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超女李宇春和学者李敖先后现身北大，引发了一场争论。北大百年讲堂是否可以成为李宇春们的舞台？评论家们见仁见智。旅美学者袁晓明认为，任何大学的讲堂都不应该随随便便让娱乐节目涌入，那只能是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圣殿（《海峡都市报》9月25日）。也有人认为文化不分高低贵贱，如十年砍柴就在《新京报》刊文发出质问：“李敖来得李宇春就来不得？”
　　依我看，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某人可否登上百年讲堂，讲堂不是旧时金銮殿，本身没那么多神圣，关键在于，台下的人对登上讲堂者，应持怎样一种姿态———高山仰止还是意醉神迷，抑或以审慎的态度作出自己的判断。换言之，需要作出判断的，并不是李宇春们该不该来，而是面对李宇春时，听众或者观众的表现。
　　据报道，为某品牌电脑代言的李宇春，在北大百年讲堂“只唱了一首歌，说了十几句话”，就“让在场的1500名大学生为之疯狂和尖叫”。由于现场极度混乱，一些拟定的表演只好取消。
　　首先要说，形成如此局面，无论是否过分都怪不到李宇春。其次应思考的是，北大学生面对李宇春作如此表现，是否得体？
　　我对此持否定态度。并不是说北大学生不能有自己喜欢的明星，也不反对北大从文化层面关注超女现象。但是，超女事件的父本是商业，母本是娱乐，再成功再轰动，其本身也并不深奥和严肃———当然，在这一事件的背后或许有着另外的深奥和严肃，就如一枚普通的鸡蛋背后，也隐藏着生命的秘密，但那是另一码事。
　　我赞同这样一种说法，北大学子“代表着同龄人学力与心智标高”。而“优秀的学生可以先知先觉，在这个大变化的时代领先群伦，改变社会现状。”这是清华大学程曜教授不久前在那篇著名激烈的《救救清华大学的这些孩子吧》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诚哉斯言！因而，作为当代青年中的佼佼者、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北大学生，对待超女，更合适的态度应是远观而不亵玩，可以喜欢却不宜如此沉迷———在他们的身上，应是理性多于感性。但面对一个李宇春就如此疯狂，让人看不到多少理性的影子。
　　十年砍柴先生这样说：“大学不是培养做官的而是培养做学问的。声光电是学问，哲学历史地理是学问，如何治国是学问。那么一种引起那么庞大人群关注的文化现象，如无厘头幽默，如‘超女热’，当然也是可以做研究的学问。”这个逻辑看似有理，但其实是偷换了概念：无厘头幽默和“超女热”，当然都可以拿来做研究。但做研究首要的是冷静，观察者未必是参与者，即便参与也要“一脚在里，一脚在外”，这样才能达到研究目的。研究“超女”现象，就得先做疯狂的“玉米”，哪里有这样的研究方法？
　　回望近些年的一些娱乐事件可以知道，北大学生面对李宇春时的疯狂并非孤例，而是有其渊源。近年来，一些名校的学生，似乎总是在扮演一种“价值消解者”的角色———我并不反对对原有的价值进行消解，对当前的现实进行批判。然而他们的“消解”，却只是单纯地解构或颠覆，并不是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革命；其“消解”只是玉石俱焚式的破坏或清除，只寻求破坏过程的恶作剧式快感。他们太会起哄，而在对社会问题的追问和思考上却十分怠惰肤浅。典型案例，就是“无厘头文化”的北大追捧，以及“芙蓉姐姐”的清华蹿红。
　　再反思程曜教授曾经对清华学生所作的评价：“对文化也十分陌生……我慢轻狂，往往混合着更多瓦解的道德观。到处都是无神、无政府、无信仰的无头苍蝇。”如此评价，令人难堪，不过或许真的是很贴切。这样的一群青年，当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书生意气，竟被无厘头的“大话”、“芙蓉姐姐”式的呓语以及对“超女”的疯狂追捧所替代，其理性色彩之寡淡，人文内涵之稀薄，精神“沙化”之严重，令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