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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认为，此次国家倡议会议有什么样的意义？
卡斯维尔：这一次国家倡议会议既及时又有效。因为，一个由197个国家参与的国际谈判注定是进程缓慢的，各国利益不同，加上国际关系错综复杂，一旦森林谈判到了联合国的正式场合（即联合国森林论坛正式会议），所有国家的立场基本上就是固定不变的了，那个时候，大家就很难再做妥协。所以，休会期间的非正式磋商和协调，就显得至关重要。
国家倡议会议是一次开放式的研讨会，会议氛围不紧张、不拘束，保留了最大的灵活性和可调整空间，大家可以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不用高谈阔论，就是建设性地探讨实质性难题。因此，这次会议绝不是纸上谈兵，绝不是浪费时间。
记者：目前国际森林问题谈判最大的症结何在？
卡斯维尔：总的来说，就是 “建约之争”。也就是说，有些国家同意建立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联合国森林公约”，而有些国家反对建立这样的“公约”，只希望继续加强原有的自愿性的国际森林安排。
记者：反对建立“公约”的国家是怎么想的呢？
卡斯维尔：有些国家认为，建立国际森林法律侵犯了主权和自主发展权；有些国家则认为，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书是近200个国家妥协的产物，一定是低水平的，而无法律约束力的自愿性全球治理机制反而更具灵活性，水平更高。
另外，每个国家都有十分复杂的国内利益博弈。在许多国家，森林地区由当地的族群、社区或公司把控，森林资源牵涉他们的切身利益，如果要让他们保护森林，就必须给予他们实实在在的好处，例如生态补偿和税费减免，对于许多贫穷国家而言，这是不太现实的。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关于“联合国森林公约”这个概念的由来。
卡斯维尔：这个“公约”实际上是美国首倡提出的。1990年，美国在“七国集团”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概念，随后，老布什政府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说服了大多数发达国家接受建立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森林公约”这一立场。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公约”。
记者：当时各国反应如何？
卡斯维尔：当时，发展中国家很团结，共同持反对态度，认为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是附加政治条件的，他们担心，这是西方企图控制全球森林管理权和国际木材贸易规则的“阴谋”。因此，当时的格局是南北对峙。
记者：那么，和当时相比，现在的谈判格局发生变化了吗？
卡斯维尔：如今的格局比较杂乱。1992年环发大会之后，美国很愤怒，感觉发展中国家对自己不信任，慢慢变得不太积极了。欧洲国家则进行了区域合作，正在开展有法律约束力的森林公约谈判，目前，大部分欧洲国家支持建立“全球公约”。非洲、南美洲、亚洲方面则发生了分化。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当年表现活跃积极的某些国家如今对“公约”很冷淡，而许多当年持反对态度的国家现在却在大力推动“公约”谈判进程。
记者：这些国家转变立场的原因是什么？
卡斯维尔：国家利益决定国家立场，国内局势、国际环境和思想认识的变化都会促使国家利益不断发生变动。我无法清楚地知道各个国家的真实意图和背后考量是什么，但我可以简单举几个例子。
例如，部分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原本默许非法采伐，以获得国际贸易顺差，但其国际形象和国际环境也随之恶化，颜面尽失，不得不改变立场。又如，在一些国家，农林和环保部门原本不受重视，但国家发展战略的改变使这些部门的地位提高了，当他们的声音能够影响到政府决策了，这些国家的立场也就随之转变了。比如说，中国现在就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这自然会影响中国的国际生态政策。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在国际森林谈判中的角色？
卡斯维尔：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一言一行都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之下，但是中国自身也许是在十几年前才开始发觉自身的全球影响力原来这么大。在20多年的谈判进程中，中国慢慢地转变态度、转变形象，近年来变得越来越活跃，积极主动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如今，中国是谈判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力量。
这次国家倡议会议就是由中国主动发起的，并得到了美国、德国、瑞士、芬兰等国的大力支持，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这足以表明中国在国际森林谈判中的影响力在日益增强。全世界都期待着中国在2015年第十一届联合国森林论坛上的表现。
记者：我注意到一些发展中国家抱怨发达国家没有提供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卡斯维尔：森林管理是需要很多资金的，高效低成本的森林管理则需要先进的科技。技术转让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在许多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政府并不拥有先进科技的知识产权，企业和个人才是技术的真正所有者，政府无法号令私人机构或个人去把技术交给其他人，他们有自己的国际业务和活动。
资金援助方面，我想说的是，一些国家总在抱怨发达国家不给钱，或者给了钱却附加条件，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一些发展中国家财政不透明、法律不完善、投资环境差、腐败指数高、国家治理水平低，这使我们无法予其资助，否则我们就无法向议会和纳税人交待。
记者：非常感谢您在繁忙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
卡斯维尔：我很荣幸，谢谢绿色中国对国际森林问题的关注。
卡斯维尔：这一次国家倡议会议既及时又有效。因为，一个由197个国家参与的国际谈判注定是进程缓慢的，各国利益不同，加上国际关系错综复杂，一旦森林谈判到了联合国的正式场合（即联合国森林论坛正式会议），所有国家的立场基本上就是固定不变的了，那个时候，大家就很难再做妥协。所以，休会期间的非正式磋商和协调，就显得至关重要。
国家倡议会议是一次开放式的研讨会，会议氛围不紧张、不拘束，保留了最大的灵活性和可调整空间，大家可以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不用高谈阔论，就是建设性地探讨实质性难题。因此，这次会议绝不是纸上谈兵，绝不是浪费时间。
记者：目前国际森林问题谈判最大的症结何在？
卡斯维尔：总的来说，就是 “建约之争”。也就是说，有些国家同意建立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联合国森林公约”，而有些国家反对建立这样的“公约”，只希望继续加强原有的自愿性的国际森林安排。
记者：反对建立“公约”的国家是怎么想的呢？
卡斯维尔：有些国家认为，建立国际森林法律侵犯了主权和自主发展权；有些国家则认为，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书是近200个国家妥协的产物，一定是低水平的，而无法律约束力的自愿性全球治理机制反而更具灵活性，水平更高。
另外，每个国家都有十分复杂的国内利益博弈。在许多国家，森林地区由当地的族群、社区或公司把控，森林资源牵涉他们的切身利益，如果要让他们保护森林，就必须给予他们实实在在的好处，例如生态补偿和税费减免，对于许多贫穷国家而言，这是不太现实的。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关于“联合国森林公约”这个概念的由来。
卡斯维尔：这个“公约”实际上是美国首倡提出的。1990年，美国在“七国集团”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概念，随后，老布什政府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说服了大多数发达国家接受建立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森林公约”这一立场。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公约”。
记者：当时各国反应如何？
卡斯维尔：当时，发展中国家很团结，共同持反对态度，认为西方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是附加政治条件的，他们担心，这是西方企图控制全球森林管理权和国际木材贸易规则的“阴谋”。因此，当时的格局是南北对峙。
记者：那么，和当时相比，现在的谈判格局发生变化了吗？
卡斯维尔：如今的格局比较杂乱。1992年环发大会之后，美国很愤怒，感觉发展中国家对自己不信任，慢慢变得不太积极了。欧洲国家则进行了区域合作，正在开展有法律约束力的森林公约谈判，目前，大部分欧洲国家支持建立“全球公约”。非洲、南美洲、亚洲方面则发生了分化。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当年表现活跃积极的某些国家如今对“公约”很冷淡，而许多当年持反对态度的国家现在却在大力推动“公约”谈判进程。
记者：这些国家转变立场的原因是什么？
卡斯维尔：国家利益决定国家立场，国内局势、国际环境和思想认识的变化都会促使国家利益不断发生变动。我无法清楚地知道各个国家的真实意图和背后考量是什么，但我可以简单举几个例子。
例如，部分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原本默许非法采伐，以获得国际贸易顺差，但其国际形象和国际环境也随之恶化，颜面尽失，不得不改变立场。又如，在一些国家，农林和环保部门原本不受重视，但国家发展战略的改变使这些部门的地位提高了，当他们的声音能够影响到政府决策了，这些国家的立场也就随之转变了。比如说，中国现在就十分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这自然会影响中国的国际生态政策。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在国际森林谈判中的角色？
卡斯维尔：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一言一行都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之下，但是中国自身也许是在十几年前才开始发觉自身的全球影响力原来这么大。在20多年的谈判进程中，中国慢慢地转变态度、转变形象，近年来变得越来越活跃，积极主动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如今，中国是谈判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力量。
这次国家倡议会议就是由中国主动发起的，并得到了美国、德国、瑞士、芬兰等国的大力支持，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这足以表明中国在国际森林谈判中的影响力在日益增强。全世界都期待着中国在2015年第十一届联合国森林论坛上的表现。
记者：我注意到一些发展中国家抱怨发达国家没有提供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卡斯维尔：森林管理是需要很多资金的，高效低成本的森林管理则需要先进的科技。技术转让这个问题的确很难，在许多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政府并不拥有先进科技的知识产权，企业和个人才是技术的真正所有者，政府无法号令私人机构或个人去把技术交给其他人，他们有自己的国际业务和活动。
资金援助方面，我想说的是，一些国家总在抱怨发达国家不给钱，或者给了钱却附加条件，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一些发展中国家财政不透明、法律不完善、投资环境差、腐败指数高、国家治理水平低，这使我们无法予其资助，否则我们就无法向议会和纳税人交待。
记者：非常感谢您在繁忙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
卡斯维尔：我很荣幸，谢谢绿色中国对国际森林问题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