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链接>>
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浙江兰溪人。民国著名记者、作家。1916年秋，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中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主编《浙江新潮》。1921年来到上海，创办沧笙公学，并在爱国女中任教，受知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先生，成为该报长期撰稿人，并由此结识孙中山、叶楚伧、柳亚子、胡朴庵、陈独秀、戴季陶、吴稚晖等一批风云人物；1923年5月，与柳亚子等人发起成立“新南社”。嗣因准确记录和整理出版章太炎的国学讲座，受到章氏赏识收为入室弟子，在上海文化学术圈声名鹊起。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战地记者，曾报道淞沪战役、台儿庄之捷。1950年赴香港，任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特派记者。20世纪50年代后期，主办《循环日报》、《正午报》等报纸。后多次回内地，促进祖国统一事业。著有《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万里行记》、《现代中国通鉴》等。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逝世时，周恩来总理盖棺定论称赞他为“爱国人士”，并为其亲拟墓碑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也赞扬他“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的骨灰送至南京，安葬于雨花台侧望江矶，后移葬于上海福寿园陵园。
近日，重读曹聚仁自传《我与我的世界》，不禁想起著名作家曹聚仁如何痴迷于读书的往事。相传曹聚仁少年时，过年也不忘读书。除夕夜，外面鞭炮声声，他却独守阁楼，通宵读书守岁！
曹聚仁，就其一生，戴在他头上的桂冠，有作家、学者、记者、爱国人士、社会活动家等等，达数十个之多。但他在世时，却更喜欢以乡下佬、教书匠、读书人、旁观者、乌鸦、史人等自居。
对于“书痴”曹聚仁，知夫者莫如妻。她的妻子邓珂云回忆说：“那时，在我们的箱子里，没有一件值钱的衣服，在银行里，没有一个钱的存款，我们每月的收入，要支出30%去购买书籍。书籍被一些人视为‘废纸’，但却是我们宝贵的‘财产’。”
曹聚仁有一个怪癖，不爱借书看。只要新书一出版，认为有必要，就不惜重金购买。有一次，一部官堆纸局本《两汉书》，足足花掉了他半个月的伙食费。买了书，不敢抱回家。当时的心境，犹如戒烟与戒赌，毒瘾复发时不能自控。以后的数月中，他告诫自己，发誓要远离“商务”、“中华”这些“害人精”，但一到门口，脚就不听使唤，又恋恋不舍，自毁其言了。
曹聚仁看书，喜欢反复看。好书不厌百回读，遇到好书，无不反复阅读，不到心领神会决不罢休。他晚年回忆说：“真正引起我兴趣、百读不厌的，倒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先先后后，一本正经地总共读了一百多遍。我看《红楼梦》，不如俞平伯师那么多，只读了七十多遍。《水浒传》呢，我只是看了二十多遍。《三国演义》，我只看了两三遍。”
曹聚仁读书，喜欢先睹为快。在上海时，有一次，他买了一本杂志，就在南京路上，边走边看，沉浸在读书的快乐中，差点被汽车撞了个正着，司机大骂他：“走路还看书，不要命啦！”
有一回，他在上海真如车站等车时，在一家书店买了一本《房龙的故事》。从真如看到上海北站，又从北站看到家里，从黄昏看到黎明，如痴如醉，看完了书才蒙头大睡。
曹聚仁如此说过：“一部书，也和一位领袖、一个英雄、一个名人或是一个美人一般，要征服我，是不十分容易的。必须我心甘情愿，爱好了它，才可抓住我的心。”
他如此爱书，很快书多为患。家里塞满了书，可谓“汗牛充栋”。书厨满了，就在墙上装上书架。书架上放不下了，又在门上面钉起隔板。实在放不下，床底下、门背后、厕所里，也都成了藏书之所。他涉猎极广，历史、文学书外，天文、地理、哲学、军事、经济、美术、自然科学等等，几乎无所不买。他的书库，用妻子邓珂云的话说：“既是百宝箱，也是垃圾堆。”
曹聚仁在旅行时，总爱带上几本书。杜甫或陆游的诗，《老子》或《庄子》，加上一本《史记》或《聊斋志异》，一刻都不离身。
曹聚仁藏书，经历过几次劫难。“一·二八”，日军烧毁了他两屋子的书，让他心痛要死。八一三抗战爆发，他把许多珍本，装了三十多麻袋，运回老家珍藏，结果也没逃过可恨的日军，最后被焚毁一空。两次书劫后，他发誓再也不买书。但积习难改，书又在信誓旦旦的誓言中溜了回来。从旅居江西赣南到抗战胜利后，住在上海的五年间，又积了不少的书。解放后，来不及带上心爱的书，只身去了香港，以写作谋生存。想不到，一去就是22年、客死他乡，留下一屋子书。
曹聚仁在香港，晚年穷困潦倒，租不起宽敞舒适的房子，只能住在一间阳台上临时搭建的石屋里。二十余年积存的图书无处安放，只好散落在露天阳台上，用塑料布包上了事。曹聚仁在此一住就是9年，临要搬家前，半夜忽闻梁上君子，以为要来偷书，他大喜过望，心想，总算遇到披襟共语的“爱书人”了。哪知用手电筒一照，才知此人衣着潦草，面有菜色，原来是个“破烂王”。曹聚仁给了他300元港币，将其打发走，并声言：“这不是论斤卖两的废纸，而是万金不换的宝书。”
有一次，一位文学青年登门拜访曹聚仁。见他屋里屋外“书似青山常乱叠”，试着想借一本台湾刊物。曹聚仁不好意思直接拒绝，就示意他看看侧贴在书房内的小标语：“书与老婆不借”。青年人看后，心知肚明，不敢再提借书之事。曹聚仁对书的钟爱，由此可见一斑。
曹聚仁去世前几个月，为了筹措昂贵的医疗费，无奈转让心爱的藏书，不啻是“卖儿卖女”，其心痛之情，可想而知。他在信中说：“弟的书，分三部分，转让我兄。在医院每月，要二千港元开支，合其他，该有三千港元。今后四个月，只好靠兄支持了。每月支持我五百港元，拜托。”
曹聚仁病逝后，他的亲属赴港整理遗物，除了书外，别无他物。只有一份份报，一本本书，还有一捆捆手稿。
有道是以书传家，胜过良田美产。曹聚仁的书报与手稿，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浙江兰溪人。民国著名记者、作家。1916年秋，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中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主编《浙江新潮》。1921年来到上海，创办沧笙公学，并在爱国女中任教，受知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先生，成为该报长期撰稿人，并由此结识孙中山、叶楚伧、柳亚子、胡朴庵、陈独秀、戴季陶、吴稚晖等一批风云人物；1923年5月，与柳亚子等人发起成立“新南社”。嗣因准确记录和整理出版章太炎的国学讲座，受到章氏赏识收为入室弟子，在上海文化学术圈声名鹊起。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战地记者，曾报道淞沪战役、台儿庄之捷。1950年赴香港，任新加坡《南洋商报》驻港特派记者。20世纪50年代后期，主办《循环日报》、《正午报》等报纸。后多次回内地，促进祖国统一事业。著有《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万里行记》、《现代中国通鉴》等。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逝世时，周恩来总理盖棺定论称赞他为“爱国人士”，并为其亲拟墓碑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也赞扬他“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的骨灰送至南京，安葬于雨花台侧望江矶，后移葬于上海福寿园陵园。
近日，重读曹聚仁自传《我与我的世界》，不禁想起著名作家曹聚仁如何痴迷于读书的往事。相传曹聚仁少年时，过年也不忘读书。除夕夜，外面鞭炮声声，他却独守阁楼，通宵读书守岁！
曹聚仁，就其一生，戴在他头上的桂冠，有作家、学者、记者、爱国人士、社会活动家等等，达数十个之多。但他在世时，却更喜欢以乡下佬、教书匠、读书人、旁观者、乌鸦、史人等自居。
对于“书痴”曹聚仁，知夫者莫如妻。她的妻子邓珂云回忆说：“那时，在我们的箱子里，没有一件值钱的衣服，在银行里，没有一个钱的存款，我们每月的收入，要支出30%去购买书籍。书籍被一些人视为‘废纸’，但却是我们宝贵的‘财产’。”
曹聚仁有一个怪癖，不爱借书看。只要新书一出版，认为有必要，就不惜重金购买。有一次，一部官堆纸局本《两汉书》，足足花掉了他半个月的伙食费。买了书，不敢抱回家。当时的心境，犹如戒烟与戒赌，毒瘾复发时不能自控。以后的数月中，他告诫自己，发誓要远离“商务”、“中华”这些“害人精”，但一到门口，脚就不听使唤，又恋恋不舍，自毁其言了。
曹聚仁看书，喜欢反复看。好书不厌百回读，遇到好书，无不反复阅读，不到心领神会决不罢休。他晚年回忆说：“真正引起我兴趣、百读不厌的，倒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先先后后，一本正经地总共读了一百多遍。我看《红楼梦》，不如俞平伯师那么多，只读了七十多遍。《水浒传》呢，我只是看了二十多遍。《三国演义》，我只看了两三遍。”
曹聚仁读书，喜欢先睹为快。在上海时，有一次，他买了一本杂志，就在南京路上，边走边看，沉浸在读书的快乐中，差点被汽车撞了个正着，司机大骂他：“走路还看书，不要命啦！”
有一回，他在上海真如车站等车时，在一家书店买了一本《房龙的故事》。从真如看到上海北站，又从北站看到家里，从黄昏看到黎明，如痴如醉，看完了书才蒙头大睡。
曹聚仁如此说过：“一部书，也和一位领袖、一个英雄、一个名人或是一个美人一般，要征服我，是不十分容易的。必须我心甘情愿，爱好了它，才可抓住我的心。”
他如此爱书，很快书多为患。家里塞满了书，可谓“汗牛充栋”。书厨满了，就在墙上装上书架。书架上放不下了，又在门上面钉起隔板。实在放不下，床底下、门背后、厕所里，也都成了藏书之所。他涉猎极广，历史、文学书外，天文、地理、哲学、军事、经济、美术、自然科学等等，几乎无所不买。他的书库，用妻子邓珂云的话说：“既是百宝箱，也是垃圾堆。”
曹聚仁在旅行时，总爱带上几本书。杜甫或陆游的诗，《老子》或《庄子》，加上一本《史记》或《聊斋志异》，一刻都不离身。
曹聚仁藏书，经历过几次劫难。“一·二八”，日军烧毁了他两屋子的书，让他心痛要死。八一三抗战爆发，他把许多珍本，装了三十多麻袋，运回老家珍藏，结果也没逃过可恨的日军，最后被焚毁一空。两次书劫后，他发誓再也不买书。但积习难改，书又在信誓旦旦的誓言中溜了回来。从旅居江西赣南到抗战胜利后，住在上海的五年间，又积了不少的书。解放后，来不及带上心爱的书，只身去了香港，以写作谋生存。想不到，一去就是22年、客死他乡，留下一屋子书。
曹聚仁在香港，晚年穷困潦倒，租不起宽敞舒适的房子，只能住在一间阳台上临时搭建的石屋里。二十余年积存的图书无处安放，只好散落在露天阳台上，用塑料布包上了事。曹聚仁在此一住就是9年，临要搬家前，半夜忽闻梁上君子，以为要来偷书，他大喜过望，心想，总算遇到披襟共语的“爱书人”了。哪知用手电筒一照，才知此人衣着潦草，面有菜色，原来是个“破烂王”。曹聚仁给了他300元港币，将其打发走，并声言：“这不是论斤卖两的废纸，而是万金不换的宝书。”
有一次，一位文学青年登门拜访曹聚仁。见他屋里屋外“书似青山常乱叠”，试着想借一本台湾刊物。曹聚仁不好意思直接拒绝，就示意他看看侧贴在书房内的小标语：“书与老婆不借”。青年人看后，心知肚明，不敢再提借书之事。曹聚仁对书的钟爱，由此可见一斑。
曹聚仁去世前几个月，为了筹措昂贵的医疗费，无奈转让心爱的藏书，不啻是“卖儿卖女”，其心痛之情，可想而知。他在信中说：“弟的书，分三部分，转让我兄。在医院每月，要二千港元开支，合其他，该有三千港元。今后四个月，只好靠兄支持了。每月支持我五百港元，拜托。”
曹聚仁病逝后，他的亲属赴港整理遗物，除了书外，别无他物。只有一份份报，一本本书，还有一捆捆手稿。
有道是以书传家，胜过良田美产。曹聚仁的书报与手稿，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