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改革开放30年带给我家庭的变化、家乡的变化，我深深地感受到幸福。
　　
　　靠工分过活的日子
　　
　　我的家在山西省汾阳市栗家庄村，是一个地道的以农耕为主的农民家庭。爷爷家境比较窘迫，连住的窑洞都是典着人家的。父亲是老大，兄妹7人。我出生于1964年，在家排行老大，下有3个妹妹。
　　打我记事起，我们家就住在一个一天到晚都见不着太阳的黑窑洞里，不论白天黑夜，老鼠时不常到处乱窜。父亲当时是生产队副队长，每天都是带着大伙耕种、锄草、收割、打场、挖渠、修梯田、抗旱等等，然而，辛苦一年的劳作依然难以在年底分到红。记得我妈曾经讲过，当时家里不欠队里工分就很满足了。
　　为了能让父母安心地在地里多干些活，我主动承担起了照顾两个妹妹和家务的担子。为了贴补家用，我在窑顶上动手盖起了养兔的窝，不管中午还是晚上，只要一放学就到地里割草，每到交学费时就到供销社去卖兔子。当时学校还组织我们捡麦穗，敲4-6厘米的小石子卖来抵补学费，为此我还砸伤了自己左手大拇指。而父亲为了每天两毛钱，给当时的保健站拉水。有时父亲上地干活赶不回来，母亲就自己去辘轳井里摇水，一桶一桶地摇上来送去，我就跟在后边帮着推车，不论寒冬酷暑。这每天两毛钱的贴补，为支撑这个家起着大作用。就这样，我的家庭和中国其他农民家庭一样，顽强地走进了1978年。
　　
　　“三妹”带来的好日子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在全国兴起，我家乡深切地感受到了春风的暖意。我父亲辞去生产队队长后，先后在大队、凿井队、农副业基地作过后勤管理、会计等工作，并在农副业基地学会了酿酒、酿醋以及曲种的制作，为以后自己承包经营打下了基础。
　　1982年，正是我上高一的时候，我父母打泥胚、烧砖，用自己艰辛的劳动和辛勤的汗水耗时近一年盖起了属于自己的5间窑洞，没有粉刷就住了进来。父母用其中三间窑洞开起了酿醋的小作坊。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父母亲脸上那灿烂的笑容，一天能进账3块钱。之后，父亲每天都是四五点起床，一年365天从未有过休息，他把小作坊当成创业地，里里外外打扫得一尘不染。
　　父亲经常讲，以前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也挣不下几个工分，稍不注意还要欠下债务，政策好了，就要好好干上一番。当年，邻村上下为了能买上我父亲酿的醋，要提前一个星期排号，窑洞里摆满了写着名字和日期的各种容器。后来，为了能够满足当地人吃上优质醋，父亲先后收了六七个徒弟。当我高中快毕业那年，我们家很荣幸地被评为劳动致富光荣户——万元户。
　　从此，父亲在当地的信誉越来越好，名气也越来越大。杏花村酒厂、太原酿醋厂都提出聘请他，但考虑到家中土地没有人耕种，我又考上了中专，家里还有4个人需要照应，所以他只是帮着指导指导。就这样，通过几年的辛勤劳动，我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院子里增添了三间预制板房子，自来水管也接进院子，还打做了一套家具，买了电视机、缝纫机，承包的土地上全部种植了苹果树和核桃树等。
　　由于奶奶去世早，我的父母亲还为我三叔、四叔、三姑成了家，并还清了爷爷当年欠信用社的债。父亲年纪已大，我又在北京上班，他把酿造手艺传授给了我的妹夫，并把我家的小作坊连院子折给我妹夫，现在父母亲置办了宽敞明亮的新住宅。我母亲常常向我说起：“自从有你三妹之后(1978年出生)，咱家的日子就越过越好。”殊不知，这一年正是国家走向改革开放之年。
　　
　　父母的晚年生活
　　
　　如今，我们村里，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排排新楼房取代了传统的旧窑洞，一条条柏油路取代了旧日的黄泥路，一盏盏明亮的路灯改变了过去漆黑的面貌。大队的新礼堂、唱戏的新戏台、老年活动中心、街心公园也都红红火火地建了起来。
　　过去无钱购买的洗衣机、音响、彩电等，早已成为寻常百姓家最普通不过的生活必需品；过去想也不敢想的固定电话几乎家家都有，手机、电脑也陆陆续续亮相寻常老百姓家，邻村上下也都通了公交汽车，还有更方便的出租车。
　　特达土特产品生产基地、森力啤酒厂等等吸纳了不少村里的年轻人。村里还自发组织村民国内旅游，游览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和名山大川，开阔了视野，陶冶了情操，激发了农民更加致富的愿望，现在，母亲和村里的同龄人组织了秧歌舞蹈队，父亲每天都为村里做着义务劳动，他们正幸福地享受着他们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