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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体制”这个提法在体育界流传了许久，耳熟能详，作为体育工作者过去常引为自豪，似乎毋庸置疑。近年来对“举国体制”的赞扬和抨击此起彼伏，本人身不由己也曾涉足坊间撰文评价其优劣。做体育局课题和国家项目时，把握不住“举国体制”的理论依据而难以发表全部研究结果，留下遗憾。直到参与体育“十一五”规划的前期工作，经资料整理、学说梳理和思路清理，乃恍然大悟：这“举国体制”的提法，莫不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为“举国体制”歌功颂德，对“举国体制”全力抨击，都有点像唐吉科德对风车作战——因为“举国体制”是一个虚构的词汇。中国体育在20世纪50年代“举国”做广播体操，60年代“举国”畅游江河湖海，70年代“举国”打乒乓球，80年代为运动健儿在世界体坛获得优异成绩而举国欢腾……这些都是“举国”的现象；而把发展体育事业作为一项制度安排，恰恰就没有“举国”。就学理而言，“举国体制”恐怕只是一个伪概念。
当然，反对“举国体制”者不能否定它在收获金牌方面的优势，支持“举国体制”者也因它在收获金牌方面的优势而赞美之。实际上，二者都应该离开这个“风车”似的提法。换个角度看，所谓的“举国体制”，的确是我国体育的传统制度中最成熟最优秀的部分，但仅仅是一个以金牌为目标的封闭式集训的模式，只涉及培养竞技精英的尖端部分，并非真正的体育制度的主体。它并不是一个满足全体中国人体育需要的完善制度，而仅仅是针对极少数运动天才的集训模式。如果以此来取代整个体育制度，把一个全面管理中国体育的体制简化和缩小为一个自产自销金牌的生产基地，是观念的错位。
放眼四望，体育“举国”的体制在哪里?试图努力巩固和完善它的一些人辩说，“举国体制”可以用来特指竞技体育。此亦大谬不然，所谓的“竞技体育”，更不是“举国”体制。我国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是“举国体制”，苏联卫国战争是“举国体制”，德国发动世界大战是“举国体制”，当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长期对抗也采用“举国体制”。这些举国上下各行各业高度参与甚至家家户户都献出了亲人来共同努力完成的惊天大事，才需要“举国”全力以赴的体制。体育谈何“举国”?发展高水平竞技运动的体制，虽然建立在从地方到中央层层选拔输送的多级训练网的基础上，但却是行业内部独立封闭的仅限于发展竞技的系统，在圈子里倒是上下形成了极为有效的网络，说是“举国”，则显得太牵强。这个由政府体育管理部门高度垄断优质资源的体工队专业训练模式，围绕几千优秀运动员的庞大服务体系，不仅全国各行各业插不上手，连几十万体育教师也难得帮上忙，这怎能说是“举国”的行为?
一位长期研究世界文明的朋友告诉我，猛一听到“举国体制”，就想起打仗，想到严峻的军事形势，甚至想到法西斯和人肉炸弹。我国的体育制度，原来是有几分像战争机器，体育部门负责的主要是专业竞技，它既非职业竞技，亦非业余竞技，而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意志化和政治工具化的发展竞技运动的封闭式集训模式。纵观世界竞技史，这样一种国家高度集权的竞技体制，在20世纪仅一度存在于前苏联、东欧、古巴、朝鲜和中国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特点是用打仗的方式操办体育，用军队的管理来指挥体育，用研讨作战的严肃认真来打造体制，全力以赴追求意识形态的目标。所谓“举国体制”，核心是以“三从一大”的军事化方针构造的严酷训练模式，在提高竞技运动成绩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优势，是中国参与运动竞赛的制胜法宝。这种集中训练模式的优势应该在作为体育局部的高水平竞技领域继续发挥，但不能认为这就是举国上下各行各业共同参与的“体制”。以此垄断封闭的集权模式取代或者扩大到整个国家的体育制度，具有反人文的负面作用。
中国传统的体育制度是军事需要的产物。早在先秦时期，重视习武建制。唐朝创立武举制，其主要目的是选拔军事人才来抵御外患和维护国家的统治。宋、明、清三朝的武举、武学制度，与唐朝一脉相承并逐渐成熟，形成了军事化的身体训练制度。自晚清鸦片战争以后，洋务派编练新军，先后建立了军事学堂并设体操课，以德式体操为其主要操练内容，西方近代体育得以传入我国。受军国民主义思潮的影响，清政府于1902年颁布章程，规定学校体育以兵操为主，延续了军事化的传统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国体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体育体制仍然承袭古代至近代一贯的军事化特色，服务于特定的国家政治目的和集团利益。不同的是，在经济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国家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来最大限度地发展体育事业显示度最高的部分，宣传意识形态的优越，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制由此而诞生。在那个时代，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计划是通过“政治挂帅”的行政力量来维持的，前进动力来自于外部的政治激励和内部军事化管理的力量。体育制度的运行与周围环境相容，尤其是高水平竞技运动，表现出超前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特征。改革初期，我国高水平竞技积淀在雄厚基础上的能量爆发性释放，获得优异运动成绩，对国民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在荡涤“文化革命’，消沉失落的阴影、增强民族凝聚力、唤起中国人参与国际竞争的自信心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金牌的耀眼光芒，一次又一次地掩盖了改革体制自身缺陷的紧迫性。在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世界大战和集团冷战之后，当代体育逐步淡化了军事化的功利需求，步入到人类和睦相处的休闲活动中，真正为我们提高生活质量的健康促进服务。而旧体制在生产金牌方面具有举世罕见的优势，因此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
分析旧体育体制的来由与运行机制，会发现它与和谐社会的不协调之处。从根本上看，我国体育的制度缺陷，主要是与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发展失衡，用阶段性的政治目标取代根本性的文化目标，受工具价值观念影响而失去人文理想，导致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终极目标的体育精神的流失。主要原因，是体育界陷入了对传统“举国体制”的认识误区。
使用“举国体制”的提法，最大弊端是以点带面、以次充主，使人们误认为它就是中国体育的整个制度。随着金牌数量的逐年增多，我国青少年体质逐年下降，成为令人心痛的基本事实。这样的恶果缘自以偏概全的制度缺陷，其根源是观念上受军国民主义思潮影响抹煞了体育的人文精神，其重要表现形式就是大家都念叨这个名不副实的“举国体制”。
体育界陷入了对传统“举国体制”的认识误区，很大程度是由于各种媒体的推波助澜。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满眼都是比赛。媒体把人们的眼球都吸引到体育界培养的极少数精英身上，转移了体育对大众健康促进的注意力。由于媒体受长期阶级斗争遗留下的“冷战思维”潜意识及自身素质参差不齐等诸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在舆论上把体育简化为竞赛、简化为金牌、简化为奥运会金牌，虚构中央要金牌、民众要金牌、金牌少了谁都不答应的假象。“一金遮百丑”，何其有效!其负面影响是长期歪曲体育面向公共服务的正确方向，导致体育可以不对中华民族下一代身体运动能力持续减弱承担具体责任的荒唐结果。
为此，体育界不仅应该自己停止使用“举国体制”的提法，还应该明确告诉媒体——“举国体制”的 提法可以休矣!使用这一提法所标示的旧体制，以国家政治利益为目的，以操办高水平竞技运动为业务核心，以政府集中打理训练和竞赛大小事务为特点，是展开体育过程的一个非主体的制度，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而体育制度的创新，应该围绕中华民族和平崛起、和平生存、和平发展的现实需要，满足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强烈欲求，为建设新世纪的和谐中国做出有益贡献。
把拥有竞技世界冠军的数量作为一个国家体育强盛与否的标志，这是冷战思维的判断准则，是军国民主义思潮对体育价值评估的结果。政府机构仅仅以金牌为目标办体育，难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体育需求，是对民众体育权利的忽视。在一个和谐的小康社会，提供公益性体育条件，保障弱势群体和不发达地区人群的体育权利，是各级体育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能。
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全面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与公共服务的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中国的体育制度的重心放在提高极少数人的身体素质上，在满足人民对体育的公共需求方面存在先天缺陷。解决这个矛盾，必须把政府主要的职能和主要的力量集中到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上来。政府的本质是服务，是为老百姓提供公共产品，为人民的生存发展创造条件。中国体育应该从这个角度寻找制度创新的方向。
“举国体制”的提法应该尽快废止，但我国体育这个实实在在的封闭式集训体制，在获取金牌方面非常优秀，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效益，应该珍惜它的合理内容，把它安排在中国体育新制度里，作为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这个训练体制是中国竞技运动攀登世界高峰的一张战无不胜的王牌，特别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目前没有必要立即与国际全面接轨，置换为发达国家的自由自主型的训练模式。
体育要对民族的和平崛起、人类的和平发展有益，就要脱离军事化。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与之相连的“奥运争光”、“集团军”、“金牌榜”之类的提法，都应一并认真检讨，以顺应世界潮流与奥林匹克精神。中国体育的理想不是锦标主义，中国设置体育部门的根本目的不是拿金牌，因此，需要一个包括拿金牌在内的为满足全中国人民体育需求的新管理体系，推行能够为中华民族带来长期健康效果的新机制。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发挥体育在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方面的功能。正确认识新时期体育“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的功能性改变，倡导人文精神，才能服务和谐社会。中国体育的体制要提升为具有更高品位的文化模式，必须寻找更为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将来，体育新体制会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全体中国人的高质量幸福生活息息相关、须臾不可离开的新制度。应该去掉名不副实的所谓的“举国体制”，建立一个实实在在的针对优秀运动员出成绩的集训模式，放在新的体育制度之中。(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编辑：李寿荣】
为“举国体制”歌功颂德，对“举国体制”全力抨击，都有点像唐吉科德对风车作战——因为“举国体制”是一个虚构的词汇。中国体育在20世纪50年代“举国”做广播体操，60年代“举国”畅游江河湖海，70年代“举国”打乒乓球，80年代为运动健儿在世界体坛获得优异成绩而举国欢腾……这些都是“举国”的现象；而把发展体育事业作为一项制度安排，恰恰就没有“举国”。就学理而言，“举国体制”恐怕只是一个伪概念。
当然，反对“举国体制”者不能否定它在收获金牌方面的优势，支持“举国体制”者也因它在收获金牌方面的优势而赞美之。实际上，二者都应该离开这个“风车”似的提法。换个角度看，所谓的“举国体制”，的确是我国体育的传统制度中最成熟最优秀的部分，但仅仅是一个以金牌为目标的封闭式集训的模式，只涉及培养竞技精英的尖端部分，并非真正的体育制度的主体。它并不是一个满足全体中国人体育需要的完善制度，而仅仅是针对极少数运动天才的集训模式。如果以此来取代整个体育制度，把一个全面管理中国体育的体制简化和缩小为一个自产自销金牌的生产基地，是观念的错位。
放眼四望，体育“举国”的体制在哪里?试图努力巩固和完善它的一些人辩说，“举国体制”可以用来特指竞技体育。此亦大谬不然，所谓的“竞技体育”，更不是“举国”体制。我国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是“举国体制”，苏联卫国战争是“举国体制”，德国发动世界大战是“举国体制”，当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长期对抗也采用“举国体制”。这些举国上下各行各业高度参与甚至家家户户都献出了亲人来共同努力完成的惊天大事，才需要“举国”全力以赴的体制。体育谈何“举国”?发展高水平竞技运动的体制，虽然建立在从地方到中央层层选拔输送的多级训练网的基础上，但却是行业内部独立封闭的仅限于发展竞技的系统，在圈子里倒是上下形成了极为有效的网络，说是“举国”，则显得太牵强。这个由政府体育管理部门高度垄断优质资源的体工队专业训练模式，围绕几千优秀运动员的庞大服务体系，不仅全国各行各业插不上手，连几十万体育教师也难得帮上忙，这怎能说是“举国”的行为?
一位长期研究世界文明的朋友告诉我，猛一听到“举国体制”，就想起打仗，想到严峻的军事形势，甚至想到法西斯和人肉炸弹。我国的体育制度，原来是有几分像战争机器，体育部门负责的主要是专业竞技，它既非职业竞技，亦非业余竞技，而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意志化和政治工具化的发展竞技运动的封闭式集训模式。纵观世界竞技史，这样一种国家高度集权的竞技体制，在20世纪仅一度存在于前苏联、东欧、古巴、朝鲜和中国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特点是用打仗的方式操办体育，用军队的管理来指挥体育，用研讨作战的严肃认真来打造体制，全力以赴追求意识形态的目标。所谓“举国体制”，核心是以“三从一大”的军事化方针构造的严酷训练模式，在提高竞技运动成绩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优势，是中国参与运动竞赛的制胜法宝。这种集中训练模式的优势应该在作为体育局部的高水平竞技领域继续发挥，但不能认为这就是举国上下各行各业共同参与的“体制”。以此垄断封闭的集权模式取代或者扩大到整个国家的体育制度，具有反人文的负面作用。
中国传统的体育制度是军事需要的产物。早在先秦时期，重视习武建制。唐朝创立武举制，其主要目的是选拔军事人才来抵御外患和维护国家的统治。宋、明、清三朝的武举、武学制度，与唐朝一脉相承并逐渐成熟，形成了军事化的身体训练制度。自晚清鸦片战争以后，洋务派编练新军，先后建立了军事学堂并设体操课，以德式体操为其主要操练内容，西方近代体育得以传入我国。受军国民主义思潮的影响，清政府于1902年颁布章程，规定学校体育以兵操为主，延续了军事化的传统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国体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体育体制仍然承袭古代至近代一贯的军事化特色，服务于特定的国家政治目的和集团利益。不同的是，在经济极其落后的情况下，国家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来最大限度地发展体育事业显示度最高的部分，宣传意识形态的优越，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制由此而诞生。在那个时代，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计划是通过“政治挂帅”的行政力量来维持的，前进动力来自于外部的政治激励和内部军事化管理的力量。体育制度的运行与周围环境相容，尤其是高水平竞技运动，表现出超前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特征。改革初期，我国高水平竞技积淀在雄厚基础上的能量爆发性释放，获得优异运动成绩，对国民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在荡涤“文化革命’，消沉失落的阴影、增强民族凝聚力、唤起中国人参与国际竞争的自信心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金牌的耀眼光芒，一次又一次地掩盖了改革体制自身缺陷的紧迫性。在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世界大战和集团冷战之后，当代体育逐步淡化了军事化的功利需求，步入到人类和睦相处的休闲活动中，真正为我们提高生活质量的健康促进服务。而旧体制在生产金牌方面具有举世罕见的优势，因此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
分析旧体育体制的来由与运行机制，会发现它与和谐社会的不协调之处。从根本上看，我国体育的制度缺陷，主要是与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发展失衡，用阶段性的政治目标取代根本性的文化目标，受工具价值观念影响而失去人文理想，导致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终极目标的体育精神的流失。主要原因，是体育界陷入了对传统“举国体制”的认识误区。
使用“举国体制”的提法，最大弊端是以点带面、以次充主，使人们误认为它就是中国体育的整个制度。随着金牌数量的逐年增多，我国青少年体质逐年下降，成为令人心痛的基本事实。这样的恶果缘自以偏概全的制度缺陷，其根源是观念上受军国民主义思潮影响抹煞了体育的人文精神，其重要表现形式就是大家都念叨这个名不副实的“举国体制”。
体育界陷入了对传统“举国体制”的认识误区，很大程度是由于各种媒体的推波助澜。翻开报纸、打开电视，满眼都是比赛。媒体把人们的眼球都吸引到体育界培养的极少数精英身上，转移了体育对大众健康促进的注意力。由于媒体受长期阶级斗争遗留下的“冷战思维”潜意识及自身素质参差不齐等诸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在舆论上把体育简化为竞赛、简化为金牌、简化为奥运会金牌，虚构中央要金牌、民众要金牌、金牌少了谁都不答应的假象。“一金遮百丑”，何其有效!其负面影响是长期歪曲体育面向公共服务的正确方向，导致体育可以不对中华民族下一代身体运动能力持续减弱承担具体责任的荒唐结果。
为此，体育界不仅应该自己停止使用“举国体制”的提法，还应该明确告诉媒体——“举国体制”的 提法可以休矣!使用这一提法所标示的旧体制，以国家政治利益为目的，以操办高水平竞技运动为业务核心，以政府集中打理训练和竞赛大小事务为特点，是展开体育过程的一个非主体的制度，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而体育制度的创新，应该围绕中华民族和平崛起、和平生存、和平发展的现实需要，满足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强烈欲求，为建设新世纪的和谐中国做出有益贡献。
把拥有竞技世界冠军的数量作为一个国家体育强盛与否的标志，这是冷战思维的判断准则，是军国民主义思潮对体育价值评估的结果。政府机构仅仅以金牌为目标办体育，难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体育需求，是对民众体育权利的忽视。在一个和谐的小康社会，提供公益性体育条件，保障弱势群体和不发达地区人群的体育权利，是各级体育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能。
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全面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与公共服务的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中国的体育制度的重心放在提高极少数人的身体素质上，在满足人民对体育的公共需求方面存在先天缺陷。解决这个矛盾，必须把政府主要的职能和主要的力量集中到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上来。政府的本质是服务，是为老百姓提供公共产品，为人民的生存发展创造条件。中国体育应该从这个角度寻找制度创新的方向。
“举国体制”的提法应该尽快废止，但我国体育这个实实在在的封闭式集训体制，在获取金牌方面非常优秀，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效益，应该珍惜它的合理内容，把它安排在中国体育新制度里，作为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这个训练体制是中国竞技运动攀登世界高峰的一张战无不胜的王牌，特别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目前没有必要立即与国际全面接轨，置换为发达国家的自由自主型的训练模式。
体育要对民族的和平崛起、人类的和平发展有益，就要脱离军事化。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与之相连的“奥运争光”、“集团军”、“金牌榜”之类的提法，都应一并认真检讨，以顺应世界潮流与奥林匹克精神。中国体育的理想不是锦标主义，中国设置体育部门的根本目的不是拿金牌，因此，需要一个包括拿金牌在内的为满足全中国人民体育需求的新管理体系，推行能够为中华民族带来长期健康效果的新机制。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发挥体育在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方面的功能。正确认识新时期体育“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的功能性改变，倡导人文精神，才能服务和谐社会。中国体育的体制要提升为具有更高品位的文化模式，必须寻找更为远大的理想和目标。
将来，体育新体制会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全体中国人的高质量幸福生活息息相关、须臾不可离开的新制度。应该去掉名不副实的所谓的“举国体制”，建立一个实实在在的针对优秀运动员出成绩的集训模式，放在新的体育制度之中。(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编辑：李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