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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高祖唱大风
在中国历史上，经艰难搏杀而得天下，创下辉煌业绩之大成者，难以胜计，但一生潇洒快活的却是鲜见。刘邦是汉室四百年天下的奠基者、创业者，功莫大焉。但到头来，也有其深深的忧虑。一曲《大风歌》，唱得慷慨激越，却也有缕缕悲凉。
刘邦出身低微，基本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没读多少书，文化程度不高，操行修养也实在不怎么的，野兔死，猎狗烹，无仁无义残杀异己，暴行天下的事做得有板有眼。按德才勤绩标准，他当官做皇帝根本不合格，怎么选也轮不到他。但刘邦能成就大业，从平民而当上皇帝，创下千秋伟业，是历史的奇迹，也完全靠了自己的拼杀和撞大运。
争霸天下，胜者为王败则寇。争霸天下不是闹着玩儿的，免不了南征北战，沙场撕杀，全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干活，小命儿就系在裤腰带上，胜与败，生或死，只为一念之差，瞬间之事，说不定在哪一战中就一魂归天，命赴黄泉了，夜里睡觉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刀枪剑戟，血肉横飞。那阵势，悬着呢，险着呢，谁的脑袋不是别人的滚刀肉!
与刘邦同期的，就有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英勇无双，锋锐了得。刘项相争，几多轰烈，几多残酷。刘项的分分合合，先是合伙杀人，后是举刀相向，一路的杀将过来，阴风惨惨，鬼哭狼嚎，多少生灵涂炭，多少家破人亡。直到楚霸王兵败乌江，别姬而亡，才天下归刘。至如今，我们的象棋也还保留一条不可逾越的“楚河汉界”。江山来之不易啊!
不仅如此，要打江山，做皇帝，得有雄才大略，有点政治远见，必要时还得忍痛割爱，作点自我牺牲，不能顺着一时的性子，为所欲为，因小而失大。那一年，刘邦千辛万苦打下咸阳，面对秦朝的华丽宫舍，满城的珠宝，后宫的佳丽，那一件不是倾国倾城，必欲得之而后快?在他却是可望而不可及，眼巴巴地看着，心在突突突地狂跳，就未敢越雷池半步，而拱手让给了他的盟友也是敌手的项羽。如果说没有机会，见不着、没那档子事也就算了，像阿Q先生，其梦想得到的最高享受，也不过是在想象中比谷祠里的稻草堆舒服一点的龙床上滚一滚，再就是能和吴妈睡上一觉。刘邦的机会却是大大的，只要他一伸手，就可摘桃子啦，那可真是想什么得什么。但他却没有伸手，楞是不为利诱，不为色迷，咕嘟嘟地强咽几下口水，也就隐忍过去了。
韬光养晦，人皆知之，但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再进一步讲，打天下、坐江山，不是拳击摔跤，不是猴子争王，自有一身牛力气，勇武过人还不成。项羽就提出过要跟他单打独斗，以自身之力一争高下，但刘邦不吃这一套。那是小孩子争强好胜玩的把戏，人长大了就不好玩了。在你死我活的争斗中，你不吃人，就被人吃，讲不得半点仁义道德，温良恭俭让，想公开公平公道竞争，没那回事。得有政治手腕，阴谋阳谋都得来，要奸狡凶狠，阴险毒辣，大刀向同志们的头上砍去，还不能心慈手软有一星半点的仁慈，只有赶尽杀绝才能消去心腹大患。惨烈若此，皇帝真不是人当的，能当上皇帝也差不多不是人了。
正因为江山来之不易，独享大权又有许许多多说不尽道不完的妙处，是无论如何也丢不得的。所以，江山坐定，天下一统，刘邦更多的是在思考如何长治久安，使刘氏家业得以永年这个根本性问题了。一方面，他非常残暴地诛灭异姓王，而这些人大都是与他一道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是打下刘氏天下的开国元勋。但刘邦根本不管这些，只要怀疑到谁有二心，对汉室的稳固稍有不利，就格杀勿论。一时间，多少英雄豪杰灰飞烟灭，没有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还，却在共享太平的日子里惨死在哥们兄弟的屠刀下。冤不冤?天下奇冤!却无处申诉，无人平反，只能以春风秋雨冬日夏阳作为“魂兮归来”的悲吟了。历史自有评说，当然也还可以戏说，但也只是说说而已，是当不得真经来念的。傍上这样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太平的主，就只有自认倒霉了。更为可悲的是，古往今来，这样的主不少，这样傍主的倒霉蛋也前赴后继的不绝于迹。
而另一方面，刘邦又广招天下豪杰，网罗人才为己所用。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二月，他发布了《下州郡求贤诏》。以诏求贤，现在是小儿科了；唐以后的科举，再后来的高考，到现在流行的公开招考，从内容设置到方式方法再到其广泛性，都要先进得多，普及、完善得多。但别小看这诏书区区百数言，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求贤诏，不能不佩服读书不多的刘邦也能自学成才，是颇有点胆识和远见的。初读之下就可以想见，一纸诏书，既有刘邦求贤若渴的敞亮胸襟和精英治国的策略思想，也该还有他顾影自怜的深思远虑。刘邦何样人物!何等权势!天下在握，权倾华夏，你想巴结依附还来不及呢，还要他下诏以求?高祖爱才，人才难得，但高祖爱才也有其私。争霸天下，群雄逐鹿，他想到了人才，也网络重用了大批人才；但江山已固，天下太平，要分享他的胜利果实，甚而有可能威胁到他的统治、家国天下，他就容不得你人才不人才，是不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志加兄弟了，而要格杀勿论了。他之所以要以诏求贤，只在于他感觉到自己老之将至，力难撑天，与他一道举义起事、出生入死的哥们兄弟也被他赶杀得差不多了，才不得不再次想到了所谓的人才。人才，在刘邦那里，只不过是其争霸天下、稳固一己江山之猎狗耳。用得着，是人才；用不着，狗屁不是。悲乎，刘邦!惜乎，人才!世风如此，能逆拗之者谁?
就在诏书颁布的第二年，高祖回到了家乡，设酒宴招待父老乡亲。他不是专门回来省亲的，也用不着专门回来了。天下早已姓刘，朕即天下，都是自己的子民，都是自己的属土，还千辛万苦、装模作样的回那天偏一隅的家乡做甚?他是亲率大军平定叛乱，回师路过这里的。堂堂高祖，倾国以归，当然不再是“锦衣夜行”，而是光芒万丈，草木生辉。只可惜的是，家乡人民，地方政要，还没来得及整理高祖故居，盖个纪念馆、陈列宫什么的，就连一条像样的马路恐怕也没来得及修出来。高祖凯旋归来，接待工作太不像样了，还差太多太多的火候。所幸高祖没有深究，虽身为皇帝，却不拘小节，也就无所谓了。一般来说，许多官人大官人一开始都不怎么严拘小节，他们也是人嘛。是那些惯拍马屁、靠拍马屁起家而又一无长物的人，把他们给拍坏了，拍出了娇骄二气，拍坏了社会风气。这是后话。不过，酒宴还是要摆的，还要大摆特摆，反正国库有的是钱，不喝就白不喝了，不大丰大盛也不足以显示高祖独尊天下的高贵身份。
其实，宴宾是假，摆谱才是真的。前些时期风行的是“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提，可以可以”。现在讲的是实惠，要“提前(钱)来讲”。这些，高祖都用不着了，他已应有尽有。不过，借酒发挥还是要的。这不，酒宴上，高祖环顾自己的发祥之地，再想想生前身后事，就有点眼涩涩的，难以自持了。他击板吟唱：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回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就那么两句，却振耳发馈，非同凡响。面对父老乡亲，刘邦用不着汇报思想、工作，也不用介绍什么成功经验，指示一二三四，更不屑再说感谢养育之恩的套话废话空话假话了，他有的是业绩，有的是辉煌，轰轰烈烈，威威赫赫，何人能及?何人不晓?他“威加海内”，荣归故里，辉煌啊!此时此刻，刘邦一定想起了那位兵败无路、无脸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的项羽，当然是踌躇志满了，当然是得意非凡了。
但英雄盖世的高祖，终究老了!
同是此时此刻，高祖也有他的深深忧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没有人才支撑，鼎力扶佐，四方何以安宁，社稷何以长存?举目四顾，后继者谁?追随者谁?猛士安在?高祖忧虑重了。皇帝当得并不痛快。
得意高祖唱大风，有他的光荣与梦想，也有他高处不胜寒的寂寞与空虚。
后主情怀
南唐后主李煜，后人多指为亡国之君，泼在他身上的脏水不少。泱泱大中华，上下五千年，江山易主，改朝换代，多了；居“后主”之位而亡国者也绝非李煜一人。玩物丧志，荒淫而大失其度，把江山社稷给丢了，实属可悲可叹，后人说他几句也在情理之中。有哪个帝王没给挖出来戏说一通的?但李后主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因失国而招至的责骂与声讨，也还有他“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不朽词章和绵绵情怀。
李煜的江山，是不可能不丢的。他子承父业，虽也有兄有弟，但均因种种原因不得其所终，是命运选择了他，历史选择了他，基本上算是自然接班。非经打拼而得天下，一般是不怎么会去励精图治的。后主是国君，但也是人。由惰性决定，人大都会贪图享受。守着鱼库不享用而打更守夜去垂钓的猫儿，大概有也不会太多。不是说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么!又更何况，作为帝王之尊贵，人中之真龙，天下之主宰，消耗点自家的宝物，享受点自家的美色，也就是在自家的菜园里摘棵白菜，何过有之，何罪有之?天下者，本朕之天下，有谁见过中国帝王因贪污受贿、生活腐化而被属下治罪的?没有，一个也没有。不是那个一般的“刑不上大夫”问题，而是其作为一国之君，就是法，就是国家，就是举国上下一切的独裁者、拥有者，他有权分封诸侯、分封领地，也有权享受所有的一切。所以，其任何奢侈腐化都不会轻易受到指责批评，在执政期间，其所作所为，包括红杏出墙，宠幸民女，父子间的乱伦，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在中主李璟之后，选择李煜来做“主”，实在是历史的一大悲哀；与其说是由于李煜的腐败而导致江山易主，不如说是体制上腐败的必然结果。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如果没有使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的健康机制，不能把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重要的领导职位如果不是由最优秀的人才来担任，是不会有生机与活力的，自然也难以长治而久安。如果权力不能受到必要的制约，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群众没有选举权、监督权、弹劾权、罢免权，而是任由独裁宰割，必然要走向腐败，走向没落。
看李煜作那词，与他老爸如出一辙，也都做得情真意切，哀哀婉婉，是很得李中主真传的。中主写道：“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摊破浣溪沙》)后主在他的词作中，也常常出现那座“小楼”，那个“阑干”，也都是那多愁善感的情怀。填词赋曲、后宫吟唱是一把好手，让他当国君治理国家，恐怕只能是真正的“历史的误会”了。儿女情长，缠缠绵绵，没有政治家的谋略胸怀，没有铁的手腕，铁石心肠，那个家国天下如何玩动得转?!
当年曹操在接班人的问题上，用曹丕而不用曹植，真正出于何种原因，可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我觉得还是与曹植的霸气、刚性不足有关。丕年长于植，当然有排名之优势，按顺延自然接班是非他莫属。但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他父子三人在文学上都有建树，也都是够资格的文人才子，而相比较，曹操更为雄才大略，更为阴险老辣，得以奸雄称世是不会枉担虚名的；曹植则更富于才情，诗才敏捷，说来就来，但玩政治并不老到，阴谋阳谋都不怎么样，总是心太软，受人欺辱也只能躲在一边生闷气，以至把个要到手的太子位也给弄丢了，到后来也是闷郁而亡；而曹丕，恰好就处于他们二人之间，玩政治不如其父之狠辣，玩文学不敌其弟之迅捷，但却略有所兼，这就得显其长了，以他勒逼胞弟七步成诗论，是颇得其父奸雄神脉的。曹操作为历史上数得上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其选人用人当有自己的标准，绝不可能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的那一道，不仅看你文才口才，更要看武略胆识，政治腕力能否把持得住大局，是否能按他的既定方针办，把他历尽千辛万苦开创的事业进行下去。按此标准，曹丕虽不一定是最佳人选或者唯一人选，却也是一个合适人选。这样，才有可能使曹丕得以优于曹植而“脱颖而出”，圆了曹氏家族的帝王之梦，也才延续了曹魏之家业。
南唐小朝廷在李煜的手中败落了，李煜成了千古罪人。但如果摈弃成王败寇的传统理念，结果又会怎样?或者，他早个一年半载“退休”让位，或者退居二线三线不当“一把手”，或者他那鸟位被某个谪亲或者部下夺了去，南唐小朝廷会不会也同样的落叶飘零，也同样的“亡国”?同样会的，只不过这是个时间问题，迟一天、早一天罢了。腐败的是南唐小朝廷，是当朝的政治体制和昏庸无能的官僚机构，而决非李煜之一人耳。李煜的父亲李璟，也是靠自然接班而当上国君的，所幸是他没有把江山弄丢。但实际上，他也是极为平庸的无能之辈，在他手上，南唐江山已被割去十四州六十县，是靠依附强权、当“儿皇帝”才得以苟延。
李煜在位十几年，其德才勤绩、治国腕力，国人应该一清二楚，大小官僚们更应该一清二楚，但都干什么了去?说话了吗?批评了吗?
倒也真的有过。先有两臣据理力谏，却被处以一徒一流，下场甚为悲切。这样一来，谁还敢说三道四。也有一位冒死以谏的，说李煜的作为恐怕还不如梁武之饿死台城，不得善终呢。李煜听了，有所震动，想想也真是那么回事，事佛而冷政之为有所收敛，但也只是稍稍有点淡化，悄悄地有点律己而已，其向佛之心已铁，本性就那样，意见提来提去也只是水淋鸭背，风吹过耳，起不到多大作用了。李煜还是我行我素，还在继续爱着他的爱，梦着他的梦。偌大一个南唐，就找不出任何规劝、约束、改变李煜行为的有效力量来。既然如此，就只有顺着他的性子，任之由之了。
李煜也有他的爱情。但是，真正的爱情对于一个处于极权地位、统治天下的帝王来说，不仅多余，也为害无穷。爱情，永远只属于两个互相独立平等、互相倾慕的忠诚个体。他处于“想什么得什么”的强权地位，爱的只是美色，贪的只是肉欲，就像饿了要吃饭、渴了想喝水一样，而不会是真正的男女间的纯洁爱情。女人不是祸水，但位高权重者贪色宠妃势必乱政。李煜是太迷恋他那对大小周后姊妹花了呀!
李煜也有他的人性。他之上台，既没有贿选，也没有跑谁的门子，用重金铺路，更没有动用黑社会暗杀明枪，而是谦让了一番，且不是虚情假意，而是真诚的。他待人热情，仁惠尽礼。父亲病逝，他哀伤几绝；母亲生病，他衣不解带，朝夕侍俸于侧；对几个兄弟，他个个封王，反正那时也没有反对“任人唯亲”这一说，是给足了实权的。这也很够意思了。
李煜没有一统天下的大智大勇，不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宋太祖式的有为明君，他只是想做一个“太平王”，快乐着他的快乐。他奉行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基本国策，却没有勇气“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虽有大好机会，也是温良恭俭让，没有举兵夺城掠地，扩充疆土，壮大势力。太平也是不错的呀!如果大宋的兵马不杀将过来，不就是天下太平、永远太平了吗?但大宋的兵马又怎么可能不过来!在弱肉强食、群雄争霸的历史时期，成王败寇，你死我活，你想太平就能太平了吗?作为一国之君，不以国事为己任，而贪图一己之乐，安事一己之天伦，这就是失职、罪过!好人还不一定是好国主，有才还不一定能治国平天下啊!
更让人想不通的是，一旦国破家亡，一些南唐臣子又表现出异常的忠勇，有奋勇战死的，有自缢身亡的，也有举族朝服坐以待毙的，宁死不屈，义薄云天。比起肉袒出降的李煜，自是多了一腔忠肝义胆，倒也豪气了得。贫穷出孝子，世乱见忠臣，精神委实可嘉。但为什么要等到这一天才得见真情?事以至此，才想起要以死报国，一身不事二主，壮则壮矣，却也有无法抹掉的深重悲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该不是说着玩儿的。所以，把千古罪责归咎于一人，既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也不是对大才子李煜的公正评价。
当然，处于治下的平民百姓，可以有自己的良好愿望，希望有个好的君主，有个好的世道，安安生生过日子，痛痛快快干事业；历代的历史学家、文学家们，也可以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按自己的想法去评说或者戏说历史。但山终归还是那座山，梁终归还是那道梁，历史是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勾践也是亡国之君，但他卧薪尝胆，终于成就了复国大业。他“三千役卒可吞吴”，功莫大焉，当然是了不起的大英雄，被人颂之为千古越王也不为过。但冷静反观，他装疯卖傻，自作人臣，妻为人妾，就连吴王如厕他也要亲自检查，实非一般的韬光养晦所能尽言。在人格上的猥琐不堪，如猪狗一般，既可怕也十分可悲，他的得分应该大大地打些折扣。他虽有雄才大略，也有一番苦尽甜来、大耻大辱而后大富大贵，但说不上就是一个堂正君子，而更像是骨子里浸透了深仇大恨而卷土再起的复国主义者，是可怕的政治阴谋家。
大丈夫顶天立地，堂堂然，凛凛然，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既然失败被俘，落于敌手就杀吧，剐吧!无非一死，夫复何求!像楚霸王项羽，兵败乌江，丝毫也没有奴颜卑膝，更不会屈膝求饶。他临绝境而不乱，先把随他征战多年的坐骑送人，然后迈开虎步，跃入敌阵，成排成排的砍杀开去。临了，还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不慌不忙地把那颗好好地扛在肩上的头颅切下送人去领偿，卖了个天大的人情。勇哉，项羽!壮哉，霸王!难怪多少年后，那位倾倒无数英雄俊才的宋代大才女李清照，还要为之击板吟唱，颂扬不已。
作为“词中一帝”的李后主，集国君和词家于一身，应该是通晓古今，知多识广，大概不会不知道霸王别姬之壮烈，勾践卧薪尝胆之意远。是他不想学，不愿学，学不了。他只是南唐小朝庭的后主，不是西楚霸王，也不是越王。他只按自己的方式去活着，去奢侈着，享受着，浮华着，灿烂着，苦闷着，悲惨着。在他幸存于《全唐诗》中的几十首词中，没见到他在职在位时心高气傲、壮怀激烈的倾吐，也没有忧国忧民、把窗外萧萧竹籁也作民间疾苦的内心独白。有的只是他落难以后，对那一段时光的回忆与咀嚼。李煜的悲剧是人性的悲剧，命运的悲剧，是那种深深地刺扎于敏感的心灵而又无可救助的悲剧。如此才会有李煜大悲大苦的悲剧人生。而恰是这些，才得以“幸存”。得以载道传世的，不是李煜在职在位时的“政绩”，而是他苦难中的悲切吟哦，这是当初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及的。这也是李煜的不幸之幸吧。
历史上的帝王，大都“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但能凑合着来个诗词歌赋什么的，也大有人在。有“专著”刊留于世，在文学史上可以称“家”、有一席之地的姑且不说，就连出身低微，“不修文学”的刘邦，兴趣来了也能高歌一曲“大风起兮云飞扬”。身为帝王，高高在上，在日理万机之余，也客串一下弄点文学作品，卖弄一下才华学识，并不为过，有所发泄，有所寄意，人之常情嘛。李煜就不同了，国君写诗作词没有什么，要命的是一个亡国之君，既没勇气拔刀引颈，提着头颅见先辈于地下，也没有韬光养晦，卧薪尝胆，从长计议，图复国之大业，还在那里儿女情长，叹唱吟哦，还在做着亡国之词章，太过沉缅于个人的喜怒情怀了呀!
李后主无须“政绩”，他的特权与生俱来，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所必然赋予。但有一条：荒淫无度，必然灭亡!如此说来，“垂泪对宫娥”的悲剧，就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悲剧既然要发生，有如“无可奈何花落去”，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覆辙，惨烈如血，却总还会有一些人去重踏它。
有好事者作过统计，中国的皇帝平均寿命不足30岁，李煜死于41岁，已远在平均年龄之上，也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以有个心理上的平衡了。在他的有效生命中，在权力的巅峰把玩了16年，也是很不错的了。李煜在位时间不短，没留下什么像样的政绩，笑骂由之。倒是他的词，是不应忘记的。看他笔下：“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虞美人》)，“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破阵子》)那满腔的悲怆与惶惑，剪不断、理还乱的无奈与悲愁，相去千年，世事沧桑，仍给人以深深的震撼。这词，没有旷世才情，没有人生之大悲苦，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这词，只配李煜去做，也只有李煜才做得出来；这词，也只有李煜做出来才有味道。
也真难为了这位旷世的风流大才子。
人世间，只一个李煜，也不止一个李煜。命运，错待和枉屈了多少天才!
在中国历史上，经艰难搏杀而得天下，创下辉煌业绩之大成者，难以胜计，但一生潇洒快活的却是鲜见。刘邦是汉室四百年天下的奠基者、创业者，功莫大焉。但到头来，也有其深深的忧虑。一曲《大风歌》，唱得慷慨激越，却也有缕缕悲凉。
刘邦出身低微，基本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没读多少书，文化程度不高，操行修养也实在不怎么的，野兔死，猎狗烹，无仁无义残杀异己，暴行天下的事做得有板有眼。按德才勤绩标准，他当官做皇帝根本不合格，怎么选也轮不到他。但刘邦能成就大业，从平民而当上皇帝，创下千秋伟业，是历史的奇迹，也完全靠了自己的拼杀和撞大运。
争霸天下，胜者为王败则寇。争霸天下不是闹着玩儿的，免不了南征北战，沙场撕杀，全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干活，小命儿就系在裤腰带上，胜与败，生或死，只为一念之差，瞬间之事，说不定在哪一战中就一魂归天，命赴黄泉了，夜里睡觉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刀枪剑戟，血肉横飞。那阵势，悬着呢，险着呢，谁的脑袋不是别人的滚刀肉!
与刘邦同期的，就有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英勇无双，锋锐了得。刘项相争，几多轰烈，几多残酷。刘项的分分合合，先是合伙杀人，后是举刀相向，一路的杀将过来，阴风惨惨，鬼哭狼嚎，多少生灵涂炭，多少家破人亡。直到楚霸王兵败乌江，别姬而亡，才天下归刘。至如今，我们的象棋也还保留一条不可逾越的“楚河汉界”。江山来之不易啊!
不仅如此，要打江山，做皇帝，得有雄才大略，有点政治远见，必要时还得忍痛割爱，作点自我牺牲，不能顺着一时的性子，为所欲为，因小而失大。那一年，刘邦千辛万苦打下咸阳，面对秦朝的华丽宫舍，满城的珠宝，后宫的佳丽，那一件不是倾国倾城，必欲得之而后快?在他却是可望而不可及，眼巴巴地看着，心在突突突地狂跳，就未敢越雷池半步，而拱手让给了他的盟友也是敌手的项羽。如果说没有机会，见不着、没那档子事也就算了，像阿Q先生，其梦想得到的最高享受，也不过是在想象中比谷祠里的稻草堆舒服一点的龙床上滚一滚，再就是能和吴妈睡上一觉。刘邦的机会却是大大的，只要他一伸手，就可摘桃子啦，那可真是想什么得什么。但他却没有伸手，楞是不为利诱，不为色迷，咕嘟嘟地强咽几下口水，也就隐忍过去了。
韬光养晦，人皆知之，但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再进一步讲，打天下、坐江山，不是拳击摔跤，不是猴子争王，自有一身牛力气，勇武过人还不成。项羽就提出过要跟他单打独斗，以自身之力一争高下，但刘邦不吃这一套。那是小孩子争强好胜玩的把戏，人长大了就不好玩了。在你死我活的争斗中，你不吃人，就被人吃，讲不得半点仁义道德，温良恭俭让，想公开公平公道竞争，没那回事。得有政治手腕，阴谋阳谋都得来，要奸狡凶狠，阴险毒辣，大刀向同志们的头上砍去，还不能心慈手软有一星半点的仁慈，只有赶尽杀绝才能消去心腹大患。惨烈若此，皇帝真不是人当的，能当上皇帝也差不多不是人了。
正因为江山来之不易，独享大权又有许许多多说不尽道不完的妙处，是无论如何也丢不得的。所以，江山坐定，天下一统，刘邦更多的是在思考如何长治久安，使刘氏家业得以永年这个根本性问题了。一方面，他非常残暴地诛灭异姓王，而这些人大都是与他一道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是打下刘氏天下的开国元勋。但刘邦根本不管这些，只要怀疑到谁有二心，对汉室的稳固稍有不利，就格杀勿论。一时间，多少英雄豪杰灰飞烟灭，没有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还，却在共享太平的日子里惨死在哥们兄弟的屠刀下。冤不冤?天下奇冤!却无处申诉，无人平反，只能以春风秋雨冬日夏阳作为“魂兮归来”的悲吟了。历史自有评说，当然也还可以戏说，但也只是说说而已，是当不得真经来念的。傍上这样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太平的主，就只有自认倒霉了。更为可悲的是，古往今来，这样的主不少，这样傍主的倒霉蛋也前赴后继的不绝于迹。
而另一方面，刘邦又广招天下豪杰，网罗人才为己所用。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二月，他发布了《下州郡求贤诏》。以诏求贤，现在是小儿科了；唐以后的科举，再后来的高考，到现在流行的公开招考，从内容设置到方式方法再到其广泛性，都要先进得多，普及、完善得多。但别小看这诏书区区百数言，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求贤诏，不能不佩服读书不多的刘邦也能自学成才，是颇有点胆识和远见的。初读之下就可以想见，一纸诏书，既有刘邦求贤若渴的敞亮胸襟和精英治国的策略思想，也该还有他顾影自怜的深思远虑。刘邦何样人物!何等权势!天下在握，权倾华夏，你想巴结依附还来不及呢，还要他下诏以求?高祖爱才，人才难得，但高祖爱才也有其私。争霸天下，群雄逐鹿，他想到了人才，也网络重用了大批人才；但江山已固，天下太平，要分享他的胜利果实，甚而有可能威胁到他的统治、家国天下，他就容不得你人才不人才，是不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志加兄弟了，而要格杀勿论了。他之所以要以诏求贤，只在于他感觉到自己老之将至，力难撑天，与他一道举义起事、出生入死的哥们兄弟也被他赶杀得差不多了，才不得不再次想到了所谓的人才。人才，在刘邦那里，只不过是其争霸天下、稳固一己江山之猎狗耳。用得着，是人才；用不着，狗屁不是。悲乎，刘邦!惜乎，人才!世风如此，能逆拗之者谁?
就在诏书颁布的第二年，高祖回到了家乡，设酒宴招待父老乡亲。他不是专门回来省亲的，也用不着专门回来了。天下早已姓刘，朕即天下，都是自己的子民，都是自己的属土，还千辛万苦、装模作样的回那天偏一隅的家乡做甚?他是亲率大军平定叛乱，回师路过这里的。堂堂高祖，倾国以归，当然不再是“锦衣夜行”，而是光芒万丈，草木生辉。只可惜的是，家乡人民，地方政要，还没来得及整理高祖故居，盖个纪念馆、陈列宫什么的，就连一条像样的马路恐怕也没来得及修出来。高祖凯旋归来，接待工作太不像样了，还差太多太多的火候。所幸高祖没有深究，虽身为皇帝，却不拘小节，也就无所谓了。一般来说，许多官人大官人一开始都不怎么严拘小节，他们也是人嘛。是那些惯拍马屁、靠拍马屁起家而又一无长物的人，把他们给拍坏了，拍出了娇骄二气，拍坏了社会风气。这是后话。不过，酒宴还是要摆的，还要大摆特摆，反正国库有的是钱，不喝就白不喝了，不大丰大盛也不足以显示高祖独尊天下的高贵身份。
其实，宴宾是假，摆谱才是真的。前些时期风行的是“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提，可以可以”。现在讲的是实惠，要“提前(钱)来讲”。这些，高祖都用不着了，他已应有尽有。不过，借酒发挥还是要的。这不，酒宴上，高祖环顾自己的发祥之地，再想想生前身后事，就有点眼涩涩的，难以自持了。他击板吟唱：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回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就那么两句，却振耳发馈，非同凡响。面对父老乡亲，刘邦用不着汇报思想、工作，也不用介绍什么成功经验，指示一二三四，更不屑再说感谢养育之恩的套话废话空话假话了，他有的是业绩，有的是辉煌，轰轰烈烈，威威赫赫，何人能及?何人不晓?他“威加海内”，荣归故里，辉煌啊!此时此刻，刘邦一定想起了那位兵败无路、无脸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的项羽，当然是踌躇志满了，当然是得意非凡了。
但英雄盖世的高祖，终究老了!
同是此时此刻，高祖也有他的深深忧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没有人才支撑，鼎力扶佐，四方何以安宁，社稷何以长存?举目四顾，后继者谁?追随者谁?猛士安在?高祖忧虑重了。皇帝当得并不痛快。
得意高祖唱大风，有他的光荣与梦想，也有他高处不胜寒的寂寞与空虚。
后主情怀
南唐后主李煜，后人多指为亡国之君，泼在他身上的脏水不少。泱泱大中华，上下五千年，江山易主，改朝换代，多了；居“后主”之位而亡国者也绝非李煜一人。玩物丧志，荒淫而大失其度，把江山社稷给丢了，实属可悲可叹，后人说他几句也在情理之中。有哪个帝王没给挖出来戏说一通的?但李后主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因失国而招至的责骂与声讨，也还有他“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不朽词章和绵绵情怀。
李煜的江山，是不可能不丢的。他子承父业，虽也有兄有弟，但均因种种原因不得其所终，是命运选择了他，历史选择了他，基本上算是自然接班。非经打拼而得天下，一般是不怎么会去励精图治的。后主是国君，但也是人。由惰性决定，人大都会贪图享受。守着鱼库不享用而打更守夜去垂钓的猫儿，大概有也不会太多。不是说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么!又更何况，作为帝王之尊贵，人中之真龙，天下之主宰，消耗点自家的宝物，享受点自家的美色，也就是在自家的菜园里摘棵白菜，何过有之，何罪有之?天下者，本朕之天下，有谁见过中国帝王因贪污受贿、生活腐化而被属下治罪的?没有，一个也没有。不是那个一般的“刑不上大夫”问题，而是其作为一国之君，就是法，就是国家，就是举国上下一切的独裁者、拥有者，他有权分封诸侯、分封领地，也有权享受所有的一切。所以，其任何奢侈腐化都不会轻易受到指责批评，在执政期间，其所作所为，包括红杏出墙，宠幸民女，父子间的乱伦，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在中主李璟之后，选择李煜来做“主”，实在是历史的一大悲哀；与其说是由于李煜的腐败而导致江山易主，不如说是体制上腐败的必然结果。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如果没有使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的健康机制，不能把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重要的领导职位如果不是由最优秀的人才来担任，是不会有生机与活力的，自然也难以长治而久安。如果权力不能受到必要的制约，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群众没有选举权、监督权、弹劾权、罢免权，而是任由独裁宰割，必然要走向腐败，走向没落。
看李煜作那词，与他老爸如出一辙，也都做得情真意切，哀哀婉婉，是很得李中主真传的。中主写道：“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摊破浣溪沙》)后主在他的词作中，也常常出现那座“小楼”，那个“阑干”，也都是那多愁善感的情怀。填词赋曲、后宫吟唱是一把好手，让他当国君治理国家，恐怕只能是真正的“历史的误会”了。儿女情长，缠缠绵绵，没有政治家的谋略胸怀，没有铁的手腕，铁石心肠，那个家国天下如何玩动得转?!
当年曹操在接班人的问题上，用曹丕而不用曹植，真正出于何种原因，可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我觉得还是与曹植的霸气、刚性不足有关。丕年长于植，当然有排名之优势，按顺延自然接班是非他莫属。但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他父子三人在文学上都有建树，也都是够资格的文人才子，而相比较，曹操更为雄才大略，更为阴险老辣，得以奸雄称世是不会枉担虚名的；曹植则更富于才情，诗才敏捷，说来就来，但玩政治并不老到，阴谋阳谋都不怎么样，总是心太软，受人欺辱也只能躲在一边生闷气，以至把个要到手的太子位也给弄丢了，到后来也是闷郁而亡；而曹丕，恰好就处于他们二人之间，玩政治不如其父之狠辣，玩文学不敌其弟之迅捷，但却略有所兼，这就得显其长了，以他勒逼胞弟七步成诗论，是颇得其父奸雄神脉的。曹操作为历史上数得上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其选人用人当有自己的标准，绝不可能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的那一道，不仅看你文才口才，更要看武略胆识，政治腕力能否把持得住大局，是否能按他的既定方针办，把他历尽千辛万苦开创的事业进行下去。按此标准，曹丕虽不一定是最佳人选或者唯一人选，却也是一个合适人选。这样，才有可能使曹丕得以优于曹植而“脱颖而出”，圆了曹氏家族的帝王之梦，也才延续了曹魏之家业。
南唐小朝廷在李煜的手中败落了，李煜成了千古罪人。但如果摈弃成王败寇的传统理念，结果又会怎样?或者，他早个一年半载“退休”让位，或者退居二线三线不当“一把手”，或者他那鸟位被某个谪亲或者部下夺了去，南唐小朝廷会不会也同样的落叶飘零，也同样的“亡国”?同样会的，只不过这是个时间问题，迟一天、早一天罢了。腐败的是南唐小朝廷，是当朝的政治体制和昏庸无能的官僚机构，而决非李煜之一人耳。李煜的父亲李璟，也是靠自然接班而当上国君的，所幸是他没有把江山弄丢。但实际上，他也是极为平庸的无能之辈，在他手上，南唐江山已被割去十四州六十县，是靠依附强权、当“儿皇帝”才得以苟延。
李煜在位十几年，其德才勤绩、治国腕力，国人应该一清二楚，大小官僚们更应该一清二楚，但都干什么了去?说话了吗?批评了吗?
倒也真的有过。先有两臣据理力谏，却被处以一徒一流，下场甚为悲切。这样一来，谁还敢说三道四。也有一位冒死以谏的，说李煜的作为恐怕还不如梁武之饿死台城，不得善终呢。李煜听了，有所震动，想想也真是那么回事，事佛而冷政之为有所收敛，但也只是稍稍有点淡化，悄悄地有点律己而已，其向佛之心已铁，本性就那样，意见提来提去也只是水淋鸭背，风吹过耳，起不到多大作用了。李煜还是我行我素，还在继续爱着他的爱，梦着他的梦。偌大一个南唐，就找不出任何规劝、约束、改变李煜行为的有效力量来。既然如此，就只有顺着他的性子，任之由之了。
李煜也有他的爱情。但是，真正的爱情对于一个处于极权地位、统治天下的帝王来说，不仅多余，也为害无穷。爱情，永远只属于两个互相独立平等、互相倾慕的忠诚个体。他处于“想什么得什么”的强权地位，爱的只是美色，贪的只是肉欲，就像饿了要吃饭、渴了想喝水一样，而不会是真正的男女间的纯洁爱情。女人不是祸水，但位高权重者贪色宠妃势必乱政。李煜是太迷恋他那对大小周后姊妹花了呀!
李煜也有他的人性。他之上台，既没有贿选，也没有跑谁的门子，用重金铺路，更没有动用黑社会暗杀明枪，而是谦让了一番，且不是虚情假意，而是真诚的。他待人热情，仁惠尽礼。父亲病逝，他哀伤几绝；母亲生病，他衣不解带，朝夕侍俸于侧；对几个兄弟，他个个封王，反正那时也没有反对“任人唯亲”这一说，是给足了实权的。这也很够意思了。
李煜没有一统天下的大智大勇，不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宋太祖式的有为明君，他只是想做一个“太平王”，快乐着他的快乐。他奉行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基本国策，却没有勇气“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虽有大好机会，也是温良恭俭让，没有举兵夺城掠地，扩充疆土，壮大势力。太平也是不错的呀!如果大宋的兵马不杀将过来，不就是天下太平、永远太平了吗?但大宋的兵马又怎么可能不过来!在弱肉强食、群雄争霸的历史时期，成王败寇，你死我活，你想太平就能太平了吗?作为一国之君，不以国事为己任，而贪图一己之乐，安事一己之天伦，这就是失职、罪过!好人还不一定是好国主，有才还不一定能治国平天下啊!
更让人想不通的是，一旦国破家亡，一些南唐臣子又表现出异常的忠勇，有奋勇战死的，有自缢身亡的，也有举族朝服坐以待毙的，宁死不屈，义薄云天。比起肉袒出降的李煜，自是多了一腔忠肝义胆，倒也豪气了得。贫穷出孝子，世乱见忠臣，精神委实可嘉。但为什么要等到这一天才得见真情?事以至此，才想起要以死报国，一身不事二主，壮则壮矣，却也有无法抹掉的深重悲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该不是说着玩儿的。所以，把千古罪责归咎于一人，既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也不是对大才子李煜的公正评价。
当然，处于治下的平民百姓，可以有自己的良好愿望，希望有个好的君主，有个好的世道，安安生生过日子，痛痛快快干事业；历代的历史学家、文学家们，也可以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按自己的想法去评说或者戏说历史。但山终归还是那座山，梁终归还是那道梁，历史是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勾践也是亡国之君，但他卧薪尝胆，终于成就了复国大业。他“三千役卒可吞吴”，功莫大焉，当然是了不起的大英雄，被人颂之为千古越王也不为过。但冷静反观，他装疯卖傻，自作人臣，妻为人妾，就连吴王如厕他也要亲自检查，实非一般的韬光养晦所能尽言。在人格上的猥琐不堪，如猪狗一般，既可怕也十分可悲，他的得分应该大大地打些折扣。他虽有雄才大略，也有一番苦尽甜来、大耻大辱而后大富大贵，但说不上就是一个堂正君子，而更像是骨子里浸透了深仇大恨而卷土再起的复国主义者，是可怕的政治阴谋家。
大丈夫顶天立地，堂堂然，凛凛然，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既然失败被俘，落于敌手就杀吧，剐吧!无非一死，夫复何求!像楚霸王项羽，兵败乌江，丝毫也没有奴颜卑膝，更不会屈膝求饶。他临绝境而不乱，先把随他征战多年的坐骑送人，然后迈开虎步，跃入敌阵，成排成排的砍杀开去。临了，还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不慌不忙地把那颗好好地扛在肩上的头颅切下送人去领偿，卖了个天大的人情。勇哉，项羽!壮哉，霸王!难怪多少年后，那位倾倒无数英雄俊才的宋代大才女李清照，还要为之击板吟唱，颂扬不已。
作为“词中一帝”的李后主，集国君和词家于一身，应该是通晓古今，知多识广，大概不会不知道霸王别姬之壮烈，勾践卧薪尝胆之意远。是他不想学，不愿学，学不了。他只是南唐小朝庭的后主，不是西楚霸王，也不是越王。他只按自己的方式去活着，去奢侈着，享受着，浮华着，灿烂着，苦闷着，悲惨着。在他幸存于《全唐诗》中的几十首词中，没见到他在职在位时心高气傲、壮怀激烈的倾吐，也没有忧国忧民、把窗外萧萧竹籁也作民间疾苦的内心独白。有的只是他落难以后，对那一段时光的回忆与咀嚼。李煜的悲剧是人性的悲剧，命运的悲剧，是那种深深地刺扎于敏感的心灵而又无可救助的悲剧。如此才会有李煜大悲大苦的悲剧人生。而恰是这些，才得以“幸存”。得以载道传世的，不是李煜在职在位时的“政绩”，而是他苦难中的悲切吟哦，这是当初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及的。这也是李煜的不幸之幸吧。
历史上的帝王，大都“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但能凑合着来个诗词歌赋什么的，也大有人在。有“专著”刊留于世，在文学史上可以称“家”、有一席之地的姑且不说，就连出身低微，“不修文学”的刘邦，兴趣来了也能高歌一曲“大风起兮云飞扬”。身为帝王，高高在上，在日理万机之余，也客串一下弄点文学作品，卖弄一下才华学识，并不为过，有所发泄，有所寄意，人之常情嘛。李煜就不同了，国君写诗作词没有什么，要命的是一个亡国之君，既没勇气拔刀引颈，提着头颅见先辈于地下，也没有韬光养晦，卧薪尝胆，从长计议，图复国之大业，还在那里儿女情长，叹唱吟哦，还在做着亡国之词章，太过沉缅于个人的喜怒情怀了呀!
李后主无须“政绩”，他的特权与生俱来，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所必然赋予。但有一条：荒淫无度，必然灭亡!如此说来，“垂泪对宫娥”的悲剧，就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悲剧既然要发生，有如“无可奈何花落去”，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覆辙，惨烈如血，却总还会有一些人去重踏它。
有好事者作过统计，中国的皇帝平均寿命不足30岁，李煜死于41岁，已远在平均年龄之上，也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以有个心理上的平衡了。在他的有效生命中，在权力的巅峰把玩了16年，也是很不错的了。李煜在位时间不短，没留下什么像样的政绩，笑骂由之。倒是他的词，是不应忘记的。看他笔下：“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虞美人》)，“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破阵子》)那满腔的悲怆与惶惑，剪不断、理还乱的无奈与悲愁，相去千年，世事沧桑，仍给人以深深的震撼。这词，没有旷世才情，没有人生之大悲苦，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这词，只配李煜去做，也只有李煜才做得出来；这词，也只有李煜做出来才有味道。
也真难为了这位旷世的风流大才子。
人世间，只一个李煜，也不止一个李煜。命运，错待和枉屈了多少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