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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爱交朋友，但能始终相与者不多，早年交好的徐志摩和胡也频不幸英年早逝，稍后相识的胡适在北平解放时彼此分道扬镳，而丁玲、曹禺等文坛旧友则在新中国成立后因地位悬隔而日渐疏远，只有一个巴金与沈从文的交情生死不渝。在“四人帮”横行时，沈从文自身难保，但他还挂念着遭受迫害的巴金夫妇，想方设法托人打听他们在“五七干校”的情况；而巴金在复出之后，荣膺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作协主席，每次到北京，总要去沈从文家中看望。在沈从文身后，巴金抱病写成一篇充满感情的《怀念从文》，则是这两位友人生死不渝友谊的明证。这篇文章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时，各地读者纷纷写信到报社，要求邮购这期报纸，报社破例加印一次，依然未能满足读者的要求（参看第213期《文汇读书周报》的《致读者》），足见广大读者对这两位挚友高谊的崇敬。
然而，巴金与沈从文的友谊究竟始于何时，至今却还是个尚未完全解开的谜团。巴老自己在《怀念从文》里是这样写的：
我和从文见面在1932年，那时我住在环龙路我舅父家中。南京《创作月刊》的主编汪曼铎来上海组稿，一天中午请我在一家俄国西菜社吃中饭，除了我还有一位客人，就是从青岛来的沈从文。我去法国之前读过他的小说，1928年下半年在巴黎，我几次听见胡愈之称赞他的文章，他已经发表了不少的作品。我平日讲话不多，又不善于应酬。这次我们见面谈了些什么，我现在毫无印象，只记得谈得很融洽。他住在西藏路上的一品香旅社，我同他去那里坐了一会，他身边有一部短篇小说集的手稿，想找个出版的地方，也需要用它换点稿费。我陪他到闸北新中国书局，见到了我认识的那位出版家，稿子卖出去了，书局马上付了稿费。小说过四五个月印了出来，就是那本《虎雏》。他当天晚上去南京，我同他在书店门口分手时，他要我到青岛去玩……
这里说的是相识“在1932年”。
但是，经过推敲，其中有两个细节却不足以说明是“在1932年”：一是沈从文的小说集《虎雏》出版于1932年1月（见书目文献出版社《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据此，巴金帮沈从文卖出书稿的时间就只能是在之前的1931年，而两人相识的时间也就不可能是在1932年。二是南京的《创作月刊》创刊于1931年5月，它只出版了4期，当年8 月以后就停刊了（见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词典》），因而也不可能在1932年有主编汪曼铎赴上海组稿，并请巴金和沈从文二人吃饭，从而为二人提供相识的机会；倘若有这样的事，那也只能是在《创作月刊》出刊的1931年。因以上两点，我在1994年撰写《沈从文生平年表》的时候，便把这两位老友相识的时间定在了1931年；而且，由于这年4月中旬，沈从文刚从湖南回到上海（他是陪丁玲送胡也频遗孤去常德寄养的），5月中旬又离开上海去了北京，所以我把他与巴金在上海相识的时间进一步定在这年的4～5月间，而这一时间，又恰好与《创作月刊》的创刊时间相一致。
本来，人的一生要经过很多事情，有的事情过去之后终生难忘，甚至连其中的细节也能记得很清楚；但是，对于事情发生的时间，却往往记忆不准确。比如沈从文，他走出湘西到北京去闯世界，这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可是他后来却常常把这个时间记成是在1922年他20岁的时候，后来经过许多人考证，才改正为在1923年他21岁的时候。对于巴金与他相识的时间，我为慎重起见，也曾在1996年写信给巴金先生，提出上述的疑问。但当时巴老在病中，由他的侄外孙李舒以“私人秘书”身份代笔作答：
一、 巴金先生很清楚地记得，他和沈从文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1932年；
二、 汪曼铎请吃的是俄国菜，饭后去了沈住的“一品香”旅馆，这些细节巴金先生依然记得；
三、 最重要的是当时谈到巴金先生要去北京，沈先生邀巴金先生去青岛，并说可以介绍几个北京的朋友；巴金先生接受了，并于当年赴京，途中到青岛沈先生的宿舍里玩了几天，第二年（1933年）再去北京，就住到沈在北京的家里了。
看起来，这封回信是在巴金先生经过认真回忆之后才让人代笔的。但是，它仍然未能解决我因汪曼铎请客吃饭以及《虎雏》出版时间所产生的对1932年的疑问。 或许，这正如巴老在《怀念从文》中所说：“这说明我的病（帕金森氏综合症）在发展，不少的事情逐渐走向遗忘。”于是，我只好暂时把这个问题搁置了下来，等待另有人能对这两个疑问作出圆满的解释了。
后来，随着《沈从文全集》的出版，对这个问题又出现了另一种说法。在《全集》第14卷的《艺文题识录》里，有沈从文写在《都市一妇人》小说集自存本扉页上的一段题识：“书由巴金交书店付印。时在申住一品香饭店中，天极热，由武汉下行。”这里说的“书由巴金交书店付印”，自然是指《都市一妇人》，而《都市一妇人》这本书是在1932年11月由新中国书局出版的，于是在吴世勇编的《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里，便把巴金帮沈从文所卖掉的《虎雏》书稿，改成了《都市一妇人》，并因此而把巴金与沈从文相识的时间定在了1932年。
这样定，当然还可以举出一条旁证，那就是沈从文妻妹张充和在《三姐夫沈二哥》中的一段话：“一九三二年暑假，三姐（按即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毕了业回苏州，同姐妹兄弟相聚……有一天，九如巷三号的大门堂中，站了个苍白脸戴眼镜羞涩的客人，说是由青岛来的，姓沈，来看张兆和的。”随后又写道：“沈二哥（按即沈从文）带了一大包礼物送三姐，其中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这些英译名著，是托巴金选购的；又有一对书夹，上面有两只有趣的长嘴鸟，看来是个贵东西。后来知道，为了买这些礼物，他卖了一本书的版权。”（引自台北《联合文学》第3卷第3期）这一段描写很重要，它补充了巴金在《怀念从文》中那段回忆的细节，不仅印证了巴老与沈从文相识在1932年，而且是在“一九三二年暑假”。
但这“一九三二年暑假”，却又与沈从文在题识中所说的“由武汉下行”不相吻合，因为无论是在《怀念从文》里或者是在《三姐夫沈二哥》里，都交代得很清楚，沈从文“是从青岛来的”，并非是“由武汉下行”。事实上，“由武汉下行”乃是1931年的事情，那一年沈从文陪丁玲把遗孤送到湖南后，正是取道武汉回上海的。这一次“由武汉下行”之后，沈从文不久就从上海去了北平，后来又由北平转到青岛大学任教，在1932年里就再也没有去过武汉，又何来“由武汉下行”？因此如果根据《都市一妇人》出版于1932年，而确定沈从文与巴金相识于1932年，则与沈从文“由武汉下行”之说难一致；反之，如果因“由武汉下行”之说而判断其与巴金相识在1931年，则又与《怀念从文》和《三姐夫沈二哥》两文里所说的沈从文“是从青岛来的”有矛盾。
看来，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目前还难以作出关于巴金和沈从文究竟相识于哪一年的结论。这不仅因为，巴金与沈从文的记忆不尽相同，而且两人各自的说法也有前后矛盾之处。根据现有资料，我的考证暂时只能到此为止。但是，熟悉巴金和沈从文的专家学者很多，我把我的考证写在这里，以抛砖引玉，希望有高明之士提出新的证据，对两位大师相识时间做出更为完满的解释，帮助这两位当事人把他们“逐渐走向遗忘”的记忆重新寻找回来！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然而，巴金与沈从文的友谊究竟始于何时，至今却还是个尚未完全解开的谜团。巴老自己在《怀念从文》里是这样写的：
我和从文见面在1932年，那时我住在环龙路我舅父家中。南京《创作月刊》的主编汪曼铎来上海组稿，一天中午请我在一家俄国西菜社吃中饭，除了我还有一位客人，就是从青岛来的沈从文。我去法国之前读过他的小说，1928年下半年在巴黎，我几次听见胡愈之称赞他的文章，他已经发表了不少的作品。我平日讲话不多，又不善于应酬。这次我们见面谈了些什么，我现在毫无印象，只记得谈得很融洽。他住在西藏路上的一品香旅社，我同他去那里坐了一会，他身边有一部短篇小说集的手稿，想找个出版的地方，也需要用它换点稿费。我陪他到闸北新中国书局，见到了我认识的那位出版家，稿子卖出去了，书局马上付了稿费。小说过四五个月印了出来，就是那本《虎雏》。他当天晚上去南京，我同他在书店门口分手时，他要我到青岛去玩……
这里说的是相识“在1932年”。
但是，经过推敲，其中有两个细节却不足以说明是“在1932年”：一是沈从文的小说集《虎雏》出版于1932年1月（见书目文献出版社《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据此，巴金帮沈从文卖出书稿的时间就只能是在之前的1931年，而两人相识的时间也就不可能是在1932年。二是南京的《创作月刊》创刊于1931年5月，它只出版了4期，当年8 月以后就停刊了（见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词典》），因而也不可能在1932年有主编汪曼铎赴上海组稿，并请巴金和沈从文二人吃饭，从而为二人提供相识的机会；倘若有这样的事，那也只能是在《创作月刊》出刊的1931年。因以上两点，我在1994年撰写《沈从文生平年表》的时候，便把这两位老友相识的时间定在了1931年；而且，由于这年4月中旬，沈从文刚从湖南回到上海（他是陪丁玲送胡也频遗孤去常德寄养的），5月中旬又离开上海去了北京，所以我把他与巴金在上海相识的时间进一步定在这年的4～5月间，而这一时间，又恰好与《创作月刊》的创刊时间相一致。
本来，人的一生要经过很多事情，有的事情过去之后终生难忘，甚至连其中的细节也能记得很清楚；但是，对于事情发生的时间，却往往记忆不准确。比如沈从文，他走出湘西到北京去闯世界，这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可是他后来却常常把这个时间记成是在1922年他20岁的时候，后来经过许多人考证，才改正为在1923年他21岁的时候。对于巴金与他相识的时间，我为慎重起见，也曾在1996年写信给巴金先生，提出上述的疑问。但当时巴老在病中，由他的侄外孙李舒以“私人秘书”身份代笔作答：
一、 巴金先生很清楚地记得，他和沈从文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1932年；
二、 汪曼铎请吃的是俄国菜，饭后去了沈住的“一品香”旅馆，这些细节巴金先生依然记得；
三、 最重要的是当时谈到巴金先生要去北京，沈先生邀巴金先生去青岛，并说可以介绍几个北京的朋友；巴金先生接受了，并于当年赴京，途中到青岛沈先生的宿舍里玩了几天，第二年（1933年）再去北京，就住到沈在北京的家里了。
看起来，这封回信是在巴金先生经过认真回忆之后才让人代笔的。但是，它仍然未能解决我因汪曼铎请客吃饭以及《虎雏》出版时间所产生的对1932年的疑问。 或许，这正如巴老在《怀念从文》中所说：“这说明我的病（帕金森氏综合症）在发展，不少的事情逐渐走向遗忘。”于是，我只好暂时把这个问题搁置了下来，等待另有人能对这两个疑问作出圆满的解释了。
后来，随着《沈从文全集》的出版，对这个问题又出现了另一种说法。在《全集》第14卷的《艺文题识录》里，有沈从文写在《都市一妇人》小说集自存本扉页上的一段题识：“书由巴金交书店付印。时在申住一品香饭店中，天极热，由武汉下行。”这里说的“书由巴金交书店付印”，自然是指《都市一妇人》，而《都市一妇人》这本书是在1932年11月由新中国书局出版的，于是在吴世勇编的《沈从文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里，便把巴金帮沈从文所卖掉的《虎雏》书稿，改成了《都市一妇人》，并因此而把巴金与沈从文相识的时间定在了1932年。
这样定，当然还可以举出一条旁证，那就是沈从文妻妹张充和在《三姐夫沈二哥》中的一段话：“一九三二年暑假，三姐（按即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毕了业回苏州，同姐妹兄弟相聚……有一天，九如巷三号的大门堂中，站了个苍白脸戴眼镜羞涩的客人，说是由青岛来的，姓沈，来看张兆和的。”随后又写道：“沈二哥（按即沈从文）带了一大包礼物送三姐，其中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这些英译名著，是托巴金选购的；又有一对书夹，上面有两只有趣的长嘴鸟，看来是个贵东西。后来知道，为了买这些礼物，他卖了一本书的版权。”（引自台北《联合文学》第3卷第3期）这一段描写很重要，它补充了巴金在《怀念从文》中那段回忆的细节，不仅印证了巴老与沈从文相识在1932年，而且是在“一九三二年暑假”。
但这“一九三二年暑假”，却又与沈从文在题识中所说的“由武汉下行”不相吻合，因为无论是在《怀念从文》里或者是在《三姐夫沈二哥》里，都交代得很清楚，沈从文“是从青岛来的”，并非是“由武汉下行”。事实上，“由武汉下行”乃是1931年的事情，那一年沈从文陪丁玲把遗孤送到湖南后，正是取道武汉回上海的。这一次“由武汉下行”之后，沈从文不久就从上海去了北平，后来又由北平转到青岛大学任教，在1932年里就再也没有去过武汉，又何来“由武汉下行”？因此如果根据《都市一妇人》出版于1932年，而确定沈从文与巴金相识于1932年，则与沈从文“由武汉下行”之说难一致；反之，如果因“由武汉下行”之说而判断其与巴金相识在1931年，则又与《怀念从文》和《三姐夫沈二哥》两文里所说的沈从文“是从青岛来的”有矛盾。
看来，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目前还难以作出关于巴金和沈从文究竟相识于哪一年的结论。这不仅因为，巴金与沈从文的记忆不尽相同，而且两人各自的说法也有前后矛盾之处。根据现有资料，我的考证暂时只能到此为止。但是，熟悉巴金和沈从文的专家学者很多，我把我的考证写在这里，以抛砖引玉，希望有高明之士提出新的证据，对两位大师相识时间做出更为完满的解释，帮助这两位当事人把他们“逐渐走向遗忘”的记忆重新寻找回来！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