中瓦西里夫妇的对白：“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常被用来鼓励同伴；男刺客在列宁演讲之后的呼喊：“大家不要挤，让列宁同志先走！”也被用来在拥挤场合开玩笑。“文革”后，放映了一批日本电影《望乡》《人证》《生死恋》《追捕》，让栗原小卷、高仓健、中野良子等日本影星红遍中国大陆。
　　我印象中在报纸上对一部外国影片展开批判，是1974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大型纪录片《中国》，被指责以恶毒的用心丑化中国。实际上，影片并没有公开放映。那是我入伍的第二年，刚调到机关搞报道。组长看了报纸，鼓动我也写一篇。我说，这片子还没放映过，咋写？我也不能抄呀！其实，那时的所谓批判就是互相抄，“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北大、清华两校写作组）”。而我只是不想抄人家的，倒不是有什么见识。直到2004年，这部影片才在北京电影学院放映，算是给安东尼奥尼平了反。我庆幸当年没有给自己造成遗憾。
　　父亲和我都当过放映员
　　父亲1950年入伍，本来是奔着抗美援朝去的，没想到却分到省军区当了电影放映员。后来当俱乐部主任，还管放电影。1969年，中苏边界一度剑拔弩张，他被调到内蒙边防准备打仗。从部队转业后，又转到了省电影放映公司。两次面临战争，不惧；一生平凡岗位，无悔。让我佩服的是，在放映员这样平凡的岗位上，他居然荣立了二等功——在北京军区范围内，他创造了单位时间巡回放映场次最多的纪录，还为基层官兵修电器、寄信件、代购物品，赢得了赞誉。立功的事，父亲从未讲过，直到他临终前，家人才看到收藏的立功喜报。
　　我在部队的第一个干部身份，也是放电影，团的放映组长。但我实际上干的是写报道。放映组长只是兼职，天天带着电影组出早操，围着干涸的乌拉泊河滩跑一圈；每周团里放一两次电影，我帮着挂幕布、搬设备，还负责通知退休老同志。《解放军报》上登过一篇报道叫《等一等炊事员》，说的是，放电影前，领导提出等一等炊事班收拾碗筷的炊事员，从小事看官兵关系。我看了不由得后悔，这种事我怎么就想不到呢？ 　　有一次，我和电影组的同志去给外出施工的连队放电影。从乌鲁木齐到巴轮台，小车跑在颠簸的戈壁滩上，我们怕把放映机颠坏了，就抱起来放在自己的腿上，六七个小时一直抱在怀里。到了施工连队的住地，先在电杆上挂好幕布，然后到炊事班去帮厨。新疆的天黑得晚，晚上10点才能放电影。放映员给连队放电影，我便去哨位上，把哨兵换回来看电影。记得那天一口气放了3部电影，我站岗一直站到凌晨4点。3部电影中有一部是陈冲的成名作《青春》，我当时没顾上看，是后来补看的。
　　我的科长曾写过电影剧本
　　我调进乌鲁木齐军区《战胜报》社当编辑时，不到24岁。刚在一版发了一个整版的通讯，有一种井底之蛙的得意之感。很快听说，坐在我对面的编辑科长李西林，24岁已经写出了电影剧本《昆仑铁骑》。这让我那颗骄傲的心一下子冷静下来，知道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粉碎“四人帮”后，“文革”前拍摄的电影一下子解禁了，但人们的思想一时并没有解禁。记得一次放《女篮五号》，团政委边看边说：“都是女人的大腿，晃来晃去，让战士们看了不好。”“文革”中遭到“四人帮”封杀的电影《创业》，由于编剧张天民奋起抗争，得到毛泽东批示但并未公映，“文革”后成了反击“四人帮”的第一战役，名声大噪，风光一时。
　　一批新影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白桦写的《今夜星光灿烂》，张瑜演的《庐山恋》，刘晓庆演的《小花》，一时脍炙人口。记得还有一部电影名字叫《恶梦醒来是早晨》，反映出天亮了、解放了的心态。那时候，军区机关每周发电影票。每到星期天，乌鲁木齐青年路的人行道上，都是携家带口去看电影的人，一幅喜悦的景象。
　　我还记得香港电影评论家何达的一次演讲，是军区文化部邀请来的。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电影人。新疆的寒冬腊月，他竟然只穿一条单裤。何达说，就是因为到新疆，才听从劝告穿了一条单裤；在香港，一年四季只穿裤头和T恤。他說，自己40岁时像60岁，而60岁时像40岁，诀窍就是每天跑步、洗冷水澡。
　　让我更惊讶的是，何达每天至少看一部电影，天天写影评。他说，香港人是看了影评，才走进电影院看电影的。猛一听，我对他的工作好羡慕。但又听他介绍，每次看电影都要边看边在纸板上默记要点，回家马上写影评。细一想，这活儿比我们干新闻还紧张。
　　想起何达，我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影评家？网上最繁荣的是明星绯闻，很少看到电影批评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电影的泰斗级人物夏衍曾在报上说过一句话，希望繁荣电影创作，将来能够一周出一部电影。如今，夏公的愿望早已实现了。时下中国电影市场，一周何止一部新片？问题是，电影倒是繁荣起来了，然而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却很少走进电影院了。是电视、网络的冲击，还是电影题材的退化，仰或兼而有之？是我离开了电影，还是电影疏远了社会，我没想明白。
　　今年4月，在北京电影节的研讨会上，见到香港著名的电影演员、导演、制片人黄百鸣。他拍过《家有喜事》《搭错车》《叶问》等诸多影片，算是业界领军人物。他认为，现在是拍喜剧电影最好的时代。经过几十年春晚的熏陶，喜剧已经成为电影的主要类型， “80后”“90后”成为主要的观影群体。黄已70高龄，穿着休闲上装、白西裤、黄皮鞋，看起来不到50岁，还有如此年轻的心态，令人钦羡。我突然意识到，喜欢不喜欢看电影，尤其是喜欢不喜欢看喜剧电影，反映一个人的心态。因为，如今看电影的社交性需求，已经大大超越审美性需求。
　　其实，喜剧并不好拍，卓别林的幽默带给我们含泪的思考，而时下一些戴着喜剧帽子的“穿越”闹剧，笑过之后只有茫然。作为一个老兵，我更希望看到更多的崇尚英雄的时代正剧——今天的年轻人，并不缺少娱乐，而是缺少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