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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中外历史角度，指出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应该加强语言规划的力度。从教育、传媒方面，提出了我国应采取“由点到面”——从国际化大都市向欠发达地区扩散的策略，采取“两手抓”的语言规划方针，即一方面开发研究英语学习自主的策略，缩短英语教育时间；另一方面增强语言内外和谐，平衡普通话和方言、英语和汉语关系，提高普通话在我国的地位和使用规范，以适应全球化浪潮，为汉语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传播创造平台。
[关键词] 国际化 语言和谐 英语 普通话 方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语言生活变得既简单又复杂。一方面，中国遭受着来自外部的英语全球化和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另一方面，中国内部的地域方言正逐渐转变成为带有极大经济附加值的社会方言，起着隔离、边缘化“外地人”的作用，各大都市都在强化“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区别，特别是南方一些发达地区。这是极为不协调、不和谐的语言发展趋势，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因此，我们应注意语言这一潜在分化和凝聚力量，并注意龙头城市的语言规划对全局的影响。
一、语言规划的历史经验
在世界各国历史上，语言在一个国家的诞生、界定及民族身份的保持上，几乎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公约》解决了各个小国的身份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就成为了各个小国定义自己身份的主要依据。
前苏联解体后，世界上的语言学家们将其解体的原因归结为列宁同志语言规划政策的失败。前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苏维埃刚刚成立时，为了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列宁同志制定的语言政策是：确保所有的公民都以自己的民族语言受教育的权利，在公共生活社交中保持各自的民族语言和习惯，并保持和发展他们的传统习惯。用马歇尔的话说：“这一语言政策非但没能产生一个非种族化的苏联人民，反而强化了种族间的界限，从而导致了各种族群体的分离和不相认同的局面。”当经济衰退，政府的地位和威信动摇时，语言这一潜在的“凝聚”和“分化”力量就显出了它不可抗拒的威力，一发不可收拾。就像马歇尔所说：“今天，这一语言力量还在各个小共和国家、小范围内发生着作用，这在独联体的大部分地区争取独立的运动中，可见一斑。”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中国一直四分五裂。语言不通，交流存在障碍，各国都认为邻邦是异族异帮人，为求得自身发展、富足，侵略邻国就成了手段之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但统一了货币，更是制定了“书同文”政策，小篆为六国统一的书写系统。
中国解放以后，毛泽东非常重视语言问题。1956年开始实施的语言政策严格规定了推广普通话的重点领域。国家机关、教育系统、广播影视和公共服务行业是推广普通话的四个重要领域。在普及普通话方面，机关应当发挥“龙头”作用，学校应当发挥基础作用，广播电视等有声传媒应当发挥示范榜样作用，公共服务行业应当发挥“窗口”作用。国家明文规定了必须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的人员及相应的标准，并申明，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消灭方言。
中国56个民族尽管经过风风雨雨，如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但并没有发生像前苏联一样的动乱而重演四分五裂的历史，成功的语言规划政策不能说没有起到一定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成就了经济腾飞的中国，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语言也是其中之一。世界是在向西方言论所说的那样，向“多元文化的地球村”转化，还是在向英语化的“多国化”世界组织转变，对此中国语言工作者及各界人士还应该继续认真观察和研究。
二、语言规划的种类
1. 隐性规划和显性规划
语言规划可以分为隐性规划和显性规划。隐性规划可以避免大面积的冲突，结果很有效。美国成功的语言规划充分地体现了隐性规划的优势。美国的语言规划是各个州通过立法来实施的，美国联邦政府很少统一制定相关法规，这就从“显性”转入“隐性”。
中国不妨借鉴美国的做法，从各个大城市开始，由点到面，由城市到乡镇、农村，实施语言规划。这样不但会加速都市国际化的步伐，也可以避免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忽略语言环境管理而导致的不可挽回的政治、经济后果。
2. 地位规划和教育规划
（1）确立汉语为体，英语为用，普通话为主，方言为辅的政策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世界各国都在抵御和接纳的矛盾中面对英语对本土教育、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除英语国家外，包括欧洲在内的全世界各国人民都要变成“双语人”否则就无法和国际接轨。这对我国的语言规划提出了挑战。
在英语全球化的问题上，立场分为两派：一派以英美语言学家为主，拥护和赞同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主张非英语国家采取语言多元化、文化多元化政策。另一派以欧洲语言学家为先锋，也包括南美洲和亚洲的一些语言学家，他们认为英语全球化对世界语言和文化多样性造成了威胁；美国等英语国家将有可能在经济、技术乃至政治舞台上具有绝对优势等。有的专家甚至将英语教育比喻为现代的“特洛伊木马”。
语言规划的政策，既要考虑暂时经济利益和技术发展，又要考虑语言政策长远的战略意义。“母语为体，英语为用”的地位规划定位，已经明确了教育用语和重心应该是汉语普通话的大方向。一些大城市的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办所谓的贵族双语学校，在儿童的母语还没有掌握好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教育重心转移是否科学？
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制定英语教育的政策，承认语言是人们思维的工具，是与高级思维相辅相成的，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缺失，会直接影响和语言相关的文化、历史、价值观等的削弱。在小学课程中，增加京剧内容以弘扬民族文化的做法，体现了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更能保持文化的母语教育。对英语教育的重视程度，应该体现“汉语为体，英语为用”的思想。
（2）缩短英语教育时间，培养学生“习得”自主
在当前英语全球化的影响下，英语教育日趋“泛滥”，特别是在亚洲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英语和计算机的各种资格证书已经是在外企谋得高薪职位的“敲门砖”，也是出国深造的必备条件。大批莘莘学子花十几年的时间，就是为这些证书在拼命学习，甚至连专业也放到一边。
在汉语母语环境下，让三五岁的小孩在第一语言还在发展时，就花大部分时间训练外语，是有背科学的。因为汉语母语环境下，由于儿童接受能力的局限，可以不通过语法学习而掌握的英语非常有限。教学课时少，教学内容和方法单一等问题，既不能有效利用儿童获取其它知识、技能的精力和大脑资源，又不利于儿童运用第一语言进行大脑纵向认知发展的需求。二语习得研究表明，青少年的习得总的来说效果最好，效率最高，尤其是在母语环境下。应对英语教育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的情况，只能通过开发学习策略，教会学生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学会习得英语。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李宇明司长说，语言也是资源，是国家的软资源。资源要通过科学的管理和规划，才能良性发展，才能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帮助建立和谐社会。
三、构建语言和谐环境的意义
从古至今，中西方学者对语言和谐都曾作过论述。冯广艺先生将语言和谐分为语言内和谐及语言外和谐两种。语言外部和谐是指语言之间，如英语和本土语以及普通话、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和谐关系。冯广艺、郭熙、戴庆厦等都指出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构成语言外部不和谐的原因。
1. 语言生活的不和谐现象
格里斯（Grice）提出的合作原则，利奇（Leech）阐述的礼貌原则，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维索尔伦（Verschueren）提出的适应原则，我国古代学者陆机在《文赋》中所说的“因宜适变”，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主张的“变通适会”都是说明会话中应遵守“话随境发、语随境迁、意随境移、言随境止”的语言运用过程中的适应原则。会话中的各方就构成了语境，参与会话的人应随时调整自己的用语，才是对别人的尊重。
[关键词] 国际化 语言和谐 英语 普通话 方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语言生活变得既简单又复杂。一方面，中国遭受着来自外部的英语全球化和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另一方面，中国内部的地域方言正逐渐转变成为带有极大经济附加值的社会方言，起着隔离、边缘化“外地人”的作用，各大都市都在强化“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区别，特别是南方一些发达地区。这是极为不协调、不和谐的语言发展趋势，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因此，我们应注意语言这一潜在分化和凝聚力量，并注意龙头城市的语言规划对全局的影响。
一、语言规划的历史经验
在世界各国历史上，语言在一个国家的诞生、界定及民族身份的保持上，几乎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公约》解决了各个小国的身份问题。在这一过程中，语言就成为了各个小国定义自己身份的主要依据。
前苏联解体后，世界上的语言学家们将其解体的原因归结为列宁同志语言规划政策的失败。前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苏维埃刚刚成立时，为了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列宁同志制定的语言政策是：确保所有的公民都以自己的民族语言受教育的权利，在公共生活社交中保持各自的民族语言和习惯，并保持和发展他们的传统习惯。用马歇尔的话说：“这一语言政策非但没能产生一个非种族化的苏联人民，反而强化了种族间的界限，从而导致了各种族群体的分离和不相认同的局面。”当经济衰退，政府的地位和威信动摇时，语言这一潜在的“凝聚”和“分化”力量就显出了它不可抗拒的威力，一发不可收拾。就像马歇尔所说：“今天，这一语言力量还在各个小共和国家、小范围内发生着作用，这在独联体的大部分地区争取独立的运动中，可见一斑。”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中国一直四分五裂。语言不通，交流存在障碍，各国都认为邻邦是异族异帮人，为求得自身发展、富足，侵略邻国就成了手段之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不但统一了货币，更是制定了“书同文”政策，小篆为六国统一的书写系统。
中国解放以后，毛泽东非常重视语言问题。1956年开始实施的语言政策严格规定了推广普通话的重点领域。国家机关、教育系统、广播影视和公共服务行业是推广普通话的四个重要领域。在普及普通话方面，机关应当发挥“龙头”作用，学校应当发挥基础作用，广播电视等有声传媒应当发挥示范榜样作用，公共服务行业应当发挥“窗口”作用。国家明文规定了必须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的人员及相应的标准，并申明，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消灭方言。
中国56个民族尽管经过风风雨雨，如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但并没有发生像前苏联一样的动乱而重演四分五裂的历史，成功的语言规划政策不能说没有起到一定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成就了经济腾飞的中国，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语言也是其中之一。世界是在向西方言论所说的那样，向“多元文化的地球村”转化，还是在向英语化的“多国化”世界组织转变，对此中国语言工作者及各界人士还应该继续认真观察和研究。
二、语言规划的种类
1. 隐性规划和显性规划
语言规划可以分为隐性规划和显性规划。隐性规划可以避免大面积的冲突，结果很有效。美国成功的语言规划充分地体现了隐性规划的优势。美国的语言规划是各个州通过立法来实施的，美国联邦政府很少统一制定相关法规，这就从“显性”转入“隐性”。
中国不妨借鉴美国的做法，从各个大城市开始，由点到面，由城市到乡镇、农村，实施语言规划。这样不但会加速都市国际化的步伐，也可以避免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忽略语言环境管理而导致的不可挽回的政治、经济后果。
2. 地位规划和教育规划
（1）确立汉语为体，英语为用，普通话为主，方言为辅的政策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世界各国都在抵御和接纳的矛盾中面对英语对本土教育、经济生活带来的影响。除英语国家外，包括欧洲在内的全世界各国人民都要变成“双语人”否则就无法和国际接轨。这对我国的语言规划提出了挑战。
在英语全球化的问题上，立场分为两派：一派以英美语言学家为主，拥护和赞同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主张非英语国家采取语言多元化、文化多元化政策。另一派以欧洲语言学家为先锋，也包括南美洲和亚洲的一些语言学家，他们认为英语全球化对世界语言和文化多样性造成了威胁；美国等英语国家将有可能在经济、技术乃至政治舞台上具有绝对优势等。有的专家甚至将英语教育比喻为现代的“特洛伊木马”。
语言规划的政策，既要考虑暂时经济利益和技术发展，又要考虑语言政策长远的战略意义。“母语为体，英语为用”的地位规划定位，已经明确了教育用语和重心应该是汉语普通话的大方向。一些大城市的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办所谓的贵族双语学校，在儿童的母语还没有掌握好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教育重心转移是否科学？
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制定英语教育的政策，承认语言是人们思维的工具，是与高级思维相辅相成的，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缺失，会直接影响和语言相关的文化、历史、价值观等的削弱。在小学课程中，增加京剧内容以弘扬民族文化的做法，体现了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更能保持文化的母语教育。对英语教育的重视程度，应该体现“汉语为体，英语为用”的思想。
（2）缩短英语教育时间，培养学生“习得”自主
在当前英语全球化的影响下，英语教育日趋“泛滥”，特别是在亚洲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英语和计算机的各种资格证书已经是在外企谋得高薪职位的“敲门砖”，也是出国深造的必备条件。大批莘莘学子花十几年的时间，就是为这些证书在拼命学习，甚至连专业也放到一边。
在汉语母语环境下，让三五岁的小孩在第一语言还在发展时，就花大部分时间训练外语，是有背科学的。因为汉语母语环境下，由于儿童接受能力的局限，可以不通过语法学习而掌握的英语非常有限。教学课时少，教学内容和方法单一等问题，既不能有效利用儿童获取其它知识、技能的精力和大脑资源，又不利于儿童运用第一语言进行大脑纵向认知发展的需求。二语习得研究表明，青少年的习得总的来说效果最好，效率最高，尤其是在母语环境下。应对英语教育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的情况，只能通过开发学习策略，教会学生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学会习得英语。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李宇明司长说，语言也是资源，是国家的软资源。资源要通过科学的管理和规划，才能良性发展，才能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帮助建立和谐社会。
三、构建语言和谐环境的意义
从古至今，中西方学者对语言和谐都曾作过论述。冯广艺先生将语言和谐分为语言内和谐及语言外和谐两种。语言外部和谐是指语言之间，如英语和本土语以及普通话、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和谐关系。冯广艺、郭熙、戴庆厦等都指出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构成语言外部不和谐的原因。
1. 语言生活的不和谐现象
格里斯（Grice）提出的合作原则，利奇（Leech）阐述的礼貌原则，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维索尔伦（Verschueren）提出的适应原则，我国古代学者陆机在《文赋》中所说的“因宜适变”，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主张的“变通适会”都是说明会话中应遵守“话随境发、语随境迁、意随境移、言随境止”的语言运用过程中的适应原则。会话中的各方就构成了语境，参与会话的人应随时调整自己的用语，才是对别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