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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的影响，中国国民经济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困难，农业是重灾区。为了尽快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当时经济工作的重要负责人，李富春在中央的领导下，提出、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些思想分为三个方面，剖析困难原因是恢复农业生产的基础，以农业为基础、工业支援农业发展是核心，积极支持农业中出现的创新做法是关键。
[关键词]经济计划；综合平衡；包产到户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6-0021-03
20世纪60年代，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国民经济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困难。粮食产量1960年降至2870亿斤，比1959年减少530亿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的4000亿斤减少了1120亿斤，跌落到1951年水平。许多地区非正常死亡率大幅度上升，1960年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了1000万。1960年夏天开始，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1]
为了扭转局面，中共中央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调整、恢复国民经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在这次调整、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恢复农业生产的观点，对农业乃至国民经济快速走出低谷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主要探讨1960—1962年期间，李富春关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思想。
一、前提条件：剖析困难原因是恢复农业发展的基础
李富春从分管全国计划工作的角度，认为农业生产之所以出现严峻的困难局面，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对农业生产的估计不切实际。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生产指标一再被调高。农业也不例外。在1960年6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海）上，李富春坦诚地说，1959年对外公布的粮食产量是5401亿斤，实际只有4800亿斤，后来核实实际产量是3400亿斤，实际产量比公布的产量低了2000多亿斤，但对1962年拟定的粮食产量6600亿斤，他说：“今年报个老实数字，明年、后年才好搞。”[2]在7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指出农业存在摊子铺的太大，农业水利基建规模太大的问题。在1961年7月全国计划会议上，在分析困难局面造成的因素时，指出不切实际的估计是重要原因。从李富春的几次讲话可以看出，无论是预计的过高数字，还是铺开的过大摊子，主要源于对农业产量的不科学估计。
（二）对农业生产复杂性的认识缺乏深度。在1960年7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上，李富春指出，我们一个时期对农业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够。11月上旬和中旬，李富春在国务院各办负责人和工交各部党组会议、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把对农业工作，总结为三个“认识不够”，一是对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农业服务、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认识不够；二是对人民公社必须坚持三级所有制，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破坏生产力的危害性认识不够，对三级所有制总是动动摇摇，对发展社办经济总想搞快搞多。三是对劳动力的重要性，对全面地按比例地安排劳动力的必要性认识不够，没有深刻认识劳动力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浪费劳动力是最大的浪费。
（三）只关注工业导致对农业的忽视。作为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还跳出农业自身，以更开阔的视野总结农业生产遭受破坏的因素。1960年11月，在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上，他指出，我们搞工业，往往从工业本身考虑，而不首先从农业着想，没有真正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对农村的情况和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的执行情况往往不甚了了。他举例说因为工业指标过高、过大，导致从农村抽取了大量劳动力，导致农村生产力削弱。他还做了自我批评，作为计划机关的第一负责人，制定计划常常也是注重工业、忽视农业。在1961年7月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他又从比例角度分析了农业造成失误的原因，指出由于工业方面指标过高、计划过大，工业比例过大，挤占了农业的比例，影响了农业的发展。
二、核心思想：以农业为基础、工业支援农业发展
李富春是党内较早领导经济工作的中央负责人，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各产业的相互关系，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早在1949年，他在东北局农工商会议上就指出：“譬如发展生产，必须首先发展农业生产。这是因为工业原料的大部分是从农业中来的，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场又在农村，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销路和原料这三大问题，无一能够离开农业。轻视农业是根本错误的。但是，农业的发展，农民要免除贫困获得经济上的解放，又必须依靠工业。因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发展大规模生产，农民生活必需工业品的供给，都得依靠工业。[3]在本次国民经济调整中，李富春延续了这一思想，并鲜明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要支援农业发展的思想。
（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自1960年开始，关于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李富春反复强调要以农业为基础，他强调：“要抓农业，以农业为基础，抓农业主产、基建、劳动力、生活的全面安排，真正实现工农业并举。”他还举鞍钢为例，说：“现在每月二两肉，每天四两菜，这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如果农业搞不好，就影响工业，影响城市，农业搞不好，就抽不出多的劳动力搞工业”。[4]他要求在1961年和两三年内“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争取农业丰收，特别是粮食的丰收”。
如何确保农业的基础地位？
一是增加农业劳动力。他认为劳动力是农村的第一资源，提出对农村劳动力必须做全面的、全年的安排，保证一年四季有足够的农业劳动力。为了增加农村劳动力，同时减少城市人口，中央成立了以李富春为首的精简小组。李富春反复强调，由于各行业情况不同，特别是与农业有关的行业，精减人员必须考虑对恢复农业生产的影响。在听取轻工业部汇报时，李富春指示，轻工业的并厂、停产和减人，应充分估计到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原料，首先从原料的供应可能出发，不从需要出发。[5]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城镇人口2600万。这就意味着农村增加了2600万劳动力。 二是增加农业发展指标。在1960年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富春指出应对工业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后来，周恩来在吸收李富春意见的基础上，将其定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成为一个时期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指导方针。调整工作首先从农业开始。在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1961年计划指标做了调整，共涉及五项指标，只有煤炭和粮食增加了。粮食则调高到4100亿斤，比计委会议时增加了200亿斤。这年7月，北戴河全国计划会议又对计划数字做了调整，这次涉及四个方面，粮食产量，1961年预计为2700亿斤，1962年在上年实际达到产量的基础上增长8%-10%。而钢产量、煤炭产量、基本建设投资均降低了。[6]国家计委草拟的1963年计划控制数字，1963年工业总产值比1962年的预计数字要下降，而农业总产值则比1962年预计数字增长。这说明在计划工作中，农业摆在了突出位置。
三是优先安排农业发展。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李富春做了《关于安排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要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安排经济生活。就是要“先安排好农业，再安排重工业；在安排重工业的时候，又必须安排好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农业机械、农具、化肥、农药等行业，再安排其他行业”。并将其上升到政治高度，他指出，“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经济生活，加快农业的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减轻农民的负担，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样做，将大大有利于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在比例关系上，加强综合平衡工作，尽可能提高农业的发展速度，提高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的发展速度，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
（二）工业要支援农业的发展。作为国家计划工作的领导人，李富春要求从各方面支援农业发展，首先就是工业支援农业。他在1960年7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工业支援农业主要是钢铁、机械、化肥、农药、运输，今后两年钢材的分配比例争取做到11%—12%。之后的会议上，强调农业基础地位之后，必然同时强调工业要支援农业的发展。
在1961年1月李富春在广东的调查中，建议出去调查的干部，如果以工业为重点，也要看看农业和工业；如果以农业为重点，也要看看同农业有关的工业。[7]1962年五月会议后，经过对江苏、安徽、山东的调研，他进一步坚定了在调整中首先要恢复和发展农业，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的思想。因此要求国家计委多关注农业，每个季度都要向中央政治局报告情况和问题。此时，他对工业支援农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支援农业，不根据情况提出具体政策，光提指标，有可能不切合实际，生产出来的工业产品没有人要，还得积压。因此提醒工业部门要注意从实际出发，从农民的需要出发。例如，现在农村生产关系有改变，生产队小了，而我们还生产些大的农业机械，就卖不出去。[8]
在国家计委研究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李富春强调196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要以支援农业为中心，把方针任务、措施和主要指标提出来。要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农业，进一步调整重工业，以利于支援农业，在恢复发展农业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吃穿用，调整物价和工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9]即使这样，他认为还不够，要以农业为中心，对生产和基建指标再进行调整。他致信国家计委几位副主任：“关于生产和基建指标的安排恐应以支援农业为中心进行一些调整，根据（一）明年如何支援农业（当务之急）；（二）增产轻工业品，有些农具可用铁板做；（三）维持重工业支援农业的简单再生产；（四）照顾国防的需要；（五）哪些留有余地，哪些是满打满算的。”[10]
三、创新火花：农业政策可以适当搞活一点
李富春还从实际工作出发，实事求是，向中央提出建议调整农业政策，以从下到上的视角来为农业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
（一）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方针。1962年西楼会议后，中央恢复设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李富春带队到河南、湖北检查。当时中南局根据中南五省情况，对农业恢复时间表提出不同要求：湖北、广东、湖南粮食生产的恢复争取在三年内实现，准备四年；广西争取四年，准备五年；河南争取六年，准备七年。李富春赞成这个安排，说这个方针对，争取快、准备慢，也就是争取好，准备坏。李富春从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有区别地对待各地的发展速度。
（二）支持农民自发的创新举措。对农村生产关系和农业生产管理方式，李富春支持农民自发兴起的各种生产责任制。他明确表示：“恢复农业，靠搞好集体经济，要做很多工作，许多具体问题要解决。另一方面，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重灾区，只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各种形式都不否定，如包产到户、责任田，甚至分田到户，都是过渡形式，要大胆设想，只要有利于农业恢复的形式都可以采用，还要在政策上加以注意考虑。”[11]这一时期，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也都对责任田和包产到户持肯定态度。1962年7月，李富春在当前经济工作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生产力破坏严重、群众对于集体经济失去信心的地区，除了说服农民和支援农民搞好集体经济外，也可以根据农民的意见采取某些过渡的办法，如安徽省的‘责任田’，河南省的‘借地’，等等……有的地区，可以扩大自留地。”“生产队在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以后，农民自己分得的粮食、油料，可以根据各地不同情况进入自由市场销售。”[12]虽然态度比较谨慎，但还是突破了以往农业生产“统一经营”的模式。
经过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果断措施，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农业生产开始回升。这一年粮食总产量达3200亿斤，比上年增产250亿斤，油料总产量达4006.6万担，比上年增产379.6万担。按当年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达585亿元，比上年增长6.2%，结束了连续三年下降的局面。其次，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有所改善，农业和工业的产值比例，由1960年21.8%：78.2%改变为38.9%：61.1%。
通过梳理李富春的相关思想，对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反复强调的“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始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的重要决定，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
[2]李富春.李富春选集[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
[3]房维中，金冲及.李富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4]吴才兴.重要转变的起步——李富春与八字方针的酝酿形成[J].党史文苑，2010（5）.
[5]罗朝晖.李富春的经济思想与科学发展观[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3）.
[6]唐振南，贺正.难得的多面手——李富春生平纪事[J].湖南党史，2000（3）.
[7]李佩兰.试论李富春的历史功绩[J].湖南社会科学，2001（3）.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2014级博士生
责任编辑：赵 菲
[关键词]经济计划；综合平衡；包产到户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6-0021-03
20世纪60年代，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国民经济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困难。粮食产量1960年降至2870亿斤，比1959年减少530亿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的4000亿斤减少了1120亿斤，跌落到1951年水平。许多地区非正常死亡率大幅度上升，1960年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了1000万。1960年夏天开始，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1]
为了扭转局面，中共中央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调整、恢复国民经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在这次调整、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恢复农业生产的观点，对农业乃至国民经济快速走出低谷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主要探讨1960—1962年期间，李富春关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思想。
一、前提条件：剖析困难原因是恢复农业发展的基础
李富春从分管全国计划工作的角度，认为农业生产之所以出现严峻的困难局面，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对农业生产的估计不切实际。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生产指标一再被调高。农业也不例外。在1960年6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海）上，李富春坦诚地说，1959年对外公布的粮食产量是5401亿斤，实际只有4800亿斤，后来核实实际产量是3400亿斤，实际产量比公布的产量低了2000多亿斤，但对1962年拟定的粮食产量6600亿斤，他说：“今年报个老实数字，明年、后年才好搞。”[2]在7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指出农业存在摊子铺的太大，农业水利基建规模太大的问题。在1961年7月全国计划会议上，在分析困难局面造成的因素时，指出不切实际的估计是重要原因。从李富春的几次讲话可以看出，无论是预计的过高数字，还是铺开的过大摊子，主要源于对农业产量的不科学估计。
（二）对农业生产复杂性的认识缺乏深度。在1960年7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上，李富春指出，我们一个时期对农业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够。11月上旬和中旬，李富春在国务院各办负责人和工交各部党组会议、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把对农业工作，总结为三个“认识不够”，一是对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农业服务、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认识不够；二是对人民公社必须坚持三级所有制，对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破坏生产力的危害性认识不够，对三级所有制总是动动摇摇，对发展社办经济总想搞快搞多。三是对劳动力的重要性，对全面地按比例地安排劳动力的必要性认识不够，没有深刻认识劳动力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浪费劳动力是最大的浪费。
（三）只关注工业导致对农业的忽视。作为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还跳出农业自身，以更开阔的视野总结农业生产遭受破坏的因素。1960年11月，在第九次全国计划会议上，他指出，我们搞工业，往往从工业本身考虑，而不首先从农业着想，没有真正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对农村的情况和党的方针政策在农村的执行情况往往不甚了了。他举例说因为工业指标过高、过大，导致从农村抽取了大量劳动力，导致农村生产力削弱。他还做了自我批评，作为计划机关的第一负责人，制定计划常常也是注重工业、忽视农业。在1961年7月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他又从比例角度分析了农业造成失误的原因，指出由于工业方面指标过高、计划过大，工业比例过大，挤占了农业的比例，影响了农业的发展。
二、核心思想：以农业为基础、工业支援农业发展
李富春是党内较早领导经济工作的中央负责人，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各产业的相互关系，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早在1949年，他在东北局农工商会议上就指出：“譬如发展生产，必须首先发展农业生产。这是因为工业原料的大部分是从农业中来的，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场又在农村，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销路和原料这三大问题，无一能够离开农业。轻视农业是根本错误的。但是，农业的发展，农民要免除贫困获得经济上的解放，又必须依靠工业。因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发展大规模生产，农民生活必需工业品的供给，都得依靠工业。[3]在本次国民经济调整中，李富春延续了这一思想，并鲜明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要支援农业发展的思想。
（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自1960年开始，关于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李富春反复强调要以农业为基础，他强调：“要抓农业，以农业为基础，抓农业主产、基建、劳动力、生活的全面安排，真正实现工农业并举。”他还举鞍钢为例，说：“现在每月二两肉，每天四两菜，这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如果农业搞不好，就影响工业，影响城市，农业搞不好，就抽不出多的劳动力搞工业”。[4]他要求在1961年和两三年内“必须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争取农业丰收，特别是粮食的丰收”。
如何确保农业的基础地位？
一是增加农业劳动力。他认为劳动力是农村的第一资源，提出对农村劳动力必须做全面的、全年的安排，保证一年四季有足够的农业劳动力。为了增加农村劳动力，同时减少城市人口，中央成立了以李富春为首的精简小组。李富春反复强调，由于各行业情况不同，特别是与农业有关的行业，精减人员必须考虑对恢复农业生产的影响。在听取轻工业部汇报时，李富春指示，轻工业的并厂、停产和减人，应充分估计到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原料，首先从原料的供应可能出发，不从需要出发。[5]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城镇人口2600万。这就意味着农村增加了2600万劳动力。 二是增加农业发展指标。在1960年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富春指出应对工业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后来，周恩来在吸收李富春意见的基础上，将其定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成为一个时期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指导方针。调整工作首先从农业开始。在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1961年计划指标做了调整，共涉及五项指标，只有煤炭和粮食增加了。粮食则调高到4100亿斤，比计委会议时增加了200亿斤。这年7月，北戴河全国计划会议又对计划数字做了调整，这次涉及四个方面，粮食产量，1961年预计为2700亿斤，1962年在上年实际达到产量的基础上增长8%-10%。而钢产量、煤炭产量、基本建设投资均降低了。[6]国家计委草拟的1963年计划控制数字，1963年工业总产值比1962年的预计数字要下降，而农业总产值则比1962年预计数字增长。这说明在计划工作中，农业摆在了突出位置。
三是优先安排农业发展。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李富春做了《关于安排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要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安排经济生活。就是要“先安排好农业，再安排重工业；在安排重工业的时候，又必须安排好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农业机械、农具、化肥、农药等行业，再安排其他行业”。并将其上升到政治高度，他指出，“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次序来安排经济生活，加快农业的发展，增加农民的收入，减轻农民的负担，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样做，将大大有利于工农联盟的进一步巩固。”在比例关系上，加强综合平衡工作，尽可能提高农业的发展速度，提高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的发展速度，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
（二）工业要支援农业的发展。作为国家计划工作的领导人，李富春要求从各方面支援农业发展，首先就是工业支援农业。他在1960年7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工业支援农业主要是钢铁、机械、化肥、农药、运输，今后两年钢材的分配比例争取做到11%—12%。之后的会议上，强调农业基础地位之后，必然同时强调工业要支援农业的发展。
在1961年1月李富春在广东的调查中，建议出去调查的干部，如果以工业为重点，也要看看农业和工业；如果以农业为重点，也要看看同农业有关的工业。[7]1962年五月会议后，经过对江苏、安徽、山东的调研，他进一步坚定了在调整中首先要恢复和发展农业，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的思想。因此要求国家计委多关注农业，每个季度都要向中央政治局报告情况和问题。此时，他对工业支援农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支援农业，不根据情况提出具体政策，光提指标，有可能不切合实际，生产出来的工业产品没有人要，还得积压。因此提醒工业部门要注意从实际出发，从农民的需要出发。例如，现在农村生产关系有改变，生产队小了，而我们还生产些大的农业机械，就卖不出去。[8]
在国家计委研究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李富春强调1963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要以支援农业为中心，把方针任务、措施和主要指标提出来。要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农业，进一步调整重工业，以利于支援农业，在恢复发展农业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吃穿用，调整物价和工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9]即使这样，他认为还不够，要以农业为中心，对生产和基建指标再进行调整。他致信国家计委几位副主任：“关于生产和基建指标的安排恐应以支援农业为中心进行一些调整，根据（一）明年如何支援农业（当务之急）；（二）增产轻工业品，有些农具可用铁板做；（三）维持重工业支援农业的简单再生产；（四）照顾国防的需要；（五）哪些留有余地，哪些是满打满算的。”[10]
三、创新火花：农业政策可以适当搞活一点
李富春还从实际工作出发，实事求是，向中央提出建议调整农业政策，以从下到上的视角来为农业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
（一）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方针。1962年西楼会议后，中央恢复设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李富春带队到河南、湖北检查。当时中南局根据中南五省情况，对农业恢复时间表提出不同要求：湖北、广东、湖南粮食生产的恢复争取在三年内实现，准备四年；广西争取四年，准备五年；河南争取六年，准备七年。李富春赞成这个安排，说这个方针对，争取快、准备慢，也就是争取好，准备坏。李富春从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有区别地对待各地的发展速度。
（二）支持农民自发的创新举措。对农村生产关系和农业生产管理方式，李富春支持农民自发兴起的各种生产责任制。他明确表示：“恢复农业，靠搞好集体经济，要做很多工作，许多具体问题要解决。另一方面，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重灾区，只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各种形式都不否定，如包产到户、责任田，甚至分田到户，都是过渡形式，要大胆设想，只要有利于农业恢复的形式都可以采用，还要在政策上加以注意考虑。”[11]这一时期，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也都对责任田和包产到户持肯定态度。1962年7月，李富春在当前经济工作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生产力破坏严重、群众对于集体经济失去信心的地区，除了说服农民和支援农民搞好集体经济外，也可以根据农民的意见采取某些过渡的办法，如安徽省的‘责任田’，河南省的‘借地’，等等……有的地区，可以扩大自留地。”“生产队在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以后，农民自己分得的粮食、油料，可以根据各地不同情况进入自由市场销售。”[12]虽然态度比较谨慎，但还是突破了以往农业生产“统一经营”的模式。
经过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果断措施，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农业生产开始回升。这一年粮食总产量达3200亿斤，比上年增产250亿斤，油料总产量达4006.6万担，比上年增产379.6万担。按当年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达585亿元，比上年增长6.2%，结束了连续三年下降的局面。其次，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有所改善，农业和工业的产值比例，由1960年21.8%：78.2%改变为38.9%：61.1%。
通过梳理李富春的相关思想，对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反复强调的“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始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的重要决定，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3.
[2]李富春.李富春选集[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2.
[3]房维中，金冲及.李富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4]吴才兴.重要转变的起步——李富春与八字方针的酝酿形成[J].党史文苑，2010（5）.
[5]罗朝晖.李富春的经济思想与科学发展观[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3）.
[6]唐振南，贺正.难得的多面手——李富春生平纪事[J].湖南党史，2000（3）.
[7]李佩兰.试论李富春的历史功绩[J].湖南社会科学，2001（3）.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2014级博士生
责任编辑：赵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