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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要活得久一点，每天想想对方就觉得很幸福。
我在60多岁时，跨越半个地球找到了我的初恋情人，可是至今我们仍没有见面……
一
1993年，婆婆和丈夫病了10多年后相继去世，丈夫的妹妹感激我对他们的悉心照顾，一定要邀请我去美国散心。1994年1月4日，我从上海飞往美国亚特兰大。空姐送给每位乘客一个飞鹰小挂件。看到那个小飞鹰，我眼泪就出来了。他当年在笕桥中央航校上学，制服上佩戴的就是飞鹰标志。
1946年认识他的时候，我才13岁多一点，他24岁。我现在一闭眼，脑子里都是他当年的样子：瘦瘦高高的，穿笔挺的空军制服，笑起来很儒雅。一开口，很好听的男中音。
他叫虞维濂，是笕桥中央航校二十四期学员，入伍前是金陵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他在北京出生，8岁随外交官父亲到南京，抗战时又到了四川。为了抗日，他投笔从戎，1944年12月在昆明入伍，然后到印度拉哈尔受训。抗战胜利后，他受命回笕桥重建航校。
第一次见到他很有意思。我刚从西湖边回来，一进门就看到房间里人坐得满满的，我床上也坐了个人，在翻我的速写本。我气得冲过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他力气很大，捉住我的手我就动不了了。看我狼狈的样子，大家哈哈大笑。他盯着我看，笑着说了句：“呵，好厉害！”我傻了，就像在哪里见过他一样，好熟悉那双雾蒙蒙的眼睛。
我考上艺专以后，和虞维濂的关系更亲密了，我们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我真巴不得时间过得快一点，明天就能长大。我们恋爱3年。他在西湖边给我讲故事、念诗词，我们到灵隐寺许愿、在葛岭定情、在初阳台立下婚约……他握着我的手发誓：让西湖的山山水水为我们作证，等你艺专毕业我就回来娶你。
规划得很好的人生，却遭逢乱世。1949年，时局动荡，他的信越来越少。四月的一个下午，我终于见到了3个月没有见面的他。他说他一直在生病和出差，还做过一次手术，怕我担心，就没给我写信。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仗打得这么厉害，一想到自己有可能战死，而我连16岁都不到，他就没办法面对我。
可我什么都不在乎，我一定要和他结婚，死也要死在一起。他让我回杭州，请父母写一封亲笔委托信。我还未成年，有了这封信，他带着我就有礼有节，对双方父母和家庭都好交代。
才过了3天，上海火车站已经全是逃难的人了，乱糟糟。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趟去杭州的火车，门根本打不开，里面的人拉，他在外面推，我才从窗户爬进去。火车开动了，他还跟着火车跑了很久。我哪里想得到，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他去了台湾，我留在杭州。中国有句古话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只想知道他还在不在？在哪里？
我决定留在美国找他。每个人都认为我疯了，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一句英文不会，怎么在纽约生活？茫茫人海，怎么找？
二
分离的那一幕恍若昨天，而我已经60多岁了。在美国，我很快就找了份工作——到华人家里做管家。我一边打工一边想办法四处打听他的消息。
到了1995年年底，终于有朋友反馈来消息，说虞维濂还活着，在加拿大。我放下电话，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整整10天，我都精神恍惚。
1996年2月7日下午两点钟，我正在画画，电话铃响了。对方说是虞维濂，问有没有一位叫茅君瑶的女士。
50年啊，人生有几个50年？听到他的声音，我整个人都在发抖，扶着墙壁号啕大哭。我们两个都在痛哭，他一边哭一边叫：“小瑶不要哭。”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说话的语气、语调还和50年前一样温柔。我觉得自己又变成了那个13岁的小女孩。
他说他一直在后悔，为什么当初那么食古不化，坚持要我回杭州去要一封托孤信，他对不起我。我说是我不好，当时为了劝父母留在杭州，耽误了去上海的时间。我们说说哭哭，哭哭说说，说了整整一个小时。
那3个月时间，我们简直到了痴狂的地步，每天一封长信，打一个小时电话。
三
1974年，他移民加拿大，1976年曾回国一次，专程去杭州找我。他去派出所查，都说这家人早就散了，没有音讯。他又不敢登报找，怕害了我。他对着西湖大喊了几声我的名字，哭了一场，带着遗憾回去了。
分开的这些年，他用诗歌寄托对我的思念，那些诗他都寄到美国给我看。还给我寄来了他不同时期的几十张照片，说他的一生都毫无保留地交给我了。他腿脚不方便，走路要用拐杖，还满温哥华去找蓝色的信笺给我写信。他当年是空军，50年前，他给我写信就是用的蓝色信纸。
我像一块久旱的土地逢甘露，尽情地享受着他的爱。他坚持要来纽约看我，说让儿子陪他一起来。我坚决不同意。能知道对方还活着，能证实曾经那3年刻骨的爱是真的，就够了。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太太真的太好了，居然能理解我们，支持他每天给我打电话、写信。
他让我不要担心，他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得合情合理，反正我们是不能再分开了。我说不行，我害怕，见了面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都那么大年纪，谁都经不起再折腾了。
他考虑了几天，写信来，希望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以此来圆我们的梦。
一个星期后，收到他寄来的提纲，密密麻麻的两万多字。那3年重要的日子、我们说过的重要的话，他都记得一清二楚。我把提纲贴在胸口，泪流满面。他说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件事，这本书叫《西湖梦》，是我们两个人的梦，也是很多当时被迫离散的中国人的梦。失散了那么多年，我们都能找到对方，分开的两岸迟早也会统一的。
四
我边写边哭，重新经历了一次1946-1949。我写，他修改，好不容易写好了前三章。1997年4月，我接到儿子的来信，说请我回去主持他的婚礼。我才惊醒，我在美国已经3年多了。
我说我要回去了。他在电话里哭，说分别47年，还没见面又要分开。他要我把上海的地址、电话，还有3个最好朋友的电话和地址写给他，万一把我丢掉了，他能马上再找回来。
第二天，他给我发来一封长信，信的开头就送我一首李白的诗：“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萝衣，白云堪卧君早归。”
为写这本书，又是10多年过去了。2008年，我把第一次的自印本寄给他。他收到书马上就来信了。他刚刚大病了一场，但还是认真地拿着放大镜作了修改。
现在，我快80岁，他都90岁了，走路要靠双拐，心脏也装了起搏器。他哭得太多了，眼睛几乎失明。信也少了，大概一个月一封。他的信越写越短，字越写越大。每封信末尾他都会写：白云处处长随君。
我们再也没有通过电话。有时候真的很想听听他的声音，但我不会打给他。我们年纪都大了，他又有高血压，不能太激动。于是我只能从来信字迹的大小、工整程度去判断他的健康状况。
我每天都在祈祷，希望他能活100岁，我也要活久一点，每天想想对方就觉得很幸福了。
/摘自豆瓣网（完）
我在60多岁时，跨越半个地球找到了我的初恋情人，可是至今我们仍没有见面……
一
1993年，婆婆和丈夫病了10多年后相继去世，丈夫的妹妹感激我对他们的悉心照顾，一定要邀请我去美国散心。1994年1月4日，我从上海飞往美国亚特兰大。空姐送给每位乘客一个飞鹰小挂件。看到那个小飞鹰，我眼泪就出来了。他当年在笕桥中央航校上学，制服上佩戴的就是飞鹰标志。
1946年认识他的时候，我才13岁多一点，他24岁。我现在一闭眼，脑子里都是他当年的样子：瘦瘦高高的，穿笔挺的空军制服，笑起来很儒雅。一开口，很好听的男中音。
他叫虞维濂，是笕桥中央航校二十四期学员，入伍前是金陵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他在北京出生，8岁随外交官父亲到南京，抗战时又到了四川。为了抗日，他投笔从戎，1944年12月在昆明入伍，然后到印度拉哈尔受训。抗战胜利后，他受命回笕桥重建航校。
第一次见到他很有意思。我刚从西湖边回来，一进门就看到房间里人坐得满满的，我床上也坐了个人，在翻我的速写本。我气得冲过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他力气很大，捉住我的手我就动不了了。看我狼狈的样子，大家哈哈大笑。他盯着我看，笑着说了句：“呵，好厉害！”我傻了，就像在哪里见过他一样，好熟悉那双雾蒙蒙的眼睛。
我考上艺专以后，和虞维濂的关系更亲密了，我们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我真巴不得时间过得快一点，明天就能长大。我们恋爱3年。他在西湖边给我讲故事、念诗词，我们到灵隐寺许愿、在葛岭定情、在初阳台立下婚约……他握着我的手发誓：让西湖的山山水水为我们作证，等你艺专毕业我就回来娶你。
规划得很好的人生，却遭逢乱世。1949年，时局动荡，他的信越来越少。四月的一个下午，我终于见到了3个月没有见面的他。他说他一直在生病和出差，还做过一次手术，怕我担心，就没给我写信。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仗打得这么厉害，一想到自己有可能战死，而我连16岁都不到，他就没办法面对我。
可我什么都不在乎，我一定要和他结婚，死也要死在一起。他让我回杭州，请父母写一封亲笔委托信。我还未成年，有了这封信，他带着我就有礼有节，对双方父母和家庭都好交代。
才过了3天，上海火车站已经全是逃难的人了，乱糟糟。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趟去杭州的火车，门根本打不开，里面的人拉，他在外面推，我才从窗户爬进去。火车开动了，他还跟着火车跑了很久。我哪里想得到，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他去了台湾，我留在杭州。中国有句古话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只想知道他还在不在？在哪里？
我决定留在美国找他。每个人都认为我疯了，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一句英文不会，怎么在纽约生活？茫茫人海，怎么找？
二
分离的那一幕恍若昨天，而我已经60多岁了。在美国，我很快就找了份工作——到华人家里做管家。我一边打工一边想办法四处打听他的消息。
到了1995年年底，终于有朋友反馈来消息，说虞维濂还活着，在加拿大。我放下电话，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整整10天，我都精神恍惚。
1996年2月7日下午两点钟，我正在画画，电话铃响了。对方说是虞维濂，问有没有一位叫茅君瑶的女士。
50年啊，人生有几个50年？听到他的声音，我整个人都在发抖，扶着墙壁号啕大哭。我们两个都在痛哭，他一边哭一边叫：“小瑶不要哭。”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说话的语气、语调还和50年前一样温柔。我觉得自己又变成了那个13岁的小女孩。
他说他一直在后悔，为什么当初那么食古不化，坚持要我回杭州去要一封托孤信，他对不起我。我说是我不好，当时为了劝父母留在杭州，耽误了去上海的时间。我们说说哭哭，哭哭说说，说了整整一个小时。
那3个月时间，我们简直到了痴狂的地步，每天一封长信，打一个小时电话。
三
1974年，他移民加拿大，1976年曾回国一次，专程去杭州找我。他去派出所查，都说这家人早就散了，没有音讯。他又不敢登报找，怕害了我。他对着西湖大喊了几声我的名字，哭了一场，带着遗憾回去了。
分开的这些年，他用诗歌寄托对我的思念，那些诗他都寄到美国给我看。还给我寄来了他不同时期的几十张照片，说他的一生都毫无保留地交给我了。他腿脚不方便，走路要用拐杖，还满温哥华去找蓝色的信笺给我写信。他当年是空军，50年前，他给我写信就是用的蓝色信纸。
我像一块久旱的土地逢甘露，尽情地享受着他的爱。他坚持要来纽约看我，说让儿子陪他一起来。我坚决不同意。能知道对方还活着，能证实曾经那3年刻骨的爱是真的，就够了。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太太真的太好了，居然能理解我们，支持他每天给我打电话、写信。
他让我不要担心，他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得合情合理，反正我们是不能再分开了。我说不行，我害怕，见了面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都那么大年纪，谁都经不起再折腾了。
他考虑了几天，写信来，希望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以此来圆我们的梦。
一个星期后，收到他寄来的提纲，密密麻麻的两万多字。那3年重要的日子、我们说过的重要的话，他都记得一清二楚。我把提纲贴在胸口，泪流满面。他说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件事，这本书叫《西湖梦》，是我们两个人的梦，也是很多当时被迫离散的中国人的梦。失散了那么多年，我们都能找到对方，分开的两岸迟早也会统一的。
四
我边写边哭，重新经历了一次1946-1949。我写，他修改，好不容易写好了前三章。1997年4月，我接到儿子的来信，说请我回去主持他的婚礼。我才惊醒，我在美国已经3年多了。
我说我要回去了。他在电话里哭，说分别47年，还没见面又要分开。他要我把上海的地址、电话，还有3个最好朋友的电话和地址写给他，万一把我丢掉了，他能马上再找回来。
第二天，他给我发来一封长信，信的开头就送我一首李白的诗：“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萝衣，白云堪卧君早归。”
为写这本书，又是10多年过去了。2008年，我把第一次的自印本寄给他。他收到书马上就来信了。他刚刚大病了一场，但还是认真地拿着放大镜作了修改。
现在，我快80岁，他都90岁了，走路要靠双拐，心脏也装了起搏器。他哭得太多了，眼睛几乎失明。信也少了，大概一个月一封。他的信越写越短，字越写越大。每封信末尾他都会写：白云处处长随君。
我们再也没有通过电话。有时候真的很想听听他的声音，但我不会打给他。我们年纪都大了，他又有高血压，不能太激动。于是我只能从来信字迹的大小、工整程度去判断他的健康状况。
我每天都在祈祷，希望他能活100岁，我也要活久一点，每天想想对方就觉得很幸福了。
/摘自豆瓣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