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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廉物美”的时代可以结束了
90年代中期，我到温州调研打火机产业，温州人把十多个零配件摊在桌子上，一个一个捏起来，告诉我温州造与日本造的价格差：电子点火器，日本成本1.1元，温州人0.2元；密封圈，日本成本0.2元，温州人0.01元；塑料配件，日本成本0.6元，温州人0.08元，再算上温州工人月薪比日本工人低20倍。
一溜成本账算下来，年轻的温州老板很豪气地一拍桌子：“一只打火机，日本造的市场零售价是1美元，温州造是1元人民币，看我们不干死小日本！”他大声讲出这段话的时候，温州有3000多家大大小小的打火机工厂，年产20亿只，俨然全球第一。
在过往的中国企业崛起史上，这样的景象从来就不陌生。同样的一个商品，我们的企业家们以令人惊讶的成本控制能力——包括原材料成本、制造工艺成本、劳工成本、税务成本、土地成本以及环境治理成本、营销成本等等，硬生生地打垮了一个又一个领域的国际竞争对手，造就了Made in China的神话。
曾经中国最大的彩电工厂四川长虹的董事长倪润峰更是总结过一个“30%生死线”的竞争规律：在同等功能的前提下，长虹彩电必须比日本和欧洲品牌便宜百分之三十，这是必须守住的“生死线”。这条“生死线”，我们守了三十年。这条“生死线”还守不守得住？溯至于今日，我们似乎应该回答这样的问题了：这条“生死线”还守不守得住，我们还应不应该去守这条“生死线”？
再回头说那只打火机。就在那位年轻的温州老板很豪气地拍桌子的时候，我拿起他的打火机，连打了三次才打出火，而那块薄薄的钢片却差点掉下来，他很坦然地对我解释说：“这是一次性打火机，很多人用几回就丢了，没必要像日本人做得那么结实。”
这个细节里隐含着一个事实，即温州打火机的巨大价格优势，除了来自各项成本落差之外，其实也来自配件质量和用户体验的刻意下降，此外，作为产业的模仿后进者，不必在技术迭代上进行投入。因此，所谓的“价廉物美”，“价廉”是硬梆梆的，“物美”则其实未必。
从2003年前后开始，随着国内原材料和劳动成本轮番上涨，温州打火机工厂的压力越来越大，行业平均利润率跌到2%的可怜水平，大量工厂倒闭转产，3000多家企业缩水至100余家，且全数苟延残喘，而在这些年里，温州人对打火机产业的技术迭代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
小小的打火机，是一个小小的缩影，从中可以读出一代人的野心、付出与局限。制造业可谓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它的可持续成长取决于量与质的均衡递进。三十余年来，我们的制造产能已经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从纽扣、家电到汽车、手机，无一不列全球第一，可是，赖以制胜的成本优势却在不知不觉中烟消云散了，因此“价廉物美”的空间其实已经被极端地压扁。更重要的是，当今中国出现了数以亿计的中产阶层人士，他们开始认真地关注商品的质量与性能，这一族群有四个显著的消费特性。
第一，他们是典型的性能偏好者。即便是去买一双运动鞋，他们也明确地知道自己需要的是慢跑鞋，还是休闲鞋，或是登山鞋，而拉开他们的衣柜，一打清清爽爽的衬衫，春秋两季各有不同，正式休闲必须分别，细分意味着品位，品位诉求于品质，品质指向于品牌。
第二，他们是精明的广告辨识者。粗鄙的、脑白金式的洗脑广告在他们看来是对智商的侮辱，他们迷信体验，更愿意相信来自同一审美水平的口碑传播。他们很难认同一个品牌，不过一旦入得法眼，却会成为持续的消费者和慷慨的分享者。
第三，他们愿意为高品质埋单。他们相信好的商品就应该有相匹配的价格，这既是对商品提供者的尊重与犒劳，也是对自我品味的一次认可，消费行为的必需性让位于审美性，他们愿意为服务埋单，为设计埋单，为技术埋单，为流行元素埋单，商品提供者的每一份用心都值得用更多的金钱予以肯定。
第四，商品的定价与成本无关，而取决于消费者心理的价值认同。一只小坤包是用真皮还是人造革制成的，与它的标价是三万元还是一千元无关，那些订购12万元一只苹果智能手表的尝鲜者，对手表配件的制造成本毫无兴趣。
这些新的消费特性，是物质充沛时代的标志，意味着新的主流消费理念的变革，而它们无一不是对“价廉物美”观念的扬弃。“价廉物美”的时代可以结束了。让人稍稍感到失望的是，当今国内的绝大多数制造商并没有察觉这一潮流的改变，甚至在新兴的互联网产业里，我们仍然目睹的是陈旧的“价廉物美”战略的延续。
我们看到一些新锐的企业家，穿着乔布斯式的牛仔裤，站在硕大的LED屏前，非常细致地告诉台下的听众，他们即将面世的衬衫，用了全世界最好的棉线、最好的印染工艺、最好的免烫技术，无论从质量到品相，还是从舒适度到体面，都堪比新光百货所有售价几千元的衬衫，而价格却只需129元。每每看到这样的场景，我总不由自主地遥想起当年的温州老板和倪润峰。我相信他的真诚，但我真的不相信他的未来。
我宁愿相信，好的商品就应该有好的价格，有了好的价格才可能有好的利润，有了好的利润才可能有好的研发，有好的研发，才可能有更好的商品。所谓的“价廉物美”，作为广告概念是可以存在的，甚至作为阶段性的促销攻击策略，也是值得尝试的，但它不应再是“中国制造”的绝杀神技，更不可能把“中国制造”带到一个新的升级层次。
我宁愿相信，已经粉墨登场的中产族群愿意为好的商品支付好的价格，他们愿意自己信赖的公司蒸蒸日上，有更高的利润和市盈率，用更多的投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商品。星转斗移，万物蝶变。今日中国市场，“30%生死线”不但守不住了，而且已经完全不必再守。在这个意义上，“价廉物美”的时代真的可以结束了。
摆脱中国制造浮噪症
陈志龙（南京财经大学中国区域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中国游客到日本去排着长队买电饭煲、电吹风机、马桶盖，不是因为它们便宜，而是因为它们更贴心、更智能，电饭煲能煮出粒粒晶莹的米饭，吹风机能让头发干爽且柔滑，甚至马桶盖都能让人如沐春风。晓波的文章揭示了中国制造业转型中的囚徒困境。 差距在哪，究竟有多大？一位日本学者说，如果说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之初，无论是电器还是汽车领域，如果日本的技术水平是100的话，那时中国的技术水平恐怕只有10或者15，经过30多年的赶超式发展，中国制造是赶上来了，已经追到“90比100”了。“但对于高科技这种东西来说，从零开始追到90固然不易，要想从90追到100，那绝不是一步之遥，而是难于上青天。”
这就是差距——一公里并不远，从开头到现在，都不远，但万里长征的最后一公里却非常遥远，应了古人一句话“望山跑死马”。用那位日本学者的话说，“这最后10%的差距正是日本制造国际化存在的意义，它是最新的高科技的化身和代表。”
正是不懈地追求技术进步，日本科技界与产业界紧密合作，进入本世纪以来，日本几乎每年都有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其中2008年一年居然囊括4项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而过去40年间，中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只有一位——1986年，中国台湾的李远哲博士凭借其对分子水平化学反应动力学的突破性成果而获得诺奖。
这些年，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我们在科研经费的投入越来越大，但真正在高尖端技术领域的突破和应用并不出彩，相反，科研经费不断曝出“腐败门事件”，让中国科学界蒙羞。
在欧债危机中，欧洲各国经济哀鸿遍野，至今余音绕梁。但德国风景独好，成为欧元区屹立不倒的“定海神针”。为什么“德国模式”能够胜出？究其根本，强大的制造业是其抵御危机的铜墙铁壁。德国制造的产品，小到钟表、水果刀、桥梁，大到汽车、火车、轮船，大致具备了五个基本特征：耐用、务实、可靠、安全、精密。
实际上，处在当下“90%阶段”的中国制造一样，“德国制造”的光环并非与生俱来。历史地看，“德国制造”也经历了“灰姑娘”式的蜕变。德国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工业革命，较邻国法国晚了30年，此时英国工业革命更是接近尾声。由于世界市场几乎被列强瓜分完毕，追求强国梦的德国人在列强挤压下，以剽窃设计、复制产品、伪造商标等手法，不断学习仿造英、法、美等国的产品，廉价销售冲击市场，由此遭到了工业强国的唾弃。
1876年费城世博会上，“德国制造”被评为“价廉质低”的代表。1887年，英国议会通过新《商标法》条款，以此将劣质的德国货与优质的英国货区分开来。从那一时起，德国人开始警醒过来：占领全球市场靠的不是产品的廉价，而是品质。于是紧紧抓住国家统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战略机遇，改革创新，锐意进取，通过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关，建立高质量的制造业体系，催生了西门子、克虏伯、大众等一批全球知名企业，推动德国跃居世界工业强国之列。
无论是日本制造还是德国制造，严谨、细腻、精密的专业主义精神成就了它们，哪怕是一只马桶盖，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和严谨理性的民族性格。现代制造业的核心文化是：标准主义、完美主义、精准主义、守序主义、专注主义、实用主义和信用主义，这些文化特征都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之中。相比之下，中国语言中的高频词汇“差不多”，它显示了一种消极负面不求精确的模糊性和随意性。从挖掘机到马桶盖，中国制造普遍存在质量和精度不高的问题，本质上还是制造业潜意识里“差不多”和“赚快钱”的浮噪症。是到了痛下决心摆脱还债式的“宿命论”的时候了。
中国制造最可怕的对手
石述思（工人日报社会周刊编辑部主任）：
后有追兵前有堵截。这是曾给整个民族带来自信和光荣的中国制造在全球的真实处境。2010年，世界制造业迎来新的王者。当年世界制造业总产出达到10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略高于美国的19.4%。此前，制造业世界第一的“宝座”由美国从1895年一直保持到2009年。中国114年后的加冕，首先是其改革开放33年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但这个国王从加冕那一天起就陷入深沉忧患。
过去，中国制造之所以崛起，是靠着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超时劳动塑造的核心竞争力以劳动力要素价格低廉为中心建立的全球无以伦比的比较优势。目前随着外贸形势遭遇严峻挑战，内需启动缺乏真正基础，同时这一比较优势日渐暗淡。这预示支撑“中国制造”的国际贸易空间正在加速缩小。
首先，欧美迫于经济增长乏力，缺乏摆脱经济危机的引擎，尤其是受困于巨大的就业压力，开始了一次强势回归再工业化。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甚至预测，将有15%针对北美市场的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到美国。日本也出台激励措施，避免产业“空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曾指出，“中国制造”面临资源环境和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产业利润率明显偏低，甚至有“去制造业”或“去工业化”的恶性循环倾向。长期以来，处于世界产业链最低端的中国制造，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靠传统比较优势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也形成了巨大生存惯性，比如过度依赖代工+低价模式，迷恋挣快钱，行业恶性竞争频发，山寨成风，难以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品牌塑造，在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压力面前，无力完成自身科技管理创新，纷纷走向破产倒闭边缘。
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制造在关键生产环节与核心部件上技术落后，装备水平低。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力、煤炭、建材等15个行业，技术水平普遍比国际落后5～ 10年，有的落后20～30年。
在外贸形势局部恶化、整体内需不畅的背景下，完成原始积累的民间资本，在缺乏正当合法出路的情况下，开始了一次逆向流动去实体化，沦为投机谋取短期利益的炒作大军。从房地产到近期大葱都能看到其熟悉的身影。也就是说，在中国制造亟待全面升级转型的时候，我们却为自己设置了难以逾越的体制天堑。长此以往，与其说我们将被前后夹击的国际竞争打败，不如说被自身环境摧毁。
要实现突围，就必须尽快全面推动改革，尤其是取消国企无处不在的超国民待遇，按照法治市场经济的要求，完成其市场化改造，并在宏观财税金融政策上为民企创造更公平宽松的发展环境。因此，国务院决定将温州作为民间金融改革的试点，可视为一个积极的信号。 在此基础上两条腿走路：一是尊重市场规律，加速目前劳动密集型民企升级改造，提升其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同时政府积极扶持完成市场化改造的大企业，持续扶植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并积极参与跨国竞争、并购。
即使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中国制造在全球的优势依旧相当突出是世界上制造业高、中、低端产业链条相对比较完善的少数国家，并且有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雄厚实力做坚强后盾。关键在于能否突破自身体制壁垒，在高端制造领域确立地位。否则就可能沦为建立在沙子上的王国，难以经受真正的风雨洗礼。
中国制造2025，拉开三十年磨剑序幕
姚树洁（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
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国制造2025”的概念。“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思想，不是否定中国制造业过去所取得的成就，而是认真对待在“新常态”下，强调制造业在中国经济的基础作用前提下，认真思考新的发展路径，认真谋划如何从一个制造大国向一个制造强国的转变。
2007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发达国家纷纷抛出刺激实体经济增长的国家战略。美国的“再工业化”，德国的“工业4.0”，日本的“再兴战略”，法国的“新工业法国”，等等。这些国家对制造业的重视，无形给“中国制造”带来压力。而东盟国家的快速工业化、南亚的发展和拉丁美洲的再度崛起，也正在不断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被夹在制造业价值链条中间的中国，需要绝地逢生，需要提升其整体技术水平和每单位产品的价值含量，需要提高自我创新能力。
只有创新，才能打造自主品牌，才能抢夺世界市场的价值高地。中国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二，但是，中国的跨国公司，能够制造出让全球消费者为之疯狂的品牌，一个也没有。韩国的现代、三星、LG，KIA，经过50年的努力，现在有的产品已经超过日本品牌。德国制造业的质量和价值创造能力，世界无敌。日本的电子产品，依然不衰，日本的汽车，傲视中高端市场。瑞士的手表、精密仪器、制药、金融服务质量之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之匹敌，这个人口不到600万的欧洲小国，生态环境美丽无比，人均收入名列世界前茅。
中国从一个制造大国，向一个制造强国转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路漫漫兮其修远”。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国家工程。除了国家要有清晰的战略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整套体制机制，无数的高端人才，才能成就这项工程。
创新机制的建立，需要国有、私营两大部门的全面开放和竞争。国有企业，政府，很强势，但是创新缺乏体制动力和灵活性。私有部门有创新的动力，却缺乏创新的能力和财力。体制上，必须结合国有、私有两个部门的优势，排除体制机制干扰，让市场有序、有效的配置资源。政府如何通过金融和社会服务，帮助企业整合资源，促进科技创新和产权保护，锁定规模大、影响大的战略性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生产，都是亟待解决的宏观决策问题。
在企业层面，任何企业，都必须排除急功近利的思想，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观，以最大的能力和耐心去满足市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企业要有长远的眼光，不能只求价格优势，而忽略质量和产品安全的忧患问题。
中国转型的最大障碍，就是政府的执政能力还有待提高；一些企业的“不守信”和“急功近利”，需要时间和竞争来净化；个人的社会责任也有待提高。政府、企业、个人的全面升华，是中国走向制造强国的先决条件，有了这个先决条件，创新将成为必然，中国产品走出去占领世界高端市场，也将是一种必然。
全球制造业革命下的中国战略追赶
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
制造业和工业的强大对任何一国强国而言都是“立国之本”。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全球产业重构和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展开，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如何推动“大而不强”的中国制造业整体能级升级已经成为攸关未来国家命运的重中之重。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谁占据了价值链的核心环节，谁就掌控了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和财富流向。可以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既是一场数字化革命，更是价值链革命。互联网、物联网、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3D打印、新型材料等多点突破和融合互动将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兴起，一个后大规模（post-mass）生产的世界正在来临，这场革命不仅将影响到如何制造产品，还将影响到在哪里制造产品，将重新塑造全球产业竞争格局。
目前，智能化工业装备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升级转型的基础，发达国家不约而同地将制造业升级作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首要任务。美国的“再工业化”风潮、德国的“工业4.0”和“互联工厂”战略以及日韩等国制造业转型都不是简单的传统制造业回归，而是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升、生产模式的创新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德国“工业4.0”战略更被视作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代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全球工业发展的大趋势，这对于长期处于全球工业制造业中低端链条上的中国而言，具有更强的警示和启迪意义。
近些年，随着中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中国传统制造业优势也日益衰减，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将是大势所趋。目前，中国处于为旧技术革命“补课”、扩展现有技术革命、迎接新技术革命的叠加期，在信息技术深度运用和新一轮技术革命孕育阶段，我们要统筹处理好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信息技术深度应用和新兴产业培育三者的关系。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然而，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情况十分突出：一是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只有26.5%，远低于发达国家35%～40%的水平。我国制造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是日本的9倍、德国的6倍、美国的4倍。许多行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的现象。二是我国产业创新体系创新主体缺失集中反映为共性技术平台的缺失。由于共性技术在经济上表现为公共产品，因此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共性技术供给不足的问题。三是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中国信息技术水平大部分居于产业链下游和价值链低端，深度融合所需要的工业软件和行业应用解决方案也需要依赖于国外企业。最后，我国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与发达国际相比仍差距悬殊，无法满足“两化”深度融合的需要。 所幸的是，工信部等4部委联合起草的中国工业强国的战略规划——“中国制造2025”在借鉴德国版工业4.0战略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中国制造业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设计，再加上重点行业、领域和区域规划的“1+x”模式，将力争在2025年从“工业大国”转型为“工业强国”。
未来要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的核心在于加快推进制造业“两化（工业化、信息化）”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智能化，为此要高度重视大数据产业开发，前瞻布局核心智能制造技术，进一步整合研发资源，构建产学研合作体系，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大力培育生产性服务业，加工技术如工艺、装备及系统管理技术如信息集成、服务集成，以提升制造业价值链水平。
中国制造2025：“智”造蜕变
李培根（中国工程院院士）
新一轮工业革命是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以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核心，建立在物联网和务（服务）联网基础上，结合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的突破而引发新一轮产业变革。经过多年的发展，转变思想，加强创新，中国制造业正在努力蜕变。2015年，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发布，更是给了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提供了一个契机。
我们对“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一些策略：
第一个策略是智能制造，这是“中国制造2025”最重要的内容。我们还在进一步做智能制造具体的战略规划，包括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第二个策略是提升产品的设计能力，实现产品的全数字化设计，结构、性能、功能的模拟与仿真优化。实际上智能制造的发展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智能设计。
第三个策略是完善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包括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加强产业共性技术研究开发；加强创新人才培养。这其中人才是很重要的问题，我国制造业急需加快创新人才的培养等等。
第四个策略是强化制造基础，这里面包括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等等。因为这些基础的整体水平，将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五个策略是提升产品质量，包括产品的监管质量诚信体系等等。
第六个策略是推行绿色制造，这也是未来企业要面临的巨大挑战。现在从产品设计一直到绿色加工制造，节能环保，绿色的包装，包括产品的绿色再生，到维修等等，这些今后都需要考虑绿色环保。
第七个策略是结构优化，我们希望2025年前优先发展对国民经济、国民建设相关的七大战略必争产业，如集成电路及其专用生产装备、数控机床、航空、海洋、汽车等，重点突破国际先进水平已较为接近的7大优势产业。
第八个策略是发展现代服务业。譬如通用电气（GE）将传感器安装在飞机发动机的叶片上，实时将发动机运行参数发回监测中心，对发动机状态的实时监控，提供及时的检查、维护和维修服务，以此为基础，发展了“健康保障系统”。同时，大数据的获取，将极大改进设计、仿真、控制等过程。营销模式由销售产品转为销售飞行小时。
90年代中期，我到温州调研打火机产业，温州人把十多个零配件摊在桌子上，一个一个捏起来，告诉我温州造与日本造的价格差：电子点火器，日本成本1.1元，温州人0.2元；密封圈，日本成本0.2元，温州人0.01元；塑料配件，日本成本0.6元，温州人0.08元，再算上温州工人月薪比日本工人低20倍。
一溜成本账算下来，年轻的温州老板很豪气地一拍桌子：“一只打火机，日本造的市场零售价是1美元，温州造是1元人民币，看我们不干死小日本！”他大声讲出这段话的时候，温州有3000多家大大小小的打火机工厂，年产20亿只，俨然全球第一。
在过往的中国企业崛起史上，这样的景象从来就不陌生。同样的一个商品，我们的企业家们以令人惊讶的成本控制能力——包括原材料成本、制造工艺成本、劳工成本、税务成本、土地成本以及环境治理成本、营销成本等等，硬生生地打垮了一个又一个领域的国际竞争对手，造就了Made in China的神话。
曾经中国最大的彩电工厂四川长虹的董事长倪润峰更是总结过一个“30%生死线”的竞争规律：在同等功能的前提下，长虹彩电必须比日本和欧洲品牌便宜百分之三十，这是必须守住的“生死线”。这条“生死线”，我们守了三十年。这条“生死线”还守不守得住？溯至于今日，我们似乎应该回答这样的问题了：这条“生死线”还守不守得住，我们还应不应该去守这条“生死线”？
再回头说那只打火机。就在那位年轻的温州老板很豪气地拍桌子的时候，我拿起他的打火机，连打了三次才打出火，而那块薄薄的钢片却差点掉下来，他很坦然地对我解释说：“这是一次性打火机，很多人用几回就丢了，没必要像日本人做得那么结实。”
这个细节里隐含着一个事实，即温州打火机的巨大价格优势，除了来自各项成本落差之外，其实也来自配件质量和用户体验的刻意下降，此外，作为产业的模仿后进者，不必在技术迭代上进行投入。因此，所谓的“价廉物美”，“价廉”是硬梆梆的，“物美”则其实未必。
从2003年前后开始，随着国内原材料和劳动成本轮番上涨，温州打火机工厂的压力越来越大，行业平均利润率跌到2%的可怜水平，大量工厂倒闭转产，3000多家企业缩水至100余家，且全数苟延残喘，而在这些年里，温州人对打火机产业的技术迭代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
小小的打火机，是一个小小的缩影，从中可以读出一代人的野心、付出与局限。制造业可谓中国经济的基本盘，它的可持续成长取决于量与质的均衡递进。三十余年来，我们的制造产能已经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从纽扣、家电到汽车、手机，无一不列全球第一，可是，赖以制胜的成本优势却在不知不觉中烟消云散了，因此“价廉物美”的空间其实已经被极端地压扁。更重要的是，当今中国出现了数以亿计的中产阶层人士，他们开始认真地关注商品的质量与性能，这一族群有四个显著的消费特性。
第一，他们是典型的性能偏好者。即便是去买一双运动鞋，他们也明确地知道自己需要的是慢跑鞋，还是休闲鞋，或是登山鞋，而拉开他们的衣柜，一打清清爽爽的衬衫，春秋两季各有不同，正式休闲必须分别，细分意味着品位，品位诉求于品质，品质指向于品牌。
第二，他们是精明的广告辨识者。粗鄙的、脑白金式的洗脑广告在他们看来是对智商的侮辱，他们迷信体验，更愿意相信来自同一审美水平的口碑传播。他们很难认同一个品牌，不过一旦入得法眼，却会成为持续的消费者和慷慨的分享者。
第三，他们愿意为高品质埋单。他们相信好的商品就应该有相匹配的价格，这既是对商品提供者的尊重与犒劳，也是对自我品味的一次认可，消费行为的必需性让位于审美性，他们愿意为服务埋单，为设计埋单，为技术埋单，为流行元素埋单，商品提供者的每一份用心都值得用更多的金钱予以肯定。
第四，商品的定价与成本无关，而取决于消费者心理的价值认同。一只小坤包是用真皮还是人造革制成的，与它的标价是三万元还是一千元无关，那些订购12万元一只苹果智能手表的尝鲜者，对手表配件的制造成本毫无兴趣。
这些新的消费特性，是物质充沛时代的标志，意味着新的主流消费理念的变革，而它们无一不是对“价廉物美”观念的扬弃。“价廉物美”的时代可以结束了。让人稍稍感到失望的是，当今国内的绝大多数制造商并没有察觉这一潮流的改变，甚至在新兴的互联网产业里，我们仍然目睹的是陈旧的“价廉物美”战略的延续。
我们看到一些新锐的企业家，穿着乔布斯式的牛仔裤，站在硕大的LED屏前，非常细致地告诉台下的听众，他们即将面世的衬衫，用了全世界最好的棉线、最好的印染工艺、最好的免烫技术，无论从质量到品相，还是从舒适度到体面，都堪比新光百货所有售价几千元的衬衫，而价格却只需129元。每每看到这样的场景，我总不由自主地遥想起当年的温州老板和倪润峰。我相信他的真诚，但我真的不相信他的未来。
我宁愿相信，好的商品就应该有好的价格，有了好的价格才可能有好的利润，有了好的利润才可能有好的研发，有好的研发，才可能有更好的商品。所谓的“价廉物美”，作为广告概念是可以存在的，甚至作为阶段性的促销攻击策略，也是值得尝试的，但它不应再是“中国制造”的绝杀神技，更不可能把“中国制造”带到一个新的升级层次。
我宁愿相信，已经粉墨登场的中产族群愿意为好的商品支付好的价格，他们愿意自己信赖的公司蒸蒸日上，有更高的利润和市盈率，用更多的投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商品。星转斗移，万物蝶变。今日中国市场，“30%生死线”不但守不住了，而且已经完全不必再守。在这个意义上，“价廉物美”的时代真的可以结束了。
摆脱中国制造浮噪症
陈志龙（南京财经大学中国区域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中国游客到日本去排着长队买电饭煲、电吹风机、马桶盖，不是因为它们便宜，而是因为它们更贴心、更智能，电饭煲能煮出粒粒晶莹的米饭，吹风机能让头发干爽且柔滑，甚至马桶盖都能让人如沐春风。晓波的文章揭示了中国制造业转型中的囚徒困境。 差距在哪，究竟有多大？一位日本学者说，如果说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之初，无论是电器还是汽车领域，如果日本的技术水平是100的话，那时中国的技术水平恐怕只有10或者15，经过30多年的赶超式发展，中国制造是赶上来了，已经追到“90比100”了。“但对于高科技这种东西来说，从零开始追到90固然不易，要想从90追到100，那绝不是一步之遥，而是难于上青天。”
这就是差距——一公里并不远，从开头到现在，都不远，但万里长征的最后一公里却非常遥远，应了古人一句话“望山跑死马”。用那位日本学者的话说，“这最后10%的差距正是日本制造国际化存在的意义，它是最新的高科技的化身和代表。”
正是不懈地追求技术进步，日本科技界与产业界紧密合作，进入本世纪以来，日本几乎每年都有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其中2008年一年居然囊括4项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而过去40年间，中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只有一位——1986年，中国台湾的李远哲博士凭借其对分子水平化学反应动力学的突破性成果而获得诺奖。
这些年，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我们在科研经费的投入越来越大，但真正在高尖端技术领域的突破和应用并不出彩，相反，科研经费不断曝出“腐败门事件”，让中国科学界蒙羞。
在欧债危机中，欧洲各国经济哀鸿遍野，至今余音绕梁。但德国风景独好，成为欧元区屹立不倒的“定海神针”。为什么“德国模式”能够胜出？究其根本，强大的制造业是其抵御危机的铜墙铁壁。德国制造的产品，小到钟表、水果刀、桥梁，大到汽车、火车、轮船，大致具备了五个基本特征：耐用、务实、可靠、安全、精密。
实际上，处在当下“90%阶段”的中国制造一样，“德国制造”的光环并非与生俱来。历史地看，“德国制造”也经历了“灰姑娘”式的蜕变。德国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工业革命，较邻国法国晚了30年，此时英国工业革命更是接近尾声。由于世界市场几乎被列强瓜分完毕，追求强国梦的德国人在列强挤压下，以剽窃设计、复制产品、伪造商标等手法，不断学习仿造英、法、美等国的产品，廉价销售冲击市场，由此遭到了工业强国的唾弃。
1876年费城世博会上，“德国制造”被评为“价廉质低”的代表。1887年，英国议会通过新《商标法》条款，以此将劣质的德国货与优质的英国货区分开来。从那一时起，德国人开始警醒过来：占领全球市场靠的不是产品的廉价，而是品质。于是紧紧抓住国家统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战略机遇，改革创新，锐意进取，通过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关，建立高质量的制造业体系，催生了西门子、克虏伯、大众等一批全球知名企业，推动德国跃居世界工业强国之列。
无论是日本制造还是德国制造，严谨、细腻、精密的专业主义精神成就了它们，哪怕是一只马桶盖，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和严谨理性的民族性格。现代制造业的核心文化是：标准主义、完美主义、精准主义、守序主义、专注主义、实用主义和信用主义，这些文化特征都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之中。相比之下，中国语言中的高频词汇“差不多”，它显示了一种消极负面不求精确的模糊性和随意性。从挖掘机到马桶盖，中国制造普遍存在质量和精度不高的问题，本质上还是制造业潜意识里“差不多”和“赚快钱”的浮噪症。是到了痛下决心摆脱还债式的“宿命论”的时候了。
中国制造最可怕的对手
石述思（工人日报社会周刊编辑部主任）：
后有追兵前有堵截。这是曾给整个民族带来自信和光荣的中国制造在全球的真实处境。2010年，世界制造业迎来新的王者。当年世界制造业总产出达到10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19.8%，略高于美国的19.4%。此前，制造业世界第一的“宝座”由美国从1895年一直保持到2009年。中国114年后的加冕，首先是其改革开放33年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但这个国王从加冕那一天起就陷入深沉忧患。
过去，中国制造之所以崛起，是靠着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超时劳动塑造的核心竞争力以劳动力要素价格低廉为中心建立的全球无以伦比的比较优势。目前随着外贸形势遭遇严峻挑战，内需启动缺乏真正基础，同时这一比较优势日渐暗淡。这预示支撑“中国制造”的国际贸易空间正在加速缩小。
首先，欧美迫于经济增长乏力，缺乏摆脱经济危机的引擎，尤其是受困于巨大的就业压力，开始了一次强势回归再工业化。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甚至预测，将有15%针对北美市场的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到美国。日本也出台激励措施，避免产业“空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曾指出，“中国制造”面临资源环境和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产业利润率明显偏低，甚至有“去制造业”或“去工业化”的恶性循环倾向。长期以来，处于世界产业链最低端的中国制造，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靠传统比较优势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也形成了巨大生存惯性，比如过度依赖代工+低价模式，迷恋挣快钱，行业恶性竞争频发，山寨成风，难以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品牌塑造，在当前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压力面前，无力完成自身科技管理创新，纷纷走向破产倒闭边缘。
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制造在关键生产环节与核心部件上技术落后，装备水平低。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力、煤炭、建材等15个行业，技术水平普遍比国际落后5～ 10年，有的落后20～30年。
在外贸形势局部恶化、整体内需不畅的背景下，完成原始积累的民间资本，在缺乏正当合法出路的情况下，开始了一次逆向流动去实体化，沦为投机谋取短期利益的炒作大军。从房地产到近期大葱都能看到其熟悉的身影。也就是说，在中国制造亟待全面升级转型的时候，我们却为自己设置了难以逾越的体制天堑。长此以往，与其说我们将被前后夹击的国际竞争打败，不如说被自身环境摧毁。
要实现突围，就必须尽快全面推动改革，尤其是取消国企无处不在的超国民待遇，按照法治市场经济的要求，完成其市场化改造，并在宏观财税金融政策上为民企创造更公平宽松的发展环境。因此，国务院决定将温州作为民间金融改革的试点，可视为一个积极的信号。 在此基础上两条腿走路：一是尊重市场规律，加速目前劳动密集型民企升级改造，提升其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同时政府积极扶持完成市场化改造的大企业，持续扶植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并积极参与跨国竞争、并购。
即使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中国制造在全球的优势依旧相当突出是世界上制造业高、中、低端产业链条相对比较完善的少数国家，并且有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雄厚实力做坚强后盾。关键在于能否突破自身体制壁垒，在高端制造领域确立地位。否则就可能沦为建立在沙子上的王国，难以经受真正的风雨洗礼。
中国制造2025，拉开三十年磨剑序幕
姚树洁（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
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国制造2025”的概念。“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思想，不是否定中国制造业过去所取得的成就，而是认真对待在“新常态”下，强调制造业在中国经济的基础作用前提下，认真思考新的发展路径，认真谋划如何从一个制造大国向一个制造强国的转变。
2007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发达国家纷纷抛出刺激实体经济增长的国家战略。美国的“再工业化”，德国的“工业4.0”，日本的“再兴战略”，法国的“新工业法国”，等等。这些国家对制造业的重视，无形给“中国制造”带来压力。而东盟国家的快速工业化、南亚的发展和拉丁美洲的再度崛起，也正在不断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被夹在制造业价值链条中间的中国，需要绝地逢生，需要提升其整体技术水平和每单位产品的价值含量，需要提高自我创新能力。
只有创新，才能打造自主品牌，才能抢夺世界市场的价值高地。中国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二，但是，中国的跨国公司，能够制造出让全球消费者为之疯狂的品牌，一个也没有。韩国的现代、三星、LG，KIA，经过50年的努力，现在有的产品已经超过日本品牌。德国制造业的质量和价值创造能力，世界无敌。日本的电子产品，依然不衰，日本的汽车，傲视中高端市场。瑞士的手表、精密仪器、制药、金融服务质量之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之匹敌，这个人口不到600万的欧洲小国，生态环境美丽无比，人均收入名列世界前茅。
中国从一个制造大国，向一个制造强国转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路漫漫兮其修远”。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国家工程。除了国家要有清晰的战略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一整套体制机制，无数的高端人才，才能成就这项工程。
创新机制的建立，需要国有、私营两大部门的全面开放和竞争。国有企业，政府，很强势，但是创新缺乏体制动力和灵活性。私有部门有创新的动力，却缺乏创新的能力和财力。体制上，必须结合国有、私有两个部门的优势，排除体制机制干扰，让市场有序、有效的配置资源。政府如何通过金融和社会服务，帮助企业整合资源，促进科技创新和产权保护，锁定规模大、影响大的战略性产品的开发和产业化生产，都是亟待解决的宏观决策问题。
在企业层面，任何企业，都必须排除急功近利的思想，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观，以最大的能力和耐心去满足市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企业要有长远的眼光，不能只求价格优势，而忽略质量和产品安全的忧患问题。
中国转型的最大障碍，就是政府的执政能力还有待提高；一些企业的“不守信”和“急功近利”，需要时间和竞争来净化；个人的社会责任也有待提高。政府、企业、个人的全面升华，是中国走向制造强国的先决条件，有了这个先决条件，创新将成为必然，中国产品走出去占领世界高端市场，也将是一种必然。
全球制造业革命下的中国战略追赶
张茉楠（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研究员）：
制造业和工业的强大对任何一国强国而言都是“立国之本”。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全球产业重构和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展开，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如何推动“大而不强”的中国制造业整体能级升级已经成为攸关未来国家命运的重中之重。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谁占据了价值链的核心环节，谁就掌控了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和财富流向。可以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既是一场数字化革命，更是价值链革命。互联网、物联网、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3D打印、新型材料等多点突破和融合互动将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兴起，一个后大规模（post-mass）生产的世界正在来临，这场革命不仅将影响到如何制造产品，还将影响到在哪里制造产品，将重新塑造全球产业竞争格局。
目前，智能化工业装备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升级转型的基础，发达国家不约而同地将制造业升级作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首要任务。美国的“再工业化”风潮、德国的“工业4.0”和“互联工厂”战略以及日韩等国制造业转型都不是简单的传统制造业回归，而是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升、生产模式的创新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德国“工业4.0”战略更被视作新一轮工业革命的代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全球工业发展的大趋势，这对于长期处于全球工业制造业中低端链条上的中国而言，具有更强的警示和启迪意义。
近些年，随着中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中国传统制造业优势也日益衰减，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将是大势所趋。目前，中国处于为旧技术革命“补课”、扩展现有技术革命、迎接新技术革命的叠加期，在信息技术深度运用和新一轮技术革命孕育阶段，我们要统筹处理好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信息技术深度应用和新兴产业培育三者的关系。
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然而，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情况十分突出：一是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只有26.5%，远低于发达国家35%～40%的水平。我国制造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是日本的9倍、德国的6倍、美国的4倍。许多行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的现象。二是我国产业创新体系创新主体缺失集中反映为共性技术平台的缺失。由于共性技术在经济上表现为公共产品，因此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共性技术供给不足的问题。三是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中国信息技术水平大部分居于产业链下游和价值链低端，深度融合所需要的工业软件和行业应用解决方案也需要依赖于国外企业。最后，我国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与发达国际相比仍差距悬殊，无法满足“两化”深度融合的需要。 所幸的是，工信部等4部委联合起草的中国工业强国的战略规划——“中国制造2025”在借鉴德国版工业4.0战略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中国制造业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设计，再加上重点行业、领域和区域规划的“1+x”模式，将力争在2025年从“工业大国”转型为“工业强国”。
未来要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的核心在于加快推进制造业“两化（工业化、信息化）”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智能化，为此要高度重视大数据产业开发，前瞻布局核心智能制造技术，进一步整合研发资源，构建产学研合作体系，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大力培育生产性服务业，加工技术如工艺、装备及系统管理技术如信息集成、服务集成，以提升制造业价值链水平。
中国制造2025：“智”造蜕变
李培根（中国工程院院士）
新一轮工业革命是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以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核心，建立在物联网和务（服务）联网基础上，结合新能源、新材料等方面的突破而引发新一轮产业变革。经过多年的发展，转变思想，加强创新，中国制造业正在努力蜕变。2015年，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发布，更是给了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提供了一个契机。
我们对“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一些策略：
第一个策略是智能制造，这是“中国制造2025”最重要的内容。我们还在进一步做智能制造具体的战略规划，包括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第二个策略是提升产品的设计能力，实现产品的全数字化设计，结构、性能、功能的模拟与仿真优化。实际上智能制造的发展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智能设计。
第三个策略是完善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包括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加强产业共性技术研究开发；加强创新人才培养。这其中人才是很重要的问题，我国制造业急需加快创新人才的培养等等。
第四个策略是强化制造基础，这里面包括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等等。因为这些基础的整体水平，将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五个策略是提升产品质量，包括产品的监管质量诚信体系等等。
第六个策略是推行绿色制造，这也是未来企业要面临的巨大挑战。现在从产品设计一直到绿色加工制造，节能环保，绿色的包装，包括产品的绿色再生，到维修等等，这些今后都需要考虑绿色环保。
第七个策略是结构优化，我们希望2025年前优先发展对国民经济、国民建设相关的七大战略必争产业，如集成电路及其专用生产装备、数控机床、航空、海洋、汽车等，重点突破国际先进水平已较为接近的7大优势产业。
第八个策略是发展现代服务业。譬如通用电气（GE）将传感器安装在飞机发动机的叶片上，实时将发动机运行参数发回监测中心，对发动机状态的实时监控，提供及时的检查、维护和维修服务，以此为基础，发展了“健康保障系统”。同时，大数据的获取，将极大改进设计、仿真、控制等过程。营销模式由销售产品转为销售飞行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