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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与母亲的战争
女儿要么是母亲的翻版，要么与她们截然不同。1910年代后期的美国年轻女孩儿，要推翻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标准，而她们第一个对抗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母亲。这种“战争”，是她们取得自身认同，与社会固有习俗争斗的开始。
1915年5月22日，在如潮水般的媒体闪光灯和举着签名簿的粉丝包围中，尤金妮娅‘凯莉(Jareckinia Kally)慢慢地、惬意地站到了纽约曼哈顿上东区约克维尔地方法庭的被告席。这位年仅19岁，漂亮迷人、大方自信的女孩儿，是纽约银行业著名家族的唯一继承人。令人吃惊的是，状告她的人，竟然是她的母亲海伦·凯莉，一位气质庄重、举止严谨的典型维多利亚时期女性。
母女两人不同的趣味和喜好，从衣着上轻易显露。开庭之日，尤金妮娅穿着暗绿色套装，内衬白色丝绸上衣，衣领竖着，并系着一条鲜红色的领带，她的蜷曲秀发上戴着黑色的三角形无檐草帽，上缀一朵黄花和一个玫瑰花结做装饰；而凯莉夫人则穿着老式的黑色高领服装，全身上下包裹严实，整套装束的唯一亮色来自于衣领四周的一圈白色蕾丝，虽高贵却颇为沉闷。请多加注意，作为新女性的尤金妮娅与母亲衣着的迥异风格具有重大意义，可以说，新女性首先是从衣着上将自己与母亲一代区别开的，它的起始点可以追溯到1913年，纽约的社交名媛玛丽·费尔普斯·雅各布斯用两条白手帕、一条丝带和一根绳子设计了无背式胸罩，它取代了用鲸须支撑的既僵硬又限制妇女自由活动的紧身胸衣。正如1920年代著名的时尚评论家玛奇加兰曾经说的：“西方文明世界中女性的整体地位，她们争取平等和成功所作的斗争，都反映在了她们的穿着上面。”
回到上面的案件，开庭的几天前，凯莉夫人向警方罗列了自己女儿的种种罪状，并要求他们逮捕她。当天晚上，两个便衣警察在宾夕法尼亚车站的餐厅找到了尤金妮娅，并把她在警局扣押了整晚，直到她的姐姐前去保释。母亲对女儿控状是：“数月以来，天天流连干百老汇的舞厅，沉迷干爵士乐，香烟、苦艾酒和白兰地。”更为严重的是，“她和一个已婚的老男人艾尔·戴维斯关系暧昧，而他是一个专对懵懵懂懂的富家女孩下手的骗子”。
为了制止女儿的堕落行为。凯莉夫人用尽了各种方法：增加女儿的零用钱、缩减她的零用钱；恳请她待在家里、命令她待在家里……她甚至在午夜之后将宅邸的大门锁上，心想着女儿不会冒险晚归而在门廊的台阶上度过寒冷的夜晚，但这一切终究毫无作用。尤金妮娅会砸开铜把手上方的玻璃窗，然后从里面打开门。迫于无奈，凯莉夫人将女儿告上了法庭，并强调了她“所犯罪行”的“反社会性”。
尤金妮娅在家里时，对母亲的质问只有简单的一句回答：“哎呀，如果我有一晚上不跑起码六家夜总会，我就会失去社会地位。”在法庭上，面对律师的种种诘问，她反驳道；“我不会回我母亲那儿的，我不准备为我做的任何事向任何人道歉。我不准备和艾尔‘戴维斯划清界限。我母亲挑起了这件事，我会奉陪到底的。”她态度坚决。审判后的第三天，尤金妮娅的态度发生了陡转，“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因为她意识到顽抗到底的结果只会失去那1000万美元的遗产继承权。看上去官司以凯莉夫人的胜利结束，但不到三个月后，尤金妮娅就和“骗子”私奔并举行了婚礼，两年后，她继承了巨款，虽然她后来还是离了婚，但她的生活已经跟母亲凯莉夫人的生活完完全全地不同了。
这场法庭上的母女之争，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她们之间的角力，是现代女性和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较量。凯莉夫人的时代，女性受到严格礼仪规范的熏陶，它们被称为“女士禁则”：“没有女士端坐时会交叉双腿；没有女士会把背部靠在椅背上；没有女士出门时不在包里带块干净的亚麻布手帕；没有女士不扣上手套纽扣就出门；没有女士赤足踩在不铺地毯的地板上……”
这些母亲的恋爱时代，和男朋友的关系是经过仔细斟酌的，在这个问题上，她们也喜欢听命于父母的安排和意见。十几岁的她们在自家前厅门廊或客厅接待文质彬彬的男宾时，一举一动都在成年人的注视之下。她们习惯于在这种“监护”下，和男朋友玩上几个小时的投圆片游戏或者只是单纯地聊天，偶有两人独处的时间，他们会去参加教堂活动或是听场音乐会，然后规规矩矩地“3点半到家”，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恋爱是在被看管和限制下进行的。然而到了她们的女儿一代，女孩们“和停在路边漂亮汽车里的游手好闲的小伙子晚上出去兜风，就他们两人舒舒服服地待在车子里，想上哪儿就上哪儿，一路上除了他们俩，没有任何人”。
凯莉夫人对于女儿尤金妮娅行为的“反社会性”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语中的，尤金妮娅这一代新女性要追求的，是张扬的个性和绝对的自由，浪漫的爱情和激情的性爱。在与母亲的家庭战争中，她们找寻自我的身份认同，她们要挑战的，正是已有的社会传统。
缔造和传播新生活
新女性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其风靡程度令人难以想象。作为新一代女性，她们坚定地寻找着生活的真谛，创造着鲜明区别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生活方式，并且把它传播给更多的女孩。
成为她，你能做到哪一步?
新女性成为一种风尚，无论城市、乡村，女孩个个要做新女性。少不经事的她们，甚至为此付出难以挽回的代价。
在上文提到的庭审几年之后的1920年，比尤金妮娅更为大胆的新女性(New women)在美国的大街小巷已经随处可见。她们的显著特征是：剪着短款波波头，画着大胆的妆容，穿着短裙招摇过市。她们喜欢手夹香烟，嗜饮杜松子酒，在爵士乐酒吧度过一夜又一夜，频繁更换着一拨又一拨的男伴。她们大多数自己养活自己，喜欢和男性平起平坐，偶尔热情高涨，还会积极参加投票(她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并不关心政治，这也是她们被女权主义者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时，《新共和国报》的编辑布鲁斯·布利文就曾经特别撰文描写了她们中的一位叫做珍(Jane)的女孩：“19岁的她代表了年轻一代，是美国新女性的典型。她‘可怜的’牧师指责她是一个极端可怕的野孩子，她涂脂抹粉、抽烟，喝酒，喜欢参加派对。在两小时开了60英里后+将车子停在一边，从她父母郊外住宅的草坪上慢悠悠地走过……珍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她化妆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达到一种完全不真实的效果——苍白的脸色、鲜红的双唇、涂着浓浓的眼线。”当别人对她如此打扮和出格的行为发问时，珍总是轻松地对答，但语气中带着明显的挑战和宣誓意味：“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正好说明我们不喜欢遮遮掩掩。或许这种打扮和独立、自谋生计以及投票等等所有这类事更为匹配。像遮着你的手臂和腿部这样的事情，总有点被养在深宫后院的意味，你不这样认为吗?女性仍然渴望被爱，但她们希望这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她们真正拥有的品质能够得到尊崇。如今 的女性从古老的桎梏中已抖落下了片片尘埃。”
在整个上世纪20年代，这样的新女性是主导公众视线的热门话题。她们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影响力深入到美国的每个农场、小镇和乡村，当然，这跟当时美国迅速发展的时尚杂志、电影和广告产业息息相关。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女孩，人人都想成为她们中的一员。在芝加哥，有一个14岁的小女孩由于母亲不让她穿标志着新女性的服装而自杀，在报道中读者得知，“她班里的其他女孩都穿长筒袜、剪着短头发、自称新女性，她也想成为一名新女性。但是她母亲思想古板，和蔼但坚决地对她说了‘不’，于是这个女孩把煤气管塞进嘴里，打开了煤气”；1922年，宾夕法尼亚州艾伦镇的中年妇女安娜梅斯姆在给自己23岁的女儿望风时被捕，她女儿在市场的一家服装店偷了价值150美元的衣服、长筒丝袜和内衣裤。梅斯姆太太涕泪交加地向法官解释：“我没有钱给女儿买她想要的衣服。艾达特别想做个新女性，为了给她搞到那些衣服，我们就决定去偷。我怕她用其他更糟的办法得到衣服，所以我就帮她偷衣服来让她打扮得和其他人家的女孩一样体面。”
美国社会到了1918年的时候，时尚杂志成了最受女性欢迎的杂志，她们着迷于封面女郎的瘦削身材和靓丽服装，还为当中的女性专栏文章深深陶醉。如果自己没有足够的钱买下那些流行的衣物、不能出入灯红酒绿的酒吧，那么在照片和文字的世界里，她们可以做一次免费的旅行。只要选对了杂志，那么她们所获得的资讯是绝对权威和令人信服的，因为它们出自真正的新女性之手。
给你“美梦和幻想”
新女性的革命，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她的最初代表者几乎都是中产阶级以至上流社会的女孩，她们具有良好的品位和极强的号召力，如果握有足够的才华，那么影响世人便轻而易举。
1910年后直至20年代初的杂志封面上印刷着时髦，瘦削的新女性，她们的裙裾在风中飘扬，优雅的衣服自然服帖地衬托着迷人的身段，它们给予其他女性的，是要模仿和成为的对象。针对杂志的这一作用，《名利场》的资深编辑弗兰克克朗宁希尔德曾总结，杂志图片给予美国妇女的唯一礼物，是“美梦与幻想”。但在戈登·康威(Gordon Conwell)身上，这句话可以改写为，艺术带给女性“美梦和幻想”。
彼时的美国，有两位非常著名的封面设计艺术家，一位男性，一位女性。约翰-赫尔德早于戈登·康威出名，和后者相比，赫尔德这位男性对新女性的自由和轻薄感兴趣，他笔下的人物喜欢光着双腿和胳膊，短裙四处飘扬，在他那里，她们都长着圆圆的脑袋和既圆且亮的眼睛。她们热衷于悬在半空中像是踩着查尔斯顿舞步，要么就是被他置于某种颇为尴尬的可笑境地。康威却是另一个路数，她更注重表现女性的服装和风格，她画笔下的女性苗条，时髦且高傲无比，她们的穿着被她描绘得纤毫毕现，面部表情和无关特征反而变得模糊、给人远隔万里之感，康威要表现的是新女性优雅、婀娜多姿的形体和现代装束。
可以这么说，康成笔下的新女性，都是她的一个个变体。她似乎生而为新女性，但她的风格是优雅、别致且教养良好，这区别于其他人的大胆和放纵。康威的父亲是位富商巨贾，母亲是位优雅且开明的女性，从小到大，康威整日生活在歌剧、芭蕾，现代舞、古典与现代诗歌以及交响乐之中，她练习钢琴、演讲和舞蹈，还能自如地说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就外表而言，她同样无可挑剔：身材修长，黑发，举止优雅，地的好朋友这样形容她： “就像小鹿一样优雅。地并不是她母亲那样的古典美，但当她在肩上披上一条老式披肩时，简直是魅力四射。而我们这些人就像晒在晾衣绳上还没晒干的衣服。”长期的都市上流社会生活经验，赋予了康威饱经世故的头脑，对于欧洲绘画所具备的渊博知识和娴熟技巧，广阔的人际关系网络，让她引起了海沃斯·坎贝尔的注意，坎贝尔是贡迪·纳斯出版公司众多高端出版物的艺术总监，包括《哈珀芭莎》、《名利场》和《时尚》。
康威成为专业的封面设计艺术家后，不少于110家的时尚工作室，包括顶级的巴黎时装店都邀请她为自己的作品设计图样；百货商店委托她设计广告；百老汇的经理们聘请她设计布景和服装；伦敦和巴黎的导演在为自己的默片女演员配衣服时，都会向她咨询。任何一个人只要看过欧洲电影，只要在当地看过伦敦或百老汇的戏剧，都会了解她的风格。她就这样，在艺术界和出版界发挥着自己的才能，通过自己的作品，影响着新女性的生活。
比纽约更纽约
首期杂志面世于1925年2月的《纽约客》，在夏天刚过，即面临关门的窘境，多亏创始人罗斯发现并启用了洛伊斯·朗。这位笔名为“口红”的小镇女孩，改变了杂志的命运，并且在新女性生活方式的推广上，走得更远。
和出身上流社会的戈登·康威不同，洛伊斯·朗(Lois Long)是个名副其实的小镇姑娘，正因为如此，来到大城市后，成为新女性的她，在杂志上所写的专栏，是她身体力行后的产物，她是在边认真体会新女性的生活，边把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读者的，和康威的高高在上相比，她胜在亲和力。
20岁时，朗离开家乡瓦萨尔，来到梦想中的纽约。在成为《纽约客》的知名专栏作家之前，她做过《时尚》的低级广告文案、演员和《名利场》的戏剧评论员。她和一位女演员共同租住在曼哈顿上东区的一套狭小公寓里，在那儿，两个女孩晚上要么举办小晚会，要么在时髦的夜总会里穿梭，她的生活，比纽约女性还要纽约。
1924年，纽约知名的社交绅士哈罗德罗斯和妻子筹资45000美元，创办了《纽约客》，“宗旨就是欢乐、机智和讽刺，它就是为大都市的读者出版的。它是大家所说的世故，将对读者起到颇有助益的启蒙作用”。和所有时尚类杂志一样，他口中的启蒙，是指对读者生活方式的指导。在出版没几个月后，杂志发行数量停滞不前，面临关门打烊的命运。幸亏有朋友跟他推荐了朗。面试之后，这位向来不喜欢女编辑的老板当即决定录用朗，他看重的，正是朗新女性的生活方式，那种当下美国社会人人关注的焦点。此后，朗在《纽约客》供职到1968年，40多年间，杂志的宗旨几经改变，但朗从未跟杂志一起转型，她的作品仍然轻松明快、毫不正经，但她的辉煌却永远定格在了20年代。
在《纽约客》担任数年编辑的布兰登·吉尔作为朗的同事，对她的回忆是这样的：“朗是《纽约客》创刊伊始几年中冲劲最足的人。罗斯对杂志的看法常常并不是很明确，但他从未怀疑过，理想的《纽约客》作家。更不用说理想的《纽约客》读者了，都应该尽可能向洛伊斯·朗靠拢。他认为自己是纽约的外来户，有点土，在他眼里朗小姐正是魅力四射的纽约人的体现。”
“朗小姐身材特棒、高个、黑发。她长相惹眼，有一双紫灰色的眼睛……她有无穷的精力，言谈举止都充满了情感，原来就该是典型的 新女性。”在《纽约客》，罗斯每周付给她50美元，而她的职责就是每周撰写一篇关于纽约夜生活的专栏，专栏的名称是“双人桌”，而朗的笔名是“口红”。
一个普通的夜晚，朗和朋友们从市中心的戏院、餐厅转场出来，在路上拦下一辆出租车，在先后去了“21”和托尼酒吧后，她又前往某处“私人俱乐部”，打打乒乓球，麻将或是下下双陆棋……朗的夜夜安排虽然并不都如此，但她每天必定会在城里玩上整个通宵。之后，地会回到《纽约客》的办公室。这时，她的衣着依然考究，但因为整晚的饮酒而脸色很红，她用钥匙打开工作间的门把手后，喜欢跟已经来上班的同事们开心地打招呼，然后径直走到自己的打字机前，开始码字。
朗跟只单纯寻求享乐的新女性也是不同的，她善于明察秋毫，极为幽默，虽然她的文字朴素，却难得的思想尖锐。专栏里的她，时而轻佻、时而咆哮、时而大起大落，她惯用冷幽默：“我总在怀念所有那些真正兴奋的时刻，但情况不妙。我以女孩子那种尽心尽责的方式，整个晚上不辞辛劳地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只有那些在乱哄哄的酒吧里如鱼得水的人才会跟着我，而我却一无所获……星期六和星期二我在‘猫头鹰’，而星期一晚上讨厌的匪徒刚把这儿打劫了一通。简直太不妙了…一句话，所有这些我都觉得糟透了。”朗这样向读者描述她一周的生活。
或许朗认为，“王婆卖瓜”似的美好并不可佶，反而是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更容易吊足读者的胃口。总之，她在用自己深更半夜在外面喝酒、吃饭、跳舞的经验和在城里经历的各种冒险故事款待着她的读者，俘获她们的心。
新女性的世界性
美国新女性生活的年代，在一战结束后不久。战后，美国的经济很快复苏，广告业、电影业大规模发展，消费时代来临。在“高歌”新女性的同时，广告商们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塑造着心目中的女性形象。这和现今世界的所有现代女性一样，她们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被大众媒体左右的结果。
新女性三巨头
1910年代至20年代，好莱坞的电影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卫道士转向青年文化的供应商。新女性成为导演的拍片核心，当时有三位女明星最著名，被称为好莱坞新女性三巨头。然而，作为职业是演员的女性。三人被展露于外的形象有着明显区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新女性类型。
1923年年中，毁誉参半的电影《激情年轻人》上映。被电影评论家批评为“电影所拍摄的新女性大有伤风化。其中还有洗澡的场面，这肯定会让审查机构震惊不已”。令评论家和观众欣喜的是，影片的女主角帕特·芬特丽斯在经历了“新鲜刺激”的生活之后，回到了正常的轨道，结局是令人满意的。这个出生在富有家庭的女孩，模仿父母的放荡行为，和年长的小提琴手一起离开了家，乘船去了欧洲。当对方要诱奸她的时候，她跳进了大海，并被一位正派的水手救起，在他的帮助下，得到教训的芬特丽斯回到了父母身边。影片公映后，女主角的扮演者考林·摩尔(Collen Mcore)成为好莱坞最当红的女星。
摩尔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优越的家庭条件给予她的最大优点是天真和无忧无虑；在结婚之后，虽然她每天有18个小时需要待在片场，根本没有时间给先生做早餐、烤蛋糕，但她声称：“我不认为自己天生就能成为家庭好主妇，但突然之间我觉得订牛奶、付肉铺账单都是很有意思的事!”这是电影公司要求她展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她是好莱坞打造的规规矩矩的新女性代表。
考林·摩尔之后的第二位好莱坞新女性是克拉拉鲍(Clara Bow)，她是粗俗型新女性的象征。鲍没摩尔那般幸运，她出生在贫民窟，父亲是个酒鬼，母亲是个情绪极不稳定的少女。成名后，她对自己的童年生活三缄其口，只是略微表示：“我知道什么叫饥饿，相信我。我们只是活着，仅此而已。”这样的女孩，必须从小就掌握生存的规则。“在这段孤零零的时期，我一无是处，也没有朋友。只有一个地方我可以去。可以忘却家里的悲惨处境和上学时的痛苦，那就是电影院。”1921年，16岁的鲍参加了《电影》杂志赞助的“名誉与财富”比赛，从此踏入了电影界。然而，虽然她以“新女性”题材的电影逐渐声名鹊起，而且凭借良好的演员道德而闻名，她总是准时到达片场，和导演合作愉快，也从不抢镜头。“她说哭就哭，而且你也会绝对相信她的能力。一个漂亮的女演员，真的漂亮。我经常纳闷，这年轻姑娘是从哪儿得到这些知识、这些理解力、这些感情的呢?”一位著名电影公司的道具师说。
但鲍却更以品行不佳的轶事出名，尤其是以她那颇为放荡的生活方式出名。银幕上，鲍饰演的新女性比摩尔式天真的爱尔兰新女性狂野得多，性方面更为开放，而且她自己在生活中身体力行，成为许多年轻女孩的榜样。从1925年到1929年的短短4年间，她先后和五个男人订婚，且都无疾而终。或者可以说，在贫民窟长大的小女孩，大概很难成为淑女，特别是在那样一个社会等级仍然严格的时代。
与两位女星同时期的另一位女演员，是真正的新女性。她的名字是路易斯·布鲁克斯(Louise Brooks)。三人之中，她是进入电影界最晚却也是离开最早的一位。她的特征是墨黑的短发、锐利的眼光和舞蹈演员柔软的身姿，影片内外，她都过着完全的新女性生活。作为法律顾问的女儿，她从小饱览文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著作，在同学们还不知道贡迪·纳斯这样大型的出版公司为何物的时候，她已经是《芭莎》和《名利场》的长期订户了。她陪母亲听音乐会、看舞蹈表演，并接受了专业的现代舞训练。之后，她成为专业的舞蹈演员。1922年，她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要把自己塑造成自己梦想中的女人，我就得学会上流人士的礼仪，而且也要学会打扮自己。”1925年，她的情人之一推荐她拍摄了电影《被遗忘者之衡》，影片上映后反响强烈，随之，她也成为好莱坞名副其实的新女性。
好莱坞的这三位新女性巨头，在银幕上大放异彩，占据着现实中新女性们的心。如果说明星是电影吸引女性的创造物，那么广告商的计策却更为高明。
创造欲望，才有消费
“有独特想象力的人能够想象出任何一件商品，他能将商品变为情感的对象……因此要创造欲望，而不是仅仅创造感觉或想法。”美国新女性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充斥欲望的时代，她们被引导着不断消费，及时行乐。
那时的美国民众，曾被这样的一则广告吸引，一位年轻、新潮的女明星站在一辆高级轿车面前，美女与商品的组合，带给大家第一次震撼神经的刺激。究竟是新女性推销产品，还是新鲜出炉的商品烘托新女性，当时的人们分不清，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依然难辨，因为两者相互交缠的效果，正是广告商的目的。
有人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美国：报纸和杂志是市场，专栏文章是通衢大道，刊登的广告是十字路口，商贩和顾客在那儿相遇。任何一期全国 发行的杂志都是一个世界集市，新世界的商品琳琅满目。服装，钟表和烛台；汤、肥皂和香槟，内衣和豪华轿车——所有新女性需要的最好商品都在那儿。广告商们用循循善诱的语气赞扬着这些商品，那是一个消费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希望女性们为自己的产品掏空荷包。
“对那些无法改变自己整个生活或职业的女性而言，甚至一款服装新品都可以成为一种慰藉。当对丈夫、家庭或工作厌倦的妇女看到一件直筒筒的裙子变成一件宽松的衣服，或灰色变成了米色时，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得到了提升。”20年代的新女性虽然前卫，却终究逃不出聪明的广告商的魔咒。
妇女被塑造的最成功例子
“战争使我们懂得了宣传的力量，如今不管有什么东西要向美国民众推销，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做。“1921年，一位著名的商业分析家洋洋得意地说。广告商们深谙此遒，比如他们20年代打造出的贝蒂’克罗克，影响了几代美国人，直到今天，她仍然是不少美国人心中“最完美的家庭主妇”，是美国人最为信赖和熟悉的名字之一。
前面提到，新女性之所以能够从大都市迅速地传遍美国的每一个农场、小镇和乡村，那是因为广告业和电影业的迅猛发展。这些影像和随处可见的广告，唤起了乡村女孩的美梦，20年代，她们越来越多地来到大城市，凭借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女性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些许经济来源之后，一旦成了家、有了子女，总是需要在事业和家庭之中作出选择。
作为美国最为民众欣赏的理想女性类型的贝蒂。克罗克(Batie Kroc)，影响力在今天依然还在，据调查显示，用克罗克的名字和形象做广告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为成功的市场营销活动之一。她的形象，得到了90％的家庭主妇的认可。
1921年，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沃斯本·克罗斯公司为推出旗下的“金牌”面粉而举办了一次促销活动。活动得到了数千名女性消费者的积极响应，她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关于面包烘烤的问题，答案都由公司虚拟的妇女形象贝蒂·克罗克给出。通用磨坊公司成立后，广受欢迎的克罗克成为了公司的形象代言人，用以提高它们在产品销售上的自信。
此后的1924年，“贝蒂·克罗克空中烹饪学校”第一次在电台播出，并成为全国广播公司广播网中备受青睐的节目。一直到1996年，克罗克的形象发生了多次改变，但始终为全美人民所喜爱。其实，克罗克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她在产品营销学上的影响。尤其在20年代后半叶她形象的几次变化，显示了那一时期女性生活的变化。
起初，克罗克只是推销面粉的一个符号，到后来，她身上被赋予的含义越来越丰富，她代表了试图平衡女性的独立和承担家庭责任的代名词。几年来，克罗克的一系列形象为妇女提供了一面可供参考的镜子，它反映出了美国女性形象在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之外，也要兼顾家庭的现状。然而，克罗克轻松缓解了这一矛盾，因此她能够深受女性的推崇。因为她们个个希望自己就是克罗克。
从2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中女性角色和女性美的观念，在日益扩大的大众传媒市场中，成为了广告商赚取利润的最大法宝。1921年举办的首届美国小姐选美比赛的动机，和克罗克当初的被虚构一样，她们反映了女性如何被看待，以及社会需要她们成为怎样的人。
告诉你什么是“最漂亮”
选美小姐们经过严格的筛选进入比赛，是为了告诉世人，什么是“最漂亮”，“女性应该什么样”。“美是一个被大众认同的类型，公开比赛提供了使选美过程合法化的方法，更加有力地宣布妇女应该怎样示人”。
1921年9月5日，美国小姐评选盛会正式开始，从此，这一习俗在美国流传至今。比赛的组织者规定，美国小姐的参赛选手应该具备健康、自然的气质，还特别坚持不能够化妆和剪短发。和这些保守的组织人员不同，比赛的评委由几位著名的报纸编辑和漂亮的女性插画画家担任，他们在1500名选手中选出了华盛顿特区小姐、15岁的玛格丽特·戈尔曼(Marguerite Goleman)。她金发蓝眸，身材娇小，当时的装束是过膝的泳衣。美国劳工联盟主席塞缪尔·甘波斯对戈尔曼非常看好，他在《纽约时报》上对她大加赞赏，并把她描述成“美国需要的那种女性类型——强壮，热血，能担负起主持家庭与母亲角色的责任。国家的希望就在她这一类型的女性身上”。或许是71岁高龄的甘波斯人生经验丰富，能够看出15岁的戈尔曼十几年后的成功家庭妇女生涯，但他对她是“美国需要的那种女性类型”是十分肯定的。而塑造这种被需要，则正是选美活动举办方的目的。
“到1921年，美国美女文化的基本机制已初具规模。在物质生活日渐富足，快乐行为准则发展、广告日趋成熟与提高的基础上，所有这些都在以后的数十年里继续发展。”此后每一年的美国小姐比赛，选手们的服装越来越大胆，举止越来越活泼、自信，她们在主办方和广告赞助商的标准之下，向世人展露着被要求的美丽和智慧。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美国的女性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大众媒体创建的，是他们塑造了理想中的女性形象，然后使得美国妇女对银幕上、广告里和选美比赛中富有魅力的女性甘心认同。虽然现代女性是最富有个性的一代，但同时也是最没个性的一代，因为她们被统一的标准所限，这也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最大特点：世界大同。在消费主义思想盛行的今天，我们生活中现代女性的种种境遇，和当初的她们何其相似!
女儿要么是母亲的翻版，要么与她们截然不同。1910年代后期的美国年轻女孩儿，要推翻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标准，而她们第一个对抗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母亲。这种“战争”，是她们取得自身认同，与社会固有习俗争斗的开始。
1915年5月22日，在如潮水般的媒体闪光灯和举着签名簿的粉丝包围中，尤金妮娅‘凯莉(Jareckinia Kally)慢慢地、惬意地站到了纽约曼哈顿上东区约克维尔地方法庭的被告席。这位年仅19岁，漂亮迷人、大方自信的女孩儿，是纽约银行业著名家族的唯一继承人。令人吃惊的是，状告她的人，竟然是她的母亲海伦·凯莉，一位气质庄重、举止严谨的典型维多利亚时期女性。
母女两人不同的趣味和喜好，从衣着上轻易显露。开庭之日，尤金妮娅穿着暗绿色套装，内衬白色丝绸上衣，衣领竖着，并系着一条鲜红色的领带，她的蜷曲秀发上戴着黑色的三角形无檐草帽，上缀一朵黄花和一个玫瑰花结做装饰；而凯莉夫人则穿着老式的黑色高领服装，全身上下包裹严实，整套装束的唯一亮色来自于衣领四周的一圈白色蕾丝，虽高贵却颇为沉闷。请多加注意，作为新女性的尤金妮娅与母亲衣着的迥异风格具有重大意义，可以说，新女性首先是从衣着上将自己与母亲一代区别开的，它的起始点可以追溯到1913年，纽约的社交名媛玛丽·费尔普斯·雅各布斯用两条白手帕、一条丝带和一根绳子设计了无背式胸罩，它取代了用鲸须支撑的既僵硬又限制妇女自由活动的紧身胸衣。正如1920年代著名的时尚评论家玛奇加兰曾经说的：“西方文明世界中女性的整体地位，她们争取平等和成功所作的斗争，都反映在了她们的穿着上面。”
回到上面的案件，开庭的几天前，凯莉夫人向警方罗列了自己女儿的种种罪状，并要求他们逮捕她。当天晚上，两个便衣警察在宾夕法尼亚车站的餐厅找到了尤金妮娅，并把她在警局扣押了整晚，直到她的姐姐前去保释。母亲对女儿控状是：“数月以来，天天流连干百老汇的舞厅，沉迷干爵士乐，香烟、苦艾酒和白兰地。”更为严重的是，“她和一个已婚的老男人艾尔·戴维斯关系暧昧，而他是一个专对懵懵懂懂的富家女孩下手的骗子”。
为了制止女儿的堕落行为。凯莉夫人用尽了各种方法：增加女儿的零用钱、缩减她的零用钱；恳请她待在家里、命令她待在家里……她甚至在午夜之后将宅邸的大门锁上，心想着女儿不会冒险晚归而在门廊的台阶上度过寒冷的夜晚，但这一切终究毫无作用。尤金妮娅会砸开铜把手上方的玻璃窗，然后从里面打开门。迫于无奈，凯莉夫人将女儿告上了法庭，并强调了她“所犯罪行”的“反社会性”。
尤金妮娅在家里时，对母亲的质问只有简单的一句回答：“哎呀，如果我有一晚上不跑起码六家夜总会，我就会失去社会地位。”在法庭上，面对律师的种种诘问，她反驳道；“我不会回我母亲那儿的，我不准备为我做的任何事向任何人道歉。我不准备和艾尔‘戴维斯划清界限。我母亲挑起了这件事，我会奉陪到底的。”她态度坚决。审判后的第三天，尤金妮娅的态度发生了陡转，“诚恳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因为她意识到顽抗到底的结果只会失去那1000万美元的遗产继承权。看上去官司以凯莉夫人的胜利结束，但不到三个月后，尤金妮娅就和“骗子”私奔并举行了婚礼，两年后，她继承了巨款，虽然她后来还是离了婚，但她的生活已经跟母亲凯莉夫人的生活完完全全地不同了。
这场法庭上的母女之争，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她们之间的角力，是现代女性和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较量。凯莉夫人的时代，女性受到严格礼仪规范的熏陶，它们被称为“女士禁则”：“没有女士端坐时会交叉双腿；没有女士会把背部靠在椅背上；没有女士出门时不在包里带块干净的亚麻布手帕；没有女士不扣上手套纽扣就出门；没有女士赤足踩在不铺地毯的地板上……”
这些母亲的恋爱时代，和男朋友的关系是经过仔细斟酌的，在这个问题上，她们也喜欢听命于父母的安排和意见。十几岁的她们在自家前厅门廊或客厅接待文质彬彬的男宾时，一举一动都在成年人的注视之下。她们习惯于在这种“监护”下，和男朋友玩上几个小时的投圆片游戏或者只是单纯地聊天，偶有两人独处的时间，他们会去参加教堂活动或是听场音乐会，然后规规矩矩地“3点半到家”，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恋爱是在被看管和限制下进行的。然而到了她们的女儿一代，女孩们“和停在路边漂亮汽车里的游手好闲的小伙子晚上出去兜风，就他们两人舒舒服服地待在车子里，想上哪儿就上哪儿，一路上除了他们俩，没有任何人”。
凯莉夫人对于女儿尤金妮娅行为的“反社会性”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语中的，尤金妮娅这一代新女性要追求的，是张扬的个性和绝对的自由，浪漫的爱情和激情的性爱。在与母亲的家庭战争中，她们找寻自我的身份认同，她们要挑战的，正是已有的社会传统。
缔造和传播新生活
新女性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其风靡程度令人难以想象。作为新一代女性，她们坚定地寻找着生活的真谛，创造着鲜明区别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生活方式，并且把它传播给更多的女孩。
成为她，你能做到哪一步?
新女性成为一种风尚，无论城市、乡村，女孩个个要做新女性。少不经事的她们，甚至为此付出难以挽回的代价。
在上文提到的庭审几年之后的1920年，比尤金妮娅更为大胆的新女性(New women)在美国的大街小巷已经随处可见。她们的显著特征是：剪着短款波波头，画着大胆的妆容，穿着短裙招摇过市。她们喜欢手夹香烟，嗜饮杜松子酒，在爵士乐酒吧度过一夜又一夜，频繁更换着一拨又一拨的男伴。她们大多数自己养活自己，喜欢和男性平起平坐，偶尔热情高涨，还会积极参加投票(她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并不关心政治，这也是她们被女权主义者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时，《新共和国报》的编辑布鲁斯·布利文就曾经特别撰文描写了她们中的一位叫做珍(Jane)的女孩：“19岁的她代表了年轻一代，是美国新女性的典型。她‘可怜的’牧师指责她是一个极端可怕的野孩子，她涂脂抹粉、抽烟，喝酒，喜欢参加派对。在两小时开了60英里后+将车子停在一边，从她父母郊外住宅的草坪上慢悠悠地走过……珍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她化妆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达到一种完全不真实的效果——苍白的脸色、鲜红的双唇、涂着浓浓的眼线。”当别人对她如此打扮和出格的行为发问时，珍总是轻松地对答，但语气中带着明显的挑战和宣誓意味：“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正好说明我们不喜欢遮遮掩掩。或许这种打扮和独立、自谋生计以及投票等等所有这类事更为匹配。像遮着你的手臂和腿部这样的事情，总有点被养在深宫后院的意味，你不这样认为吗?女性仍然渴望被爱，但她们希望这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她们真正拥有的品质能够得到尊崇。如今 的女性从古老的桎梏中已抖落下了片片尘埃。”
在整个上世纪20年代，这样的新女性是主导公众视线的热门话题。她们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影响力深入到美国的每个农场、小镇和乡村，当然，这跟当时美国迅速发展的时尚杂志、电影和广告产业息息相关。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女孩，人人都想成为她们中的一员。在芝加哥，有一个14岁的小女孩由于母亲不让她穿标志着新女性的服装而自杀，在报道中读者得知，“她班里的其他女孩都穿长筒袜、剪着短头发、自称新女性，她也想成为一名新女性。但是她母亲思想古板，和蔼但坚决地对她说了‘不’，于是这个女孩把煤气管塞进嘴里，打开了煤气”；1922年，宾夕法尼亚州艾伦镇的中年妇女安娜梅斯姆在给自己23岁的女儿望风时被捕，她女儿在市场的一家服装店偷了价值150美元的衣服、长筒丝袜和内衣裤。梅斯姆太太涕泪交加地向法官解释：“我没有钱给女儿买她想要的衣服。艾达特别想做个新女性，为了给她搞到那些衣服，我们就决定去偷。我怕她用其他更糟的办法得到衣服，所以我就帮她偷衣服来让她打扮得和其他人家的女孩一样体面。”
美国社会到了1918年的时候，时尚杂志成了最受女性欢迎的杂志，她们着迷于封面女郎的瘦削身材和靓丽服装，还为当中的女性专栏文章深深陶醉。如果自己没有足够的钱买下那些流行的衣物、不能出入灯红酒绿的酒吧，那么在照片和文字的世界里，她们可以做一次免费的旅行。只要选对了杂志，那么她们所获得的资讯是绝对权威和令人信服的，因为它们出自真正的新女性之手。
给你“美梦和幻想”
新女性的革命，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她的最初代表者几乎都是中产阶级以至上流社会的女孩，她们具有良好的品位和极强的号召力，如果握有足够的才华，那么影响世人便轻而易举。
1910年后直至20年代初的杂志封面上印刷着时髦，瘦削的新女性，她们的裙裾在风中飘扬，优雅的衣服自然服帖地衬托着迷人的身段，它们给予其他女性的，是要模仿和成为的对象。针对杂志的这一作用，《名利场》的资深编辑弗兰克克朗宁希尔德曾总结，杂志图片给予美国妇女的唯一礼物，是“美梦与幻想”。但在戈登·康威(Gordon Conwell)身上，这句话可以改写为，艺术带给女性“美梦和幻想”。
彼时的美国，有两位非常著名的封面设计艺术家，一位男性，一位女性。约翰-赫尔德早于戈登·康威出名，和后者相比，赫尔德这位男性对新女性的自由和轻薄感兴趣，他笔下的人物喜欢光着双腿和胳膊，短裙四处飘扬，在他那里，她们都长着圆圆的脑袋和既圆且亮的眼睛。她们热衷于悬在半空中像是踩着查尔斯顿舞步，要么就是被他置于某种颇为尴尬的可笑境地。康威却是另一个路数，她更注重表现女性的服装和风格，她画笔下的女性苗条，时髦且高傲无比，她们的穿着被她描绘得纤毫毕现，面部表情和无关特征反而变得模糊、给人远隔万里之感，康威要表现的是新女性优雅、婀娜多姿的形体和现代装束。
可以这么说，康成笔下的新女性，都是她的一个个变体。她似乎生而为新女性，但她的风格是优雅、别致且教养良好，这区别于其他人的大胆和放纵。康威的父亲是位富商巨贾，母亲是位优雅且开明的女性，从小到大，康威整日生活在歌剧、芭蕾，现代舞、古典与现代诗歌以及交响乐之中，她练习钢琴、演讲和舞蹈，还能自如地说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就外表而言，她同样无可挑剔：身材修长，黑发，举止优雅，地的好朋友这样形容她： “就像小鹿一样优雅。地并不是她母亲那样的古典美，但当她在肩上披上一条老式披肩时，简直是魅力四射。而我们这些人就像晒在晾衣绳上还没晒干的衣服。”长期的都市上流社会生活经验，赋予了康威饱经世故的头脑，对于欧洲绘画所具备的渊博知识和娴熟技巧，广阔的人际关系网络，让她引起了海沃斯·坎贝尔的注意，坎贝尔是贡迪·纳斯出版公司众多高端出版物的艺术总监，包括《哈珀芭莎》、《名利场》和《时尚》。
康威成为专业的封面设计艺术家后，不少于110家的时尚工作室，包括顶级的巴黎时装店都邀请她为自己的作品设计图样；百货商店委托她设计广告；百老汇的经理们聘请她设计布景和服装；伦敦和巴黎的导演在为自己的默片女演员配衣服时，都会向她咨询。任何一个人只要看过欧洲电影，只要在当地看过伦敦或百老汇的戏剧，都会了解她的风格。她就这样，在艺术界和出版界发挥着自己的才能，通过自己的作品，影响着新女性的生活。
比纽约更纽约
首期杂志面世于1925年2月的《纽约客》，在夏天刚过，即面临关门的窘境，多亏创始人罗斯发现并启用了洛伊斯·朗。这位笔名为“口红”的小镇女孩，改变了杂志的命运，并且在新女性生活方式的推广上，走得更远。
和出身上流社会的戈登·康威不同，洛伊斯·朗(Lois Long)是个名副其实的小镇姑娘，正因为如此，来到大城市后，成为新女性的她，在杂志上所写的专栏，是她身体力行后的产物，她是在边认真体会新女性的生活，边把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读者的，和康威的高高在上相比，她胜在亲和力。
20岁时，朗离开家乡瓦萨尔，来到梦想中的纽约。在成为《纽约客》的知名专栏作家之前，她做过《时尚》的低级广告文案、演员和《名利场》的戏剧评论员。她和一位女演员共同租住在曼哈顿上东区的一套狭小公寓里，在那儿，两个女孩晚上要么举办小晚会，要么在时髦的夜总会里穿梭，她的生活，比纽约女性还要纽约。
1924年，纽约知名的社交绅士哈罗德罗斯和妻子筹资45000美元，创办了《纽约客》，“宗旨就是欢乐、机智和讽刺，它就是为大都市的读者出版的。它是大家所说的世故，将对读者起到颇有助益的启蒙作用”。和所有时尚类杂志一样，他口中的启蒙，是指对读者生活方式的指导。在出版没几个月后，杂志发行数量停滞不前，面临关门打烊的命运。幸亏有朋友跟他推荐了朗。面试之后，这位向来不喜欢女编辑的老板当即决定录用朗，他看重的，正是朗新女性的生活方式，那种当下美国社会人人关注的焦点。此后，朗在《纽约客》供职到1968年，40多年间，杂志的宗旨几经改变，但朗从未跟杂志一起转型，她的作品仍然轻松明快、毫不正经，但她的辉煌却永远定格在了20年代。
在《纽约客》担任数年编辑的布兰登·吉尔作为朗的同事，对她的回忆是这样的：“朗是《纽约客》创刊伊始几年中冲劲最足的人。罗斯对杂志的看法常常并不是很明确，但他从未怀疑过，理想的《纽约客》作家。更不用说理想的《纽约客》读者了，都应该尽可能向洛伊斯·朗靠拢。他认为自己是纽约的外来户，有点土，在他眼里朗小姐正是魅力四射的纽约人的体现。”
“朗小姐身材特棒、高个、黑发。她长相惹眼，有一双紫灰色的眼睛……她有无穷的精力，言谈举止都充满了情感，原来就该是典型的 新女性。”在《纽约客》，罗斯每周付给她50美元，而她的职责就是每周撰写一篇关于纽约夜生活的专栏，专栏的名称是“双人桌”，而朗的笔名是“口红”。
一个普通的夜晚，朗和朋友们从市中心的戏院、餐厅转场出来，在路上拦下一辆出租车，在先后去了“21”和托尼酒吧后，她又前往某处“私人俱乐部”，打打乒乓球，麻将或是下下双陆棋……朗的夜夜安排虽然并不都如此，但她每天必定会在城里玩上整个通宵。之后，地会回到《纽约客》的办公室。这时，她的衣着依然考究，但因为整晚的饮酒而脸色很红，她用钥匙打开工作间的门把手后，喜欢跟已经来上班的同事们开心地打招呼，然后径直走到自己的打字机前，开始码字。
朗跟只单纯寻求享乐的新女性也是不同的，她善于明察秋毫，极为幽默，虽然她的文字朴素，却难得的思想尖锐。专栏里的她，时而轻佻、时而咆哮、时而大起大落，她惯用冷幽默：“我总在怀念所有那些真正兴奋的时刻，但情况不妙。我以女孩子那种尽心尽责的方式，整个晚上不辞辛劳地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只有那些在乱哄哄的酒吧里如鱼得水的人才会跟着我，而我却一无所获……星期六和星期二我在‘猫头鹰’，而星期一晚上讨厌的匪徒刚把这儿打劫了一通。简直太不妙了…一句话，所有这些我都觉得糟透了。”朗这样向读者描述她一周的生活。
或许朗认为，“王婆卖瓜”似的美好并不可佶，反而是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更容易吊足读者的胃口。总之，她在用自己深更半夜在外面喝酒、吃饭、跳舞的经验和在城里经历的各种冒险故事款待着她的读者，俘获她们的心。
新女性的世界性
美国新女性生活的年代，在一战结束后不久。战后，美国的经济很快复苏，广告业、电影业大规模发展，消费时代来临。在“高歌”新女性的同时，广告商们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塑造着心目中的女性形象。这和现今世界的所有现代女性一样，她们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被大众媒体左右的结果。
新女性三巨头
1910年代至20年代，好莱坞的电影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卫道士转向青年文化的供应商。新女性成为导演的拍片核心，当时有三位女明星最著名，被称为好莱坞新女性三巨头。然而，作为职业是演员的女性。三人被展露于外的形象有着明显区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新女性类型。
1923年年中，毁誉参半的电影《激情年轻人》上映。被电影评论家批评为“电影所拍摄的新女性大有伤风化。其中还有洗澡的场面，这肯定会让审查机构震惊不已”。令评论家和观众欣喜的是，影片的女主角帕特·芬特丽斯在经历了“新鲜刺激”的生活之后，回到了正常的轨道，结局是令人满意的。这个出生在富有家庭的女孩，模仿父母的放荡行为，和年长的小提琴手一起离开了家，乘船去了欧洲。当对方要诱奸她的时候，她跳进了大海，并被一位正派的水手救起，在他的帮助下，得到教训的芬特丽斯回到了父母身边。影片公映后，女主角的扮演者考林·摩尔(Collen Mcore)成为好莱坞最当红的女星。
摩尔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优越的家庭条件给予她的最大优点是天真和无忧无虑；在结婚之后，虽然她每天有18个小时需要待在片场，根本没有时间给先生做早餐、烤蛋糕，但她声称：“我不认为自己天生就能成为家庭好主妇，但突然之间我觉得订牛奶、付肉铺账单都是很有意思的事!”这是电影公司要求她展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她是好莱坞打造的规规矩矩的新女性代表。
考林·摩尔之后的第二位好莱坞新女性是克拉拉鲍(Clara Bow)，她是粗俗型新女性的象征。鲍没摩尔那般幸运，她出生在贫民窟，父亲是个酒鬼，母亲是个情绪极不稳定的少女。成名后，她对自己的童年生活三缄其口，只是略微表示：“我知道什么叫饥饿，相信我。我们只是活着，仅此而已。”这样的女孩，必须从小就掌握生存的规则。“在这段孤零零的时期，我一无是处，也没有朋友。只有一个地方我可以去。可以忘却家里的悲惨处境和上学时的痛苦，那就是电影院。”1921年，16岁的鲍参加了《电影》杂志赞助的“名誉与财富”比赛，从此踏入了电影界。然而，虽然她以“新女性”题材的电影逐渐声名鹊起，而且凭借良好的演员道德而闻名，她总是准时到达片场，和导演合作愉快，也从不抢镜头。“她说哭就哭，而且你也会绝对相信她的能力。一个漂亮的女演员，真的漂亮。我经常纳闷，这年轻姑娘是从哪儿得到这些知识、这些理解力、这些感情的呢?”一位著名电影公司的道具师说。
但鲍却更以品行不佳的轶事出名，尤其是以她那颇为放荡的生活方式出名。银幕上，鲍饰演的新女性比摩尔式天真的爱尔兰新女性狂野得多，性方面更为开放，而且她自己在生活中身体力行，成为许多年轻女孩的榜样。从1925年到1929年的短短4年间，她先后和五个男人订婚，且都无疾而终。或者可以说，在贫民窟长大的小女孩，大概很难成为淑女，特别是在那样一个社会等级仍然严格的时代。
与两位女星同时期的另一位女演员，是真正的新女性。她的名字是路易斯·布鲁克斯(Louise Brooks)。三人之中，她是进入电影界最晚却也是离开最早的一位。她的特征是墨黑的短发、锐利的眼光和舞蹈演员柔软的身姿，影片内外，她都过着完全的新女性生活。作为法律顾问的女儿，她从小饱览文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著作，在同学们还不知道贡迪·纳斯这样大型的出版公司为何物的时候，她已经是《芭莎》和《名利场》的长期订户了。她陪母亲听音乐会、看舞蹈表演，并接受了专业的现代舞训练。之后，她成为专业的舞蹈演员。1922年，她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要把自己塑造成自己梦想中的女人，我就得学会上流人士的礼仪，而且也要学会打扮自己。”1925年，她的情人之一推荐她拍摄了电影《被遗忘者之衡》，影片上映后反响强烈，随之，她也成为好莱坞名副其实的新女性。
好莱坞的这三位新女性巨头，在银幕上大放异彩，占据着现实中新女性们的心。如果说明星是电影吸引女性的创造物，那么广告商的计策却更为高明。
创造欲望，才有消费
“有独特想象力的人能够想象出任何一件商品，他能将商品变为情感的对象……因此要创造欲望，而不是仅仅创造感觉或想法。”美国新女性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充斥欲望的时代，她们被引导着不断消费，及时行乐。
那时的美国民众，曾被这样的一则广告吸引，一位年轻、新潮的女明星站在一辆高级轿车面前，美女与商品的组合，带给大家第一次震撼神经的刺激。究竟是新女性推销产品，还是新鲜出炉的商品烘托新女性，当时的人们分不清，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依然难辨，因为两者相互交缠的效果，正是广告商的目的。
有人曾这样描述当时的美国：报纸和杂志是市场，专栏文章是通衢大道，刊登的广告是十字路口，商贩和顾客在那儿相遇。任何一期全国 发行的杂志都是一个世界集市，新世界的商品琳琅满目。服装，钟表和烛台；汤、肥皂和香槟，内衣和豪华轿车——所有新女性需要的最好商品都在那儿。广告商们用循循善诱的语气赞扬着这些商品，那是一个消费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希望女性们为自己的产品掏空荷包。
“对那些无法改变自己整个生活或职业的女性而言，甚至一款服装新品都可以成为一种慰藉。当对丈夫、家庭或工作厌倦的妇女看到一件直筒筒的裙子变成一件宽松的衣服，或灰色变成了米色时，就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得到了提升。”20年代的新女性虽然前卫，却终究逃不出聪明的广告商的魔咒。
妇女被塑造的最成功例子
“战争使我们懂得了宣传的力量，如今不管有什么东西要向美国民众推销，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做。“1921年，一位著名的商业分析家洋洋得意地说。广告商们深谙此遒，比如他们20年代打造出的贝蒂’克罗克，影响了几代美国人，直到今天，她仍然是不少美国人心中“最完美的家庭主妇”，是美国人最为信赖和熟悉的名字之一。
前面提到，新女性之所以能够从大都市迅速地传遍美国的每一个农场、小镇和乡村，那是因为广告业和电影业的迅猛发展。这些影像和随处可见的广告，唤起了乡村女孩的美梦，20年代，她们越来越多地来到大城市，凭借自己的力量养活自己。女性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些许经济来源之后，一旦成了家、有了子女，总是需要在事业和家庭之中作出选择。
作为美国最为民众欣赏的理想女性类型的贝蒂。克罗克(Batie Kroc)，影响力在今天依然还在，据调查显示，用克罗克的名字和形象做广告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为成功的市场营销活动之一。她的形象，得到了90％的家庭主妇的认可。
1921年，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沃斯本·克罗斯公司为推出旗下的“金牌”面粉而举办了一次促销活动。活动得到了数千名女性消费者的积极响应，她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关于面包烘烤的问题，答案都由公司虚拟的妇女形象贝蒂·克罗克给出。通用磨坊公司成立后，广受欢迎的克罗克成为了公司的形象代言人，用以提高它们在产品销售上的自信。
此后的1924年，“贝蒂·克罗克空中烹饪学校”第一次在电台播出，并成为全国广播公司广播网中备受青睐的节目。一直到1996年，克罗克的形象发生了多次改变，但始终为全美人民所喜爱。其实，克罗克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她在产品营销学上的影响。尤其在20年代后半叶她形象的几次变化，显示了那一时期女性生活的变化。
起初，克罗克只是推销面粉的一个符号，到后来，她身上被赋予的含义越来越丰富，她代表了试图平衡女性的独立和承担家庭责任的代名词。几年来，克罗克的一系列形象为妇女提供了一面可供参考的镜子，它反映出了美国女性形象在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之外，也要兼顾家庭的现状。然而，克罗克轻松缓解了这一矛盾，因此她能够深受女性的推崇。因为她们个个希望自己就是克罗克。
从2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中女性角色和女性美的观念，在日益扩大的大众传媒市场中，成为了广告商赚取利润的最大法宝。1921年举办的首届美国小姐选美比赛的动机，和克罗克当初的被虚构一样，她们反映了女性如何被看待，以及社会需要她们成为怎样的人。
告诉你什么是“最漂亮”
选美小姐们经过严格的筛选进入比赛，是为了告诉世人，什么是“最漂亮”，“女性应该什么样”。“美是一个被大众认同的类型，公开比赛提供了使选美过程合法化的方法，更加有力地宣布妇女应该怎样示人”。
1921年9月5日，美国小姐评选盛会正式开始，从此，这一习俗在美国流传至今。比赛的组织者规定，美国小姐的参赛选手应该具备健康、自然的气质，还特别坚持不能够化妆和剪短发。和这些保守的组织人员不同，比赛的评委由几位著名的报纸编辑和漂亮的女性插画画家担任，他们在1500名选手中选出了华盛顿特区小姐、15岁的玛格丽特·戈尔曼(Marguerite Goleman)。她金发蓝眸，身材娇小，当时的装束是过膝的泳衣。美国劳工联盟主席塞缪尔·甘波斯对戈尔曼非常看好，他在《纽约时报》上对她大加赞赏，并把她描述成“美国需要的那种女性类型——强壮，热血，能担负起主持家庭与母亲角色的责任。国家的希望就在她这一类型的女性身上”。或许是71岁高龄的甘波斯人生经验丰富，能够看出15岁的戈尔曼十几年后的成功家庭妇女生涯，但他对她是“美国需要的那种女性类型”是十分肯定的。而塑造这种被需要，则正是选美活动举办方的目的。
“到1921年，美国美女文化的基本机制已初具规模。在物质生活日渐富足，快乐行为准则发展、广告日趋成熟与提高的基础上，所有这些都在以后的数十年里继续发展。”此后每一年的美国小姐比赛，选手们的服装越来越大胆，举止越来越活泼、自信，她们在主办方和广告赞助商的标准之下，向世人展露着被要求的美丽和智慧。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美国的女性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大众媒体创建的，是他们塑造了理想中的女性形象，然后使得美国妇女对银幕上、广告里和选美比赛中富有魅力的女性甘心认同。虽然现代女性是最富有个性的一代，但同时也是最没个性的一代，因为她们被统一的标准所限，这也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最大特点：世界大同。在消费主义思想盛行的今天，我们生活中现代女性的种种境遇，和当初的她们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