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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期间国民党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先后接收了来自华北、华中等战场的以日俘为主500多名战俘，从西安迁至宝鸡后，该收容所在汪大捷担任所长期间，将其作为学校来办，坚持以德服人、化敌为友的教育方式，优待俘虏，组织他们从事生产活动，从而感化他们。在汪大捷等人的努力下，很多俘虏的思想都有了明显转变，对抗日战争战场上的对敌宣传工作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大同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哺育下的大同学园当今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大同学园;汪大捷;日本战俘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8-0048-03
大同学园即国民政府在西安和宝鸡创办的“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目前专门聚焦大同学园的论著仅有张润棠编著的《大同学园与第一俘虏收容所》[1]和黄正林发表的《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2]一文。本文将结合《西京日报》《西北文化日报》等近代报刊以及宝鸡市档案馆馆藏的原始资料，拟对大同学园做进一步的考察。
一、大同学园的创办
1938年初，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在陜西西安终南山下的灵感寺内成立。最初该所内只有一名懂日语的管理人员，收容的都是轰炸南京时的日本空军士兵，他们的头脑中军国主义极端思想根深蒂固，被俘后难以接受自己已成为俘虏的事实，时常与管理人员发生冲突，甚至出现了逃跑事件。该事件后来被曾经留学日本又精通日语的汪大捷成功解决，因此为改变当时的状况，西安行营领导决定任用汪大捷为所长。
汪大捷出生于1906年4月6日，辽宁沈阳人，曾有两次赴日留学的经历，毕业于东京帝大，其妻苏敬和女士也曾在日本学习。在学业方面夫妻两人一丝不苟，刻苦努力，均擅长日语，精通日本文化。1937年7月1日和5日，汪大捷由于反对伪满洲国而两次被捕。七七事变爆发后，汪大捷夫妇在几位要好的日本朋友的全力帮助下回国，并于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任教，1938年春，临时大学南迁，又被调至西安行营任参任，主管日俘事务。1938年9月，汪大捷出任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所长一职，成为该所的首任所长。
由于当时日军越过黄河，危及潼关，西安、宝鸡、汉中等地不断遭到日军的轰炸。1939年，国民政府决定将战俘所迁往宝鸡县（现宝鸡市陈仓区）渭河南岸的太寅里①。这里山高林密，非常隐蔽，不仅不易被敌人发觉，而且俘虏难以逃跑。在汪大捷的要求下，单纯管束战俘的收容所改成了用人道精神教育与感化俘虏的学校，他将这所学校起名为“大同学园”，并亲自写下匾额。除了“日本通”汪大捷夫妇外，刘麟阁、白光里、徐宗理等知识分子也积极加入。
第一俘虏收容所内共有官兵三十余名（不包括看守军队）[3]。其编制安排大致如下：除一名所长外，所内还设有以下职位，包括编译员（也称管理员），主要负责翻译工作;文书一名，主要负责起草公文;司书一名，负责誊写公文、膳造表册等工作;还有主管所内财粮的军需一名，负责杂务工作的副官一名，以及负责采购、磨面、做饭及向所外关押的俘虏送饭等杂务兵十多名;同时还有专门医治职员和俘虏疾病的中西医各一名。
关于该所内关押的战俘人数，最初收容的人数有两种说法，一说为收容了1937年底至1938年初被俘的9名飞行员日俘[4]，一说为大约二三十个[1]56。到1939年2月时，所长汪大捷在一次招待报界的谈话中称：“本所现有俘虏七十余人，逐日向其解释我国人民爱好和平，拥护正义，拥护人道之精神……”[5]一年以后，所内俘虏人数已达一百多人，“汪先生首先说道收容所现有俘虏一百六十余人，其中鲜台籍二十者余人，女性七人，此外尚有四五人到重庆工作去了”[6]。据官方统计，从1938年成立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该所先后接收了大约500名战俘，其中包括八九名女俘，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为日本籍，也有少数朝鲜籍和台湾籍，都来自华北、华中等战场[6]。
二、俘虏们的生活及生产
俘虏们的物质生活保障由中央军政部负责，全部参照中国上等兵的标准。每人夏天能领到一套制服和衬衣，冬天能领到一套棉衣和一双布袜子，以及被子和棉线毯等。饮食方面，“九时早点为稀粥、盐菜，十二时许午餐，（大米饭及青菜盐菜等）每五日给肉食一次，六点半晚餐（与午餐同）。”[7]除此之外，所内每天还会提供一大盆汤，汤里有蔬菜、豆腐、豆芽等。为了保证伙食质量和减少传染病的发生，所内用木炭、白灰和沙子等过滤山上的泉水。如遇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来检查，俘虏们还能吃到米饭、面条以及猪肉、牛肉等较好的饭菜。收容所四周围绕着六七尺高的泥土墙，所内有营房和窑洞。大部分俘虏住在营房，内有铺着草席和所内提供棉线毯的炕，通风较好，不仅供应充足的水，冬天还会提供煤球供暖，同时也很注意防火工作。少部分空军俘虏住在冬暖夏凉的窑洞中。
俘虏们的日常生活规律有序，“生活由该所规定，每日上午5时起床，集合举行早操，作各种柔软运动，九时早点……食后即上讲堂，施以感化教育，午餐毕自由运动后，即举行个别谈话一次……晚餐后散步，洗澡，晚八时半睡眠……”[10]他们常年用冷水洗脸洗身，依旧保持着日本人脚踩木屐的生活习惯。由于俘虏们生活规律，因此体力精神均十分健旺。
不仅如此，在保证了基本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所长汪大捷还想办法丰富俘虏们日常的娱乐活动。为了活跃他们的生活，学园内专门开辟篮球场，每天下午都有篮球、棒球、足球等运动，还有象棋、围棋、军棋、乒乓球等游戏供他们娱乐。由此可见，抗战时期尽管财政拮据，国民政府方面还能按照《俘虏处理规则》尽最大努力保证俘虏们的生活条件，无不体现出人道主义精神。
在生产活动方面，汪大捷主要组织俘虏们从事劳动生产活动和手工艺生产活动。劳动生产活动主要包括组织俘虏修建游泳池和修筑大同公路。当时学园内的俘虏们除了参加各种球类运动以外，夏天还能去渭河游泳。为方便他们游泳，在汪所长的带领下，俘虏们借助自然地理优势，在收容所的东南角修建了一个简易游泳池。该游泳池长约二十五米，横约十二米五，深约一米六四，周围场四尺均以顽石拌石灰修筑，池底铺以五寸厚之小石，旁筑长约三十米宽约一丈二尺之斜面观赏台[8]。 同时，为解决交通问题，俘虏们在士兵的带领下还修筑了一条名为“大同公路”的简易公路，这条公路全长约十公里[11]，呈东西走向，由渭河南岸向东至巨家村、孔家庄、三合村，直通宝鸡县（现宝鸡市陈仓区）。汪大捷还通过给每日参加修路的俘虏发零用钱的方式来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劳动。经过此事后有战俘发出感慨：“这个大同学园，这条大同之路是救人救世的，是走向人道、正义、人类幸福的世界和平之路……”[1]13
三、思想教育
大同学园的创办者汪大捷先生深受我国“仁爱”“大同”及“有教无类”等优秀传统思想的影响，在日本的留学经历也使他深谙日本历史和国情，因此对于顽固不化的俘虏，他坚持以教育和感化的方式来改造他们。
首先，他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词语如“至善”“明德”“克己”等为蓝本来命名战俘们的住所，“此种思想原非空言，凡识中国字在一入本所大门，即是‘大同学园’四字的横匾高悬二门之上，入二门则左为明德门，右为至善门，再前进则为克己门，明匾门内为正义斋，与和平斋，至善门内为大同斋，与反战同盟会，吾以为人能正义立身和平处世……向世界大同之目的迈进，即可明德而止至善矣。”[9]通过这种方式在学园内营造出大同的氛围，从而潜移默化地扭转这些俘虏们的极端军国主義思想。
其次，大同学园还通过下面这些方式对日俘进行教育：教员们结合陕西的特点编写专门的教材，教材中包括许多盛唐时期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史实，如唐代高僧鉴真以及日本著名遣唐高僧阿倍仲麻吕等中日文化交流杰出的使者及他们的事迹，通过这些史实让日俘们了解中日两国在历史上的友好关系和文化渊源等;台儿庄大捷后，学园及时向日俘宣讲中国军队的捷报，用抗日战争的战果来教育日俘，从而打破了他们脑海中一直以来都存有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同时，由于日俘中有很多人信奉佛教，学园还特地争取到了朱子桥将军的支持，朱将军当时任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一职，他也是著名的佛教信徒，不仅向学园提供了很多物质方面的支持，还积极联系一些社会力量如陕西省佛教会和慈善事业团体等大力支持学园内的工作，这些行为使日俘们深受触动，也因此受到了无形的教育。
四、宣传活动
汪大捷等人化敌为友的教育方式在当时收到了切实的效果，在他们的努力下，不少军国主义思想顽固的俘虏转化为反战人士并积极进行宣传活动。俘虏们成立了反战话剧团并且开始进行公演，“大同学园反战剧团为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日本弟兄押切五郎等组织，该团体全部团员三十余人，由昨（十日）汪大捷所长率领，……在明星戏院公演。”[10]这些演出在观众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在社会各界的强烈要求下，学园话剧团还在陕西各地巡回演出。
不仅如此，俘虏们还在汪大捷的带领下赴邻省甘肃兰州公演，当时《西京日报》对此做了以下报道：“军政部第×俘虏收容所，自汪大捷接事以来，对于该所俘虏奉行三民主义人道精神，采学校方式，实施感化教育，该所俘虏渐次觉悟，乃有反侵略战争同盟之组织……不日由汪所长率领该剧团赴兰公演，此次公演，节目极为丰富，除《侵略战争之罪恶》及《醒醒吧同志》两剧外，并有歌咏舞蹈等节目，该团经过长时间的练习，及汪所长之指导，届时必有一番盛况也。”[11]看完这些表演后，军民们无不深受鼓舞。这些演出不但强烈激发了军民们的抗战斗志，学员们因此也颇受教育。同时反战成员们在公演的过程中还积极进行募捐活动，“大同学园日本弟兄反侵略同盟会会员，已达百数十名，对反侵略工作不遗余力……此番来省公演，专为‘伤兵之友社’募捐。预定三天。”[12]
随着反战成员们公演活动地顺利进行，为纪念“卢沟桥事变”爆发三周年，1940年7月7日“大同学园反侵略战争同盟会”正式成立于西安行营的大礼堂，这个社团就是由大同学园的日军战俘们组织的，当时还刊发了《大同》作为反战同盟会会刊。此后，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还曾到大同学园参观并合影留念，他听闻汪大捷与大同学园的事迹后，对他教育俘虏的方式颇为赞誉，称其“反映了我们中国人博大的胸襟”，还解决了当时学园面临的医药缺乏、物资匮乏等问题[13]。由此看来，大同学园的创办在当时是成功的，俘虏们现身说法的宣传效果对于抗日战争期间的对敌宣传工作起到了一定作用。
1941年，汪大捷由于在政治斗争中遭人排挤，最终被调离此地。接任者先后为国民军少将王丕荣和马益祥，他们虽然继承了学园原来的一些做法，但又将其恢复为俘虏收容所旧制，“战俘学校”的性质已不复存在。在此种情况下，几位知识分子也纷纷失望而去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大同学园内剩余的三百多名俘虏中，除极少数有特殊技能的被国民党政府留用外，剩下的均在1946年4月下旬被看押部队押送遣返回国，他们从林家村火车站上车，途经陇海铁路到达郑州直至返回日本。
五、结语
大同学园虽然中途夭折，但它存在期间表现出的中国优秀传统思想受到了人们的赞叹和尊崇，创办者汪大捷的思想和行为更是让人钦佩。其创办不仅在当时成效颇丰，尤其表现在抗日战争战场上的对敌宣传工作，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它不仅体现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崇尚和平、人道、博爱的精神，而且作为中日交流的窗口为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继续发挥着作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访华的日本人逐渐增多，他们在听闻汪大捷先生与大同学园的有关事迹后，认为中国人在日军如此疯狂侵华的时候，能为日俘们办这样一所学校，这一行为并非常人能做到，其崇敬钦佩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日本友人桐生润三对此评价极高：“将战俘收容所改为学校，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汪先生的首创。正是这个大同学园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战俘学校之先河。”[14]236作为陕西省的友好城市，日本群马县的友好人士已将1989年筹建的“日本语学院”重新命名为“大同学园日本语学院”，另外将1987年创立的日中交流会的会刊改名为《大同》，该刊第三期就以“大同学园的光荣历史”作为主要标题之一[1]10。这些足以体现日本民众与舆论界对于大同学园的高度重视和评价。 注释：
①即今天的太寅村，位于宝鸡市渭河南，正西十公里。
②指刘麟阁、白光里、徐宗理等。
参考文献：
[1]张润棠.大同学园与第一俘虏收容所[M].宝鸡：宝鸡市文物事业管理局，2001.
[2]黄正林.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N].团结报，2015-08-06（5）.
[3]张尚仁供稿，王志超整理.第一日军俘虏收容所在宝鸡[EB/OL].http：//www.bjcczX.gov.cn/html/19/2013-10-22/content-232.html，2013-10-22.
[4]张光祖.抗战中的大同学园[A].存真录[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173.
[5]汪大捷昨招待报界[N].西安工商日报：1939-02-12（2）.
[6]雁.看了大同学园反侵略剧团二次公演以后[N]. 西安工商日报：1940-03-25（2）.
[7]省抗敌后援会昨向俘虏赠送物品[N].西安工商日报：1938-06-08（2）.
[8]大同学园弟兄修建游泳池[N].西安工商日报：1940-05-29（2）.
[9]汪大捷对大同学园讲词[N].西安工商日报：1939-08-21（2）.
[10]日本反战弟兄创举 昨来省公演话剧[N].西安工商日报：1939-08-11（2）.
[11]大同学园反侵略剧团不日赴兰公演[N].西京日报：1939-11-01（2）.
[12]大同反战剧团将来省公演[N].西安工商日报：1940-03-08（2）.
[13]范虎生.改造日军战俘灵魂的汪大捷[EB/OL].http：//www.sXwb.gov.cn/html/22/2016-03-03/content-1279.html，2016-03-03/2020-02-2.
[14]（日）桐生潤三，金海兰译.日军战俘学校——大同学园园长汪大捷先生的足迹[A].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6辑[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高嘉欣，女，陕西宝鸡人，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韩国家关系史。
【关键词】大同学园;汪大捷;日本战俘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8-0048-03
大同学园即国民政府在西安和宝鸡创办的“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目前专门聚焦大同学园的论著仅有张润棠编著的《大同学园与第一俘虏收容所》[1]和黄正林发表的《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2]一文。本文将结合《西京日报》《西北文化日报》等近代报刊以及宝鸡市档案馆馆藏的原始资料，拟对大同学园做进一步的考察。
一、大同学园的创办
1938年初，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在陜西西安终南山下的灵感寺内成立。最初该所内只有一名懂日语的管理人员，收容的都是轰炸南京时的日本空军士兵，他们的头脑中军国主义极端思想根深蒂固，被俘后难以接受自己已成为俘虏的事实，时常与管理人员发生冲突，甚至出现了逃跑事件。该事件后来被曾经留学日本又精通日语的汪大捷成功解决，因此为改变当时的状况，西安行营领导决定任用汪大捷为所长。
汪大捷出生于1906年4月6日，辽宁沈阳人，曾有两次赴日留学的经历，毕业于东京帝大，其妻苏敬和女士也曾在日本学习。在学业方面夫妻两人一丝不苟，刻苦努力，均擅长日语，精通日本文化。1937年7月1日和5日，汪大捷由于反对伪满洲国而两次被捕。七七事变爆发后，汪大捷夫妇在几位要好的日本朋友的全力帮助下回国，并于国立西安临时大学任教，1938年春，临时大学南迁，又被调至西安行营任参任，主管日俘事务。1938年9月，汪大捷出任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所长一职，成为该所的首任所长。
由于当时日军越过黄河，危及潼关，西安、宝鸡、汉中等地不断遭到日军的轰炸。1939年，国民政府决定将战俘所迁往宝鸡县（现宝鸡市陈仓区）渭河南岸的太寅里①。这里山高林密，非常隐蔽，不仅不易被敌人发觉，而且俘虏难以逃跑。在汪大捷的要求下，单纯管束战俘的收容所改成了用人道精神教育与感化俘虏的学校，他将这所学校起名为“大同学园”，并亲自写下匾额。除了“日本通”汪大捷夫妇外，刘麟阁、白光里、徐宗理等知识分子也积极加入。
第一俘虏收容所内共有官兵三十余名（不包括看守军队）[3]。其编制安排大致如下：除一名所长外，所内还设有以下职位，包括编译员（也称管理员），主要负责翻译工作;文书一名，主要负责起草公文;司书一名，负责誊写公文、膳造表册等工作;还有主管所内财粮的军需一名，负责杂务工作的副官一名，以及负责采购、磨面、做饭及向所外关押的俘虏送饭等杂务兵十多名;同时还有专门医治职员和俘虏疾病的中西医各一名。
关于该所内关押的战俘人数，最初收容的人数有两种说法，一说为收容了1937年底至1938年初被俘的9名飞行员日俘[4]，一说为大约二三十个[1]56。到1939年2月时，所长汪大捷在一次招待报界的谈话中称：“本所现有俘虏七十余人，逐日向其解释我国人民爱好和平，拥护正义，拥护人道之精神……”[5]一年以后，所内俘虏人数已达一百多人，“汪先生首先说道收容所现有俘虏一百六十余人，其中鲜台籍二十者余人，女性七人，此外尚有四五人到重庆工作去了”[6]。据官方统计，从1938年成立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该所先后接收了大约500名战俘，其中包括八九名女俘，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为日本籍，也有少数朝鲜籍和台湾籍，都来自华北、华中等战场[6]。
二、俘虏们的生活及生产
俘虏们的物质生活保障由中央军政部负责，全部参照中国上等兵的标准。每人夏天能领到一套制服和衬衣，冬天能领到一套棉衣和一双布袜子，以及被子和棉线毯等。饮食方面，“九时早点为稀粥、盐菜，十二时许午餐，（大米饭及青菜盐菜等）每五日给肉食一次，六点半晚餐（与午餐同）。”[7]除此之外，所内每天还会提供一大盆汤，汤里有蔬菜、豆腐、豆芽等。为了保证伙食质量和减少传染病的发生，所内用木炭、白灰和沙子等过滤山上的泉水。如遇国际红十字委员会来检查，俘虏们还能吃到米饭、面条以及猪肉、牛肉等较好的饭菜。收容所四周围绕着六七尺高的泥土墙，所内有营房和窑洞。大部分俘虏住在营房，内有铺着草席和所内提供棉线毯的炕，通风较好，不仅供应充足的水，冬天还会提供煤球供暖，同时也很注意防火工作。少部分空军俘虏住在冬暖夏凉的窑洞中。
俘虏们的日常生活规律有序，“生活由该所规定，每日上午5时起床，集合举行早操，作各种柔软运动，九时早点……食后即上讲堂，施以感化教育，午餐毕自由运动后，即举行个别谈话一次……晚餐后散步，洗澡，晚八时半睡眠……”[10]他们常年用冷水洗脸洗身，依旧保持着日本人脚踩木屐的生活习惯。由于俘虏们生活规律，因此体力精神均十分健旺。
不仅如此，在保证了基本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所长汪大捷还想办法丰富俘虏们日常的娱乐活动。为了活跃他们的生活，学园内专门开辟篮球场，每天下午都有篮球、棒球、足球等运动，还有象棋、围棋、军棋、乒乓球等游戏供他们娱乐。由此可见，抗战时期尽管财政拮据，国民政府方面还能按照《俘虏处理规则》尽最大努力保证俘虏们的生活条件，无不体现出人道主义精神。
在生产活动方面，汪大捷主要组织俘虏们从事劳动生产活动和手工艺生产活动。劳动生产活动主要包括组织俘虏修建游泳池和修筑大同公路。当时学园内的俘虏们除了参加各种球类运动以外，夏天还能去渭河游泳。为方便他们游泳，在汪所长的带领下，俘虏们借助自然地理优势，在收容所的东南角修建了一个简易游泳池。该游泳池长约二十五米，横约十二米五，深约一米六四，周围场四尺均以顽石拌石灰修筑，池底铺以五寸厚之小石，旁筑长约三十米宽约一丈二尺之斜面观赏台[8]。 同时，为解决交通问题，俘虏们在士兵的带领下还修筑了一条名为“大同公路”的简易公路，这条公路全长约十公里[11]，呈东西走向，由渭河南岸向东至巨家村、孔家庄、三合村，直通宝鸡县（现宝鸡市陈仓区）。汪大捷还通过给每日参加修路的俘虏发零用钱的方式来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劳动。经过此事后有战俘发出感慨：“这个大同学园，这条大同之路是救人救世的，是走向人道、正义、人类幸福的世界和平之路……”[1]13
三、思想教育
大同学园的创办者汪大捷先生深受我国“仁爱”“大同”及“有教无类”等优秀传统思想的影响，在日本的留学经历也使他深谙日本历史和国情，因此对于顽固不化的俘虏，他坚持以教育和感化的方式来改造他们。
首先，他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词语如“至善”“明德”“克己”等为蓝本来命名战俘们的住所，“此种思想原非空言，凡识中国字在一入本所大门，即是‘大同学园’四字的横匾高悬二门之上，入二门则左为明德门，右为至善门，再前进则为克己门，明匾门内为正义斋，与和平斋，至善门内为大同斋，与反战同盟会，吾以为人能正义立身和平处世……向世界大同之目的迈进，即可明德而止至善矣。”[9]通过这种方式在学园内营造出大同的氛围，从而潜移默化地扭转这些俘虏们的极端军国主義思想。
其次，大同学园还通过下面这些方式对日俘进行教育：教员们结合陕西的特点编写专门的教材，教材中包括许多盛唐时期中日两国友好交往的史实，如唐代高僧鉴真以及日本著名遣唐高僧阿倍仲麻吕等中日文化交流杰出的使者及他们的事迹，通过这些史实让日俘们了解中日两国在历史上的友好关系和文化渊源等;台儿庄大捷后，学园及时向日俘宣讲中国军队的捷报，用抗日战争的战果来教育日俘，从而打破了他们脑海中一直以来都存有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同时，由于日俘中有很多人信奉佛教，学园还特地争取到了朱子桥将军的支持，朱将军当时任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一职，他也是著名的佛教信徒，不仅向学园提供了很多物质方面的支持，还积极联系一些社会力量如陕西省佛教会和慈善事业团体等大力支持学园内的工作，这些行为使日俘们深受触动，也因此受到了无形的教育。
四、宣传活动
汪大捷等人化敌为友的教育方式在当时收到了切实的效果，在他们的努力下，不少军国主义思想顽固的俘虏转化为反战人士并积极进行宣传活动。俘虏们成立了反战话剧团并且开始进行公演，“大同学园反战剧团为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日本弟兄押切五郎等组织，该团体全部团员三十余人，由昨（十日）汪大捷所长率领，……在明星戏院公演。”[10]这些演出在观众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在社会各界的强烈要求下，学园话剧团还在陕西各地巡回演出。
不仅如此，俘虏们还在汪大捷的带领下赴邻省甘肃兰州公演，当时《西京日报》对此做了以下报道：“军政部第×俘虏收容所，自汪大捷接事以来，对于该所俘虏奉行三民主义人道精神，采学校方式，实施感化教育，该所俘虏渐次觉悟，乃有反侵略战争同盟之组织……不日由汪所长率领该剧团赴兰公演，此次公演，节目极为丰富，除《侵略战争之罪恶》及《醒醒吧同志》两剧外，并有歌咏舞蹈等节目，该团经过长时间的练习，及汪所长之指导，届时必有一番盛况也。”[11]看完这些表演后，军民们无不深受鼓舞。这些演出不但强烈激发了军民们的抗战斗志，学员们因此也颇受教育。同时反战成员们在公演的过程中还积极进行募捐活动，“大同学园日本弟兄反侵略同盟会会员，已达百数十名，对反侵略工作不遗余力……此番来省公演，专为‘伤兵之友社’募捐。预定三天。”[12]
随着反战成员们公演活动地顺利进行，为纪念“卢沟桥事变”爆发三周年，1940年7月7日“大同学园反侵略战争同盟会”正式成立于西安行营的大礼堂，这个社团就是由大同学园的日军战俘们组织的，当时还刊发了《大同》作为反战同盟会会刊。此后，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还曾到大同学园参观并合影留念，他听闻汪大捷与大同学园的事迹后，对他教育俘虏的方式颇为赞誉，称其“反映了我们中国人博大的胸襟”，还解决了当时学园面临的医药缺乏、物资匮乏等问题[13]。由此看来，大同学园的创办在当时是成功的，俘虏们现身说法的宣传效果对于抗日战争期间的对敌宣传工作起到了一定作用。
1941年，汪大捷由于在政治斗争中遭人排挤，最终被调离此地。接任者先后为国民军少将王丕荣和马益祥，他们虽然继承了学园原来的一些做法，但又将其恢复为俘虏收容所旧制，“战俘学校”的性质已不复存在。在此种情况下，几位知识分子也纷纷失望而去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大同学园内剩余的三百多名俘虏中，除极少数有特殊技能的被国民党政府留用外，剩下的均在1946年4月下旬被看押部队押送遣返回国，他们从林家村火车站上车，途经陇海铁路到达郑州直至返回日本。
五、结语
大同学园虽然中途夭折，但它存在期间表现出的中国优秀传统思想受到了人们的赞叹和尊崇，创办者汪大捷的思想和行为更是让人钦佩。其创办不仅在当时成效颇丰，尤其表现在抗日战争战场上的对敌宣传工作，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它不仅体现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崇尚和平、人道、博爱的精神，而且作为中日交流的窗口为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继续发挥着作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访华的日本人逐渐增多，他们在听闻汪大捷先生与大同学园的有关事迹后，认为中国人在日军如此疯狂侵华的时候，能为日俘们办这样一所学校，这一行为并非常人能做到，其崇敬钦佩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日本友人桐生润三对此评价极高：“将战俘收容所改为学校，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汪先生的首创。正是这个大同学园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战俘学校之先河。”[14]236作为陕西省的友好城市，日本群马县的友好人士已将1989年筹建的“日本语学院”重新命名为“大同学园日本语学院”，另外将1987年创立的日中交流会的会刊改名为《大同》，该刊第三期就以“大同学园的光荣历史”作为主要标题之一[1]10。这些足以体现日本民众与舆论界对于大同学园的高度重视和评价。 注释：
①即今天的太寅村，位于宝鸡市渭河南，正西十公里。
②指刘麟阁、白光里、徐宗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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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嘉欣，女，陕西宝鸡人，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韩国家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