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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性格不同、家庭背景迥异、生活习惯千差万别的人同处一个屋檐下,恐怕是世间最困难的事情了。如果其中有两个人,这样的关系叫做婚姻;如果其中有六个人,这样的关系可能就是大学室友。
1996年秋,我进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习。报到完毕,由师兄领至寝室,其他室友已经到齐。不知因拘谨还是疲惫,最初的几天里,彼此不怎么说话。
Y的父母是山东知青;T是广州女生,黑黑瘦瘦,脸上爱发痘痘;Z来自浙江,打招呼时热情而得体,很有班干部范儿;S和她妈妈都是小个子,一边整理东西,一边磕叨云南话,急促的语速,听着像在打乒乓,叮叮咣咣,来回扣杀;陕西姑娘H则躲在蚊帐里,读了一下午沈从文,留给我们一个勤奋好学的印象。
后来意识到,第一印象完全可能是假象——比如H,其实是我们寝室最懒散的。有时中午下课回来,以为屋里没人,突然传出一个悠悠的声音,“几点啦?”H的床上伸出一只手,撩起蚊帐问,“老师点名了没?”当然,对于文科生,拥有的才华往往与起床时间成反比。H现在是一位有名的专栏作家——成为了当时我们认定她应该成为的样子。
互相熟稔之后,聊到第一印象,发现都有出入。比如在大家的第一印象中,我是个典型上海大小姐,看起来时髦、清高、拒人千里,深交了才知道,这原来是个傻大姐,文艺而迷糊,面对陌生人有点笨拙。尤其在我急速发胖、长相变得敦厚之后,收到最多的表扬就是:你一点不像上海人。
第一眼的彼此打量,实在与地域想象有关。时至今日,我们还常常见到地域帖:河南人如何,上海人如何,东北人如何……地域是否会赋予人群共性和差异?回答是肯定的。然而涉及具体个人时,地域标签则完全无效。在我看来,不以任何标签做先入为主的论断,是尊重他人的表现,也是心智成熟的标志。人性是普遍的,个体又是独一无二的——这是理解他人之道,也是与他人相处之道。
就这样,来自不同地区的六个人,开始了整整四年的同居生涯。
中学时代,我们习惯将学习狂人称为“野蛮人”。进入一所重点大学,一宿舍都是“野蛮人”,会不会丛林法则,竞争惨烈?入学前听过一些段子,关于大学同学勾心斗角,关于学习压力导致精神失常。加之室友又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人际关系,因而在种种想象之中,夹杂兴奋和不安。
新闻系(当时还没有成为学院)是一个学习氛围宽松的系。这种宽松,使得这个以高分录取进来的专业,成为其他文科院系眼中不学无术的典范。有句话叫“新闻无学”,又有一句话叫“新闻、国政两大闲人”。
这话说得对,也说得不对。新闻是一个与实际操作联系紧密的专业,也是一个理想与现实错位严重的专业。本科四年学习期间,新闻系的学生各奔各方向,各有各天地,因而围绕学习名次、直升名额等的竞争,不如某些院系激烈。当竞争关系减弱时,同窗情谊会显得更为单纯和稳固。
我们寝室六人里,Y的方向最明确:出国。她学托福、考GMAT、背单词、做听力;T洒脱随性,仿佛没什么事情值得她紧张;Z目的性、计划性极强,是我们寝室唯一不逃课的人;S招人喜爱,是个愿意为爱情付出时间的女生;H则像一位梦游家,旅行、读书、写字、睡懒觉。至于我,本科四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迷茫和游荡中度过的。填写大学志愿时,尚未产生什么志愿,只觉得新闻系名气大,以后可能比较好找工作。这种不坚定,导致我毕业之后没能进入媒体行业。当然,今天在我看来,媒体人是当下最值得尊敬,也对推动公民社会贡献最大的两种人之一(另一是法律人)。只是在当时,因为人生的不确定,因为前途的各种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在左冲右突。这让我们困惑,也让我们开阔。
生于70年代是幸运的。在精神层面,还能就着80年代的理想主义余热燃烧一阵;在物质层面,还能赶上买得起房,结得起婚。相比前辈,我们生活安稳——时代的大波动还没到来;相比后生,我们又不太焦虑——如果有焦虑,也是因为有选择。
这种从容也体现在人际关系里。我们可能是最散淡的寝室了。躺聊会、逃课座谈会、深夜交心会……在交流八卦和爱情心得之余,还会谈谈理想、勾勒勾勒未来,或者商量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恶作剧念头。几个疯丫头,没少做疯癫事:比如到中央海报栏张贴征友告示,比如夜里穿一袭黑衣在校园里吓唬人,比如拿个小本本记载损友语录……这些没边没谱的小事,不时从记忆里爆亮出来,让人幸福而惆怅。它们与青春不再有关,但与那段亲密而特殊的情谊有关——至少对我来说,走出校园就再没有过室友。
烦恼与磨擦呢?当然有。十几平方米的斗室,住着六个性格各异的人,说不上有什么私人空间,一个人的任何行为,都会影响到其他人。有的爱早起,有的喜晚睡;有的作风严谨,有的习惯松散。再加不可避免的人性小缺陷,每日的朝夕相处,对人也算一种考验。好在十几年之后回想,这些都渺小到不值一提。
与我同龄的中国人,多半是独生子女。在我看来,与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一起生活,是独生子女们必修的一课。我是一个天性糊涂、不怕吃亏的人,这让我与他人相处时,天然免除了很多障碍。但我也有不足,比如那时对人性的缺陷不能宽容。“天哪,她为什么要撒谎?”“她为什么喜欢偷用别人的洗面奶?”“她为什么总是半夜躲在床上吱吱咯咯吃东西,生怕我们跟她分食似的。”……当我们对他人幻想过多,并且缺乏自省时,就会容不下他人的缺点。这是年轻时容易犯的毛病。时隔多年再看,除了杀人、告密等原则性问题,有什么是不能被理解的呢?甚至可以说,只有在认识到自己与他人一样有缺点,甚至认识自己的缺点比他人的更多时,才可能对他人产生真正的爱。这样的自省和忍耐,是我们毕生需要学习的功课。
最后提一下老友们的近况:Y在新加坡、T在美国、Z在加拿大、S在上海、H在北京。我们从不同地方来,一起生活四年,又各自去了更远的远方。朱令案、黄洋案之后,网上流行一句话:“感谢室友不杀之恩”。我也要感谢我的室友:你们让我拥有那么美的回忆,也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1996年秋,我进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习。报到完毕,由师兄领至寝室,其他室友已经到齐。不知因拘谨还是疲惫,最初的几天里,彼此不怎么说话。
Y的父母是山东知青;T是广州女生,黑黑瘦瘦,脸上爱发痘痘;Z来自浙江,打招呼时热情而得体,很有班干部范儿;S和她妈妈都是小个子,一边整理东西,一边磕叨云南话,急促的语速,听着像在打乒乓,叮叮咣咣,来回扣杀;陕西姑娘H则躲在蚊帐里,读了一下午沈从文,留给我们一个勤奋好学的印象。
后来意识到,第一印象完全可能是假象——比如H,其实是我们寝室最懒散的。有时中午下课回来,以为屋里没人,突然传出一个悠悠的声音,“几点啦?”H的床上伸出一只手,撩起蚊帐问,“老师点名了没?”当然,对于文科生,拥有的才华往往与起床时间成反比。H现在是一位有名的专栏作家——成为了当时我们认定她应该成为的样子。
互相熟稔之后,聊到第一印象,发现都有出入。比如在大家的第一印象中,我是个典型上海大小姐,看起来时髦、清高、拒人千里,深交了才知道,这原来是个傻大姐,文艺而迷糊,面对陌生人有点笨拙。尤其在我急速发胖、长相变得敦厚之后,收到最多的表扬就是:你一点不像上海人。
第一眼的彼此打量,实在与地域想象有关。时至今日,我们还常常见到地域帖:河南人如何,上海人如何,东北人如何……地域是否会赋予人群共性和差异?回答是肯定的。然而涉及具体个人时,地域标签则完全无效。在我看来,不以任何标签做先入为主的论断,是尊重他人的表现,也是心智成熟的标志。人性是普遍的,个体又是独一无二的——这是理解他人之道,也是与他人相处之道。
就这样,来自不同地区的六个人,开始了整整四年的同居生涯。
中学时代,我们习惯将学习狂人称为“野蛮人”。进入一所重点大学,一宿舍都是“野蛮人”,会不会丛林法则,竞争惨烈?入学前听过一些段子,关于大学同学勾心斗角,关于学习压力导致精神失常。加之室友又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人际关系,因而在种种想象之中,夹杂兴奋和不安。
新闻系(当时还没有成为学院)是一个学习氛围宽松的系。这种宽松,使得这个以高分录取进来的专业,成为其他文科院系眼中不学无术的典范。有句话叫“新闻无学”,又有一句话叫“新闻、国政两大闲人”。
这话说得对,也说得不对。新闻是一个与实际操作联系紧密的专业,也是一个理想与现实错位严重的专业。本科四年学习期间,新闻系的学生各奔各方向,各有各天地,因而围绕学习名次、直升名额等的竞争,不如某些院系激烈。当竞争关系减弱时,同窗情谊会显得更为单纯和稳固。
我们寝室六人里,Y的方向最明确:出国。她学托福、考GMAT、背单词、做听力;T洒脱随性,仿佛没什么事情值得她紧张;Z目的性、计划性极强,是我们寝室唯一不逃课的人;S招人喜爱,是个愿意为爱情付出时间的女生;H则像一位梦游家,旅行、读书、写字、睡懒觉。至于我,本科四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迷茫和游荡中度过的。填写大学志愿时,尚未产生什么志愿,只觉得新闻系名气大,以后可能比较好找工作。这种不坚定,导致我毕业之后没能进入媒体行业。当然,今天在我看来,媒体人是当下最值得尊敬,也对推动公民社会贡献最大的两种人之一(另一是法律人)。只是在当时,因为人生的不确定,因为前途的各种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在左冲右突。这让我们困惑,也让我们开阔。
生于70年代是幸运的。在精神层面,还能就着80年代的理想主义余热燃烧一阵;在物质层面,还能赶上买得起房,结得起婚。相比前辈,我们生活安稳——时代的大波动还没到来;相比后生,我们又不太焦虑——如果有焦虑,也是因为有选择。
这种从容也体现在人际关系里。我们可能是最散淡的寝室了。躺聊会、逃课座谈会、深夜交心会……在交流八卦和爱情心得之余,还会谈谈理想、勾勒勾勒未来,或者商量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恶作剧念头。几个疯丫头,没少做疯癫事:比如到中央海报栏张贴征友告示,比如夜里穿一袭黑衣在校园里吓唬人,比如拿个小本本记载损友语录……这些没边没谱的小事,不时从记忆里爆亮出来,让人幸福而惆怅。它们与青春不再有关,但与那段亲密而特殊的情谊有关——至少对我来说,走出校园就再没有过室友。
烦恼与磨擦呢?当然有。十几平方米的斗室,住着六个性格各异的人,说不上有什么私人空间,一个人的任何行为,都会影响到其他人。有的爱早起,有的喜晚睡;有的作风严谨,有的习惯松散。再加不可避免的人性小缺陷,每日的朝夕相处,对人也算一种考验。好在十几年之后回想,这些都渺小到不值一提。
与我同龄的中国人,多半是独生子女。在我看来,与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一起生活,是独生子女们必修的一课。我是一个天性糊涂、不怕吃亏的人,这让我与他人相处时,天然免除了很多障碍。但我也有不足,比如那时对人性的缺陷不能宽容。“天哪,她为什么要撒谎?”“她为什么喜欢偷用别人的洗面奶?”“她为什么总是半夜躲在床上吱吱咯咯吃东西,生怕我们跟她分食似的。”……当我们对他人幻想过多,并且缺乏自省时,就会容不下他人的缺点。这是年轻时容易犯的毛病。时隔多年再看,除了杀人、告密等原则性问题,有什么是不能被理解的呢?甚至可以说,只有在认识到自己与他人一样有缺点,甚至认识自己的缺点比他人的更多时,才可能对他人产生真正的爱。这样的自省和忍耐,是我们毕生需要学习的功课。
最后提一下老友们的近况:Y在新加坡、T在美国、Z在加拿大、S在上海、H在北京。我们从不同地方来,一起生活四年,又各自去了更远的远方。朱令案、黄洋案之后,网上流行一句话:“感谢室友不杀之恩”。我也要感谢我的室友:你们让我拥有那么美的回忆,也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