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万窍，吹万不同。
　　在惊涛拍岸般的六十世纪，在美洲板块上屹立着的“星条旗”底，嬉皮士正躺在金门公园的草地上，吸食迷幻药以求片刻幻象带来的快感。与此同时，大批的士兵，正走过无限长的道路，冲向战场的硝烟。美国人民们正诉求着革命式的口号。他们习惯于利用大众强悍而野蛮的力量，在那个盲目的，对峙的，疯狂的时代，建立起带有光明标志的理想秩序。一个满是白鸽与大麻，满是蓝天和反叛主义精神的乌托邦。他们需要一个似是而非的先驱，搏一个标新立异的是非。他们利用酒精和大麻的刺激，断然地，无力地，走向人群。
　　与此同时，那个衬衫领子上夹着口琴，捧着一把木吉他，顶着叛逆味道的爆炸头的二十岁青年，坐在麦克杜格尔街道上的小酒吧，带着一番躁动和年少，信笔把自己的迷惘涂写在斑驳的稿纸和时代的琴弦上。在他的词里，人们看见安迪·沃霍尔明朗的波普画作，也看见达利荒诞而偏执的批判。立体主义与超现实主义以他的歌词为载体，展现出一种登峰造极的“无意识”。从不以利益为量度的迪伦不断挑战后工业社会的商业规则，怠慢金钱与名利，厌恶如潮的拥戴与追捧，甚至不惧嘲讽他的粉丝。因为比起庞大的社会，他更愿意关注含蓄又真实的一个普通人矛盾又悸动的内心。他执着地驻足于每一句词的韵脚中央，传递着他似有非有的情感和迷惘的提问，或许还带有不太宁静的焦躁。而群众偏抓住这一点恰到好处、不偏不倚的共鸣，毫不犹豫地把他捧上神坛，与所谓的“垮掉的一代”——“杰克·凯鲁亚克”们站在一起。如暴雨骤至般的刻板定义，像刺青一样刻在了他的头上。
　　其实，无论是用沙哑而略带鼻音的嗓子轻轻吟唱行云流水的民谣，又或是背离传统民歌而插电高唱摇滚乐，甚至是若干年后传唱福音的宗教音乐的迪伦，无一例外地在用尖锐、犀利、令人捉摸不透的答案保护着自己。这个二十三岁的青年从不愿做旗帜背后的精神领袖，所以他尝试一次次的背叛，刻意经营着格外讽刺而荒诞的局面，以逃避外人肆意的定义与媒体不断地试图破译解构的刻意。“创造性完全是神秘甚至充满魔力的过程”，而非经历曲折后分解成的支离破碎。他欣赏费里尼与欧洲电影，终日埋在历史、艺术、文学的典籍之中，甚至倾听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政治辩论，以求思想与文学的足够丰满，催生着思维、韵律与语言三者浑然天成的顺产。他想着一个夜晚，想着一条寂寥无人的街道，于是就有了《荒芜之街》。他坚守着自己的叛逆，于是就有了《像一块滚石》。然而这一切却令因盲目而昏昏欲睡的人们，毫不怜惜地抛弃了对他的作品所抱有的其他所有可能性。因为脆弱与麻木，他们自顾自地拜读着一片镜花水月，因急于寻求答案而不断地搜寻新出口。
　　苦苦追寻答案的群众们，习惯于自以为是地圈地为牢，站队于某个政治立场之后，继续挥舞旗帜高喊口号。他们畏惧惊涛骇浪、地覆天翻，更加无法想象全军覆没的毁灭与转折。为此不惜被束缚于庞大的群体中。人们满足于普适性强的生活，便自欺欺人地用一种极为默契的、同步的停滞来确定与维持自身个体存在的合理性。他们依赖惯性，发出近乎一致的声音。而任何擦枪走火的挑战，都将被一片虚张声势的嘘声埋没。迪伦自始至终，用一种叛逆而信马由缰的戏谑，锋利地刺穿乌合之众的懦弱。他无法接受人们强暴式的不容置疑的挖掘意义，不愿被如狼似虎的顽固的人群推挤而被动前进。于是他选择跳脱出这可笑的普适性，逆向而行。所以你看到那个身着摩托夹克的年轻人。他站在音乐节的舞台上，抱着吉他，弹起熟悉的旋律，并一遍遍的发问。他云淡风轻地将他的迷惘坦诚布公，他摒弃陈旧的文过饰非，进而承认自己的一无所知。这个聪明无比却大智若愚的先锋，用他那永远傲慢且永远波澜不惊的眼神，亲自洗去了他身上所有厚重的政治色彩。剩下的那些缤纷，从来只代表那个失焦的、令人迷惑的自己。
　　唱针静静搭在黑胶唱片上，默默地转了起来。唱机终于还是传来那个遥远又熟悉的声音。这样一个伟大的传奇，静静定格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个风华正茂的年纪。时代在变，仅靠当下的种种完全无法窥见未来的一角。智慧的思潮经历过漫长的放逐之后，终将沿着历史的运河缓缓向前。关于时代的发问，一如既往地等待着人们挥别迷惘，不断深思。而答案，却等待着一场改头换面的革新。
　　别问答案是什么。答案，就在那風中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