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周游列国14年，有10年是在卫国度过的，包括子路在内的许多学生都来自卫国。可以说，卫国是孔子最中意的国家。
　　卫国盛时的地盘，以商朝的都城朝歌（今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为中心，包括了今天的河南省鹤壁市、安阳市、濮阳市，河北省邯郸市和邢台市的部分地区，以及山东省聊城市西部、菏泽市北部地区，不可不谓之大。但到卫嗣君继位时，卫国仅剩濮阳一块地盘。卫嗣君希望复兴卫国，用了不少手段，但都不太对路子;卫国也有不少能人志士，但最终都流落他国。卫国的覆亡，颇耐人寻味。

孔子后人的忠告

　　卫灵公在位期间（公元前534年—公元前493年），卫国政局算得上稳定，政治也比较清明。有一次，鲁国国君鲁哀公问孔子：“当今之君，孰为最贤？”孔子回答说：“丘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他还解释说，这是因为卫灵公求贤若渴，能够做到知人善任。
　　后来，孔子离开鲁国，想在卫国谋份职位。他觉得卫国与鲁国的政治环境相同，他在鲁国未能实现的政治理想有望在卫国实现。他说：“如果卫国用我掌理国政，一年就有起色，三年可以大成。”但卫灵公终究没有任用孔子。即使孔子到卫灵公夫人南子那里走门路，也没有被任用，故而孔子又说“卫灵公无道”。
　　战国初年，孔子嫡孙孔伋（字子思）也在卫国生活过多年。当时，卫国国政日非，子思就治国理政问题多次对卫慎公（又称卫侯）提出忠告。
　　子思曾向卫侯推荐苟变担任领兵统帅，说：“苟变的才能足堪率领战车500乘。”那时候，一辆战车最多可带兵70余人，能够指挥500辆战车、数万大军的，必然是大将。卫侯却说：“苟变诚然有军事才能，但是品行有瑕疵。他征收赋税时，白吃了百姓两颗鸡蛋，所以废而不用。”子思对此大不以为然，说：“优秀的领导用人，犹如巧匠处理手中的木材一样，用其所长，弃其所短。粗大的杞梓之树，几个人都无法环抱，哪个巧匠会因为树干上有几尺烂木，就废弃不用呢？如今我们身处乱世，正需带兵打仗的勇士，怎能因为两颗鸡蛋就弃置优秀的将领呢？”
　　子思的这番话说明了两个道理：第一，选拔人才要取其长，容其短;第二，在非常时期，大争之世，对于急需的人才，更应该有包容心，应该用“最大公约数”来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
　　子思在当时是名人，卫侯顾虑其社会影响力，表示会接受其意见，但实际上却没有这么做——“卫侯言计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卫侯决策错误，但其下属群臣却异口同声地附和称赞。子思失望地说：“以吾观卫，所谓‘君不君，臣不臣’者也。”
　　他还明确地告诫卫侯：“国君有错误，却自以为是，卿大夫不敢指出来;卿大夫有错误，却自以为是，庶众不敢指出来，这就丧失了纠错机制。上面的领导感觉良好，自以为贤，下面的人同声附和，一片赞扬声，这岂非自欺欺人？给领导戴高帽子的，就有好处;给领导提意见的，就有祸害。这样下去，正确的决策从何而来？”
　　子思预言，主上昏暗，臣下谄媚，他们高居于百姓之上，就得不到百姓的拥护。长此以往，国家必会覆亡。

用左氏城换逃犯

　　到了公元前335年，卫国的第四十一任国君卫嗣君继位时，卫国已经很衰落了。此前30多年，卫国从公国自贬一等为侯国;卫嗣君执政5年后，又自称为君（“君”是战国时期对有封地的卿大夫、王族子弟的一种封号，君一般没有独立的国家）。事实上，卫国已成了魏国的附庸。
　　但卫嗣君很想有所作为。《资治通鉴》卷二记载，卫嗣君登基后的第一件事是千方百计地抓捕一个逃犯。这个犯人并非重罪在身，而且颇懂医术，逃到魏国后为魏王后治好了病，出了名。卫嗣君觉得很没面子，派人跟魏国交涉，想引渡这个逃犯，给出的条件是补偿魏国五十金。魏王不答应，卫国加码到百金，但来回交涉了五趟，也没有谈成。卫嗣君一咬牙，提出以左氏城（今山东定陶县东）换回逃犯。这让卫国的官员非常吃惊：“值得拿一座城池去换回一个逃犯吗？”卫嗣君却斩钉截铁地说：“你们不明白这件事的严重性。治理国家不放过小事，就不会有大乱子。如果国家的法制不行，该杀的不杀，即使有十个左氏城，有什么用呢？法制建立，赏罚必行，失去十个左氏城，也不会有大害。”魏王听说卫嗣君如此不依不饶地要得到这个逃犯，就把犯人送回了卫国，也没要卫嗣君给的那座城。
　　类似的事情，《资治通鉴》卷四还记载了几件。一天，卫国一位县令整理被褥时，露出了破旧的床垫。这件事传到了卫嗣君的耳朵里，他马上赏赐那个县令一个崭新的高级床垫。县令为国君的明察秋毫大吃一惊。而卫嗣君这样做，或许是为了奖励臣下廉洁，或许是为了显示自己聪明吧。
　　卫嗣君曾派人装扮成客商，将走私物品带在身上，通过关口时塞给管理人员一大把金钱。果然这名管理人员收了钱，就放行了。过了几日，卫嗣君又派人找到这个管理人员，跟他说某日某人经过关口时送给你不少金钱，你要赶紧退回这笔贿金。这个管理人员吓得浑身打颤。卫嗣君这样做到底是钓鱼执法，还是暗中监视，历史上并没有详细记载。
　　在位期间，卫嗣君宠爱妃子泄姬，重用大臣如耳，但又怕他们自恃受宠而欺下犯上。于是，他刻意提高魏妃的地位，以防止泄姬娇恣;又提升另一大臣薄疑的职位，来牵制如耳的权力。这究竟是为了兼听则明，还是搞权力制衡、互相制约的小把戏？也许两种用意都有。

临终前的反省

　　公元前293年，卫嗣君病重将死。就在这个当口儿，有个叫富术的人去拜会卫国大臣殷顺且，对他说：“如果您按照我的话去跟国君说，一定可以得到重用。因为人之将死，其心也善。国君生前贪恋美色，宠信奸臣，朝臣们不敢揭他的短。现在，您要勇敢地对国君说实话，告诉他：‘您以前的所作所为很荒唐，您宠信的绁错独揽大权，絮薄为虎作伥，这样下去，您的子孙都无颜杀牲取血祭祀祖先了。’”的确，这个富术看透了卫嗣君：想当明君，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他也是利用卫嗣君弥留之际的机会，为己谋私。
　　殷顺且果然来到卫嗣君的病榻前，照着说了这番话。卫嗣君听后非常震惊，颔首称善，当即把相印交给他，恳切地说：“我死之后，你一定要担任国相而掌权。”
　　卫嗣君死后，殷顺且按照先君遗命接任相位，辅佐太子公期继位，是为卫怀君，奸臣绁错、絮薄家族被全部驱逐出境。
　　在历史上，卫嗣君算不上一位优秀的领导人，但他做的几件事却值得分析。以左氏城换逃犯，更像是在作秀。如果这件事不是战国策士游说时信口编的案例（此事见于《战国策》），而是真实发生在卫嗣君身上，那么这个君王真是相当不靠谱。国君要加强法制并没有错，用典型事件表明自己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也没有错。但是治国理政，轻重缓急，关键在一个“时”字。卫国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著名的吴国贤人延陵季子曾说：“卫多君子，其国无患。”其实，卫国不仅有许多遽伯玉这样的君子，还有大批务实的干才，如李悝、商鞅、吴起、吕不韦等，可惜他们都流落在别国。说服他们为卫国效力，这才是首要问题。卫国的疆域就剩下濮阳了，卫嗣君还要拿珍贵的国土左氏城去换取一个逃犯，这不是作秀是什么？

　　对于卫嗣君搞的钓鱼执法之类的小把戏，司马光直截了当地说：“嗣君好察微隐。”在古人的政治伦理中，“察察为明”指专在细枝末节上显示精明，是对君主很负面的评价。荀子评价卫嗣君是“聚敛计数之君也”。搜刮聚敛百姓赋税，玩弄法术驾驭臣下，就叫“聚敛”“计数”。这样的国君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所以荀子直接说：“聚敛者亡。”
　　因此，对于卫嗣君临终前的反省，我们只能说为时已晚，殷顺且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卫怀君在位30余年，几乎完全听命于强邻魏国。公元前252年，他前往魏国朝见魏王，被魏人执而杀之，其弟卫元君继位。卫元君是魏国的女婿，只是傀儡而已。不待秦始皇的铁骑踏到濮阳，卫国实际上已经灭亡。
　　卫嗣君（？—公元前293年）是卫国第四十一任国君。（李云中 / 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