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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编钟
（一）考古视野下的曾国
西周初年的叶家山墓地、东周时期的义地岗墓群和擂鼓墩墓地等考古发现构建起的曾国历史表明，曾国的政治中心在今湖北随州一带。在这一方土地上，曾国通过战争、联姻、盟会等方式与周、楚、黄、邓、唐等国，保持着复杂且密切的关系。曾国位于随州、枣阳一带的随枣走廊上，是铜料由南往北运至周王朝政治中心的重要通道。在周代，青铜器是重要的政治资源，而铜料又是制作青铜器的必要材料，铜料的运输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支持，因此位于随枣走廊的曾国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叶家山墓地发现的铜锭，湖北京山县苏家垄遗址发现的曾伯桼墓及大面积的冶炼遗存，与传世的曾伯桼“金道锡行”青铜簠共同揭示了这一史实。
（二）编钟铭文里的曾国历史
随州是名副其实的“编钟古乐之乡”。西周早期的叶家山墓地中即出土了一套5件的曾侯犺标音编钟（其中甬钟4件，镈1件）。这是西周早期出土编钟件数最多的一次。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更以其音域宽广、铸造精美、铭文丰富震惊世人。除此之外，曾公编钟、曾侯夫人嬭加编钟、曾侯舆编钟等还带有丰富的铭文信息，它们是了解曾国历史及曾侯世系的珍贵史料。
两周时期，青铜乐器上刻铸铭文的情况不少。由于铸刻铭的部位有限，长篇铭文无法容于较小的编钟之上，因此一篇铭文分载数器的现象非常普遍。另外，青铜乐器上的长篇铭文比例远超过其他青铜器。这或许是因为青铜乐器更多地在祭祀、宴乐、赏赐等重要礼仪场合使用，而且在使用等级的限制上较其他青铜器更为严格，拥有者多是地位很高或颇有功绩者。曾国的大型编钟组合仅出土于曾侯一级的墓葬中，可见青铜乐器是墓主等级地位的重要标志。按照陈双新先生的研究，青铜乐器铭文内容主要有追孝祈福、征伐纪功、媵女、宴乐、赏赐等类别。不过，很多长篇铭文却不能绝对地纳入某一类别中，而可能同时涉及多方面的内容。曾国青铜乐器铭文中常常是先追溯先祖的荣耀，后叙述当代曾侯的事迹，最后是吉祥语等。而曾侯乙编钟是个特例。
曾侯乙编钟
全套编钟共65件，由45件甬钟、19件钮钟和1件镈组成，分三层八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钟架上。曾侯乙编钟及钟架、挂钩上共有3755字的铭文。楚王熊章镈钲部有31字铭文：“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铭文中提及此镈是楚王熊掌为曾侯乙所作，专门放入这套编钟之中，为曾侯乙下葬。可见，在曾侯乙的时代，曾楚两国关系十分密切。除楚王熊章镈铭文之外的其他编钟铭文内容，则详细刻铸乐律知识，编钟本身的乐律音阶又完全能符合这些文字記载，体现出曾侯乙对音乐及音乐理论的钟爱。
曾侯舆编钟
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在震撼着人们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疑问：“曾”的族属是什么？它与文献中记载的“随”是什么关系？ 1978年，李学勤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文章《曾国之谜》，提出曾即是随。此后尽管诸多学者对此仍存怀疑态度，但近年来曾侯乙先君墓葬编钟上的铭文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提供了依据。随州文峰塔1 号墓墓主为曾侯舆。墓中共出土10件甬钟，有2件仅存残片，其余8件中6件铸有短篇铭文，2 件铸有长篇铭文。长篇铭文铸于两件器体硕大的A 组编钟之上，内容基本一致，以曾侯舆的口吻讲述了曾国的历史，可作为“曾是随”的证据之一。
曾侯宝夫人嬭加编钟
2019年，随州义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发掘的169号墓，即曾侯宝夫人嬭加之墓中出土了一套19件编钟。编钟可分为四组，各组铭文内容基本相同。其中第一组为4件一套，个体最大，铭文首尾完备，记述了伯括受封南洍之地，“文王之孙、穆之元子”到曾地就封，与楚为匹。后加嬭自述丈夫早逝后，治理曾国、保有国土的历史。
曾公编钟
同处于枣树林墓地中的190号墓，即曾公墓中出土有34件编钟，包括镈钟4件、钮钟13件、甬钟两组共17件（其中一组8件、一组9件）。铭文大致分为两类：其中钮钟为一类，内容较为简单。四件镈钟和两组甬钟内容为另一类。每个镈钟单独成篇，每组甬钟连读成篇，完整铭文227字，主要内容为：曾公高祖辅佐周文王、武王。伯括有德行，被分封于南土，庇护蔡国、应国，讨伐淮夷。周王在康宫召见曾公，重新宣布了册命。
曾国是考古发掘揭示出来的周代封国。1978年，曾侯乙墓的发现震惊世人，墓中出土了著名的曾侯乙编钟。2012年，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当选为“201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曾侯犺编钟出土。今年，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又获选“201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出土了带有丰富铭文的曾公编钟、嬭加编钟。这些曾侯乙先君的编钟与曾侯乙编钟一样价值重大，因为它们不但是曾侯乙编钟的创作源头，其上丰富的铭文内容更是我们了解曾国历史的珍贵史料。
南越国编钟
西汉南越王墓是南越王赵眜的陵墓，墓中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赵眜”玉印、“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勾鑃等表明了墓主的身份。该墓葬保存完好，出土器物丰富、精美，对研究岭南文化和汉文化具有重要的坐标意义。东耳室是放置宴乐用具的场所，出土了钮钟一套14件、甬钟一套5件。这种“5甬14钮”的组合，与山东章丘洛庄汉墓、江苏大云山江都王陵所出甬钟、钮钟数量一致，是战国中期之后盛行的一种新型礼制，反映出西汉前期皇室的用乐规范。
除甬钟、钮钟之外，铜钮钟旁还出土有石编磬2套18件、勾鑃一套8件。勾鑃一面阴刻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其下每件分别阴刻“第一”至“第八”的编码，表明南越国设有专门制作乐器的机构“乐府”，这套乐器即在南越国制作。勾鑃多出土于江南古吴越之地，流行于东周时期。南越王墓出土的成编勾鑃在目前已发现的编勾鑃中，器体较大、器壁较厚，体现出南越国自身的特点。南越国将勾鑃纳入乐悬制度，体现了对古吴越乐器种类和使用方式的吸收和改造。另外，还出有铜瑟枘8件，应属于2件髹漆木瑟。铜琴轸37个，应属于1件七弦琴，3件十弦琴或6件五弦琴。
墓中编甬钟、钮钟、勾鑃、编磬均按一定的方位陈列放置，琴瑟亦方位明确，体现了南越国实际使用时的情形。从东耳室出土的这些乐器来看，南越宫廷用乐为大型编悬乐，以钮钟、甬钟、勾鑃、编磬等成套乐器为主，辅以琴瑟。这套乐钟组合，不但能够体现岭南特点，而且带有吴楚文化色彩，特别是在甬钟、钮钟的使用上体现了与中央的一致性，反映了西汉前期皇室的用乐规范。
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编钟组合完整，与同时期多座高等级墓葬出土乐器相对照，在体现南越国本地特色、吴楚特色的同时，表现了汉代前期高等级贵族的用乐规范。
两周时期，青铜乐器的使用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体现为后世所称的“礼乐制度”。高等级贵族在各种祭祀、宴飨等仪式场合演奏音乐。可以想见，祭祀仪式上的乐钟表演、展示，不仅仅是纯粹的感官享受，似乎也在一遍遍地为观赏者及另一个世界的祖先，讲述着他们一族的荣耀和过去。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历史教育。这种用乐传统延续至汉代。以曾侯乙编钟为代表的曾国乐钟是中国古代“金石之声”的巅峰。它们与南越王墓乐钟一起，在为我们呈现古老音乐的同时，也诉说着两三千年前的故事。
（一）考古视野下的曾国
西周初年的叶家山墓地、东周时期的义地岗墓群和擂鼓墩墓地等考古发现构建起的曾国历史表明，曾国的政治中心在今湖北随州一带。在这一方土地上，曾国通过战争、联姻、盟会等方式与周、楚、黄、邓、唐等国，保持着复杂且密切的关系。曾国位于随州、枣阳一带的随枣走廊上，是铜料由南往北运至周王朝政治中心的重要通道。在周代，青铜器是重要的政治资源，而铜料又是制作青铜器的必要材料，铜料的运输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支持，因此位于随枣走廊的曾国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叶家山墓地发现的铜锭，湖北京山县苏家垄遗址发现的曾伯桼墓及大面积的冶炼遗存，与传世的曾伯桼“金道锡行”青铜簠共同揭示了这一史实。
（二）编钟铭文里的曾国历史
随州是名副其实的“编钟古乐之乡”。西周早期的叶家山墓地中即出土了一套5件的曾侯犺标音编钟（其中甬钟4件，镈1件）。这是西周早期出土编钟件数最多的一次。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更以其音域宽广、铸造精美、铭文丰富震惊世人。除此之外，曾公编钟、曾侯夫人嬭加编钟、曾侯舆编钟等还带有丰富的铭文信息，它们是了解曾国历史及曾侯世系的珍贵史料。
两周时期，青铜乐器上刻铸铭文的情况不少。由于铸刻铭的部位有限，长篇铭文无法容于较小的编钟之上，因此一篇铭文分载数器的现象非常普遍。另外，青铜乐器上的长篇铭文比例远超过其他青铜器。这或许是因为青铜乐器更多地在祭祀、宴乐、赏赐等重要礼仪场合使用，而且在使用等级的限制上较其他青铜器更为严格，拥有者多是地位很高或颇有功绩者。曾国的大型编钟组合仅出土于曾侯一级的墓葬中，可见青铜乐器是墓主等级地位的重要标志。按照陈双新先生的研究，青铜乐器铭文内容主要有追孝祈福、征伐纪功、媵女、宴乐、赏赐等类别。不过，很多长篇铭文却不能绝对地纳入某一类别中，而可能同时涉及多方面的内容。曾国青铜乐器铭文中常常是先追溯先祖的荣耀，后叙述当代曾侯的事迹，最后是吉祥语等。而曾侯乙编钟是个特例。
曾侯乙编钟
全套编钟共65件，由45件甬钟、19件钮钟和1件镈组成，分三层八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钟架上。曾侯乙编钟及钟架、挂钩上共有3755字的铭文。楚王熊章镈钲部有31字铭文：“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铭文中提及此镈是楚王熊掌为曾侯乙所作，专门放入这套编钟之中，为曾侯乙下葬。可见，在曾侯乙的时代，曾楚两国关系十分密切。除楚王熊章镈铭文之外的其他编钟铭文内容，则详细刻铸乐律知识，编钟本身的乐律音阶又完全能符合这些文字記载，体现出曾侯乙对音乐及音乐理论的钟爱。
曾侯舆编钟
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在震撼着人们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疑问：“曾”的族属是什么？它与文献中记载的“随”是什么关系？ 1978年，李学勤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文章《曾国之谜》，提出曾即是随。此后尽管诸多学者对此仍存怀疑态度，但近年来曾侯乙先君墓葬编钟上的铭文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提供了依据。随州文峰塔1 号墓墓主为曾侯舆。墓中共出土10件甬钟，有2件仅存残片，其余8件中6件铸有短篇铭文，2 件铸有长篇铭文。长篇铭文铸于两件器体硕大的A 组编钟之上，内容基本一致，以曾侯舆的口吻讲述了曾国的历史，可作为“曾是随”的证据之一。
曾侯宝夫人嬭加编钟
2019年，随州义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发掘的169号墓，即曾侯宝夫人嬭加之墓中出土了一套19件编钟。编钟可分为四组，各组铭文内容基本相同。其中第一组为4件一套，个体最大，铭文首尾完备，记述了伯括受封南洍之地，“文王之孙、穆之元子”到曾地就封，与楚为匹。后加嬭自述丈夫早逝后，治理曾国、保有国土的历史。
曾公编钟
同处于枣树林墓地中的190号墓，即曾公墓中出土有34件编钟，包括镈钟4件、钮钟13件、甬钟两组共17件（其中一组8件、一组9件）。铭文大致分为两类：其中钮钟为一类，内容较为简单。四件镈钟和两组甬钟内容为另一类。每个镈钟单独成篇，每组甬钟连读成篇，完整铭文227字，主要内容为：曾公高祖辅佐周文王、武王。伯括有德行，被分封于南土，庇护蔡国、应国，讨伐淮夷。周王在康宫召见曾公，重新宣布了册命。
曾国是考古发掘揭示出来的周代封国。1978年，曾侯乙墓的发现震惊世人，墓中出土了著名的曾侯乙编钟。2012年，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当选为“201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曾侯犺编钟出土。今年，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又获选“201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出土了带有丰富铭文的曾公编钟、嬭加编钟。这些曾侯乙先君的编钟与曾侯乙编钟一样价值重大，因为它们不但是曾侯乙编钟的创作源头，其上丰富的铭文内容更是我们了解曾国历史的珍贵史料。
南越国编钟
西汉南越王墓是南越王赵眜的陵墓，墓中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赵眜”玉印、“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勾鑃等表明了墓主的身份。该墓葬保存完好，出土器物丰富、精美，对研究岭南文化和汉文化具有重要的坐标意义。东耳室是放置宴乐用具的场所，出土了钮钟一套14件、甬钟一套5件。这种“5甬14钮”的组合，与山东章丘洛庄汉墓、江苏大云山江都王陵所出甬钟、钮钟数量一致，是战国中期之后盛行的一种新型礼制，反映出西汉前期皇室的用乐规范。
除甬钟、钮钟之外，铜钮钟旁还出土有石编磬2套18件、勾鑃一套8件。勾鑃一面阴刻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其下每件分别阴刻“第一”至“第八”的编码，表明南越国设有专门制作乐器的机构“乐府”，这套乐器即在南越国制作。勾鑃多出土于江南古吴越之地，流行于东周时期。南越王墓出土的成编勾鑃在目前已发现的编勾鑃中，器体较大、器壁较厚，体现出南越国自身的特点。南越国将勾鑃纳入乐悬制度，体现了对古吴越乐器种类和使用方式的吸收和改造。另外，还出有铜瑟枘8件，应属于2件髹漆木瑟。铜琴轸37个，应属于1件七弦琴，3件十弦琴或6件五弦琴。
墓中编甬钟、钮钟、勾鑃、编磬均按一定的方位陈列放置，琴瑟亦方位明确，体现了南越国实际使用时的情形。从东耳室出土的这些乐器来看，南越宫廷用乐为大型编悬乐，以钮钟、甬钟、勾鑃、编磬等成套乐器为主，辅以琴瑟。这套乐钟组合，不但能够体现岭南特点，而且带有吴楚文化色彩，特别是在甬钟、钮钟的使用上体现了与中央的一致性，反映了西汉前期皇室的用乐规范。
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编钟组合完整，与同时期多座高等级墓葬出土乐器相对照，在体现南越国本地特色、吴楚特色的同时，表现了汉代前期高等级贵族的用乐规范。
两周时期，青铜乐器的使用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体现为后世所称的“礼乐制度”。高等级贵族在各种祭祀、宴飨等仪式场合演奏音乐。可以想见，祭祀仪式上的乐钟表演、展示，不仅仅是纯粹的感官享受，似乎也在一遍遍地为观赏者及另一个世界的祖先，讲述着他们一族的荣耀和过去。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历史教育。这种用乐传统延续至汉代。以曾侯乙编钟为代表的曾国乐钟是中国古代“金石之声”的巅峰。它们与南越王墓乐钟一起，在为我们呈现古老音乐的同时，也诉说着两三千年前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