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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王伟著，南方出版社，2011
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沃尔特·拉费伯尔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戴旭著，文汇出版社，2010
中国不高兴，宋晓军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美国世纪的终结，戴维·梅森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国家的自我毁灭，弗莱德·查尔斯·依克莱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江晓原：策士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传统，战国时的苏秦、张仪是当时策士的翘楚。那时列国纷争，风云变幻，各国君主，有野心的想统一天下，没野心的要保境安民，无不忧心忡忡。策士们应时而起，各逞智慧，为君主指点天下格局，分析形势，出谋划策，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目的。几百年后，刘备三顾茅庐，《三国志》中诸葛亮那篇著名的“隆中对”，战国策士的身影依然清晰可见。
古时如此，今日如何?今日世界，有点类似战国晚期之七雄争霸，正在崛起的中国，约略可当七雄之一。而古代策士遗风，至今不绝。今日策士们虽不能再指望如苏秦、张仪之佩黄金印，为王者师，但至少可以借助公共传媒，提出他们自己心中的国策；而这些民间自发的“隆中对”，也未尝不可以供执政者决策时参考。
策士们的基本功夫之一，是分析当世格局，并解释形成这种格局背后的原因。当此中国快速崛起之际，弄明白今天的世界格局究竟是什么光景，这种格局又是依据什么条件而形成的，正在变成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不仅我们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需要弄明白，我们正在奔向世界各地的商人——不管是国营的还是私营的——也需要弄明白，还有我们千千万万怀抱着理想的年轻人，同样希望弄明白。进而言之，所有关心祖国的中国人，都希望弄明白。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因为这件事情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
在《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一书中，作者认为形成今日世界格局的背后动力，一言以蔽之，就是经济。政治的背后是经济，军事的背后也是经济，政治、军事都只是服务于经济目的的手段。而几百年来，无论是列强之间的争霸，还是列强对第三世界的侵略，从来都是从经济着眼的。所有那些船坚炮利的故事背后，都有一本经济账。举例来说，美国在今天世界上的霸权，归根结底就是经济霸权。近年美国发起的每一场战争，都是为延续它的经济霸权服务的。
刘兵：坦率地讲，我一直对于像世界格局这样的超级大问题关心不够，兴趣也不够。也许，这与自己的胸无大志有关，也与专业分工有关。毕竟，如果就学理来说，这似乎应该是属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研究内容吧。不过，比起我们本来的科学史专业，像世界格局这样的大话题，倒是在坊间颇被诸多“好事者”(此词在绝无贬义上使用)所关心，因而，相关的图书，如果做得成功，也经常会成为市面上的畅销书。其实，我是可以理解人们在传统中“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心态的，只是因为人各有志，兴奋点不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也许还得你作为“主聊”，而我只能作为“陪聊”或评论者，才更为合适。
也部分地由于上述原因，我想先将你列入这次谈论的几本书作一个定位，即相对明确一下它们究竟属于学术著作还是普及著作?它们的读者对象是什么人?它们的作者是什么人?是学者，还是对此类问题有兴趣的业余作者?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再来进一步看看它们所谈论的观点的可信程度，或者说合理性。这或许是比较“靠谱”的方式。
江晓原：你这个想法很好，我们就先对这六种书分分类。
这次我们讨论的六种书，三种为中国作者的作品：《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的作者是空军上校戴旭，“身份”相对最高，书中的“鹰派”立场也最激进。《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的作者王伟，勒口上的介绍是“自由撰稿人、投资公司顾问”，从他的这本书看得出他是有不少阅读和思考积累的，态度相当认真。相对来说，《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有五位作者署名，让人有“攒出来的畅销书”之感。五人中署名第一的宋晓军，是前海军军官，后来成为央视和凤凰卫视的军事评论员，他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的“军事夜话”专栏我还挺爱读。
这三种书都没有采用学术文本形式——事实上，如果希望让公众阅读，就不可能采用学术文本来写。如果采用了学术文本，我们的官员、商人以及广大公众谁会去阅读?如果只有少数学者教授才去阅读，那作者们恐怕就会感到自己的书白写了。
另三种则是美国作者的作品。其中作者“身份”比较特殊的是《国家的自我毁灭》，作者是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军控和裁军总署前主任，他的这本书也采用了大众阅读文本。而《美国世纪的终结》和《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都是教授的著作，采用了“准学术文本”的形式。
我猜想，在美国，至少从形式上说，大约没有多少我们中国的策士遗风，尽管内在的类似动机肯定也是存在的。所以从行文风格上看，这三种美国作品与上述三种中国作品也确实有相当大的差别。
刘兵：确实如此，这样一分，我们这里要谈的关于世界格局的这些书，在中美作者的写作上表现出来的差异，也许还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
我总觉得，虽然面向公众阅读的文本不可能采用学术文本的方式来写作，虽然关于世界格局问题非专业研究者也经常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心得，但毕竟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还是有一个专业的领域，有诸多的专业研究人员。因而，写作者身份的不同，总还是会反映在对这个大问题的看法的专业性和合理性上的。
例如，《中国不高兴》这本书就很有典型意义。这本书出得稍早，当时，也曾炒得非常之热，也恰恰因此，我当时也读到了部分的内容。但在我的感觉中，一直觉得那是一本很情绪化的书，带有着相对过分的民族主义情绪，因而，在观点和论证上，也就比较偏激。这种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心态的偏激，其实对于具体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几乎不大可能有什么实际的作用。书中虽然表面上看对美国颇有批判，但在背后，其骨子里，却仍然是一种站在科学主义立场上，隐含着要“赶超”的心态的发展观，而非多元共存的发展观。极端些讲，如果说今天我们对美国有诸多的不满和批判，但那本书的作者们的最终目标，无非是想要把中国变成另一个版本的美国而已。
如果按这种对一本本书略做讨论的方式来谈，我想也是一种办法，那么，一是想听听你对于我刚刚表达的对《中国不高兴》的印象的评论，二是，接下来，你也试着先谈谈你对戴旭那本《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的印象吧。
江晓原：记得《中国不高兴》刚出来不久，我们曾交换过意见，你的上述看法我完全同意，所以当时我们感觉该书客观上有“帮倒忙”之嫌。
说到《C形包围》，我去年就看 了，但未发表过评论，这里可以谈一点看法。
其实我很早就看过戴旭写的书，那本《20世纪世界空战》出版于2003年，那时他40岁，军阶是中校，简介上说他“少年壮志，骑鲸东海，剑吼西风”云云。后来见到《C形包围》，立刻记起了这个名字。
我对《C形包围》的评价，明显要高于《中国不高兴》。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许和你的标准有所不同——我并不看重这类书籍的文本形式，而且也基本上不依据其文本形式来判断书的价值。因为说到底，这类“策士”之作本质上都是高度社会建构的，没有多少“客观性”和“科学性”可言——尽管作者本人可能认为有。决定它们价值的，主要是看它们实际上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如果说《中国不高兴》会助长某些国人的虚骄情绪，因而对中国崛起可能是“帮倒忙”的话，那么戴旭作为中国的“热血鹰派”，以他个人的名义，对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的威胁发出警告，即使言过其实，效果也是正面的。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没有坏处。我们不能因为有过一个“狼来了”的寓言，就堵住试图发出警告的人的嘴，何况现在我们门外确实有大灰狼在出没。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应该有必要的“鹰派”发出声音。执政者和人民当然热爱和平，但软弱可欺不可能换来真正的和平。中国应该有“鹰派”的声音，执政者也应该在决策时参考“鹰派”的立场和建议。而《C形包围》正是我们需要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对中国崛起有正面的帮助。
刘兵：其实，我也并非只看文本形式并将其作为唯一标准。《C形包围》的作者，用你的建构说，倒确实与军事的视角有关，而在其著作中体现出来的危机意识，也是值得称赞的。基于这种立场，自然也会更敏锐地看出中国现在正面临和将要面临的种种危机。在现在的社会舆论中，类似的看法也很常见，尽管大部分可能还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但作者专门以此进行讨论，自然会更加深入。例如，像对我们周边的印度的分析，尤其是对于美国刻意地对中国进行“暗算”的分析，也并非空穴来风，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之类的事实，也构成了对于这种说法的“证据”支持。甚至于，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延伸，我们也许还可以把美国向中国大力推行转基因食品之类的做法，也算作是一大类相关的行为。尽管美国也同时在向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做法，但正是由于中国的特殊性，以及我们身为中国人因而更能理解中国当下的独特性，美国的做法对中国形成的和正在形成的影响与威胁，也同样独特。
有这样的危机意识，从好的方面说，可以让我们警醒和反思，让我们有可能采取行动改变过去和当下的做法，尽管我们也会理解，由于中国的独特性和发展的惯性，这样的改变会是非常艰难和缓慢的。但另一方面，从逻辑上讲，这种思考方式和立场倾向，也会带来某些问题，比如过强预设的阴谋论等。再次从你所讲的建构论来看，作者的军方身份，似乎在其立场、观点和倾向上也有体现。过去常有人说，军人，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为其存在的价值寻找支持，而过强的危机，以及这种危机可能带来的战争的危险，又正是其存在价值的最大体现。
那么，是不是还有可能在保持了必要的危机和反省意识的前提下，以不那么过分强调“冲突”的对抗的方式来思考这一问题呢?
江晓原：我觉得在这次我们讨论的六本书中，《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大体上符合你说的方式，这正是我认为此书重要的可取之处。如将此书与《C形包围》配合起来读，或可收相辅相成之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应该看看三位美国人的作品了。
其中相对最接近“策士”风格的是《美国世纪的终结》，而书中有点“唱衰美国”的悲观情绪，倒可以与《中国不高兴》形成某种意义上的互文。这似乎是一本为美国写的“盛世危言”，主要价值是对美国内政外交和现今美国社会种种问题的反思或自我批判。全书依次讨论美国的经济政策、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美国的医疗体系和暴力犯罪、美国的教育和科学、美国境况不佳的民主、美国的单边主义国际政策、美国的国际反恐战争。在作者看来，美国在这七个方面没有一个能够令人满意。不仅问题成堆，而且后果严重。美国的衰落似乎已经无可避免。“在自我加冕为全球领袖十五年后的今天，在政治对立的世界上，美国这个民主国家正变得越来越恐惧和孤独。”一方面，美国越来越让世界反感，另一方面欧洲、中国、俄罗斯、印度、伊朗等等大国和区域性大国正在纷纷崛起，准备或正在填补“美国世纪”结束后的真空。作者还为美国的未来设想了“最好的”和“最坏的”两种情况。“最好的”是美国新领导人改进前述种种问题，让一个“谦逊的美国”重新得到世界的欢迎。“最坏的”则是美国再次遭受恐怖袭击，国内外投资者从美国大规模撤资并减持美元，美国经济彻底崩溃。
而其中最使我感兴趣的，却是相对最远离“策士”风格的《国家的自我毁灭》。以前美国人给我的印象，他们总是竭力要确保自己掌握最新的武器和技术，通常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他们感到安全；而国防部长、军控专家之类的人物，自然应该是上述念头最热切的人，所以在我以前的观念中，这类人物一定是典型的科学主义者。然而当我读到本书，发现作者竟有如此强烈的反科学主义观点时，还真感到非常意外——反倒是《美国世纪的终结》的作者在书中仍然持强烈的科学主义立场。
在《国家的自我毁灭》中，作者认为科学正在“将我们推入深渊”。现代科学技术不是善良慷慨的女神，而是被放出瓶子的魔鬼。对于科学技术如今毫无节制的快速发展，作者深感恐惧。他认为人类疯狂追求科学技术的结果，使自己处于“浮士德的交易”困境中：“我们对科学技术的强烈热忱必须要降温，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同魔鬼达成的交易’也许会带来灾难性的结局。”这种灾难性的结局是全球性的，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将难以幸免。
刘兵：你说谈美国人的三本书，那么第三种，《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就由我来先谈谈吧。
从书中对原作者的身份和著作的介绍来看，他倒是一个很标准的研究国际关系的历史学家，一个学院派的学者。而这本在文本形式上比较标准的史学著作，号称经典之作，初版于上个世纪60年代，在40多年中不断修订，到中译本出现时，已经出了第10版了，可见其价值并不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小。这部关于冷战史著作，倒确实相对更对我的口味一些。
前两年，我在为清华的学生讲的《戏剧中的科学》那门课上，曾几次请剧中扮演海森伯的演员梁国庆来我的课上讲课(他除了作为一位出色的演员，也是海事律师，并在国内几所高校担任科学传播专业的客座教授)。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曾说，他在北师大的一次讲座中提问，有一个学生的回答让他非常满意，即认为构成此戏中冲突的重要背 景，其实是“冷战思维”。只不过，在我们面向大众的传播中，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似乎对于冷战问题一直没有更深入的分析，使人们对这个在多年中构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冲突的核心概念并未有足够的重视。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我认为，这本虽然学术但在内容上却像讲故事一样好读并带有批判性反思意识(尽管像许多历史著作的写法一样，它们通常隐藏于字里行间而非是特别明确的表述)的著作，在我们的现实中是极有意义的。
在后来的修订版中，一些新的重要内容被补充进去，特别是在传统的冷战结束后，又出现了的9·1l事件及后来的国际关系问题，认为此时，美苏、美中的竞争还在继续升级。作者的结论是，地球并非因冷战的结束而变得更加安全。在这其中，美国人过于仰仗其优越的军事力量来处理国际事务，而缺乏反思意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以为，与其将该书作者归入“策士”，倒不如将其更简单地归入学者，其目标，与其说是为当权者出谋划策，倒不如说更像是从其研究工作出发，为专业同行和非同行就这段一直延续至今的历史提供一种解读。
江晓原：你看我们真是配合默契。这本我就是要等你谈的。《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是一种教材，已经修订到第10版，足见口碑不坏。这本书倒是也有一点《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的光景——也是要讲某种格局的来龙去脉，当然作为教材，它是出于学者之手的“准学术文本”形式。你对它的“从研究工作出发解读历史”的定位，我也赞成。
其实，学者和“策士”也未必矛盾——欲当“策士”，总得有些学识才行，苏秦、张仪在当时，我想也足以称得上是“学者”。我们今天也许更多地从工作或职业状态来区分两者，比如在学院里青灯黄卷做学问的，我们称之为学者；在政坛上折冲樽俎纵横捭阖的，就会被称为“政客”，那就有点接近于“策士”了。举例来说，基辛格在国际外交上大显身手，就相当接近于中国古代的“策士”——考虑到他为美国服务，不妨将他比作力主“联横”的张仪；但他不再当国务卿之后，不是也有大学请他当客座教授吗?
当我们讨论这六本著作时，还有一点似乎也不无意义，那就是“民族国家”仍然在这些著作中起着作用——用通俗的话来说，这六位作者都还称得上“各为其主”，都在为自己国家着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六本都可以算是“国策”之书(其中《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是这种色彩相对最淡的)。
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那就会引导到另一个问题上去。
谈军事形势，谈世界格局，又要为自己的国家着想，有时就难免会和民族沙文主义或某种愤青情怀有所接近。但一个理性的研究者，或者甚至只是一个理性的“策士”，都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所警惕。是否远离民族沙文主义立场或非理性的愤青情怀，或许可以作为评价此类著作的一个判据?
刘兵：你最后提的这个问题，实在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十分重要和关键的问题。不过，在说到判据时，又引出了一个，或者说一系列的新问题：判据是否只有一种?不同的判据是否有可比性?你提到“理性的”研究者，理性是如何定义的?当这样提问时，是否已经预设了提问者是站在超越于那些被评价者“民族国家”立场之外而又有一个独立的立场?因为这一系列问题也并不好回答，所以，我还是试着不用那么多的限定，仅凭着我的理解和认识来回答一下吧。
首先，在属于某个民族国家的某位谈论世界格局的研究者身上，带有某种程度的民族主义倾向，这是可以理解的。当作为一个策士时，这种倾向自然会更为加重，这是因为策士身份本身的“职业要求所决定的”。
但可理解并不等于是一种理想状态。我觉得，能够让自身的立场超越于某个特定的民族国家之上，以整个世界的利益为其目标，这才是研究者应该追求的理想。否则，其民族主义立场和情绪，肯定会影响其观点的广泛适用性和广泛的可接受性。过去，我们总是说，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其实那还是把一国的利益放在了首位，如果改成“胸怀世界，放眼全球”，恐怕会使心胸更为开放，目标更为远大。
其实，这样的例子并非没有。比如，在我印象中的爱因斯坦，经常谈论国际问题，但他就并没有让自己受到要首先为某个民族国家服务的约束。那样一种为了全人类的胸怀，才真正是值得赞赏的，才算得上是“一个高尚的人”。而这就要超越在过去的语义上所理解的“策士”传统了。
当然，这也绝非容易，我们自己恐怕也难以完全摆脱某种民族主义的意识。由此，我们也才会更加理解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国际主义者的了不起。幸好，我们不是策士，最多，只是想做个明白些的人，这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相对容易摆脱民族主义情绪的束缚，另一方面还可以为自己立场的不彻底性找到一点原谅自己的借口。
(责任编辑 王倩)
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沃尔特·拉费伯尔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戴旭著，文汇出版社，2010
中国不高兴，宋晓军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美国世纪的终结，戴维·梅森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国家的自我毁灭，弗莱德·查尔斯·依克莱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江晓原：策士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传统，战国时的苏秦、张仪是当时策士的翘楚。那时列国纷争，风云变幻，各国君主，有野心的想统一天下，没野心的要保境安民，无不忧心忡忡。策士们应时而起，各逞智慧，为君主指点天下格局，分析形势，出谋划策，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目的。几百年后，刘备三顾茅庐，《三国志》中诸葛亮那篇著名的“隆中对”，战国策士的身影依然清晰可见。
古时如此，今日如何?今日世界，有点类似战国晚期之七雄争霸，正在崛起的中国，约略可当七雄之一。而古代策士遗风，至今不绝。今日策士们虽不能再指望如苏秦、张仪之佩黄金印，为王者师，但至少可以借助公共传媒，提出他们自己心中的国策；而这些民间自发的“隆中对”，也未尝不可以供执政者决策时参考。
策士们的基本功夫之一，是分析当世格局，并解释形成这种格局背后的原因。当此中国快速崛起之际，弄明白今天的世界格局究竟是什么光景，这种格局又是依据什么条件而形成的，正在变成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不仅我们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需要弄明白，我们正在奔向世界各地的商人——不管是国营的还是私营的——也需要弄明白，还有我们千千万万怀抱着理想的年轻人，同样希望弄明白。进而言之，所有关心祖国的中国人，都希望弄明白。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因为这件事情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
在《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一书中，作者认为形成今日世界格局的背后动力，一言以蔽之，就是经济。政治的背后是经济，军事的背后也是经济，政治、军事都只是服务于经济目的的手段。而几百年来，无论是列强之间的争霸，还是列强对第三世界的侵略，从来都是从经济着眼的。所有那些船坚炮利的故事背后，都有一本经济账。举例来说，美国在今天世界上的霸权，归根结底就是经济霸权。近年美国发起的每一场战争，都是为延续它的经济霸权服务的。
刘兵：坦率地讲，我一直对于像世界格局这样的超级大问题关心不够，兴趣也不够。也许，这与自己的胸无大志有关，也与专业分工有关。毕竟，如果就学理来说，这似乎应该是属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研究内容吧。不过，比起我们本来的科学史专业，像世界格局这样的大话题，倒是在坊间颇被诸多“好事者”(此词在绝无贬义上使用)所关心，因而，相关的图书，如果做得成功，也经常会成为市面上的畅销书。其实，我是可以理解人们在传统中“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心态的，只是因为人各有志，兴奋点不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也许还得你作为“主聊”，而我只能作为“陪聊”或评论者，才更为合适。
也部分地由于上述原因，我想先将你列入这次谈论的几本书作一个定位，即相对明确一下它们究竟属于学术著作还是普及著作?它们的读者对象是什么人?它们的作者是什么人?是学者，还是对此类问题有兴趣的业余作者?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再来进一步看看它们所谈论的观点的可信程度，或者说合理性。这或许是比较“靠谱”的方式。
江晓原：你这个想法很好，我们就先对这六种书分分类。
这次我们讨论的六种书，三种为中国作者的作品：《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的作者是空军上校戴旭，“身份”相对最高，书中的“鹰派”立场也最激进。《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的作者王伟，勒口上的介绍是“自由撰稿人、投资公司顾问”，从他的这本书看得出他是有不少阅读和思考积累的，态度相当认真。相对来说，《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有五位作者署名，让人有“攒出来的畅销书”之感。五人中署名第一的宋晓军，是前海军军官，后来成为央视和凤凰卫视的军事评论员，他在《三联生活周刊》上的“军事夜话”专栏我还挺爱读。
这三种书都没有采用学术文本形式——事实上，如果希望让公众阅读，就不可能采用学术文本来写。如果采用了学术文本，我们的官员、商人以及广大公众谁会去阅读?如果只有少数学者教授才去阅读，那作者们恐怕就会感到自己的书白写了。
另三种则是美国作者的作品。其中作者“身份”比较特殊的是《国家的自我毁灭》，作者是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军控和裁军总署前主任，他的这本书也采用了大众阅读文本。而《美国世纪的终结》和《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都是教授的著作，采用了“准学术文本”的形式。
我猜想，在美国，至少从形式上说，大约没有多少我们中国的策士遗风，尽管内在的类似动机肯定也是存在的。所以从行文风格上看，这三种美国作品与上述三种中国作品也确实有相当大的差别。
刘兵：确实如此，这样一分，我们这里要谈的关于世界格局的这些书，在中美作者的写作上表现出来的差异，也许还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
我总觉得，虽然面向公众阅读的文本不可能采用学术文本的方式来写作，虽然关于世界格局问题非专业研究者也经常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心得，但毕竟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还是有一个专业的领域，有诸多的专业研究人员。因而，写作者身份的不同，总还是会反映在对这个大问题的看法的专业性和合理性上的。
例如，《中国不高兴》这本书就很有典型意义。这本书出得稍早，当时，也曾炒得非常之热，也恰恰因此，我当时也读到了部分的内容。但在我的感觉中，一直觉得那是一本很情绪化的书，带有着相对过分的民族主义情绪，因而，在观点和论证上，也就比较偏激。这种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心态的偏激，其实对于具体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几乎不大可能有什么实际的作用。书中虽然表面上看对美国颇有批判，但在背后，其骨子里，却仍然是一种站在科学主义立场上，隐含着要“赶超”的心态的发展观，而非多元共存的发展观。极端些讲，如果说今天我们对美国有诸多的不满和批判，但那本书的作者们的最终目标，无非是想要把中国变成另一个版本的美国而已。
如果按这种对一本本书略做讨论的方式来谈，我想也是一种办法，那么，一是想听听你对于我刚刚表达的对《中国不高兴》的印象的评论，二是，接下来，你也试着先谈谈你对戴旭那本《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的印象吧。
江晓原：记得《中国不高兴》刚出来不久，我们曾交换过意见，你的上述看法我完全同意，所以当时我们感觉该书客观上有“帮倒忙”之嫌。
说到《C形包围》，我去年就看 了，但未发表过评论，这里可以谈一点看法。
其实我很早就看过戴旭写的书，那本《20世纪世界空战》出版于2003年，那时他40岁，军阶是中校，简介上说他“少年壮志，骑鲸东海，剑吼西风”云云。后来见到《C形包围》，立刻记起了这个名字。
我对《C形包围》的评价，明显要高于《中国不高兴》。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许和你的标准有所不同——我并不看重这类书籍的文本形式，而且也基本上不依据其文本形式来判断书的价值。因为说到底，这类“策士”之作本质上都是高度社会建构的，没有多少“客观性”和“科学性”可言——尽管作者本人可能认为有。决定它们价值的，主要是看它们实际上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如果说《中国不高兴》会助长某些国人的虚骄情绪，因而对中国崛起可能是“帮倒忙”的话，那么戴旭作为中国的“热血鹰派”，以他个人的名义，对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的威胁发出警告，即使言过其实，效果也是正面的。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没有坏处。我们不能因为有过一个“狼来了”的寓言，就堵住试图发出警告的人的嘴，何况现在我们门外确实有大灰狼在出没。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应该有必要的“鹰派”发出声音。执政者和人民当然热爱和平，但软弱可欺不可能换来真正的和平。中国应该有“鹰派”的声音，执政者也应该在决策时参考“鹰派”的立场和建议。而《C形包围》正是我们需要的声音，这样的声音对中国崛起有正面的帮助。
刘兵：其实，我也并非只看文本形式并将其作为唯一标准。《C形包围》的作者，用你的建构说，倒确实与军事的视角有关，而在其著作中体现出来的危机意识，也是值得称赞的。基于这种立场，自然也会更敏锐地看出中国现在正面临和将要面临的种种危机。在现在的社会舆论中，类似的看法也很常见，尽管大部分可能还只是出现在网络上。但作者专门以此进行讨论，自然会更加深入。例如，像对我们周边的印度的分析，尤其是对于美国刻意地对中国进行“暗算”的分析，也并非空穴来风，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之类的事实，也构成了对于这种说法的“证据”支持。甚至于，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延伸，我们也许还可以把美国向中国大力推行转基因食品之类的做法，也算作是一大类相关的行为。尽管美国也同时在向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做法，但正是由于中国的特殊性，以及我们身为中国人因而更能理解中国当下的独特性，美国的做法对中国形成的和正在形成的影响与威胁，也同样独特。
有这样的危机意识，从好的方面说，可以让我们警醒和反思，让我们有可能采取行动改变过去和当下的做法，尽管我们也会理解，由于中国的独特性和发展的惯性，这样的改变会是非常艰难和缓慢的。但另一方面，从逻辑上讲，这种思考方式和立场倾向，也会带来某些问题，比如过强预设的阴谋论等。再次从你所讲的建构论来看，作者的军方身份，似乎在其立场、观点和倾向上也有体现。过去常有人说，军人，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为其存在的价值寻找支持，而过强的危机，以及这种危机可能带来的战争的危险，又正是其存在价值的最大体现。
那么，是不是还有可能在保持了必要的危机和反省意识的前提下，以不那么过分强调“冲突”的对抗的方式来思考这一问题呢?
江晓原：我觉得在这次我们讨论的六本书中，《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大体上符合你说的方式，这正是我认为此书重要的可取之处。如将此书与《C形包围》配合起来读，或可收相辅相成之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应该看看三位美国人的作品了。
其中相对最接近“策士”风格的是《美国世纪的终结》，而书中有点“唱衰美国”的悲观情绪，倒可以与《中国不高兴》形成某种意义上的互文。这似乎是一本为美国写的“盛世危言”，主要价值是对美国内政外交和现今美国社会种种问题的反思或自我批判。全书依次讨论美国的经济政策、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美国的医疗体系和暴力犯罪、美国的教育和科学、美国境况不佳的民主、美国的单边主义国际政策、美国的国际反恐战争。在作者看来，美国在这七个方面没有一个能够令人满意。不仅问题成堆，而且后果严重。美国的衰落似乎已经无可避免。“在自我加冕为全球领袖十五年后的今天，在政治对立的世界上，美国这个民主国家正变得越来越恐惧和孤独。”一方面，美国越来越让世界反感，另一方面欧洲、中国、俄罗斯、印度、伊朗等等大国和区域性大国正在纷纷崛起，准备或正在填补“美国世纪”结束后的真空。作者还为美国的未来设想了“最好的”和“最坏的”两种情况。“最好的”是美国新领导人改进前述种种问题，让一个“谦逊的美国”重新得到世界的欢迎。“最坏的”则是美国再次遭受恐怖袭击，国内外投资者从美国大规模撤资并减持美元，美国经济彻底崩溃。
而其中最使我感兴趣的，却是相对最远离“策士”风格的《国家的自我毁灭》。以前美国人给我的印象，他们总是竭力要确保自己掌握最新的武器和技术，通常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他们感到安全；而国防部长、军控专家之类的人物，自然应该是上述念头最热切的人，所以在我以前的观念中，这类人物一定是典型的科学主义者。然而当我读到本书，发现作者竟有如此强烈的反科学主义观点时，还真感到非常意外——反倒是《美国世纪的终结》的作者在书中仍然持强烈的科学主义立场。
在《国家的自我毁灭》中，作者认为科学正在“将我们推入深渊”。现代科学技术不是善良慷慨的女神，而是被放出瓶子的魔鬼。对于科学技术如今毫无节制的快速发展，作者深感恐惧。他认为人类疯狂追求科学技术的结果，使自己处于“浮士德的交易”困境中：“我们对科学技术的强烈热忱必须要降温，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同魔鬼达成的交易’也许会带来灾难性的结局。”这种灾难性的结局是全球性的，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将难以幸免。
刘兵：你说谈美国人的三本书，那么第三种，《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就由我来先谈谈吧。
从书中对原作者的身份和著作的介绍来看，他倒是一个很标准的研究国际关系的历史学家，一个学院派的学者。而这本在文本形式上比较标准的史学著作，号称经典之作，初版于上个世纪60年代，在40多年中不断修订，到中译本出现时，已经出了第10版了，可见其价值并不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小。这部关于冷战史著作，倒确实相对更对我的口味一些。
前两年，我在为清华的学生讲的《戏剧中的科学》那门课上，曾几次请剧中扮演海森伯的演员梁国庆来我的课上讲课(他除了作为一位出色的演员，也是海事律师，并在国内几所高校担任科学传播专业的客座教授)。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曾说，他在北师大的一次讲座中提问，有一个学生的回答让他非常满意，即认为构成此戏中冲突的重要背 景，其实是“冷战思维”。只不过，在我们面向大众的传播中，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似乎对于冷战问题一直没有更深入的分析，使人们对这个在多年中构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冲突的核心概念并未有足够的重视。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我认为，这本虽然学术但在内容上却像讲故事一样好读并带有批判性反思意识(尽管像许多历史著作的写法一样，它们通常隐藏于字里行间而非是特别明确的表述)的著作，在我们的现实中是极有意义的。
在后来的修订版中，一些新的重要内容被补充进去，特别是在传统的冷战结束后，又出现了的9·1l事件及后来的国际关系问题，认为此时，美苏、美中的竞争还在继续升级。作者的结论是，地球并非因冷战的结束而变得更加安全。在这其中，美国人过于仰仗其优越的军事力量来处理国际事务，而缺乏反思意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以为，与其将该书作者归入“策士”，倒不如将其更简单地归入学者，其目标，与其说是为当权者出谋划策，倒不如说更像是从其研究工作出发，为专业同行和非同行就这段一直延续至今的历史提供一种解读。
江晓原：你看我们真是配合默契。这本我就是要等你谈的。《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是一种教材，已经修订到第10版，足见口碑不坏。这本书倒是也有一点《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的光景——也是要讲某种格局的来龙去脉，当然作为教材，它是出于学者之手的“准学术文本”形式。你对它的“从研究工作出发解读历史”的定位，我也赞成。
其实，学者和“策士”也未必矛盾——欲当“策士”，总得有些学识才行，苏秦、张仪在当时，我想也足以称得上是“学者”。我们今天也许更多地从工作或职业状态来区分两者，比如在学院里青灯黄卷做学问的，我们称之为学者；在政坛上折冲樽俎纵横捭阖的，就会被称为“政客”，那就有点接近于“策士”了。举例来说，基辛格在国际外交上大显身手，就相当接近于中国古代的“策士”——考虑到他为美国服务，不妨将他比作力主“联横”的张仪；但他不再当国务卿之后，不是也有大学请他当客座教授吗?
当我们讨论这六本著作时，还有一点似乎也不无意义，那就是“民族国家”仍然在这些著作中起着作用——用通俗的话来说，这六位作者都还称得上“各为其主”，都在为自己国家着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六本都可以算是“国策”之书(其中《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是这种色彩相对最淡的)。
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那就会引导到另一个问题上去。
谈军事形势，谈世界格局，又要为自己的国家着想，有时就难免会和民族沙文主义或某种愤青情怀有所接近。但一个理性的研究者，或者甚至只是一个理性的“策士”，都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所警惕。是否远离民族沙文主义立场或非理性的愤青情怀，或许可以作为评价此类著作的一个判据?
刘兵：你最后提的这个问题，实在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十分重要和关键的问题。不过，在说到判据时，又引出了一个，或者说一系列的新问题：判据是否只有一种?不同的判据是否有可比性?你提到“理性的”研究者，理性是如何定义的?当这样提问时，是否已经预设了提问者是站在超越于那些被评价者“民族国家”立场之外而又有一个独立的立场?因为这一系列问题也并不好回答，所以，我还是试着不用那么多的限定，仅凭着我的理解和认识来回答一下吧。
首先，在属于某个民族国家的某位谈论世界格局的研究者身上，带有某种程度的民族主义倾向，这是可以理解的。当作为一个策士时，这种倾向自然会更为加重，这是因为策士身份本身的“职业要求所决定的”。
但可理解并不等于是一种理想状态。我觉得，能够让自身的立场超越于某个特定的民族国家之上，以整个世界的利益为其目标，这才是研究者应该追求的理想。否则，其民族主义立场和情绪，肯定会影响其观点的广泛适用性和广泛的可接受性。过去，我们总是说，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其实那还是把一国的利益放在了首位，如果改成“胸怀世界，放眼全球”，恐怕会使心胸更为开放，目标更为远大。
其实，这样的例子并非没有。比如，在我印象中的爱因斯坦，经常谈论国际问题，但他就并没有让自己受到要首先为某个民族国家服务的约束。那样一种为了全人类的胸怀，才真正是值得赞赏的，才算得上是“一个高尚的人”。而这就要超越在过去的语义上所理解的“策士”传统了。
当然，这也绝非容易，我们自己恐怕也难以完全摆脱某种民族主义的意识。由此，我们也才会更加理解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国际主义者的了不起。幸好，我们不是策士，最多，只是想做个明白些的人，这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相对容易摆脱民族主义情绪的束缚，另一方面还可以为自己立场的不彻底性找到一点原谅自己的借口。
(责任编辑 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