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青年、文艺青年其实都是模糊不清的虚假概念。但人们使用它们这事，还是富有意味的。比如最近很火的文艺电影《路边野餐》的导演毕赣，生于1989年，爱写诗，还把影像的欧洲语法玩得挺溜——是妥妥的所谓文艺青年吧。
　　后来我和毕赣以及他一些影视圈朋友吃夜宵。有位脸孔精致的女青年非常失落和不解：导演，为什么你这么早结婚？有没有过一丝后悔？
　　“因为她好啊，挺好啊。”“不会啊，为什么要后悔？”答案朴素也准确。
　　大家对才华横溢的男导演的人物设定，大概是在北京晃荡着，为了更轻盈更自由的创作，远离家庭和日常琐碎人生的重负。可是毕赣早早结婚了，对方只是千万个普通的影迷之一。他们还刚生了个儿子，据毕赣说娃娃特别逗，从他微信头像来看，娃娃的嘴巴笑得很开。
　　毕赣说自己的生活方式完全不文艺，就是个喜爱喝酒、炸金花的普通青年。平时他不太看微信，手机丢在一边，隔个两三天翻一下。他说，有事还是打电话，或者发邮件。我记得去年底他一度说自己卸载朋友圈了，因为手机内存不够。
　　好友梁凯说，过去再怎么困难，毕赣也就贪吃，不会发火。毕赣总和梁凯说，咱俩去吃烤串吧，梁凯说没钱，结果两人吃得一发就不可收拾。
　　有段时间两人都住在北京，隔两个地铁站。毕赣很会讲故事。一道回家时，毕赣会在地铁上一直讲爱情故事，聊到后面梁凯就不由自主跟毕赣下车，再跟到人家家门口去。
　　梁凯最近有点难过，觉得毕赣被过度解读了。比如有一篇文章标题写“这部成本只有100万的电影，帮助中国电影进步了五十年”。马上又有一篇文出来反对这种浮夸解读。
　　但毕赣本人心很静啊，他说，“你被时代定义为什么样子，对个体来说，特别地不重要，我每天吃什么、去哪儿乘凉才是最真切的，至于《电影手册》、《纽约时报》怎么写我，真的就高兴几分钟，几分钟过后，家里面闹矛盾，我心情又不好了。”
　　他不想来北京（虽然他在北京心也很静）。但凯里有令他一头雾水的生活，他在生活里才能拍电影。
　　这确实比不少文艺青年强悍。在复杂甚至沉重的生活面前不虚弱、不逃避，去爱，去一头撞上，在真切琐碎的生活中感受，并存在。他的电影主题也是这样的，普通人的人生，普通人的遗憾，和在时光流逝中去尝试补偿。
　　毕赣很喜欢日本动画《一拳超人》。“一拳超人做一切都是兴趣使然，强到逆天，只在乎超市特卖会。”我猜测他内心的自我设定也是一拳超人，没有太多花式技巧，一拳头打得所有怪兽烟消云散，因为出于兴趣，拥有真实的轻松和从容。
　　《一拳超人》很有日式动漫惯有的幽默。其实《路边野餐》也有类似的时刻。比如陈升尴尬又深情地为妻子唱着小茉莉，小卫卫拍拍他的肩膀：再不走赶不上火车了。
　　有人说他最近被捧出了狂妄。我倒觉得跟去年年底的他没太大不同——他当时就说了呀，“我想不到别人能做出这样的故事来。”
　　他的狂言有时是带道理的。“诺佳诺新导演奖因为《路边野餐》，这个奖项才有价值，我的作品要大于这个奖项，不能让奖项大于作品。影展的意义才会变得更有效。”这难道不是说不要过分崇拜所谓奖项吗？也对啊。
　　他其实不想说太多话。这也是他刚在上海注册电影公司的原因，在北京的影视圈，太多无谓的局和废话了。也是这样的人才会更乐意用诗歌、电影的表达介质（而非小说）吧。
　　拍电影，资本的作用很难讲。只有两万块钱就开拍《路边野餐》，但毕赣的心是自由的（有点天赋的导演处女作往往有初生牛犊不怕虎之气）。接下来钱肯定更多了，用好这些钱，同时保持自由，才是新难题。但他看上去还是冷静得要命，还更不怕了——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踢好未来的球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