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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24年3月8日上海丝纱女工协会举行“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这是上海第一次公开的群体性妇女节纪念,也是中共参与组织下的妇女节纪念。之后中共连续参与领导上海的妇女节纪念活动,并在国共合作中担任纪念妇女节的实际操作人,不仅推动上海女工运动,同时团结各女权团体、女学生等群体。本文旨在梳理大革命时期中共在上海纪念妇女节的活动,不仅能完善中共纪念妇女节的历史,也厘清了上海妇女节纪念的历程。
妇女节;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上海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12-0018-03
“三八”国际妇女节是为纪念世界各国妇女为争取和平、民主、妇女解放而斗争的节日,[1]20世纪初在西方确立。在中国,1924年3月8日广州举行大规模妇女节纪念游行是全国第一次群众性纪念活动,与此同时,1924年3月8日上海丝纱女工协会也召开了纪念“三八”妇女节的大会,这是上海第一次公开的群体性妇女节纪念活动。但学界对于此次妇女节纪念细节的关注相对较少,同时对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妇女节纪念情况也关注较少。本文试图梳理大革命时期中共在上海的这几次妇女节纪念情形。
早在1921年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就秘密组织了上海第一次妇女节纪念。根据许之桢在《关于新渔阳里6号的活动情况》里所述,1921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举行了第一次“三八”妇女节庆祝活动,高君曼(陈独秀的夫人)在会上发表了演说。[2]包惠僧也证实“当时党的一些公开的或半公开的集会,如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会,纪念五一劳动节、马克思诞辰、三八妇女节等集会都是在这里举行。”[3]据二人回忆,1920年魏金斯基带助手马迈耶夫及其妻子马迈耶娃、翻译员杨明斋来华,他们首先在沪建立了华俄通讯社,并在渔阳里6号建立了外国语学校,杨明斋与魏金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在该学社教俄文。当时上海临时中央的一些集体活动,包括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也多在外国语学校所在地的渔阳里6号进行。不难推断,俄共党员马迈耶夫、库兹涅佐娃等人直接推动了“三八”国际妇女节的传入,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上海妇女节纪念首次秘密出现。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直接促进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规定妇女的“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女工及童工的利益”、“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提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4]会上还决定尽快成立共产国际妇女部中国特别委员会。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政党名义提出的妇女运动决议案。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劳动运动决议案》和《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提出“中国妇女劳动运动以上海、天津等处为最盛。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须附设妇女部,由女同志负责担任此种工作”[5],号召“扫荡男工轻侮女工之习惯与成见”,联合“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等”,“设立妇女委员会”与“创办一种出版物,以指导日常的妇女生活及妇女运动。”由于重视女工力量,各地党组织采用多种形式,如通过办识字班、举办妇女俱乐部、声援女工斗争等方式推动女工运动发展。据向警予统计,1922年上海一地以女工为主举行的罢工就多达14次。[6]直至1924年国共实现合作,全国革命形势掀起高潮,给中共在上海推动女工运动提供有利环境。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在对内政纲中规定“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依男女平等的原则,助女权之发展”。随后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决定设立秘书处、组织部、工人部、妇女部等组成中央党部,会上还决定在上海、北京等地建立国民党地方执行部。之后,上海执行部设立了青年妇女部,叶楚伧任青年妇女部部长,向警予为助理、何世桢为秘书。根据《中国共产党妇女部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报告》所述:“上海妇女部与青年部合作,只有助理一人掌理一切事宜。助理向警予是我党同志……该妇女部除向警予外,尚有杨之华、张琴秋两同志襄助进行,杨之华是C.P.张琴秋是S.Y.,再有C.P.同志王一知。”[7]这种情况在中共上海地方报告中也可证实,“在民校中之活动:执行部方面,如组织部、宣传部、工农部、青年妇女部有我们的同志在内办事,且有任要职者”[8]。而国民党也承认在各地妇女部中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领导。国民党总结1924年1月到1926年1月党的妇女运动缺点的报告中谈道:“各妇女部无专门负责人”、“中央与各地还未发生密切关系,加以指导,使全国妇女运动成为一种片段的散漫的发展,故妇女运动进展的力量多出于自然的”。[9]由上不难看出,国民党上海地方执行部下设的青年妇女部是由中共实际掌管运行与组织,这就为上海妇女节纪念提供组织基础。在中共一贯支持女工罢工的政策中,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共组织并参与了上海第一次小规模的群众性妇女节纪念。
1924年1月,向警予亲自组织丝厂女工与纱厂女工联合成立上海丝纱女工协会[10]。1月5日下午2时,丝纱女工协会筹备会在闸北发起筹备会议,到会女工3000人,会上通过章程、推举筹备员、筹募经费、印制会员证书、征求各帮工人入会,会上推出筹备员33人,其中穆志英为筹备主任、李纪源为副主任,王根英、朱大英子等为筹备员。[11]中共的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曾发文庆祝丝纱女工协会的成立,希望协会:“须为女工们实际的生活所需而奋斗!”[12]上海丝纱女工协会内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女工朱英如、徐大妹等均为中共党员[13],朱大英子、王根英等受中共影响较大,曾分别领导虹口丝厂、怡和纱厂工人罢工等,这些女工党员或是支持罢工运动的女工们直接参与组织了1924年的上海妇女节纪念。1924年3月8日晚7时,上海丝纱女工协会召开“三八”妇女节庆祝大会,到会50余人,主席李纪源致词,王奠世详述三八节的来历及国际妇女运动的历史,女工代表王根英、陈凤英在会上做了中国为什么纪念“三八”的演说,茶点后散会。[14]由上可以看出,这次上海“三八”妇女节纪念是在中共的组织和参与下进行的,是中共重视与彰显女工力量的具体体现。但需要注意的是整个丝纱女工协会并非完全受中共的领导,该会的筹备主任穆志英并不支持中共的工人运动政策,相反协会邀请纱厂资本家穆藕初、宁波同乡会理事长李征五等为名誉董事,并在之后加入上海工团联合会,这是一个由国民党右派控制的工团组织,不仅反对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也破坏女工罢工运动。 此次纪念之后,中共仍旧表现出对上海女工运动的重视。1924年6月的《中国共产党妇女部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报告》指出“上海为全国女工最多之处,对于女工的组织、联络、以及教育,深知为本妇女部唯一主要的责任”。[15]同时中共一直公开参与组织上海妇女节纪念活动。1925年3月8日下午3时,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向警予、张惠如)、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陈芸芳)、妇女同志会(马瑞英、王瑞芳)、女子参政会(朱剑霞)、平民学校(蒋松如)、上海大学女生团等团体代表30余人在西摩路上海大学召开联席会议,首由向警予报告开会宗旨,到会各代表讨论问题,一方面为迎接三八妇女节,一方面筹备女国民大会事宜。下午7时散会。[16]1926年3月8日,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在中华路少年宣讲团举办三八纪念女界同乐会。钟复光报告开会宗旨、妇女节历史,提出“女子择业自由”“确定一夫一妻制度”女子有结婚离婚的绝对自由”“保护女工”等一系列妇女应得的权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和进步人士施存统、杨之华、郭沫若对妇女运动问题发表演说,至6时散会。[17]此次纪念会“因社会政治环境的压迫,不能进行示威,惟华租界分贴标语及举行游行演讲于各工人区域而已”[18]。1927年2月中共上海区委发出三八纪念通告,具体部署三八纪念活动,乘此纪念日对广大妇女进行宣传与组织工作,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做准备。[19]3月8日上午上海各妇女团体分别召开纪念会,下午召开联合大会,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女青年会、妇女救国团、国民党妇女部、妇女节制会、妇女参政会及各工会妇女部等群众团体的200多人出席了联合大会。会上,杨之华报告三八的历史和意义,郑毓秀等相继讲演。大会通过了妇女总要求、告全国妇女宣言、告世界妇女书。[20]这次上海三八纪念活动声援了北伐武装起义,也首次在三八妇女节的群众集会上提出夺取政权的斗争纲领。
由上述几次纪念上海妇女节活动可知,在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共始终积极领导与筹备妇女运动,通过成立妇女组织主动担任或参与妇女节纪念活动,如1924年掌管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妇女工作、1925年组织成立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此外上海大学女生团、平民学校代表等都在中共的领导下参与组织妇女节纪念。相比之下,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对上海妇女节纪念活动的组织力与执行力较弱。1924年国民党在上海成立执行部妇女部、1925年成立由妇女部领导的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1926年改建上海市党部并下辖妇女运动委员会,尽管这些指导上海妇女运动的机构都由国民党领导,但实际工作主要由中共党员来执行。大革命时期上海的妇女节纪念活动便是在国共合作的旗号下由中共具体组织领导的,参加纪念的群体不仅有各工厂女工,还包括女权运动团体、女学生以及国民党党员。
总的来看,1921年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秘密地举办了上海第一次妇女节纪念活动。之后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直到国共合作之际,其间并未见上海举办妇女节纪念。这时期中共连续颁布一系列指导妇女运动的决议显示了对中国妇女运动的重视,与此同时在上海积极发动女工群体举行大大小小的罢工运动以壮大妇女团体力量。1924年国共实现合作,上海妇女运动由国民党妇女部统筹,中共在两党合作的大旗下担任了大革命时期妇女节纪念活动的实际操作人,不仅集中女工力量同时也团结上海各女权团体、女学生、家庭妇女等群体。可以说大革命时期的上海妇女节纪念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是中共积极发挥党团组织力量的产物,更是上海这块女权运动阵地吸收与酝酿国际节日的结果。整个大革命时期的上海妇女节纪念活动不仅为中共在根据地的妇女节纪念提供经验,为之后上海举办妇女节纪念提供一定的范式,也厘清了中共早期在城市举办妇女运动的经验历程。
参考文献
[1]中国妇女大百科全书[M].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5.20.
[2]许之桢.关于新渔阳里6号的活动情况[A].上海共产主义小组[M].北京:北京知识出版社,1988.236.
[3]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摘录)[A].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M].北京:北京知识出版社,1988.118;
[4][5][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87-89.149-150.258.
[6][19]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上海妇女运动史(1919-194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74-75.116.
[7]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1918-1949)(第1册)[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88.
[9]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妇女工作[M].台北: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6.2.
[10]向警予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302.
[11]丝纱女工协会之筹备——成立筹备处[N].申报,1924-1-6(14);丝纱女工协会之筹备会[N].申报,1924-1-8(15).
[12]祝上海丝纱女工协会成功[N].向导周报,1924-1-20(52).
[13]政协上海市闸北区委员会,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文史资料选辑·闸北卷[M].2004年第3期.164.
[14]女工会庆祝妇女节[N].上海民国日报,1924-3-10(10).
[15]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1918-1949)(第1册)[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88.
[16]上海妇女界今日开会[N].申报,1925-3-8(14);上海女界联席会议记.筹备上海女国民大会[N].申报,1925-3-9(13).
[17]女界昨开三八纪念会[N].申报,1926-3-9(14).
[18]四川省妇联妇运史研究室.“三八”节历史资料选编[M].1985.23-24.
[20]今日之“三八”妇女节[N].申报,1927-3-8(10);各妇女团体纪念三八妇女节[N].申报,1927-3-9(9).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
1924年3月8日上海丝纱女工协会举行“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这是上海第一次公开的群体性妇女节纪念,也是中共参与组织下的妇女节纪念。之后中共连续参与领导上海的妇女节纪念活动,并在国共合作中担任纪念妇女节的实际操作人,不仅推动上海女工运动,同时团结各女权团体、女学生等群体。本文旨在梳理大革命时期中共在上海纪念妇女节的活动,不仅能完善中共纪念妇女节的历史,也厘清了上海妇女节纪念的历程。
妇女节;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上海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12-0018-03
“三八”国际妇女节是为纪念世界各国妇女为争取和平、民主、妇女解放而斗争的节日,[1]20世纪初在西方确立。在中国,1924年3月8日广州举行大规模妇女节纪念游行是全国第一次群众性纪念活动,与此同时,1924年3月8日上海丝纱女工协会也召开了纪念“三八”妇女节的大会,这是上海第一次公开的群体性妇女节纪念活动。但学界对于此次妇女节纪念细节的关注相对较少,同时对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妇女节纪念情况也关注较少。本文试图梳理大革命时期中共在上海的这几次妇女节纪念情形。
早在1921年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就秘密组织了上海第一次妇女节纪念。根据许之桢在《关于新渔阳里6号的活动情况》里所述,1921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举行了第一次“三八”妇女节庆祝活动,高君曼(陈独秀的夫人)在会上发表了演说。[2]包惠僧也证实“当时党的一些公开的或半公开的集会,如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纪念会,纪念五一劳动节、马克思诞辰、三八妇女节等集会都是在这里举行。”[3]据二人回忆,1920年魏金斯基带助手马迈耶夫及其妻子马迈耶娃、翻译员杨明斋来华,他们首先在沪建立了华俄通讯社,并在渔阳里6号建立了外国语学校,杨明斋与魏金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在该学社教俄文。当时上海临时中央的一些集体活动,包括五一劳动节、三八妇女节也多在外国语学校所在地的渔阳里6号进行。不难推断,俄共党员马迈耶夫、库兹涅佐娃等人直接推动了“三八”国际妇女节的传入,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上海妇女节纪念首次秘密出现。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直接促进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规定妇女的“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女工及童工的利益”、“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提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4]会上还决定尽快成立共产国际妇女部中国特别委员会。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政党名义提出的妇女运动决议案。1923年6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劳动运动决议案》和《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提出“中国妇女劳动运动以上海、天津等处为最盛。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须附设妇女部,由女同志负责担任此种工作”[5],号召“扫荡男工轻侮女工之习惯与成见”,联合“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等”,“设立妇女委员会”与“创办一种出版物,以指导日常的妇女生活及妇女运动。”由于重视女工力量,各地党组织采用多种形式,如通过办识字班、举办妇女俱乐部、声援女工斗争等方式推动女工运动发展。据向警予统计,1922年上海一地以女工为主举行的罢工就多达14次。[6]直至1924年国共实现合作,全国革命形势掀起高潮,给中共在上海推动女工运动提供有利环境。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在对内政纲中规定“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依男女平等的原则,助女权之发展”。随后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决定设立秘书处、组织部、工人部、妇女部等组成中央党部,会上还决定在上海、北京等地建立国民党地方执行部。之后,上海执行部设立了青年妇女部,叶楚伧任青年妇女部部长,向警予为助理、何世桢为秘书。根据《中国共产党妇女部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报告》所述:“上海妇女部与青年部合作,只有助理一人掌理一切事宜。助理向警予是我党同志……该妇女部除向警予外,尚有杨之华、张琴秋两同志襄助进行,杨之华是C.P.张琴秋是S.Y.,再有C.P.同志王一知。”[7]这种情况在中共上海地方报告中也可证实,“在民校中之活动:执行部方面,如组织部、宣传部、工农部、青年妇女部有我们的同志在内办事,且有任要职者”[8]。而国民党也承认在各地妇女部中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领导。国民党总结1924年1月到1926年1月党的妇女运动缺点的报告中谈道:“各妇女部无专门负责人”、“中央与各地还未发生密切关系,加以指导,使全国妇女运动成为一种片段的散漫的发展,故妇女运动进展的力量多出于自然的”。[9]由上不难看出,国民党上海地方执行部下设的青年妇女部是由中共实际掌管运行与组织,这就为上海妇女节纪念提供组织基础。在中共一贯支持女工罢工的政策中,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共组织并参与了上海第一次小规模的群众性妇女节纪念。
1924年1月,向警予亲自组织丝厂女工与纱厂女工联合成立上海丝纱女工协会[10]。1月5日下午2时,丝纱女工协会筹备会在闸北发起筹备会议,到会女工3000人,会上通过章程、推举筹备员、筹募经费、印制会员证书、征求各帮工人入会,会上推出筹备员33人,其中穆志英为筹备主任、李纪源为副主任,王根英、朱大英子等为筹备员。[11]中共的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曾发文庆祝丝纱女工协会的成立,希望协会:“须为女工们实际的生活所需而奋斗!”[12]上海丝纱女工协会内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女工朱英如、徐大妹等均为中共党员[13],朱大英子、王根英等受中共影响较大,曾分别领导虹口丝厂、怡和纱厂工人罢工等,这些女工党员或是支持罢工运动的女工们直接参与组织了1924年的上海妇女节纪念。1924年3月8日晚7时,上海丝纱女工协会召开“三八”妇女节庆祝大会,到会50余人,主席李纪源致词,王奠世详述三八节的来历及国际妇女运动的历史,女工代表王根英、陈凤英在会上做了中国为什么纪念“三八”的演说,茶点后散会。[14]由上可以看出,这次上海“三八”妇女节纪念是在中共的组织和参与下进行的,是中共重视与彰显女工力量的具体体现。但需要注意的是整个丝纱女工协会并非完全受中共的领导,该会的筹备主任穆志英并不支持中共的工人运动政策,相反协会邀请纱厂资本家穆藕初、宁波同乡会理事长李征五等为名誉董事,并在之后加入上海工团联合会,这是一个由国民党右派控制的工团组织,不仅反对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也破坏女工罢工运动。 此次纪念之后,中共仍旧表现出对上海女工运动的重视。1924年6月的《中国共产党妇女部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报告》指出“上海为全国女工最多之处,对于女工的组织、联络、以及教育,深知为本妇女部唯一主要的责任”。[15]同时中共一直公开参与组织上海妇女节纪念活动。1925年3月8日下午3时,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向警予、张惠如)、上海女权运动同盟会(陈芸芳)、妇女同志会(马瑞英、王瑞芳)、女子参政会(朱剑霞)、平民学校(蒋松如)、上海大学女生团等团体代表30余人在西摩路上海大学召开联席会议,首由向警予报告开会宗旨,到会各代表讨论问题,一方面为迎接三八妇女节,一方面筹备女国民大会事宜。下午7时散会。[16]1926年3月8日,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在中华路少年宣讲团举办三八纪念女界同乐会。钟复光报告开会宗旨、妇女节历史,提出“女子择业自由”“确定一夫一妻制度”女子有结婚离婚的绝对自由”“保护女工”等一系列妇女应得的权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和进步人士施存统、杨之华、郭沫若对妇女运动问题发表演说,至6时散会。[17]此次纪念会“因社会政治环境的压迫,不能进行示威,惟华租界分贴标语及举行游行演讲于各工人区域而已”[18]。1927年2月中共上海区委发出三八纪念通告,具体部署三八纪念活动,乘此纪念日对广大妇女进行宣传与组织工作,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做准备。[19]3月8日上午上海各妇女团体分别召开纪念会,下午召开联合大会,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女青年会、妇女救国团、国民党妇女部、妇女节制会、妇女参政会及各工会妇女部等群众团体的200多人出席了联合大会。会上,杨之华报告三八的历史和意义,郑毓秀等相继讲演。大会通过了妇女总要求、告全国妇女宣言、告世界妇女书。[20]这次上海三八纪念活动声援了北伐武装起义,也首次在三八妇女节的群众集会上提出夺取政权的斗争纲领。
由上述几次纪念上海妇女节活动可知,在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共始终积极领导与筹备妇女运动,通过成立妇女组织主动担任或参与妇女节纪念活动,如1924年掌管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妇女工作、1925年组织成立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此外上海大学女生团、平民学校代表等都在中共的领导下参与组织妇女节纪念。相比之下,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对上海妇女节纪念活动的组织力与执行力较弱。1924年国民党在上海成立执行部妇女部、1925年成立由妇女部领导的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1926年改建上海市党部并下辖妇女运动委员会,尽管这些指导上海妇女运动的机构都由国民党领导,但实际工作主要由中共党员来执行。大革命时期上海的妇女节纪念活动便是在国共合作的旗号下由中共具体组织领导的,参加纪念的群体不仅有各工厂女工,还包括女权运动团体、女学生以及国民党党员。
总的来看,1921年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秘密地举办了上海第一次妇女节纪念活动。之后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直到国共合作之际,其间并未见上海举办妇女节纪念。这时期中共连续颁布一系列指导妇女运动的决议显示了对中国妇女运动的重视,与此同时在上海积极发动女工群体举行大大小小的罢工运动以壮大妇女团体力量。1924年国共实现合作,上海妇女运动由国民党妇女部统筹,中共在两党合作的大旗下担任了大革命时期妇女节纪念活动的实际操作人,不仅集中女工力量同时也团结上海各女权团体、女学生、家庭妇女等群体。可以说大革命时期的上海妇女节纪念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是中共积极发挥党团组织力量的产物,更是上海这块女权运动阵地吸收与酝酿国际节日的结果。整个大革命时期的上海妇女节纪念活动不仅为中共在根据地的妇女节纪念提供经验,为之后上海举办妇女节纪念提供一定的范式,也厘清了中共早期在城市举办妇女运动的经验历程。
参考文献
[1]中国妇女大百科全书[M].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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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87-89.149-150.258.
[6][19]上海市妇女联合会.上海妇女运动史(1919-194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74-75.116.
[7]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1918-1949)(第1册)[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88.
[9]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妇女工作[M].台北: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6.2.
[10]向警予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302.
[11]丝纱女工协会之筹备——成立筹备处[N].申报,1924-1-6(14);丝纱女工协会之筹备会[N].申报,1924-1-8(15).
[12]祝上海丝纱女工协会成功[N].向导周报,1924-1-20(52).
[13]政协上海市闸北区委员会,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文史资料选辑·闸北卷[M].2004年第3期.164.
[14]女工会庆祝妇女节[N].上海民国日报,1924-3-10(10).
[15]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1918-1949)(第1册)[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88.
[16]上海妇女界今日开会[N].申报,1925-3-8(14);上海女界联席会议记.筹备上海女国民大会[N].申报,1925-3-9(13).
[17]女界昨开三八纪念会[N].申报,1926-3-9(14).
[18]四川省妇联妇运史研究室.“三八”节历史资料选编[M].1985.23-24.
[20]今日之“三八”妇女节[N].申报,1927-3-8(10);各妇女团体纪念三八妇女节[N].申报,1927-3-9(9).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