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的最前沿站着“新诗”

　　作为新文化运动最显著的文学形式之一，它的自由最适宜在新世纪身处乱世又对祖国的未来满怀浪漫畅想的青年们的抒情达意。新诗的产生受西方诗歌的影响，由胡适等大批有留洋经历的青年学子们发起并且将之弘扬。其形式与内容的自由本身便注定了它在那时尚处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大地上会迅速开花，结果。
　　文学方面的解放对应着五四青年所呼吁的人性的解放，对封建制度的反抗。他们创作新诗，翻译西方诗歌，将翻译的诗作与自己的新诗交错放置。五四的很多学者都有留洋背景：刘半农留英，胡适留美，沈尹默留日，陈独秀留法，等等。在异国他乡曾接触到的诗作，最感染他们的是那些浪漫主义作品，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浪漫主义诗歌，因为当时他们所处的中国也正在经历革命。
　　法国大革命期间，无论是法国浪漫主义的雨果，德国浪漫主义作家歌德，还是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与拜伦等都在诗作里对革命有所反映，尤其是拜伦，他甚至在希腊独立革命中牺牲了生命。
　　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接触到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加之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自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的上半年，郭沫若创作了大部分新诗，这些新诗在1921年以《女神》为名出版。虽然五四期间，中国新诗不断，但无论在艺术成就还是影响力方面，无一可以匹敌《女神》。其中的《天狗》表现出了青年的豪情万丈：“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我”是欧洲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从没有一个时期的诗歌，如欧洲浪漫主义时期一般，叙述者“我”与诗人本人有着如此私密与紧密的关系。不仅在诗歌方面，法国大革命后的欧洲在艺术创作方面，也出现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多的自画像。个人的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与宣扬。中国五四时期的启蒙受此影响极深，除了《天狗》《女神》诗集中的其他诗作也如此直白浓烈地表达了这种冲破旧有思想藩篱，改造社会，追求美好祖国与人生的力量与渴望。欧洲浪漫主义诗人笔下的“我”、“自然”、“孤独”与“爱”等在郭沫若的诗集里都有对应的作品。闻一多评论到，五四时期的青年心里充满了诸多无法言说的愁苦，喊不尽的哀愁，“忽然一个人用海涛的音调，雷霆的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

被译介最多的两位诗人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有两人在五四期间被译介得最多：一是威廉华兹华斯;一是拜伦。有趣的是，华兹华斯的诗歌被翻译得不是很多，而且很多都是他描写下层人民苦难生活的诗篇。在引介的过程中，华兹华斯对下层人民的关注被解读为诗人的“革命情怀”，虽然对华兹华斯来说，他不过是藉此表达面对苦难时人的心灵状态。“心灵”一直是华兹华斯诗歌的主要思想，是他一生为之笔耕不辍的主题。只不过是，那时的中国尚不在关注心灵的阶段。
　　不过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的一些诗歌理论影响极大。一是华兹华斯“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的说法影响了五四时期新诗创作的风格;郭沫若的《女神》中的每一首诗都是强烈到无法再强烈的感情。他将这一点发挥到极致。另外一点是华兹华斯对诗歌语言的论断。他指出诗歌的语言不应该是华丽虚饰的词藻，而应该是“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这符合五四期间一直推行的白话文运动。白话文与新诗的结合宣告那一代人与传统的决裂。
　　拜伦是五四时最受欢迎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这与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一致。胡适曾言：“斐伦在英国文学史上，仅可称二流人物。然其在异国之诗名，有时竟在肖士比、弥尔顿之上。“胡适所言的“斐伦”为拜伦，“肖士比”为莎士比亚。
　　五四时中国对拜伦的译介要远远多于华兹华斯等其他浪漫主义诗人，胡适认为，主要原因是拜伦的诗歌中充满“深情奇气”。还有就是拜伦的个人经历。他向往自由，离经叛道，挑战传统为国不容。于是出国投身到为希腊独立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革命中，并在革命中生病去世。虽然不是马革裹尸，但他与革命相连的英年早逝，在当时中国青年人心中注入了悲悯与豪情。他们需要这样的引路人，所以，他在当时的声名，以及被翻译过来的诗作是华兹华斯以及任何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无法比拟的。
　　译拜伦诗最多的苏曼殊称赞他“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之吟咏”，“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自晚清时，梁启超、马君武甚至王国维都对拜伦的《哀希腊》非常关注。苏曼殊以其诗人气质与情怀又赋予《哀希腊》悲情与豪气。“我为希人羞，我为希腊哭”，拜伦的悲情与五四时代这批为国忧愁的知识分子的担忧合二为一，“愿为摩天鸽，至死鸣且飞”又将冲天的勇气与豪气传达。
　　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苏曼殊已经离世。五四运动的大旗手之一胡适并不满意马君武与苏曼殊用旧体诗对拜伦的翻译，便自己又翻译了一遍。1907年，还在日本的鲁迅挥笔写出《摩罗诗力说》，其中所言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实是他对拜伦拯救希腊心情的总结。原文是“哀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藏着这八个字的原话并不为太多人所知，然而这经典的八字，在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学史上却成为鲁迅本人对待当时国民态度的标志。前后翻译相去不足十余年，新旧诗体同时对拜伦的热爱，表达的是当时爱国份子启民心智与救国的热切。

更大范围的译介

　　五四对西方文学中浪漫主义的引进侧重在革命的浪漫主义方面，具有革命情怀的西方诗人与诗句都迅速地在当时的青年心中扎根，促使他们或写出具有同样关心下层人民等革命情怀的诗句与意像，如沈尹默在《三弦》中所描寫的“穿破衣裳的老年人”等。这些诗句又将这种情怀注入青年人的心中，化作革命的勇气与豪情。与其将这种特点的诗歌引介定义为一种文学运动，不如将其视为政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这与当时中国革命的背景与需要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回望当时新诗与革命的豪情，我们无法否定那些外来的诗歌与诗人在其中的作用。但既然是特殊背景下的引介，那也意味着，我们会在某种程度上误读某些诗人与诗句。比如，关于华兹华斯的译介，不仅存在对已经引介来的诗歌内容的误读，也会导致对这位诗人更伟大的诗歌的忽视，缺乏对他真正伟大之处的客观认识。在此后的一百年中，我们对华兹华斯的认识始终无法摆脱某种判断，他有时候会被定义为陶渊明般的隐士诗人，有时候他又因缺少革命性而被批判。从而导致华兹华斯作为一个对人类的心灵极度关注的伟大诗人始终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一百年以后，我们生活在和平盛世，有更多与西方文化接触的机会。在上个世纪初被选择性译介而来的拜伦、雪莱与华兹华斯等诗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得到了更大范围的译介。我们依然在读《哀希腊》，但我们还能欣赏诗人对逝去文明的伤怀与诗歌本身在韵律、节奏方面的美感。我们依然在读《孤独割麦女》，或许更多读到自然对心灵、尤其是对诗人心灵的影响，以及诗人在其中对自己诗歌之路的探索。华兹华斯关于自己心灵成长的巨著——《序曲》（十四卷）在二十世纪末由北京大学丁宏为教授翻译出版。201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丁宏为教授对这部长诗的修订版，这让我们更完整理解了华兹华斯。
　　责任编辑：钟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