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庆路3号:一个家族的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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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庆路3号是上海规模最大的私人花园。这里原是上海滩染料大王周宗良的宅邸。现在,它的门口挂上了“衡山酒店办公室”的牌子,和一张责令原居住人搬迁的公告。
  
  徐元章每天都心怀忐忑,害怕自己出了门便进不去宝庆路3号,这个他生活了50多年的老宅子。
  在这背后,是一场持续数年的房产纠纷案。上海地产集团购得上海最大的私人花园洋房──宝庆路3号, 成交价7300万元近乎市场价的一半。
  于是,这个旧梦深锁的欧式花园豪宅又多了些探秘的眼光。除了这座房子的兴衰起落、家族三代人的纷争沉浮,老宅子的交易过程也令人揣度。
  打败徐元章的,是岁月和潦倒,抑或是无奈?
  
  豪门、遗产
  
  就像它常年紧闭的漆黑大门一样,宝庆路3号弥漫着外人不能参透的谜。
  它位于宝庆路和淮海路的交叉口,是上海黄金地段中的黄金位置。若干年前,这里曾是“地王”旧法租界霞飞路的黄金分割点。如今,路人只能透过围墙,通过古堡似的建筑和宽阔的草坪来追忆旧上海的奢华之梦。
  这座宅子被誉为“上海第一私人花园”——整个宅邸土地使用面积4774平方米,建筑面积1048平方米。无论旧时今日,该豪宅的规模几乎无人望其项背。
  这里曾是徐元章的外祖父、“染料大王”周宗良的私人宅邸。一战中,德商谦信洋行将在沪资产托周宗良隐匿保管,战后周宗良悉数归还。他以诚实赢得了德国人的信任,不久就成为德国法本集团(二战时是希特勒的主要支持伙伴)在中国的总买办。到了40年代,周宗良的资产十分可观,仅外汇就达400万美元,当时上海滩头号人物杜月笙的外汇储蓄也只有十几万美元。
  1930年前后,周宗良从德商手里买下宝庆路3号,并在原建筑基础上扩建,形成了客厅、主人楼、客人楼、佣人楼和厨楼分别独立的形式。这种注重隐私的居住方式是典型的西化生活习惯。70多年后,上海佘山2.5亿元的顶级别墅就是拿这种“分楼居住”的概念做了卖点。
  1948年,周宗良带着三个年龄最小的儿子经由广州去往香港,从此再未回到上海。三年后,徐元章的母亲、周家四小姐周韵琴夫妇带着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回到宝庆路3号居住。
  周宗良离开上海后,三子周孝存成了周家在内地产业的负责人。周孝存为人张扬,在1954年一口气买了6辆车,花了4万美元游历欧洲。
  周宗良却在香港病入膏肓。周宗良生前分别娶妻孙家仪等四房,有6个儿子7个女儿,留下孙辈众多,散布在国内及美国等地。1957年周宗良在香港逝世,留下遗嘱:财产分配比例为妻子孙家仪25%,6个儿子平均分配50%,7个女儿共占25%。
  当周宗良儿子、女儿这一代也要相继离开人世时,周宗良的遗产分割日益成为众多后辈的心病。
  2002年6月,周宗良的三媳妇周遂良等7人向上海市一中院递交诉状,将周宗良二儿子的女儿周广仁、养女周平等16个子孙告上法庭,要求解决宝庆路3号等几处不动产的遗产分割问题。
  周宗良在国内财产多为不动产,加之周氏家族人丁众多,不少人在海外,致使继承关系更为复杂,这才有了房产纠纷的缘起:拍卖宝庆路3号,以便周氏后人用现金方式分割这座不动产。
  
  周四小姐、继承权
  
  
  在宝庆路3号这座深宅大院内,周宗良的四女儿周韵琴上演了言情故事里的老套情节——她爱上了自己的家庭教师。周韵琴绘画、钢琴、社交舞样样精通,英语法语流利,只是国学修养较显单薄。为此,周宗良特地选了一位毕业自无锡国文专科学校,相貌平淡、沉默内向的先生做女儿的家庭教师。这位先生就是徐元章的父亲徐兴业。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仅仅一周两次课的教授,长相平平的徐兴业就俘获了比自己小7岁、裙下追求者众多的富家小姐周韵琴。
  这桩婚姻门不当户不对,遭到了周宗良的反对。沉浸在爱情中的四小姐听不进去父亲的劝阻,最终执意搬出宝庆路3号的豪宅和穷书生徐兴业走到了一起。
  这场风花雪月从义无反顾的爱情开始,以忧伤的分别告终。
  最疼爱的小女儿9岁那年因脑炎夭折,周韵琴难以承受打击。徐元章回忆说,母亲哀伤得近乎疯狂,一张一张画下女儿在死亡线边挣扎的情景。1957年,周宗良在香港去世,周韵琴就过去奔丧接受遗产,从此一去不回。
  此时国内政治运动已经风起云涌,周韵琴提出希望一家人能在海外团聚,但当时身为教育局里唯一一位非党员的徐兴业知道,此时申请出境比登天还难。
  徐元章从此再未见过母亲,但是作风洋派的母亲留给他的影响确是根深蒂固的。周韵琴赴港那年,徐元章开始学画,和母亲师从同一人——著名的雕刻家张充仁先生。在家庭的支持下,徐元章还先后师从哈定、李泳森夫妇习画,著名油画肖像大师俞云阶,也曾教他绘画长达5年时间。
  周韵琴临走前的一个随意安排,竟然成了徐元章毕生的事业。在街道工厂,徐元章整整干了20年,可这20年磨灭不了他对艺术的追求。1985年,他辞职在家,以画谋生,他的水彩画以上海各处的老洋房为模本,再现摩登年代里这些建筑中弥漫的怀旧气息。
  至于徐兴业,直到1992年离开人世前,他都住在宝庆路3号,在这个闹市净土中埋头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多年后,凭借一部160万字的《金瓯缺》,徐兴业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这部南宋抗金题材小说是他新婚燕尔时与太太共同构思的,意在隐喻当时他们正身处的抗战时代。他们没想到,日后二人也会天各一方,演绎一出现代版的《金瓯缺》。
  徐元章甚至重复了父母的爱情故事。他的太太黄亨义是中德混血儿,漂亮而且多才多艺,在不计其数的追求者中,她却偏偏选中了教她画画的破落子弟徐元章,恋爱一谈就是8年。在90年代初的出国风潮中,为了女儿的前途,黄亨义选择去了美国。
  50年代,周韵琴由香港去了英国,又辗转在巴黎定居。徐元章也听说,母亲在法国算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直到80年代,她还与宝庆路3号的丈夫孩子偶有书信电话往来。不过,由于误解加深,后来周韵琴便音讯全无。
  由于周韵琴被认定为“下落不明”,因此徐元章和其兄徐元健都不具备宝庆路3号的继承权,在宝庆路3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徐元章,就这样成了这座没落豪宅的局外人。
  
  7300万,1.5亿
  
  
  由于无法对宝庆路3号进行实物分割,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采取继承人内部竞价的方式,变现后的价款按照遗嘱进行分配。2004年9月14日,一审判决出来了:周孝高的继承人周广仁、周平受案外人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愿出资7300万元要求取得该房产权。
  突然出现的地产集团和7300万的竞价结果,令周家人大感意外,同时也引起了诸多继承人的不满。
  悬殊过分的数字引起了周家继承人的疑问和猜测。根据上海史丹福老洋房租售中心的统计数据,2004年,宝庆路3号所在徐汇区的老洋房均价为3.8万元/平方米,也就是说,宝庆路3号当时的市场价值已经达到1.8亿元。
  当时有意参与竞价的富顿集团的曾经理至今还认为7300万元能拿下这个房子堪称奇迹:宝庆路3号,不用参考任何数字,价值绝对过亿。
  富顿集团的出价是1.1亿到1.2亿。曾经理介绍,在最早的竞价中没听说有上海地产集团,但是根据一中院的判决书,最后只有地产集团愿意出资。
  其他地产商并没有参与正式的竞争。当时法院告诉他们:买家先将购房款一次付清,由法院来通知所有继承人,所有继承人把钱领回去并签字同意,办好手续后才能过户,只要有一个人有异议,房子便动不得,完成这些程序估计要2年左右。
  
  这些风险提示让潜在的买家知难而退。曾经理感慨:要是拖上2年,利息就不是个小数目了。
  在一审判决书下达后仅9天,周家继承人看到了《解放日报》第31版刊登的一则广告:“宝庆路洋房,共五栋法式洋房,土地面积4780平方米,1.35亿,地标建筑,你还在等什么?”
  这则由上海普润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刊登的广告,让周家继承人觉得匪夷所思。这家地产中介公司恰由上海地产集团下属子公司——上海金丰投资有限公司参股,刊登广告的时间还在上诉期限内,法院的判决并不是生效判决,上海地产集团在此时还没有取得宝庆路3号的合法产权。
  此后,多位继承人向上海市高级法院上诉,要求撤销宝庆路3号7300万元转让的竞价结果。2006年5月,上海市高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结果。
  上海地产集团并没有得到所有继承人的同意。周宗良的外孙女、法庭确认的继承人陈全庆在采访中表示,至少有6个继承人没有签字,并且,“没有签字,就不能变卖”。
  至于宝庆路3号真正的价值,徐元章个人估计能值上2亿,“船王包玉刚的后人曾经想花1.5亿买下来,但没成功。”
  
  老克勒,“弥留”时光
  
  徐元章守着宝庆路3号,画他的上海老洋房。他坚持维涅尔的画法画历史名人住宅、宗教建筑,初时他只给自己几个朋友欣赏,在自家的大客厅中办了几次展览。他的画和他本人如同宝庆路3号,开始在上海滩渐成热点。几乎所有在沪的外国领事外交官们,都来宝庆路3号做客观画。因为这祖传的私家花园和徐元章的老上海系列水彩画,无数国内外媒体络绎不绝慕名前来宝庆路3号。
  他没有公职,就是靠自己的画笔,养自己、养宝庆路3号的大花园洋房。
  要养起这幢昔日豪宅可不容易,单是打理占地几千平方米的大花园,每月就是很大的一笔费用。当然,要使这座看似寂寥的陈旧宅邸重新散发出昔日辉煌,就是百个徐元章,也无济于事。要紧的是,他毕竟守住了这片老园子。
  许多人慕名求学。老先生按自己标准挑选。他的学生,统统免费,往往是年轻、灵秀、出身好的女孩儿,有点天分,有些气质,这才配得上空灵的水彩画。1月12日下午,他指着那些学生的一张张照片,骄傲地说:我要我的空间总也充盈着钟慧灵秀,这样才有一份好心情。
  他对网上那些把房产纠纷和他的“女友”联系起来的帖子十分愤怒,这些帖子里,他的学生们都成了他的“秘密女友”、“情妇”。面对记者,他反复强调:这个你得给我澄清一下,我和我的学生只做朋友,不谈恋爱,不能破坏这种单纯的氛围。
  他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水彩画,爵士乐。每逢周末,一群老克勒都会在宝庆路3号翩翩起舞,昏黄的老房子里流淌着六七十年前的西方流行乐,这里每个人都有一段特殊的身世背景。他们大多是买办之后,早年毕业于圣约翰、沪江等著名大学,讲一口流利英文,和着西洋古典音乐旋律,如鱼得水。
  在这里,这些老克勒执意迷恋和捍卫着一个已经过去的年代,甘心把自己变成时间的逐客和历史的遗民。外国人把宝庆路3号豪宅里出入的的人,看成是一堆活化石集体朗诵着历史,那些领事们纷纷说:没去过宝庆路3号,便不了解上海。最壮观的一次外国人聚会,当数瑞典领事馆在他家举行的一次“瑞典之夜”,共有170多人参加。
  不过,在宝庆路3号易主后,一切都已经曲终人散。
  2007年,地产集团一纸诉状将徐元章告上了徐汇区法院,要求徐元章立即搬离宝庆路3号。对此,徐元章想不通,自己在这幢老洋房居住了几十年,对这座房产进行维护花费不菲,应该享有该房子的居住权。并且,自己已经取得了诸多继承人的授权书,允许他继续使用宝庆路3号。
  程乃珊这样评价过徐元章,“因为早早脱离学校的集体生活,并且长期在豪宅内的残山剩水中熏陶,这令他成为上海滩上他同年人中的一个异数,也造就了今后一贯的谦恭、敏感和脆弱及不谙世事,他特别地不能融入花园围墙外,甚至宝庆路以外的生活。”
  对地产集团提供的那套过渡房——闵行区繁兴路300弄68号101室,徐元章明显不满:“那套房子谁愿意去?只有55.25平方米的面积,而且没有产权证。”然后,他眼睛发亮地介绍他在宝庆路3号里他的画室、展览室、会客室,它们的布局以及面积。他住在一幢独立洋房里,是当年专门接待客人的Ball Room。
  对于结果,徐元章不抱任何希望。漆黑的大门早就被人换了锁,他没有钥匙,进出都要通过进驻的门卫。外人进不来了,舞会也停了,他孤独地坚守在宝庆路3号。
  寻迹的行人透过围墙,能看到花园深处的乱树乱草,花园靠近人行道的一边,被人扔了不少废弃的各种垃圾。宝庆路3号门口已经挂上了“衡山酒店办公室”的牌子,门上还贴着限令徐元章搬出的通告,落款时间是2008年1月4日。不知不觉,时间又过了一年。
  将来,我肯定得离开这——徐元章无奈地说。只是,一个带有鲜明的上海特殊历史烙印的文化记忆也会逐渐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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