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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分析
研究整个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我们必须首先研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问题。(见表1)
从博弈矩阵分析得出,对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来说(不提供,不提供)是占优策略。当地方政府选择不提供农村公共物品时,面对地方政府的此种选择,中央以全社会公共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只能选择(不提供,提供)即(NP,P)策略,即地方政府置身事外,中央政府负担。中央政府担心如果不能按照农村公共物品的真实需要供给,可能会加重各地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不均衡,可见中央不愿意提供农村公共物品,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量明显不足。按照公共财政及公共物品理论,中央政府本应当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目前的现状却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相匹配。中央并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反而推给了地方政府,最后这些公共物品只能由“话语权”较少的地方政府来承担,出现了“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现象。实际上中央政府作为强博弈主体,其利益并没有受到损伤。可以说,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其本身承担全国性农村公共物品建设的职能没有完全履行,中央政府通过其强大的政治权力把维护公共物品建设职能推给了弱博弈主体地方政府。因此受中央政府财力不足的局限及地方政府不愿意增加地方财力支出的影响,农村公共物品需要农民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就成为其必然选择。
鉴于以上分析不难得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博弈过程中各自采取了不提供的博弈策略,政府缺位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
二、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博弈分析
(见表2)地方政府和农民间的博弈分析,可以通过“智猪博弈”(boxed pigs)来进行分析。我们将模型假定在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在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供给形成了一个“智猪博弈”,即能者多劳,弱者少劳的博弈。将地方政府假设为大猪,农民假设为小猪,这个博弈中,地方政府的最优选择依赖于农民的选择,但农民的最优选择与地方政府的选择无关。如果地方政府知道农民是理性的,地方政府将选择“按”,均衡是“政府按,农民等待”。 在这个博弈中,理性的农民的最佳决策是等待地方政府去行动,而自己选择搭便车。地方政府的最佳决策是自己采取行动,农民选择等待,(按,等待)是这一博弈的惟一纳什均衡。可见地方政府的收益外部化,农民不劳而获,免费搭了地方政府的便车。地方政府显然成为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但他提供的公共物品数量小于社会最优的数量。农民成为搭便车者,农民能够从地方政府提供的农村公共物品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目前地方政府在“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减少,而支出责任在增加,中央对地方政府制度约束弱而对官员行为监督成本高时,为保自己的财政收入不会减少,地方政府会减少公共物品的供给,采取向农民摊派或收取费用来进行公共物品的建设。而农民由于受到文化、信息、财力等限制最终会选择一种消极的态度,即拒绝和拖延交纳费用。所以在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博弈中,地方政府以各种方式让农民承担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责任。而相对于农民来说,目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与地方政府进行的博弈中采取不愿意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可见地方政府由于财力有限规避自己的责任,农民想搭便车也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
三、农民之间的博弈分析
由于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之后,很难排他或排他的成本非常高,农民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的选择就是理性之举了,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哈丁公共地的悲剧。当参与成本相对收入来说过高时,理性的农民就会选择规避风险,保全自己的利益,他会是一个理性的机会主义的风险规避者。此时农民的这些行为方式就像是囚徒困境,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理性的行为就是选择规避风险。
“囚徒困境”(The prisoners’Dilemma)是被广为引用的对策论模型之一,它描述了无法相互沟通的个人之间出于自身理性考虑所进行的抉择往往并不符合双方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这一两难境地。在农民之间提供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引入囚徒的困境来进行博弈分析。囚徒的困境表明,尽管提供农村公共物品会给双方都带来更大的利益,但是理性的个人还是禁不住要选择不提供公共物品。下面就用 “囚徒困境”(The prisoners’Dilemma)来说明农民之间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博弈分析。假设有1和2两个农民共同投资一个公共物品,如果双方合作,每一方的支付为T,如果由单个农民提供,两者的支付为(R,S)或(S,R)。如果双方都不提供,支付都为P,并且满足R>T>P>S,(S+R) 农民1和农民2对整个支付矩阵是清楚的。按照博弈论的理论,假定在没有共谋的情况下,不管农民2是否为公共物品支付代价,农民1的最佳策略就是不合作。所以双方就是都不付费。纳什均衡(不合作,不合作)是占优均衡,但是显然没有办法达到帕累托最优。所以只有当相互合谋时才能以最小的损失即获得最大的利益,这就是合作博弈。如果农民都只从自己得益多少出发考虑问题,农民都只打自己的小算盘,结果就是谁也不作为,就出现了集体理发与个人理性的悖论,对局锁定在“三人和尚没水吃”的局面,排除了合作双赢的局面。上述分析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了,可见农民只有合作协商,才会走出哈丁公共地的悲剧。
鉴于以上分析,正是由于各利益主体的相互博弈最终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
(关慧,1976年生,辽宁沈阳人,沈阳大学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政、税收。蔡冬冬,1979年生,沈阳工业大学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政、税收)
研究整个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我们必须首先研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问题。(见表1)
从博弈矩阵分析得出,对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来说(不提供,不提供)是占优策略。当地方政府选择不提供农村公共物品时,面对地方政府的此种选择,中央以全社会公共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只能选择(不提供,提供)即(NP,P)策略,即地方政府置身事外,中央政府负担。中央政府担心如果不能按照农村公共物品的真实需要供给,可能会加重各地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不均衡,可见中央不愿意提供农村公共物品,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量明显不足。按照公共财政及公共物品理论,中央政府本应当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但目前的现状却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相匹配。中央并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反而推给了地方政府,最后这些公共物品只能由“话语权”较少的地方政府来承担,出现了“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现象。实际上中央政府作为强博弈主体,其利益并没有受到损伤。可以说,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其本身承担全国性农村公共物品建设的职能没有完全履行,中央政府通过其强大的政治权力把维护公共物品建设职能推给了弱博弈主体地方政府。因此受中央政府财力不足的局限及地方政府不愿意增加地方财力支出的影响,农村公共物品需要农民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就成为其必然选择。
鉴于以上分析不难得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博弈过程中各自采取了不提供的博弈策略,政府缺位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
二、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博弈分析
(见表2)地方政府和农民间的博弈分析,可以通过“智猪博弈”(boxed pigs)来进行分析。我们将模型假定在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在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供给形成了一个“智猪博弈”,即能者多劳,弱者少劳的博弈。将地方政府假设为大猪,农民假设为小猪,这个博弈中,地方政府的最优选择依赖于农民的选择,但农民的最优选择与地方政府的选择无关。如果地方政府知道农民是理性的,地方政府将选择“按”,均衡是“政府按,农民等待”。 在这个博弈中,理性的农民的最佳决策是等待地方政府去行动,而自己选择搭便车。地方政府的最佳决策是自己采取行动,农民选择等待,(按,等待)是这一博弈的惟一纳什均衡。可见地方政府的收益外部化,农民不劳而获,免费搭了地方政府的便车。地方政府显然成为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但他提供的公共物品数量小于社会最优的数量。农民成为搭便车者,农民能够从地方政府提供的农村公共物品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目前地方政府在“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减少,而支出责任在增加,中央对地方政府制度约束弱而对官员行为监督成本高时,为保自己的财政收入不会减少,地方政府会减少公共物品的供给,采取向农民摊派或收取费用来进行公共物品的建设。而农民由于受到文化、信息、财力等限制最终会选择一种消极的态度,即拒绝和拖延交纳费用。所以在地方政府与农民的博弈中,地方政府以各种方式让农民承担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责任。而相对于农民来说,目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与地方政府进行的博弈中采取不愿意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可见地方政府由于财力有限规避自己的责任,农民想搭便车也不愿意承担责任,所以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
三、农民之间的博弈分析
由于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之后,很难排他或排他的成本非常高,农民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的选择就是理性之举了,这种情况非常类似于哈丁公共地的悲剧。当参与成本相对收入来说过高时,理性的农民就会选择规避风险,保全自己的利益,他会是一个理性的机会主义的风险规避者。此时农民的这些行为方式就像是囚徒困境,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理性的行为就是选择规避风险。
“囚徒困境”(The prisoners’Dilemma)是被广为引用的对策论模型之一,它描述了无法相互沟通的个人之间出于自身理性考虑所进行的抉择往往并不符合双方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这一两难境地。在农民之间提供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引入囚徒的困境来进行博弈分析。囚徒的困境表明,尽管提供农村公共物品会给双方都带来更大的利益,但是理性的个人还是禁不住要选择不提供公共物品。下面就用 “囚徒困境”(The prisoners’Dilemma)来说明农民之间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博弈分析。假设有1和2两个农民共同投资一个公共物品,如果双方合作,每一方的支付为T,如果由单个农民提供,两者的支付为(R,S)或(S,R)。如果双方都不提供,支付都为P,并且满足R>T>P>S,(S+R)
鉴于以上分析,正是由于各利益主体的相互博弈最终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不足。
(关慧,1976年生,辽宁沈阳人,沈阳大学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政、税收。蔡冬冬,1979年生,沈阳工业大学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政、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