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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傍晚时分，我独自走到了旅顺口港湾街45号。
如今，这里是海军基地某部机关大院。临街的铁栅栏大门已经上锁，宽敞的院内不见一个人影，外墙旧而斑驳的办公楼也因为下班门窗紧闭。铁栅栏大门外，两边各有一座灰白色混凝土质地的哨楼，里面却没有站岗的兵，看样子早已弃置不用了。
也许我在这里徘徊得太久，不知什么时候，一个穿海军蓝便装的中年男子出现在铁栅栏大门里，用警惕的目光问我站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没什么，只想看看这个院子。他显然是值班的门卫，挥着手说，军事重地，你最好离这里远点儿。我说，也不进你的院子，在街上站一会儿总还可以吧？中年男子一时语塞，摇着头走了。
在一位朋友近年拍的照片里，我看到过这个院子的内景，知道里面有几幢办公楼，也知道它们都是百年前的欧式建筑。基本框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当年防雨的顶盖如今更换了质地，当年好看的前廊现在改做了房间。即使这样，整个建筑还能看出它们昔日曾经有过的尊贵，那些附着在墙脚柱头上看似繁琐的细节，那些属于欧式建筑固有的符号，仍在证明着它们的血统和出身。
的确，这个院子的第一任主人来自法国。1889年，旅顺口建港工程在天津招标，这是一单大生意，最后被法商德威尼揽到了手。对习惯享受的法国贵族而言，别说要在海外工作几年，即使是度一次时间不长的假，也要看有没有舒适考究的住所。这一点，在李鸿章向朝廷呈报的账目里就可以看到，三座欧式办公房，花定银两万五千两。只是不知道，这三座洋房属于法商自建自住，离旅之后，作价卖给了李鸿章，还是在承包合同里，原本就包括这个项目以及所花的银子。不管怎么说，在当年的旅顺口，这个院子是最欧化之处，最豪华之所。
法商走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做了这个院子的第二任主人。在旅顺口的旧照片里，总能看到这样一张合影，一群穿着黑色冬装的日本军人，有的骑在马上，有的持枪站立，背景是一幢中式官衙建筑，在门楣正中，有一块李鸿章题写的匾额：海军公所。
1888年，在刚刚订制的《北洋海军章程》里曾有这样的记载：择威海卫地方建衙或建公馆办公。另于威海卫、旅顺口两处，各建全军办公屋一所。办公屋，就是海军公所。由此可知，北洋成军以后，身为北洋海军提督的丁汝昌，当年曾在刘公岛和旅顺口两地办公，相同样式的牌匾，旅顺口和刘公岛也各有一块。只是刘公岛那一块如今仍挂在海军公所旧址，旅顺口这一块却早已不知踪迹了。
我在《旅顺港史》里看到，1880年建港之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有一段时间曾在黄金山下的马家屯办公。1882年末，北洋水师衙门建成，丁汝昌便从马家屯搬了过来。水师衙门是中式风格的建筑，地址在大坞北侧，与天后宫相邻。1888年，当北洋水师改称北洋海军，当李鸿章题写的匾额挂在门上，水师衙门也从此改叫海军公所。从这张旧照片上看出，1894年深秋，旅顺口被日军攻陷之后，这座中式风格建筑和匾额还在。
不过，我还看到一张日军绘制于1894年的《旅顺港口地形全图》。在这张图上，港湾街45号被标注为海军公所。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大坞交工之后，海军公所匾额仍挂在原来的地方，海军公所却已随海军提督丁汝昌搬到了法商住過的院子里。后查《旅顺港史》，果真如此。1890年底，大坞工程验收完毕，法国承包商和专家也相继回国。空出来的大院和三座洋房，谁搬进来都不合适，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便把海军公所设在了这里。我想，也许那个中式匾额与欧式洋房不搭，就没有一起移过来吧？
然而，在这个院子里，丁汝昌只待了不到四年，甲午战争就爆发了。1894年11月21日，旅顺口被日军占领。这里的一切，都成了日军的战利品。于是，在历史留下的记载里，我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一个月后，日本政府从本土派来了二百五十名文武官员，他们从佐世保港乘船出发，很快就在旅顺口上岸；两个月后，丁汝昌在刘公岛服鸦片自杀；三个月后，日本征清大总督府在旅顺口成立，府邸就设在丁汝昌此前办公的海军公所；四个月后，征清大总督小松宫彰仁亲王，率一大队随从由日本宇品港出发，经威海卫抵旅顺口。
与此同时，一场屈辱的谈判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开始。接着，便发生了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日本被迫退出占领了一年零一个月的旅顺口。1895年12月底，当清廷官员揣着以三千万两白银赎回的《辽南条约》，前来勘收满目疮痍的北洋军港，北洋舰队已经在刘公岛全军覆没，回到这个院子的不再是北洋海军提督，而是清政府接收大员。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清政府拿白银赎回的旅顺口，竟然在两年后得而复失。1897年12月，以还辽功臣自居的俄国，打着借港过冬的幌子，不管清政府是否同意，径自把他们的军舰开进旅顺口。翌年春天，当一纸条约在北京签完，旅顺口便堂而皇之地变成了俄国的租借地。于是，港湾街45号院内的三座洋房，由日本征清大总督府，变成了俄国第一太平洋舰队司令部。1903年，当尼古拉二世宣布把远东总督府设在旅顺口，这个院子最豪华的那一座洋房，就成了第一任总督阿列克谢耶夫的办公室。
租界地的日子，俄国人也只过了七年。1904年2日8日深夜，日本联合舰队以偷袭的方式，向驻守在旅顺口的俄国太平洋第一舰队开战。愚蠢而胆怯的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好容易坚持了两个月，就借故去了沈阳，把保卫旅顺口的任务交给了第一舰队司令和要塞司令。事实上，自他离开了这个院子，俄国太平洋第一舰队就注定要遭到与北洋海军同样的下场。日俄战争整整打了一年，结局以俄军向日军投降告终。于是，在此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这个院子再次变成日本海军最高指挥机关。开始叫旅顺镇守府，后来改叫旅顺要港部。
1945年秋天，随着苏联红军的飞机在土城子机场降落，旅顺口很快就被其接管。历史是一张翻来覆去的牌，谁都无法预知它的谜底。四十年前的日俄战争，旅顺口看到的是俄国军人向日本军人投降，四十年后的反法西斯战争，旅顺口看到的是日本军人向苏联红军投降。日本海军旅顺要港部大院，转而被苏联海军司令部取代。 就是说，旅顺口仍在别人手里。包括蒋介石政府在内，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美、英、苏三大国在雅尔塔签协定的时候，没有中国人在场。活该旅顺口，别人说它是谁的，它就是谁的。
几年后，毛泽东去了莫斯科，他几乎是以不怕撕破脸皮的强硬姿态，逼斯大林跟新中国签一个友好条约，旅顺口和中东铁路终于归属中国。这是毛泽东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与另一个国家元首打赢的第一个外交官司。正因为有了这一场胜利，而有了1955年春天的故事 ，新中国海军北海舰队旅顺基地司令部在港湾街45号入驻，中国人做了这个大院最后的主人。
以上就是港湾街45号大院的故事。自李鸿章在旅顺口建港开始，它居然七易其主。这样的沧桑，即使翻遍了整个世界史，恐怕也绝无仅有。
二
在我的印象中，旅顺口是个兵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第一次来旅顺口，大街上几乎看不到居民，却总能看到排着队唱着歌的海军战士，他们穿着漂亮的海魂衫，迈着整齐的步伐，或行进在小城的林荫道上，或向军人俱乐部走去。整个小城，弥漫着一种在别处感受不到的雄性和青春气息。
这次住在旅顺口，正好赶上了建军节，兵城的感觉又回来了。走在大街上，不但可以听到军营里飞出的歌声，还可以看到迎面走过来的队列。他们的服装和脚步，似乎在向我强调，他们是新中国的人民海军，而不是清政府的北洋海军。
我知道，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海军这个叫法，一直到明朝，都在叫水军。也许因为，与水有牵连的战事，大都发生在内河或内湖，中国人便习惯了这么叫。有意思的是，后来的战事或战争虽然越来越多地在海上展开，中国人还是不肯说海战，仍叫它水战。这种几近偏执的顽固不化，显然与农业传统有关。
清朝入关以后，不再叫水军，而叫水师。只是这支水师在海上的威力，比明朝水军的半根指头都不如。也许因为在清军的编制里，水师只是一个辅助性兵种，归各地的军政首脑管辖，很难有什么威力。
1860年代以后，因为两次鸦片战争都发生在海上，清政府开始编练海军和筹建海防。1875年6月，由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上奏，并经总理衙门批准，每年拿出四百万两银子，分别发放给南洋和北洋。至1884年，中国终于有了三支水师：一是北洋水师，有军舰十五艘；二是南洋水师，有军舰十七艘；三是福建水师，有军舰十一艘。然而，虽有三支水师，却各归节制，互不统辖，以至于关键时刻，拉不出举国之师，形不成举国之威。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1885年10月13日成为一个重要的节点：清政府宣布成立海军衙门。自这一天开始，在中国的历史上，海军便成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就是说，在此之前，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没为水军或水师设过正式而体面的编制，现在总算把历史遗留的这个空白终结了。
也许想证明一下创建大清海军的决心，慈禧太后让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出马，担当清政府第一任海军总理大臣，让乾隆的重孙庆亲王和北洋大臣李鸿章担当会同办理大臣，简称会办。总理和会办，就是现在的正职和副职的关系。在这三位海军高官中，只有李鸿章出身汉籍。然而，醇亲王虽为总理，李鸿章虽为会办，海军的实权却牢牢地操纵在李氏手中。
适逢两宫皇太后执政，极有女人缘的李鸿章每次入宫晋见，都会被慈禧叫到跟前，询问他对海军建设有什么好主意。办团练出身的李鸿章，对如何办好海军没什么创见，却成了慈禧的红人，朝廷把中国海防建设的重心，几乎完全倾向了北洋这一边。正是这个女人的小偏心，酿成了战略上的大失誤，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明明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厮杀，却成了北洋海军自拉自唱的独脚戏。可见战争的败局，早在海军衙门创建之初就已成定数。
公元1888年，也是一个需要牢牢记住的时刻：继海军衙门成立之后，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就是说，中国不但有了海军衙门，还有了海军将勇。与此同时，《北洋海军章程》也正式颁布。章程声明，北洋海军以长方形黄色龙旗为军旗，取消原来为军舰和商船制定的三角形龙旗；在以后所有的正式文件中，不再用北洋水师字样，只叫北洋海军；北洋海军的大本营设在威海，并在威海和旅顺口各设一个海军公所，各设一个北洋海军提督署；提督衔为正一品，由李鸿章提名丁汝昌担当。
记得那天，站在宾馆的窗前，我曾默默目送了一支正在向海口外驶去的战舰编队。几乎是不由自主，我想起了曾经坐镇旅顺口的丁汝昌。彼时，站在提督署楼上的窗口，他就能清楚地看到停泊在港内的几十艘铁甲舰。在这些铁甲舰中，有几艘还是他亲自率队从欧洲开回来的。身为第一任北洋海军提督，他曾为自己拥有这支舰队的指挥权暗自得意过，也曾为中国终于有了一支强大的铁甲舰队陶然自喜过。
甲午战前，许多外国军官驻足于中国，一是刺探情报，二是想看笑话。彼时，即使中日海军互为假设敌，表面上也还保持着国与国之间的正常交往，自我感觉良好的北洋海军，甚至两次去日本亮肌肉。
第一次是1886年8月，丁汝昌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诸舰，驶往长崎港大修。有一天，北洋水兵上岸休假，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据英文《长崎快报》报道：有一群带有醉意的水兵前往长崎一家妓馆寻乐，因为发生纠纷，馆主前往警察局报告，一日本警察至，已顺利将纠纷平静，但由于中国水兵不服，不久乃有六人前往派出所论理，引起冲突。日本警察一人被刺伤，而肇事的水兵也被拘捕，其他水兵则皆逃逸。两天后，舰队再次放假，数百水兵上街观光，又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于是，数百个日本警察将各街道两头堵塞，看见中国水兵就挥刀砍杀。当地居民也从楼上烧热水，掷石块。更有人手执刀棍，参与混战。中国水兵猝不及防，竟被打死五名，重伤六名，失踪五名。日本警察被打死一名，伤三十名，另有市民负伤多名。李鸿章也承认，北洋舰队在日本丢了脸，曰：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
另一次是1891年7月，北洋海军受到日本邀请，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六舰前去访问。在横须贺港，丁汝昌会见了东乡平八郎大佐。东乡大佐与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曾是英国海军学校的同窗，应邀来定远舰参观的那天，他竟吃惊地看到了这样一幕：有的水兵在舰上猜拳行令，聚众赌博，有的水兵蹲在重要通道口往嘴里吃面条，在神圣的主炮上，竟然还晾晒着他们的衣裤。东乡大佐轻蔑地冷笑了一下，回去后对他的部下说，北洋舰队是一把老朽的刀，这样的舰队不堪一击。东乡平八郎所见，很可能确有其事，在中国版的史书里，我也读到过类似的描述。可悲的是李鸿章，本想在日本人面前炫耀一下北洋的实力，却两次都露出了不堪一击的衰相。北洋海军的第二次大阅兵，也是最后一次。不出两个月，甲午战争就在丰岛海面爆发。半年之后，北洋海军就在刘公岛覆没。 说到甲午战争，首当其冲的就是北洋海军。在这场战争中，中日舰队在海上交火了三次。写海战的书和史料，我不知看了多少种，翻阅了多少遍。初读之，悲愤至极。复读之，百思不得其解。再读之，则心生恐惧与悲哀。
关于甲午年的中日海战，一位英国海战史学家曾毫不客气地指出：
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双方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战理论，就根本不敢挑战实力更强，拥有坚不可摧铁甲舰的北洋舰队；而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下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以零比五的悬殊比分惨败呢？
英国学者所说的大东沟海战，即黄海之战。不过，关于这场海战，他只是说了技术上的原因，也许别的原因太多，他作为一个外人不想让中国人过于难堪吧？事实上，在整个甲午战争中，这个国家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都出了问题，只是所有的问题，都通过几次海战晒在了海面上。
三
刘公岛，不仅仅是个岛。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广告语。对于普通的旅游者，它可以满足你到此一游的好奇。然而，只要到了島上，就知道它当年受过怎样的伤，忍过怎样的痛。
时间：1895年1月30日至2月11日。事件：刘公岛保卫战。这是一场毁灭性的海战。在这场悲剧性的结局里，我也记住了一个关键词：自杀。
黄海大战后，旅顺口经历了从未有过的黑暗和繁忙。彼时，大坞就像是一位受惊了的母亲，抚摸着这些受了重创的战舰，尽管心如刀绞，也要想方设法让它们的病体尽快恢复元气。
这一次，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留在旅顺口的时间最长。他要治疗自己的伤，还要治疗军舰的伤。他知道，海面上只是看上去平静了下来，其实这场战争还远未结束。他也许还知道，别看黄海之战属于未分胜负，可是北洋海军已经失去了海上控制权。
黄海大战归来不久，李鸿章即致电丁汝昌及旅顺口诸将：各国探报，均称日派大队分路北犯，尤注意金州各岛左右，欲窜旅后路，毁我船坞，实在意中。
在这封电报里，至少透露了两个事实，一是北洋海军的最高指挥官，手中竟没有第一手情报，只能从外国人那里获取二手的消息。二是日军正在花园口登陆，以图由陆路进攻旅顺口。
军情这等危急，如何应对呢？北洋大臣接着给丁汝昌发来了新的电文：师船速修，择其可用者，常派出口外，靠山巡逻，略张声势。北洋舰队的虚弱，已一目了然。
可是，北洋大臣还要做样子给敌人看：定、镇、靖、济、平、丙六船，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使彼知我船尚能行驶，其运兵船或不敢放胆横行；不必与彼寻战，彼亦虑我蹑其后。
主帅如此惧战，提督岂敢言勇？于是，尚未完全修复的北洋舰队，踉踉跄跄地驶出了旅顺口，只在靠近海岸的地方假模假式地巡游了一番。
金州城陷当天，丁汝昌便把舰队撤回威海卫，理由是大连湾形势吃紧。现水师在旅亦有三难：一、湾有失，敌兵必捣旅后路，我师船在口内，不能施展，无以为力；二、敌船来攻，口门窄小，不能整队而出，且定、镇必须候潮，若遇急，冲出不易；三、口外寄泊敌舰过多，夜间来攻，我船尤少快炮，尤难防备。
然而，就这么放弃了旅顺口，丁汝昌还是有些不安。几天后，即1894年11月13日早上，丁汝昌又心事重重地率舰队从天津向旅顺口驶来。有人说，他上岸了，还与守旅诸将有过交谈。有人说，舰队尚未进入海口，就遇到一支日本鱼雷艇队，丁汝昌怕后面跟着一支大舰队，未及上岸，就急令全队转舵，撤回威海卫。这一次离开，不但丁汝昌本人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北洋舰队也没有回来。
11月14日凌晨，舰队已至刘公岛外，丁汝昌下达了进港的指令。这个提醒很有必要，为防日舰偷袭，曾命人在港外布设了许多水雷，只留了窄窄的一条通道给自家舰只出入。可是，尽管加了十二分的小心，镇远还是触礁了。
对于势单力薄的北洋舰队而言，镇远此时触礁搁浅，属于雪上加霜。林泰曾当年曾随丁汝昌赴英国接收超勇和扬威，并依功授予参将，北洋舰队成军后，授左翼总兵兼镇远管带。黄海大战之前，他曾下令卸除舰上的舢板，以示与舰共存亡。战至最后，北洋舰队之所以还能与日本联合舰队相抗衡，镇远将士功不可没。正因为如此，林泰曾断不能接受镇远触礁这个事实，一夜之间，头发几乎全白，把自己关在舱内不再见人。两天后，开枪自杀。在刘公岛，林泰曾是北洋将官忍辱自杀第一人。
这只是一个开始。当刘公岛陷入日本海陆两军夹击，自己的后援迟迟不能到来，有更多的将官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如果说，林泰曾不能接受自己的爱舰触礁，后面的将官则是不想看见整个北洋舰队覆没。
与前两次海战相比，最后的刘公岛保卫战看上去并不激烈，却比任何一次都痛苦和漫长。继镇远在港外触礁之后，定远竟然在港内搁浅。1895年2月10日下午，经丁汝昌许可，管带刘步蟾不得不下令用鱼雷炸沉定远。这可是北洋的旗舰呵，它的下场如此惨烈，自己还有何面目活着？当天晚上，悲愤至极的刘步蟾，食鸦片身亡。
镇远和定远两个管带相继自杀，等于砍断了丁汝昌的左羽右翼。而援军屡催不至，几个昏官与洋员竟充当说客相逼，叫他在拟好的投降书上签字，更让他觉得生不如死。再说，丢弃旅顺口军港，丧失制海权，朝廷曾令李鸿章严办丁汝昌，李鸿章之所以压下不办，不过是让他戴罪立功。事已至此，他哪里还有什么将功赎罪的机会？于是，2月12日早晨，与刘步蟾自杀只有两天，丁汝昌神色淡定地向军需官要来鸦片，在提督衙门东厢吞膏自尽。
见丁汝昌已死，那几个昏官和洋员便把新任镇远管带杨用霖推到台前，逼他来主持投降事宜，当场就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回舱以后，万念俱灰的杨用霖也学前任管带林泰曾的样子，掏出手枪，自击而死。随后，以同样方式绝命的，还有广丙大副黄祖莲，威海南帮炮台统领戴完骞，威海陆防守将张文宣……
读甲午战争史，最可悲的也许不是失去了多少只舰船，而是失去了多少宝贵的生命。高升号被炸沉，船上一千多名官兵葬身大海；致远被炸沉，数百官兵只有七人遇救；经远被击沉，全舰只有十六人生还。另外，只一场黄海大战，就有致远管带邓世昌、扬威管带林履中、超勇管带黄建勋、经远管带林永升、致远帮带陈金揆、经远大副陈荣、超勇大副翁守瑜、致远管轮郑方恒诸将官蹈海殉节。与自杀者相比，战死者更多，这是最令人无法接受的事实。 时间指向1895年2月17日上午10点。耐心等来降书的伊东佑亨和日本联合舰队，成了刘公岛的主宰。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这一艘艘以镇字和远字命名的北洋军舰，既没有镇住什么，也没有走远到哪里，如今只能带着伤残和羞辱，无一例外地在北洋海军的老巢被俘，并全部易帜资敌。在日俄战争中，日本联合舰队曾列出一个参战舰名单，其中就有被粉饰一新的镇远、济远和平远。
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阅读甲午战争史，却把隐藏在我身体内部的民族意识给激荡了起来。我终于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民族其实是一个人的血统或身份证。它无法被删除，也不可能被屏蔽。
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的目光与晚报的一篇报道不期而遇。这是发生在近前的故事。在黄海岸边的黑岛，一个渔民下网捕螃蟹，竟然捞出了一截断木方，它沉在水下一百多年，却一点儿也没有腐烂。断木方只有一米多长，一个人却很难搬动它。与此同时，这个渔民还捞出了一只铜环，也没有一点儿锈迹。
最让我吃惊的是，渔民还说，他看见了经远的舰体，距岸边只有四海里，离海面一百多米，它侧卧在海底，舰首朝着西北，左舷在上，右舷在下，全身只露出一小部分，其余被泥沙深深覆盖。于是，不断有人来庄河的黑岛镇，打听经远的航海坐标。时过不久，海上就出现了大型打捞船，未经允许就在这里私自打捞经远残骸。据说，打捞船来自福建，打捞残骸主要是为了卖破铜烂铁。事情果真如此，大爪子捞出来一些，他们就在近处卖掉了。
敏感的晚报记者，就此在辽东半岛沿岸作了一个调查。他们听渔民和垂钓爱好者说，最近几年，在旅顺口的柏岚子、董坨子，也有许多不明来历者在附近海上打捞沉船。他们甚至用遥感探测技术，把沉船的舰甲和炮塔残骸捞上来，不去送给文物部门，而是直接就在码头叫卖。他们还碰到一艘日本沉船，捞出了一个刻着舰长名字的酒壶和一只烟袋。一块已成两半的炮塔卖不出价格，就被他们扔在了岸边。有人证实，他们也同样来自福建。
中国南方那片蔚蓝色的大海，的确给了福建人一身的好水性，中国最早的海盗滋生在那里，中国最好的水兵和舰长也出生在那里。一百多年前，来远的枪炮官名叫谢葆璋，他的老家就在福建。黄海大战数小时后，致远、经远两舰相继沉没， 广甲、济远两舰先后逃走，来远和靖远两舰，被吉野等四艘巡洋舰死死地咬住不放。来远在敌舰的围攻下，浑身中弹，尾炮失灵，弹药舱爆炸，舰上燃起了熊熊大火。谢葆璋与士兵们一起将火扑灭，宁死不屈的来远，忍着剧痛坚持战斗，一直战至日舰退离战场。
在旅顺口修复之后，谢葆璋又随来远参加了威海保卫战。1895年2月5日夜，来远被日军的鱼雷击中，一声巨响过后，沉入海底，舰上有三十多个官兵遇难。在军舰爆炸的刹那间，谢葆璋纵身跳入冰冷刺骨的海中，凭着一身好水性，拼命游到刘公岛，死里逃生。
战争期间，海军官兵阵亡的消息不断地传回福州，今天这家门上糊了白纸对联，明天那家门上又糊了白纸对联，整个城中，哀嚎声此起彼伏。谢葆璋的妻子已经悄悄准备好了鸦片膏，一旦接到丈夫阵亡的消息，就服毒自杀。
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历经磨难的谢葆璋，竟奇迹般地出现在家人的面前。五年后，谢葆璋有了第一个孩子谢婉莹，而她就是后来享誉文坛的冰心。据我所知，冰心晚年一直想寫甲午海战，可是铺上稿纸，就哭得一塌糊涂。小时候，她就听父亲说过，在黄海大战中，母亲的一位堂侄被炮弹打穿了腹部，肠子飞溅到了烟囱上。战斗结束后，父亲把妻侄烧焦的肠子从烟囱上揭了下来，放回到他的遗体里。这段刺心的痛，深深地铭刻在冰心的记忆里，闸门一打开，就止也止不住。一直到她去世，也没有动笔写甲午。
我想，如果福建籍打捞船是出于对同乡的怀念，不远千里前来寻找经远，也还值得称道。可他们只是为了卖破铜烂铁，这就见不得光了，既有辱他们的先人，也有辱旅顺口。如果冰心仍然健在，她可能仍然不写甲午海战，却绝不会容忍这群不屑的福建籍子弟对经远残骸下手。我不知道，此事被媒体关注之后，类似的打捞作业是否已在海面上消失。
傍晚时分，我独自走到了旅顺口港湾街45号。
如今，这里是海军基地某部机关大院。临街的铁栅栏大门已经上锁，宽敞的院内不见一个人影，外墙旧而斑驳的办公楼也因为下班门窗紧闭。铁栅栏大门外，两边各有一座灰白色混凝土质地的哨楼，里面却没有站岗的兵，看样子早已弃置不用了。
也许我在这里徘徊得太久，不知什么时候，一个穿海军蓝便装的中年男子出现在铁栅栏大门里，用警惕的目光问我站在这里干什么。我说，没什么，只想看看这个院子。他显然是值班的门卫，挥着手说，军事重地，你最好离这里远点儿。我说，也不进你的院子，在街上站一会儿总还可以吧？中年男子一时语塞，摇着头走了。
在一位朋友近年拍的照片里，我看到过这个院子的内景，知道里面有几幢办公楼，也知道它们都是百年前的欧式建筑。基本框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当年防雨的顶盖如今更换了质地，当年好看的前廊现在改做了房间。即使这样，整个建筑还能看出它们昔日曾经有过的尊贵，那些附着在墙脚柱头上看似繁琐的细节，那些属于欧式建筑固有的符号，仍在证明着它们的血统和出身。
的确，这个院子的第一任主人来自法国。1889年，旅顺口建港工程在天津招标，这是一单大生意，最后被法商德威尼揽到了手。对习惯享受的法国贵族而言，别说要在海外工作几年，即使是度一次时间不长的假，也要看有没有舒适考究的住所。这一点，在李鸿章向朝廷呈报的账目里就可以看到，三座欧式办公房，花定银两万五千两。只是不知道，这三座洋房属于法商自建自住，离旅之后，作价卖给了李鸿章，还是在承包合同里，原本就包括这个项目以及所花的银子。不管怎么说，在当年的旅顺口，这个院子是最欧化之处，最豪华之所。
法商走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做了这个院子的第二任主人。在旅顺口的旧照片里，总能看到这样一张合影，一群穿着黑色冬装的日本军人，有的骑在马上，有的持枪站立，背景是一幢中式官衙建筑，在门楣正中，有一块李鸿章题写的匾额：海军公所。
1888年，在刚刚订制的《北洋海军章程》里曾有这样的记载：择威海卫地方建衙或建公馆办公。另于威海卫、旅顺口两处，各建全军办公屋一所。办公屋，就是海军公所。由此可知，北洋成军以后，身为北洋海军提督的丁汝昌，当年曾在刘公岛和旅顺口两地办公，相同样式的牌匾，旅顺口和刘公岛也各有一块。只是刘公岛那一块如今仍挂在海军公所旧址，旅顺口这一块却早已不知踪迹了。
我在《旅顺港史》里看到，1880年建港之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有一段时间曾在黄金山下的马家屯办公。1882年末，北洋水师衙门建成，丁汝昌便从马家屯搬了过来。水师衙门是中式风格的建筑，地址在大坞北侧，与天后宫相邻。1888年，当北洋水师改称北洋海军，当李鸿章题写的匾额挂在门上，水师衙门也从此改叫海军公所。从这张旧照片上看出，1894年深秋，旅顺口被日军攻陷之后，这座中式风格建筑和匾额还在。
不过，我还看到一张日军绘制于1894年的《旅顺港口地形全图》。在这张图上，港湾街45号被标注为海军公所。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大坞交工之后，海军公所匾额仍挂在原来的地方，海军公所却已随海军提督丁汝昌搬到了法商住過的院子里。后查《旅顺港史》，果真如此。1890年底，大坞工程验收完毕，法国承包商和专家也相继回国。空出来的大院和三座洋房，谁搬进来都不合适，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便把海军公所设在了这里。我想，也许那个中式匾额与欧式洋房不搭，就没有一起移过来吧？
然而，在这个院子里，丁汝昌只待了不到四年，甲午战争就爆发了。1894年11月21日，旅顺口被日军占领。这里的一切，都成了日军的战利品。于是，在历史留下的记载里，我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一个月后，日本政府从本土派来了二百五十名文武官员，他们从佐世保港乘船出发，很快就在旅顺口上岸；两个月后，丁汝昌在刘公岛服鸦片自杀；三个月后，日本征清大总督府在旅顺口成立，府邸就设在丁汝昌此前办公的海军公所；四个月后，征清大总督小松宫彰仁亲王，率一大队随从由日本宇品港出发，经威海卫抵旅顺口。
与此同时，一场屈辱的谈判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开始。接着，便发生了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日本被迫退出占领了一年零一个月的旅顺口。1895年12月底，当清廷官员揣着以三千万两白银赎回的《辽南条约》，前来勘收满目疮痍的北洋军港，北洋舰队已经在刘公岛全军覆没，回到这个院子的不再是北洋海军提督，而是清政府接收大员。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清政府拿白银赎回的旅顺口，竟然在两年后得而复失。1897年12月，以还辽功臣自居的俄国，打着借港过冬的幌子，不管清政府是否同意，径自把他们的军舰开进旅顺口。翌年春天，当一纸条约在北京签完，旅顺口便堂而皇之地变成了俄国的租借地。于是，港湾街45号院内的三座洋房，由日本征清大总督府，变成了俄国第一太平洋舰队司令部。1903年，当尼古拉二世宣布把远东总督府设在旅顺口，这个院子最豪华的那一座洋房，就成了第一任总督阿列克谢耶夫的办公室。
租界地的日子，俄国人也只过了七年。1904年2日8日深夜，日本联合舰队以偷袭的方式，向驻守在旅顺口的俄国太平洋第一舰队开战。愚蠢而胆怯的远东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好容易坚持了两个月，就借故去了沈阳，把保卫旅顺口的任务交给了第一舰队司令和要塞司令。事实上，自他离开了这个院子，俄国太平洋第一舰队就注定要遭到与北洋海军同样的下场。日俄战争整整打了一年，结局以俄军向日军投降告终。于是，在此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这个院子再次变成日本海军最高指挥机关。开始叫旅顺镇守府，后来改叫旅顺要港部。
1945年秋天，随着苏联红军的飞机在土城子机场降落，旅顺口很快就被其接管。历史是一张翻来覆去的牌，谁都无法预知它的谜底。四十年前的日俄战争，旅顺口看到的是俄国军人向日本军人投降，四十年后的反法西斯战争，旅顺口看到的是日本军人向苏联红军投降。日本海军旅顺要港部大院，转而被苏联海军司令部取代。 就是说，旅顺口仍在别人手里。包括蒋介石政府在内，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美、英、苏三大国在雅尔塔签协定的时候，没有中国人在场。活该旅顺口，别人说它是谁的，它就是谁的。
几年后，毛泽东去了莫斯科，他几乎是以不怕撕破脸皮的强硬姿态，逼斯大林跟新中国签一个友好条约，旅顺口和中东铁路终于归属中国。这是毛泽东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与另一个国家元首打赢的第一个外交官司。正因为有了这一场胜利，而有了1955年春天的故事 ，新中国海军北海舰队旅顺基地司令部在港湾街45号入驻，中国人做了这个大院最后的主人。
以上就是港湾街45号大院的故事。自李鸿章在旅顺口建港开始，它居然七易其主。这样的沧桑，即使翻遍了整个世界史，恐怕也绝无仅有。
二
在我的印象中，旅顺口是个兵城。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第一次来旅顺口，大街上几乎看不到居民，却总能看到排着队唱着歌的海军战士，他们穿着漂亮的海魂衫，迈着整齐的步伐，或行进在小城的林荫道上，或向军人俱乐部走去。整个小城，弥漫着一种在别处感受不到的雄性和青春气息。
这次住在旅顺口，正好赶上了建军节，兵城的感觉又回来了。走在大街上，不但可以听到军营里飞出的歌声，还可以看到迎面走过来的队列。他们的服装和脚步，似乎在向我强调，他们是新中国的人民海军，而不是清政府的北洋海军。
我知道，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海军这个叫法，一直到明朝，都在叫水军。也许因为，与水有牵连的战事，大都发生在内河或内湖，中国人便习惯了这么叫。有意思的是，后来的战事或战争虽然越来越多地在海上展开，中国人还是不肯说海战，仍叫它水战。这种几近偏执的顽固不化，显然与农业传统有关。
清朝入关以后，不再叫水军，而叫水师。只是这支水师在海上的威力，比明朝水军的半根指头都不如。也许因为在清军的编制里，水师只是一个辅助性兵种，归各地的军政首脑管辖，很难有什么威力。
1860年代以后，因为两次鸦片战争都发生在海上，清政府开始编练海军和筹建海防。1875年6月，由两江总督沈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上奏，并经总理衙门批准，每年拿出四百万两银子，分别发放给南洋和北洋。至1884年，中国终于有了三支水师：一是北洋水师，有军舰十五艘；二是南洋水师，有军舰十七艘；三是福建水师，有军舰十一艘。然而，虽有三支水师，却各归节制，互不统辖，以至于关键时刻，拉不出举国之师，形不成举国之威。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1885年10月13日成为一个重要的节点：清政府宣布成立海军衙门。自这一天开始，在中国的历史上，海军便成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就是说，在此之前，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没为水军或水师设过正式而体面的编制，现在总算把历史遗留的这个空白终结了。
也许想证明一下创建大清海军的决心，慈禧太后让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出马，担当清政府第一任海军总理大臣，让乾隆的重孙庆亲王和北洋大臣李鸿章担当会同办理大臣，简称会办。总理和会办，就是现在的正职和副职的关系。在这三位海军高官中，只有李鸿章出身汉籍。然而，醇亲王虽为总理，李鸿章虽为会办，海军的实权却牢牢地操纵在李氏手中。
适逢两宫皇太后执政，极有女人缘的李鸿章每次入宫晋见，都会被慈禧叫到跟前，询问他对海军建设有什么好主意。办团练出身的李鸿章，对如何办好海军没什么创见，却成了慈禧的红人，朝廷把中国海防建设的重心，几乎完全倾向了北洋这一边。正是这个女人的小偏心，酿成了战略上的大失誤，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明明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厮杀，却成了北洋海军自拉自唱的独脚戏。可见战争的败局，早在海军衙门创建之初就已成定数。
公元1888年，也是一个需要牢牢记住的时刻：继海军衙门成立之后，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就是说，中国不但有了海军衙门，还有了海军将勇。与此同时，《北洋海军章程》也正式颁布。章程声明，北洋海军以长方形黄色龙旗为军旗，取消原来为军舰和商船制定的三角形龙旗；在以后所有的正式文件中，不再用北洋水师字样，只叫北洋海军；北洋海军的大本营设在威海，并在威海和旅顺口各设一个海军公所，各设一个北洋海军提督署；提督衔为正一品，由李鸿章提名丁汝昌担当。
记得那天，站在宾馆的窗前，我曾默默目送了一支正在向海口外驶去的战舰编队。几乎是不由自主，我想起了曾经坐镇旅顺口的丁汝昌。彼时，站在提督署楼上的窗口，他就能清楚地看到停泊在港内的几十艘铁甲舰。在这些铁甲舰中，有几艘还是他亲自率队从欧洲开回来的。身为第一任北洋海军提督，他曾为自己拥有这支舰队的指挥权暗自得意过，也曾为中国终于有了一支强大的铁甲舰队陶然自喜过。
甲午战前，许多外国军官驻足于中国，一是刺探情报，二是想看笑话。彼时，即使中日海军互为假设敌，表面上也还保持着国与国之间的正常交往，自我感觉良好的北洋海军，甚至两次去日本亮肌肉。
第一次是1886年8月，丁汝昌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诸舰，驶往长崎港大修。有一天，北洋水兵上岸休假，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据英文《长崎快报》报道：有一群带有醉意的水兵前往长崎一家妓馆寻乐，因为发生纠纷，馆主前往警察局报告，一日本警察至，已顺利将纠纷平静，但由于中国水兵不服，不久乃有六人前往派出所论理，引起冲突。日本警察一人被刺伤，而肇事的水兵也被拘捕，其他水兵则皆逃逸。两天后，舰队再次放假，数百水兵上街观光，又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于是，数百个日本警察将各街道两头堵塞，看见中国水兵就挥刀砍杀。当地居民也从楼上烧热水，掷石块。更有人手执刀棍，参与混战。中国水兵猝不及防，竟被打死五名，重伤六名，失踪五名。日本警察被打死一名，伤三十名，另有市民负伤多名。李鸿章也承认，北洋舰队在日本丢了脸，曰：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
另一次是1891年7月，北洋海军受到日本邀请，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六舰前去访问。在横须贺港，丁汝昌会见了东乡平八郎大佐。东乡大佐与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曾是英国海军学校的同窗，应邀来定远舰参观的那天，他竟吃惊地看到了这样一幕：有的水兵在舰上猜拳行令，聚众赌博，有的水兵蹲在重要通道口往嘴里吃面条，在神圣的主炮上，竟然还晾晒着他们的衣裤。东乡大佐轻蔑地冷笑了一下，回去后对他的部下说，北洋舰队是一把老朽的刀，这样的舰队不堪一击。东乡平八郎所见，很可能确有其事，在中国版的史书里，我也读到过类似的描述。可悲的是李鸿章，本想在日本人面前炫耀一下北洋的实力，却两次都露出了不堪一击的衰相。北洋海军的第二次大阅兵，也是最后一次。不出两个月，甲午战争就在丰岛海面爆发。半年之后，北洋海军就在刘公岛覆没。 说到甲午战争，首当其冲的就是北洋海军。在这场战争中，中日舰队在海上交火了三次。写海战的书和史料，我不知看了多少种，翻阅了多少遍。初读之，悲愤至极。复读之，百思不得其解。再读之，则心生恐惧与悲哀。
关于甲午年的中日海战，一位英国海战史学家曾毫不客气地指出：
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双方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战理论，就根本不敢挑战实力更强，拥有坚不可摧铁甲舰的北洋舰队；而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下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以零比五的悬殊比分惨败呢？
英国学者所说的大东沟海战，即黄海之战。不过，关于这场海战，他只是说了技术上的原因，也许别的原因太多，他作为一个外人不想让中国人过于难堪吧？事实上，在整个甲午战争中，这个国家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都出了问题，只是所有的问题，都通过几次海战晒在了海面上。
三
刘公岛，不仅仅是个岛。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广告语。对于普通的旅游者，它可以满足你到此一游的好奇。然而，只要到了島上，就知道它当年受过怎样的伤，忍过怎样的痛。
时间：1895年1月30日至2月11日。事件：刘公岛保卫战。这是一场毁灭性的海战。在这场悲剧性的结局里，我也记住了一个关键词：自杀。
黄海大战后，旅顺口经历了从未有过的黑暗和繁忙。彼时，大坞就像是一位受惊了的母亲，抚摸着这些受了重创的战舰，尽管心如刀绞，也要想方设法让它们的病体尽快恢复元气。
这一次，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留在旅顺口的时间最长。他要治疗自己的伤，还要治疗军舰的伤。他知道，海面上只是看上去平静了下来，其实这场战争还远未结束。他也许还知道，别看黄海之战属于未分胜负，可是北洋海军已经失去了海上控制权。
黄海大战归来不久，李鸿章即致电丁汝昌及旅顺口诸将：各国探报，均称日派大队分路北犯，尤注意金州各岛左右，欲窜旅后路，毁我船坞，实在意中。
在这封电报里，至少透露了两个事实，一是北洋海军的最高指挥官，手中竟没有第一手情报，只能从外国人那里获取二手的消息。二是日军正在花园口登陆，以图由陆路进攻旅顺口。
军情这等危急，如何应对呢？北洋大臣接着给丁汝昌发来了新的电文：师船速修，择其可用者，常派出口外，靠山巡逻，略张声势。北洋舰队的虚弱，已一目了然。
可是，北洋大臣还要做样子给敌人看：定、镇、靖、济、平、丙六船，必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使彼知我船尚能行驶，其运兵船或不敢放胆横行；不必与彼寻战，彼亦虑我蹑其后。
主帅如此惧战，提督岂敢言勇？于是，尚未完全修复的北洋舰队，踉踉跄跄地驶出了旅顺口，只在靠近海岸的地方假模假式地巡游了一番。
金州城陷当天，丁汝昌便把舰队撤回威海卫，理由是大连湾形势吃紧。现水师在旅亦有三难：一、湾有失，敌兵必捣旅后路，我师船在口内，不能施展，无以为力；二、敌船来攻，口门窄小，不能整队而出，且定、镇必须候潮，若遇急，冲出不易；三、口外寄泊敌舰过多，夜间来攻，我船尤少快炮，尤难防备。
然而，就这么放弃了旅顺口，丁汝昌还是有些不安。几天后，即1894年11月13日早上，丁汝昌又心事重重地率舰队从天津向旅顺口驶来。有人说，他上岸了，还与守旅诸将有过交谈。有人说，舰队尚未进入海口，就遇到一支日本鱼雷艇队，丁汝昌怕后面跟着一支大舰队，未及上岸，就急令全队转舵，撤回威海卫。这一次离开，不但丁汝昌本人再也没有回来，他的北洋舰队也没有回来。
11月14日凌晨，舰队已至刘公岛外，丁汝昌下达了进港的指令。这个提醒很有必要，为防日舰偷袭，曾命人在港外布设了许多水雷，只留了窄窄的一条通道给自家舰只出入。可是，尽管加了十二分的小心，镇远还是触礁了。
对于势单力薄的北洋舰队而言，镇远此时触礁搁浅，属于雪上加霜。林泰曾当年曾随丁汝昌赴英国接收超勇和扬威，并依功授予参将，北洋舰队成军后，授左翼总兵兼镇远管带。黄海大战之前，他曾下令卸除舰上的舢板，以示与舰共存亡。战至最后，北洋舰队之所以还能与日本联合舰队相抗衡，镇远将士功不可没。正因为如此，林泰曾断不能接受镇远触礁这个事实，一夜之间，头发几乎全白，把自己关在舱内不再见人。两天后，开枪自杀。在刘公岛，林泰曾是北洋将官忍辱自杀第一人。
这只是一个开始。当刘公岛陷入日本海陆两军夹击，自己的后援迟迟不能到来，有更多的将官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如果说，林泰曾不能接受自己的爱舰触礁，后面的将官则是不想看见整个北洋舰队覆没。
与前两次海战相比，最后的刘公岛保卫战看上去并不激烈，却比任何一次都痛苦和漫长。继镇远在港外触礁之后，定远竟然在港内搁浅。1895年2月10日下午，经丁汝昌许可，管带刘步蟾不得不下令用鱼雷炸沉定远。这可是北洋的旗舰呵，它的下场如此惨烈，自己还有何面目活着？当天晚上，悲愤至极的刘步蟾，食鸦片身亡。
镇远和定远两个管带相继自杀，等于砍断了丁汝昌的左羽右翼。而援军屡催不至，几个昏官与洋员竟充当说客相逼，叫他在拟好的投降书上签字，更让他觉得生不如死。再说，丢弃旅顺口军港，丧失制海权，朝廷曾令李鸿章严办丁汝昌，李鸿章之所以压下不办，不过是让他戴罪立功。事已至此，他哪里还有什么将功赎罪的机会？于是，2月12日早晨，与刘步蟾自杀只有两天，丁汝昌神色淡定地向军需官要来鸦片，在提督衙门东厢吞膏自尽。
见丁汝昌已死，那几个昏官和洋员便把新任镇远管带杨用霖推到台前，逼他来主持投降事宜，当场就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回舱以后，万念俱灰的杨用霖也学前任管带林泰曾的样子，掏出手枪，自击而死。随后，以同样方式绝命的，还有广丙大副黄祖莲，威海南帮炮台统领戴完骞，威海陆防守将张文宣……
读甲午战争史，最可悲的也许不是失去了多少只舰船，而是失去了多少宝贵的生命。高升号被炸沉，船上一千多名官兵葬身大海；致远被炸沉，数百官兵只有七人遇救；经远被击沉，全舰只有十六人生还。另外，只一场黄海大战，就有致远管带邓世昌、扬威管带林履中、超勇管带黄建勋、经远管带林永升、致远帮带陈金揆、经远大副陈荣、超勇大副翁守瑜、致远管轮郑方恒诸将官蹈海殉节。与自杀者相比，战死者更多，这是最令人无法接受的事实。 时间指向1895年2月17日上午10点。耐心等来降书的伊东佑亨和日本联合舰队，成了刘公岛的主宰。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这一艘艘以镇字和远字命名的北洋军舰，既没有镇住什么，也没有走远到哪里，如今只能带着伤残和羞辱，无一例外地在北洋海军的老巢被俘，并全部易帜资敌。在日俄战争中，日本联合舰队曾列出一个参战舰名单，其中就有被粉饰一新的镇远、济远和平远。
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阅读甲午战争史，却把隐藏在我身体内部的民族意识给激荡了起来。我终于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民族其实是一个人的血统或身份证。它无法被删除，也不可能被屏蔽。
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的目光与晚报的一篇报道不期而遇。这是发生在近前的故事。在黄海岸边的黑岛，一个渔民下网捕螃蟹，竟然捞出了一截断木方，它沉在水下一百多年，却一点儿也没有腐烂。断木方只有一米多长，一个人却很难搬动它。与此同时，这个渔民还捞出了一只铜环，也没有一点儿锈迹。
最让我吃惊的是，渔民还说，他看见了经远的舰体，距岸边只有四海里，离海面一百多米，它侧卧在海底，舰首朝着西北，左舷在上，右舷在下，全身只露出一小部分，其余被泥沙深深覆盖。于是，不断有人来庄河的黑岛镇，打听经远的航海坐标。时过不久，海上就出现了大型打捞船，未经允许就在这里私自打捞经远残骸。据说，打捞船来自福建，打捞残骸主要是为了卖破铜烂铁。事情果真如此，大爪子捞出来一些，他们就在近处卖掉了。
敏感的晚报记者，就此在辽东半岛沿岸作了一个调查。他们听渔民和垂钓爱好者说，最近几年，在旅顺口的柏岚子、董坨子，也有许多不明来历者在附近海上打捞沉船。他们甚至用遥感探测技术，把沉船的舰甲和炮塔残骸捞上来，不去送给文物部门，而是直接就在码头叫卖。他们还碰到一艘日本沉船，捞出了一个刻着舰长名字的酒壶和一只烟袋。一块已成两半的炮塔卖不出价格，就被他们扔在了岸边。有人证实，他们也同样来自福建。
中国南方那片蔚蓝色的大海，的确给了福建人一身的好水性，中国最早的海盗滋生在那里，中国最好的水兵和舰长也出生在那里。一百多年前，来远的枪炮官名叫谢葆璋，他的老家就在福建。黄海大战数小时后，致远、经远两舰相继沉没， 广甲、济远两舰先后逃走，来远和靖远两舰，被吉野等四艘巡洋舰死死地咬住不放。来远在敌舰的围攻下，浑身中弹，尾炮失灵，弹药舱爆炸，舰上燃起了熊熊大火。谢葆璋与士兵们一起将火扑灭，宁死不屈的来远，忍着剧痛坚持战斗，一直战至日舰退离战场。
在旅顺口修复之后，谢葆璋又随来远参加了威海保卫战。1895年2月5日夜，来远被日军的鱼雷击中，一声巨响过后，沉入海底，舰上有三十多个官兵遇难。在军舰爆炸的刹那间，谢葆璋纵身跳入冰冷刺骨的海中，凭着一身好水性，拼命游到刘公岛，死里逃生。
战争期间，海军官兵阵亡的消息不断地传回福州，今天这家门上糊了白纸对联，明天那家门上又糊了白纸对联，整个城中，哀嚎声此起彼伏。谢葆璋的妻子已经悄悄准备好了鸦片膏，一旦接到丈夫阵亡的消息，就服毒自杀。
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历经磨难的谢葆璋，竟奇迹般地出现在家人的面前。五年后，谢葆璋有了第一个孩子谢婉莹，而她就是后来享誉文坛的冰心。据我所知，冰心晚年一直想寫甲午海战，可是铺上稿纸，就哭得一塌糊涂。小时候，她就听父亲说过，在黄海大战中，母亲的一位堂侄被炮弹打穿了腹部，肠子飞溅到了烟囱上。战斗结束后，父亲把妻侄烧焦的肠子从烟囱上揭了下来，放回到他的遗体里。这段刺心的痛，深深地铭刻在冰心的记忆里，闸门一打开，就止也止不住。一直到她去世，也没有动笔写甲午。
我想，如果福建籍打捞船是出于对同乡的怀念，不远千里前来寻找经远，也还值得称道。可他们只是为了卖破铜烂铁，这就见不得光了，既有辱他们的先人，也有辱旅顺口。如果冰心仍然健在，她可能仍然不写甲午海战，却绝不会容忍这群不屑的福建籍子弟对经远残骸下手。我不知道，此事被媒体关注之后，类似的打捞作业是否已在海面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