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百年——故宫老照片特展”于2015年5月17日至7月17日在故宫博物院神武门展厅举办，它是紫禁城兴建600年、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院庆”系列展览中的首档大展，也是故宫秘藏老照片第一次向社会展出，很多照片系仅见孤品首次发布，皆乃弥足珍贵的影像史料。
　　19世纪前半叶，摄影术在欧洲诞生，人类进入到以设备和光线记录图像的影像时代，世间万状都可以在瞬间定格为永恒的图像。在清代后期，摄影术以其非凡的纪实功能，伴随着社会动荡进入中国，进而风靡朝野内外，仅故宫遗藏各种基质的历史照片就近4万张（件），成为特藏文物中最为生动的一类。其中院藏老照片近2万张，玻璃版底片2万张，既有清宫旧藏也有民国旧藏。除社会上一直热门的清宫题材外，还有很多影像涉及百年前的人物、政治、经济、军事等，涵盖了晚清至民国历史的方方面面。
　　拍摄时间最早可上溯至19世纪60年代。在为数众多的影像收藏中，众所周知的拍摄于1903-1904年的慈禧太后系列照片，总量在700张以上：包括紫禁城、西苑三海、三山五园在内的大量皇家建筑照片，在很大程度上指导着今日对现存古建筑的保护与利用；照片中的新式学堂和工厂，展现了近代中国自强求富的急迫心态和艰辛探索：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曾拍摄过一批中央部院大臣及京外官吏的组照，再加上民国时期在政治、商业、学术、文艺等领域的知名人士，众多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人物影像得以保存：还有反映溥仪退位后“小朝廷”的历史照片以及寓居天津的生活掠影等等，这些都是故宫博物院在影像收藏方面的特色种类。
　　“光影百年——故宫老照片特展”聚焦于距今百年前后的近代中国，时跨晚清至民国，一个新旧交替的重要转折时期，既有战乱频仍、内忧外患，也有变法图强、新政实施。在“光影百年一故宫老照片特展”中，以清末民初交替的历史时段为主线，分“殿堂余晖”、“群像浮光”、“兴业图强”、“禁宫新生”四个单元，反映从“皇宫”到“博物院”的历史跨越。特展精选近300帧影像，虽属挂一漏万，亦足证当时的建筑风貌、人生百态、社会变迁和王朝更替。老照片整体稀缺、珍贵，无论是纸质影像还是玻璃底片，质量上佳，清晰度高，史料价值高。很多照片系仅见孤品首次发布，皆乃弥足珍贵的影像史料，使历史的瞬间永久留于世人心间。
　　19世纪上半叶，摄影术诞生于法国，人类由此进入影像时代。鸦片战争后，摄影术传入中国，随之风靡整个皇宫。从宫阙、坛庙到苑囿、陵寝，昔日的皇家禁地第一次以影像的方式映入人们眼帘。中海海晏堂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是在原仪鸾殿旧址上仿长春园海晏堂建起的一座西洋楼。楼成后，这里作为慈禧太后接见外国公使夫人和女宾的场所。照片中海晏堂楼前水池两侧设有“十二生肖”铜像，与长春园海晏堂不同的是，这里的生肖铜像并不喷水，但它们仍然具备授时功能。奥妙就在铜像的手中各执一盏电灯，会根据一天中时间的不同分别亮起。从长春园“水力钟”到中海“电力钟”，两座海晏堂水法的变迁体现了授时技术的进步。仅有的这一照片为我们展现了巴洛克风格在清代宫廷建筑中的最后辉煌，该建筑现已无存。这些摄于清末民初的老照片，忠实地记录了内忧外患背景下皇家建筑的恢宏与悲凉，也承载着中国一个历史时代的记忆与沧桑。
　　紫禁城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数百年来，严禁平民百姓涉足。清末民初留下的影像资料，忠实地记录了皇家建筑的恢宏与高敞，也承载着一个历史时代的记忆与沧桑，向后人展示了昔日皇宫建筑及陈设的真实风貌。百年历史，浓缩在灰白发黄的老照片中，这是紫禁城的记忆遗产，更是全民族的历史财富。
　　宫禁生活，历来为史家讳莫如深。那一圈高墙围起的人和事，距离寻常百姓遥不可及……直到有一天，照相机被携入皇宫，尘封久远的宫门得以重扉轻启，从天潢贵胄、达官显宦，到普罗众生，影现出百年前各个阶层人物百态，凭借着一帧帧照片而播散天下。
　　中国连绵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于晚清，也结束于摄影术诞生之后，可凭借影像记录历史的时代。后来者可以不需再像从前一样，单纯依靠文字记载来想象逝去的人和事。“群像浮光”单元以人物为重点，选取近代史生活在清宫中，从清王朝最后的主人慈禧太后开始，至最后一刻都在为逊清小朝廷服务的宫人们结尾，以光影为载体，将近代史中生活在清宫中，及环绕于其周围的人物影像，为世人展现那个时代舞台上的代表人物的缩影。
　　晚清宫廷人物的照片，珍稀度较高，皆为清宫原装特制之作，影展上首次面世的巨幅慈禧太后七旬大寿全身着色像，照片长75厘米、宽60厘米之间，非常精细平整地托裱在硬纸板上，装帧极为考究，并镶在长108厘米、宽86厘米的特制雕花金漆大镜框中，上悬行龙圆头银制挂钩，御用明黄色丝帘垂遮，在20世纪初的技术条件下，把照片放成如此之大，甚为不易。且这些照片影像清晰，色彩雅丽，采光极为柔和协调，构图十分讲究，画面意境深邃，人物传神，立体感、质感均佳。这样的照片不仅在当时罕见，即使用现代标准来衡量，也堪称是人物摄影的佳作，足以体现出御用摄影师的纯熟技法和高超的艺术水准。
　　慈禧皇太后“御容”除了悬挂在宫内各处供她自己欣赏，还将其赏赐王公大臣。西太后晚年经常在颐和园内的乐寿堂、仁寿殿、排云殿招待外国公使夫人。故宫保存有一张慈禧与美国公使康格夫人等的合影，照片中的慈禧身穿绣满寿字和各色大朵牡丹并镶有金边的袍褂，又饰以许多美玉与珍珠璎珞：冠冕上挂满珠宝，有玉制的凤、蝴蝶及珠花、金簪等；绣袍外的披肩形似渔网，是由3500百颗专供帝后御用的东珠穿织而成，璀璨夺目：手上戴有几副珠、金、玉镯及宝石戒指，脚蹬饰缀着串珠的绣花高足盆底鞋，打扮得雍容华贵，端坐于御座上，左右站立着外国公使夫人等。这张照片，实为晚清时期中外关系史上不可多得的见证。一时间，慈禧太后的形象频繁地出现在欧美国家的书籍刊物上。看来，是“照片外交”起了作用，并定格了这位超重量级历史风云人物的晚年岁月。
　　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溥仪退位，268年的清王朝宣告结束。按照“清室优待条件”，溥仪退位后皇帝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清帝岁用400万元由民国政府拨付；清帝可暂居紫禁城内廷，日后移居颐和园……从1912年退位至1931年投靠日本，溥仪在北京、天津两地度过了近20年的逊位生活。围绕在溥仪身边，有他的父亲载沣、宫中地位最尊崇的端康皇贵太妃、皇后婉容、皇妃文绣以及他的胞弟胞妹们，这些人组成了名副其实的逊清“第一家庭”，他们所因循的宫廷生活与社会活动在当时就是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话题。故宫博物院保存的这一时期历史照片以反映“第一家庭”宫内宫外的生活为主。正是这些照片为我们了解逊清皇室的生活提供了绝佳材料。 　　晚清大臣照片在故宫博物院的影像收藏中占有重要一席。一本名为《王大臣官弁亲兵照像》的相册显得颇为珍贵。这是一部时代较早的官员影像档案，里面的全部照片拍摄于19世纪80年代。在相册中，著名的洋务大臣盛宣怀尚是一名候补道员：还未被授予北洋水师提督的丁汝昌尚为天津镇总兵：还有宋庆、左宝贵、叶志超等晚清名臣，后二人分别在1894年和1900年反抗帝国主义侵华的战斗中壮烈牺牲……这些几乎是被拍摄者人生的第一张照片，有些还是他们唯一留存于世的影像，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
　　除了皇帝后妃、王公大臣以外，故宫博物院还保存了相当一批清末民初供职在紫禁城中的太监宫女的照片。这些照片中，有内务府的存档名册，有戴朝珠着补服的太监官员，有辈分较高的宫女妈妈，有以某一宫殿为组织单位的太监群像，还有宫廷遴选八旗秀女的纪实等等。从照片中一张张新奇不解或麻木忧郁的脸庞，我们能够一览这些将青春和前途埋葬在封建宫廷中的人们于紫禁城中的生活状态。就在这些照片拍摄后不久，溥仪便将他们遣散出宫，这一群体便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20世纪初，面对庚子之后的社会危机及愈演愈烈的革命党运动，清政府不得不推行新政以挽救风雨飘摇的末路王朝。摄影术在这一时期的中国，超越了赏玩留念的一般功能，以其特有的纪实方式，被广泛用于军务、工业、交通等各个领域。它与影像中出现的新事物、新面貌共同见证了20世纪初的中国向近代化迈进的过程。
　　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后，清政府认识到旧式军队的落后，由此决定采用西法编练新式军队，1902年后，全国性的新军编练正式开始，与此相适应，1905年后新式军事学堂大量出现。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历史照片，从军事、教育、实业和筑路四个方面反映了清末新政这段时间的重大举措。通过这些历史照片，我们得以了解前人在将中国引向近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些艰苦卓绝的探索，其精神堪与列强争锋。
　　1924年11月，清逊帝溥仪在国民军的解送下离宫，清室善后委员会开始清查皇宫遗留的各种物品。次年10月10日，博物院开院典礼在乾清宫前举行。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告知到场观众：“从今天起，这个地方属于每一个国民了。”自此，600年的“皇宫”禁地，脱胎为全新和开放的“故宫博物院”。本单元通过建院伊始的人员、机构、事务、展陈等影像，再现了90年前那段历史辙痕和风貌。
　　其实照片，尤其是历史照片，其价值就在摄影师有心抑或无意的快门瞬间留下的那个基于一张平面的时代，时间越久远，变迁越频繁，这张“平面”对今人而言就越有意义。平面的影像，折射出无限广阔的立体图景。在故宫博物院90华诞之际，回眸百年历史筚路蓝缕的成长经历，更别具温故知新的深远意义。在照片的时间节点上，好像前人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时间之窗，如此洁净透明，百年光景，触手便可感知。透过这扇时间之窗，我们可以发出这样的豪迈：一张发黄的老照片可以再现消失的光阴，这就是记录的意义所在。这一切，让人情不自禁地去窥秘、探索、考证、揭示……世人在欣赏、感受、感怀与思考中，共同见证老照片特有的多重价值，共同领略它们独特的艺术魅力！
　　故宫珍藏这批旧照虽历经百年，依然保存完好，成为宝贵的财富。它们是今天的我们探究摄影史、清史和民国史真实、生动、直观的不可替代的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