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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汉语大词典》卷一收“中畋”,解释是“在狩猎之中”。[1](580)引用的例证是唐张铣注《文选》:“言四马至于中畋皆翘健惯习也。”这里对引例的理解和词义的概括均有不妥,同时引例存在注释不当的问题。另《辞源》、《辞海》等均未收此词条。本文以《六臣注文选》、《佩文韵府》等有关古籍资料为依据,对《东京赋》“中畋”进行词义考辨。
二
“中畋”一词最早见于汉·张衡《东京赋》,原文出处为“中畋四牡,既佶且闲。”[2](75)《文选》李善注解释为:“综曰:‘中畋马,谓调良马可用猎者。’”[2](75)三国时薛综已对《东京赋》作注,薛综认为“中畋马”就是“调练好马用于畋猎(的马)”,薛综生活时代据张衡较近,他的注释相对而言较为可信。需要指出的是,李善保存了大量前人的古注,他认为古人解释正确就不再作注而予以保留,需要补充再另行加注,张衡《东京赋》已有薛综作注,故他在张文前面注明:“旧注释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名,其有乖谬,善乃具释,并称善以别之。他皆类此。”[2](74)反映了李善认真严谨的学者态度。清·张玉书等编的《佩文韵府》将“中畋”释为:“《东京赋》:‘中畋四牡,既佶且闲。’注:‘中畋,马也。’”[3](745)其实只解释了“中”义,没有解释“畋”义。清·张廷玉《骈字类编》:“中畋,马也。”[4](17)释义同《佩文韵府》。从上可知:薛综、李善、张玉书、张廷玉等看法基本一致,“中畋”义和马有关。至于“中畋”何以有“马”义,下面笔者依据其他古籍材料来予以考证。
清·钱坫《车制考》“古者一驾四马,每马有二辔则八辔矣”[5](397),古代一辆车配备四匹马,主要用于田猎活动和军事战争,明·季本《诗说解颐》“乘马者一车四马也,此田车也”[6](415),说明此种车即为古时的田车和战车。纵观《诗经》,关于四马车制记载甚多,多达36处。如《诗经·小雅·四牡》有“四牡騑騑,啴啴骆马”[7](104)之句,《诗经·小雅·车攻》有“四黄既驾,两骖不猗”[7](118)之句,《诗经·小雅·采芑》有“乘其四骐,四骐翼翼”[7](117)之句,《诗经·小雅·六月》有“比物四骊,闲之维则”[7](116)之句,《诗经·小雅·采薇》有“四牡业业”、“四牡骙骙”、“四牡翼翼”[7](108)等句,《诗经·鄘风·干旄》有“素丝纰之,良马四之”[7](40)之句,《诗经·齐风·载驱》有“四骊济济,垂辔沵沵”[7](69)之句,《诗经·秦风·驷驖》有“驷驖孔阜,六辔在手”[7](82)之句,“驷”指驾一套车的四匹马,朱熹《诗集传》:“驷驖,四马皆黑色如铁也”[8](794),郑玄《笺》:“四马六辔。六辔在手,言马之良也。”[9](411-412)孔颖达《疏》:“言襄公乘一乘驷驖色之马,甚肥大也。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执其六辔在手而已,不须控制之也。公乘此良马,与贤人共猎。”[9](412)同时他认为:“此言‘六辔在手’,谓在手而已,不假控制,故为马之良也。”[9](412)从《诗经》众多用例我们可知,古代选用的马大多是良马,马的形状、姿态处处表现出矫健、威猛的良善风貌。且选用的马均为公马,《诗经》中多次出现“四牡”,《诗说解颐》:“凡驾车致远必取马之有力者,当以牡马,况田猎之齐足乎!言乘马则牡可知矣。”[6](415)
居中的两匹马称中,最早出自《诗经》。如《诗·秦风·小戎》:“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駵是中,騧骊是骖。”“骐”指青黑色花纹如棋盘格子的马,毛《传》:“骐,骐文也。”《说文解字》:“骐,马青骊文如博棊也。”[10](199)“駵”指赤身黑鬣的马,郑《笺》:“赤身黑鬣曰駵。”[9](418)“騧”指黑嘴的黄马,毛《传》:“黄马黑喙曰騧”[9](418)。“骊”指黑马,朱熹《诗经集传》:“骊,马黑色也。”骐马、駵马是“四牡”之内的中马,也叫服马,又称中服马;騧马、骊马是位于中马两侧的骖马,也称騑马。郑《笺》:“中,中服也。骖,两騑也。”[9](418)孔《疏》:“此国人夸马之善云:我君之兵车所驾四牡之马甚肥大也,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执其六辔在手而已,不假控制之也。此四牡之马何等毛色:骐马、骝马是其中,谓为中服也。騧马、骊马是其骖,谓为外骖也。”[9](418)又“车驾四马,在内两马谓之服,在外两马谓之騑,故云‘中,中服。骖,两騑也’。”[9](419)据此可知,骐马、駵马被称为中马、服马,是以它们处于田车的位置来进行命名的,《诗说解颐》“中,两服马之在中者也。”[6](426)孔《疏》:“骖、中对文,则骖在外。外者为骖,则知内者为服,古言‘两服,中央夹辕者’也。”[9](285)另外也可从其他注疏得到验证,《吕氏春秋·爱士》:“昔者秦缪公乘马而车为败,右服失而野人取之。”高诱注:“四马车,两马在中为服。”[11](112)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舟车·车》:“战车四马一班,分骖、服。”[12](700)明清学者多以“夹辕”来定义服马、中马,即夹在车辕两边的马就为服马、中马,《诗说解颐》:“凡乘车六尺六寸中有一辕,两马在辕外谓之服马,服马在衡两端之内,故《集传》曰:‘衡下夹辕两马曰服。’其外各有一马为骖,故《集传》曰:‘衡外两马曰骖。’”[6](416)清·风韶《风氏经说·车前马》:“夹辕两马曰服。”清·钱坫《车制考·马》:“夹辕两马谓之服。”[5](395)
中马、服马和骖马、騑马由于并行位置所处不同,导致它们对于田车、战车的重要程度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因中马、服马位于“四牡”正中,担当拉车的主马角色,对于车起止运行起着主要调度作用,《车制考·马》:“服之为言负也,言负轭也。”[5](395)说明中马(即服马)担负车轮运转的主力。《诗·郑风·大叔于田》:“两服上襄,两骖雁行。”郑玄《笺》:“两服,中央夹辕者。襄,驾也。上驾者,言为众马之最良也。雁行者,言与中服相次序。”[8](285)孔《疏》:“在内两服者,马之上驾也。在外两骖,与服马如雁之行,相次序也。”又“襄,驾,《释言》文。马之上者,谓之上驾,故知上驾者,言众马之最上也。”[9](285)中马为“上驾”,即等同于说它是上等马,《诗说解颐》:“马之最良者为上驾,犹《史》(指《史记·孙子传》)言‘上驷’也”[6](416),中马为众马里面最出色的良马,这也充分表明了它处于中间、选为“上驾”的必要性、重要性。同时我们可知中马、服马和骖马、騑马不仅并行位置不同,它们前后方位也不一样,孔《疏》:“《曲礼》注云:‘雁行者,与之并差退。’此四马同驾,其两服则其首,两骖与服马雁行,其首不齐,故《左传》云:‘如骖之有靳。’”[9](285)从上我们可以发现,中马、服马和骖马、騑马的前后位置差异也是造成它们的重要程度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春秋左传》“如骖之靳”孔《疏》:“《诗》云:‘两服齐首,两骖雁行。’郑云:‘两服,中央夹辕者。’然则古人车驾四马,夹辕二马谓之服,两首齐。其外二马谓之骖,首差退。《说文》云:‘靳,当膺也。’则靳是当焜之皮也。骖马之首,当服马之胸,胸上有靳,故云我之从子,如骖马当服马之靳。杜言‘靳,车中马也’,言靳是中马之驾具,故以靳表中马。《诗》云:‘骐骝是中,騧骊是骖。’是名服马为中马也。”[13](1583)从孔《疏》可进一步认定“中马”、“服马”异名同实,《东京赋》“中畋”里的“中”即为“中马、服马”义。
“中畋”里的“畋”是指中马的功用、性质,即用于畋猎等活动。古代就有“畋马”(用于打猎的马)、“畋犬”(猎犬)等说法,如《穆天子传》卷五:“赐奔戎畋马十驷,归之太牢。”郭璞注:“《尔雅》曰:畋马齐足尚疾也。”[14](28)《逸周书·皇门解》:“譬若畋犬,骄用逐禽,其犹不克有获。”孔晁注:“骄谓不习也。言□人無得,犹骄犬逐禽,不能获。”[15](144)所谓“中畋”其实就是“用于畋猎的良马、好马”。畋猎是古代君王、贵族热衷的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和平时期可以休闲锻炼,检验实力,战时就可以迅速投入军事斗争,《诗》“四马既闲”孔《疏》“诸侯之马‘齐马、道马、田马、驽马’,此说猎事,止应调习田马而已,而云四种之马皆调之者,以其田猎所以教战,诸马皆须调习,故作者因田马调和,广言四种皆习也。”[9](413)调习,即训练马用于田猎等活动,田马即畋马,也就是中畋。从《诗经》众多的“马”用于畋猎时所体现出来的龙马精神我们也可看出先秦时期浓厚的尚武之风。
汉赋受《诗经》的影响很大,《东京赋》“中畋四牡,既佶且闲”实则是对《诗经》的化用,用以表现东京(洛阳)的繁华阜盛。《诗经·秦风·驷驖》中有“游于北园,四马既闲”[7](83)之句,《诗经·大雅·卷阿》中有“君子之车,既庶且多。君子之马,既闲且驰”[7](176)之句,《诗经·小雅·六月》中有“比物四骊,闲之维则”、“四牡既佶,既佶且闲”[7](116)等句,《诗经》中用“四牡既佶,既佶且闲”等句说明贵族车马排场宏大,驾车的马高大威猛,健壮有力,而且被训练得相当娴熟。张衡《东京赋》化用为“中畋四牡,既佶且闲”,用以表现皇帝畋猎时恢宏壮大的气势。原文为“……乃御小戎,抚轻轩。中畋四牡,既佶且闲。戈矛若林,牙旗缤纷……”从中不难看出,张衡无疑是化用《诗经》诗句来描写天子狩猎时群臣簇拥、兵强马壮的盛大场面。
综上所述,“中畋”薛综注较为准确,不过最合理的注解应为“用于畋猎的良马、好马”。
“中畋”张铣释为:“四牡,四马也。佶,健也。闲,习也。言四马至于中畋皆翘健惯习也。”[2](75)张铣注没有直接解释“中畋”词义,但显然将“中畋”当作一个地点性词组来对待,原因在于未能搞清“中畋”里的“中”在上古可以作“中马、服马”讲。据此可知,五臣注《文选》虽为集体创作,但因对古时字词的确切意义没有弄明白,于是出现了这种误注,可能源于中古以后随着形势发展“中”已不再表“中马”义。《天工开物·车》:“凡车利行平地,古者秦、晋、燕、齐之交,列国战争必用车,故‘千乘’、‘万乘’之号,起自战国。楚、汉血争而后日辟。南方则水战用舟,陆战用步、马。北膺胡虏,交使铁骑,战车遂无用之。”[12](69)《天工开物》的记载清楚表明上古一车四马的车制已不适应后来军事战争的发展需要,而中马、骖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车制发生改变,有些名物词自然也就逐渐消亡。
《文选》李善注和五臣注对“中畋”注释不同,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文选》被唐时的李善和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等五人分别作注,李善和吕延济等五人时间相距不远,李善为唐高宗时期,吕延济等五人为唐玄宗时期,同为萧统编的《文选》作注,但从后世评价来看,高下显然有别。李善较为谨慎,不妄下结语,比较注重保持古文原来的语言面貌,因而保留了大量的古注,在文献学史上的价值较高。吕延济等五人嫌李善注繁缛,故重新为《文选》作注。五臣注着眼于疏通文义,以今释古,为士子科举考试服务,但可能由于缺乏像李善那样的才力和学风,注释当中出现了一些错误。五臣注不及李善注,唐末李匡乂对《文选》李善注和五臣注进行了详细比较之后,指出“因此而量五臣者,方悟所注尽从李氏注中出。开元中进表,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欤?”[16](5),宋人更称“李善注《文选》本末详备,极可喜,所谓五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为胜善,亦谬矣”[17](496),又“五臣注《文选》盖荒陋愚儒也”[16](496)。当然,五臣注化难为易,注重从应用的角度来注释《文选》,对《文选》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点应值得肯定。但五臣注以“中畋”为例,确实存在不够严谨、有时注解较为草率的缺陷,这需要认真鉴别,不致以讹传讹,积非成是。
《汉语大词典》将“中畋”释为“在狩猎之中”,是在张铣误注的基础上进一步误解,将“中畋”理解为一个动词性短语。《汉语大词典》对“中畋”释义时没有认真甄别所引资料来源的可靠性,导致“中畋”义的疏失,这提醒我们需要注意考察引例的真伪。
参考文献
[1]《汉语大词典》(第一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
[2]《六臣注文选》(上册),中华书局,1987
[3]《佩文韵府》(一),上海古籍书店,1983
[4]《骈字类编》(第七册),中国书店,1984
[5]清·钱坫《车制考》,《续修四库全书》(8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6]明·季本《诗说解颐》,《四库全书》(7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诗经》,北京蓝天出版社,1998
[8]朱熹撰《诗经集传》,《四库全书》(7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毛诗正义》(上),《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0]《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
[11]许维遹集译《吕氏春秋集释》,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
[12]宋应星《天工开物》,北京蓝天出版社,1998
[13]《春秋左传正义》(下),《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4]郭璞注、洪颐煊校《穆天子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15]晋·孔晁注《逸周书》(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16]唐·李匡乂撰《资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17]《东坡全集》,《四库全书》(110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通讯地址:541004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办公室)
《汉语大词典》卷一收“中畋”,解释是“在狩猎之中”。[1](580)引用的例证是唐张铣注《文选》:“言四马至于中畋皆翘健惯习也。”这里对引例的理解和词义的概括均有不妥,同时引例存在注释不当的问题。另《辞源》、《辞海》等均未收此词条。本文以《六臣注文选》、《佩文韵府》等有关古籍资料为依据,对《东京赋》“中畋”进行词义考辨。
二
“中畋”一词最早见于汉·张衡《东京赋》,原文出处为“中畋四牡,既佶且闲。”[2](75)《文选》李善注解释为:“综曰:‘中畋马,谓调良马可用猎者。’”[2](75)三国时薛综已对《东京赋》作注,薛综认为“中畋马”就是“调练好马用于畋猎(的马)”,薛综生活时代据张衡较近,他的注释相对而言较为可信。需要指出的是,李善保存了大量前人的古注,他认为古人解释正确就不再作注而予以保留,需要补充再另行加注,张衡《东京赋》已有薛综作注,故他在张文前面注明:“旧注释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名,其有乖谬,善乃具释,并称善以别之。他皆类此。”[2](74)反映了李善认真严谨的学者态度。清·张玉书等编的《佩文韵府》将“中畋”释为:“《东京赋》:‘中畋四牡,既佶且闲。’注:‘中畋,马也。’”[3](745)其实只解释了“中”义,没有解释“畋”义。清·张廷玉《骈字类编》:“中畋,马也。”[4](17)释义同《佩文韵府》。从上可知:薛综、李善、张玉书、张廷玉等看法基本一致,“中畋”义和马有关。至于“中畋”何以有“马”义,下面笔者依据其他古籍材料来予以考证。
清·钱坫《车制考》“古者一驾四马,每马有二辔则八辔矣”[5](397),古代一辆车配备四匹马,主要用于田猎活动和军事战争,明·季本《诗说解颐》“乘马者一车四马也,此田车也”[6](415),说明此种车即为古时的田车和战车。纵观《诗经》,关于四马车制记载甚多,多达36处。如《诗经·小雅·四牡》有“四牡騑騑,啴啴骆马”[7](104)之句,《诗经·小雅·车攻》有“四黄既驾,两骖不猗”[7](118)之句,《诗经·小雅·采芑》有“乘其四骐,四骐翼翼”[7](117)之句,《诗经·小雅·六月》有“比物四骊,闲之维则”[7](116)之句,《诗经·小雅·采薇》有“四牡业业”、“四牡骙骙”、“四牡翼翼”[7](108)等句,《诗经·鄘风·干旄》有“素丝纰之,良马四之”[7](40)之句,《诗经·齐风·载驱》有“四骊济济,垂辔沵沵”[7](69)之句,《诗经·秦风·驷驖》有“驷驖孔阜,六辔在手”[7](82)之句,“驷”指驾一套车的四匹马,朱熹《诗集传》:“驷驖,四马皆黑色如铁也”[8](794),郑玄《笺》:“四马六辔。六辔在手,言马之良也。”[9](411-412)孔颖达《疏》:“言襄公乘一乘驷驖色之马,甚肥大也。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执其六辔在手而已,不须控制之也。公乘此良马,与贤人共猎。”[9](412)同时他认为:“此言‘六辔在手’,谓在手而已,不假控制,故为马之良也。”[9](412)从《诗经》众多用例我们可知,古代选用的马大多是良马,马的形状、姿态处处表现出矫健、威猛的良善风貌。且选用的马均为公马,《诗经》中多次出现“四牡”,《诗说解颐》:“凡驾车致远必取马之有力者,当以牡马,况田猎之齐足乎!言乘马则牡可知矣。”[6](415)
居中的两匹马称中,最早出自《诗经》。如《诗·秦风·小戎》:“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駵是中,騧骊是骖。”“骐”指青黑色花纹如棋盘格子的马,毛《传》:“骐,骐文也。”《说文解字》:“骐,马青骊文如博棊也。”[10](199)“駵”指赤身黑鬣的马,郑《笺》:“赤身黑鬣曰駵。”[9](418)“騧”指黑嘴的黄马,毛《传》:“黄马黑喙曰騧”[9](418)。“骊”指黑马,朱熹《诗经集传》:“骊,马黑色也。”骐马、駵马是“四牡”之内的中马,也叫服马,又称中服马;騧马、骊马是位于中马两侧的骖马,也称騑马。郑《笺》:“中,中服也。骖,两騑也。”[9](418)孔《疏》:“此国人夸马之善云:我君之兵车所驾四牡之马甚肥大也,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执其六辔在手而已,不假控制之也。此四牡之马何等毛色:骐马、骝马是其中,谓为中服也。騧马、骊马是其骖,谓为外骖也。”[9](418)又“车驾四马,在内两马谓之服,在外两马谓之騑,故云‘中,中服。骖,两騑也’。”[9](419)据此可知,骐马、駵马被称为中马、服马,是以它们处于田车的位置来进行命名的,《诗说解颐》“中,两服马之在中者也。”[6](426)孔《疏》:“骖、中对文,则骖在外。外者为骖,则知内者为服,古言‘两服,中央夹辕者’也。”[9](285)另外也可从其他注疏得到验证,《吕氏春秋·爱士》:“昔者秦缪公乘马而车为败,右服失而野人取之。”高诱注:“四马车,两马在中为服。”[11](112)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舟车·车》:“战车四马一班,分骖、服。”[12](700)明清学者多以“夹辕”来定义服马、中马,即夹在车辕两边的马就为服马、中马,《诗说解颐》:“凡乘车六尺六寸中有一辕,两马在辕外谓之服马,服马在衡两端之内,故《集传》曰:‘衡下夹辕两马曰服。’其外各有一马为骖,故《集传》曰:‘衡外两马曰骖。’”[6](416)清·风韶《风氏经说·车前马》:“夹辕两马曰服。”清·钱坫《车制考·马》:“夹辕两马谓之服。”[5](395)
中马、服马和骖马、騑马由于并行位置所处不同,导致它们对于田车、战车的重要程度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因中马、服马位于“四牡”正中,担当拉车的主马角色,对于车起止运行起着主要调度作用,《车制考·马》:“服之为言负也,言负轭也。”[5](395)说明中马(即服马)担负车轮运转的主力。《诗·郑风·大叔于田》:“两服上襄,两骖雁行。”郑玄《笺》:“两服,中央夹辕者。襄,驾也。上驾者,言为众马之最良也。雁行者,言与中服相次序。”[8](285)孔《疏》:“在内两服者,马之上驾也。在外两骖,与服马如雁之行,相次序也。”又“襄,驾,《释言》文。马之上者,谓之上驾,故知上驾者,言众马之最上也。”[9](285)中马为“上驾”,即等同于说它是上等马,《诗说解颐》:“马之最良者为上驾,犹《史》(指《史记·孙子传》)言‘上驷’也”[6](416),中马为众马里面最出色的良马,这也充分表明了它处于中间、选为“上驾”的必要性、重要性。同时我们可知中马、服马和骖马、騑马不仅并行位置不同,它们前后方位也不一样,孔《疏》:“《曲礼》注云:‘雁行者,与之并差退。’此四马同驾,其两服则其首,两骖与服马雁行,其首不齐,故《左传》云:‘如骖之有靳。’”[9](285)从上我们可以发现,中马、服马和骖马、騑马的前后位置差异也是造成它们的重要程度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春秋左传》“如骖之靳”孔《疏》:“《诗》云:‘两服齐首,两骖雁行。’郑云:‘两服,中央夹辕者。’然则古人车驾四马,夹辕二马谓之服,两首齐。其外二马谓之骖,首差退。《说文》云:‘靳,当膺也。’则靳是当焜之皮也。骖马之首,当服马之胸,胸上有靳,故云我之从子,如骖马当服马之靳。杜言‘靳,车中马也’,言靳是中马之驾具,故以靳表中马。《诗》云:‘骐骝是中,騧骊是骖。’是名服马为中马也。”[13](1583)从孔《疏》可进一步认定“中马”、“服马”异名同实,《东京赋》“中畋”里的“中”即为“中马、服马”义。
“中畋”里的“畋”是指中马的功用、性质,即用于畋猎等活动。古代就有“畋马”(用于打猎的马)、“畋犬”(猎犬)等说法,如《穆天子传》卷五:“赐奔戎畋马十驷,归之太牢。”郭璞注:“《尔雅》曰:畋马齐足尚疾也。”[14](28)《逸周书·皇门解》:“譬若畋犬,骄用逐禽,其犹不克有获。”孔晁注:“骄谓不习也。言□人無得,犹骄犬逐禽,不能获。”[15](144)所谓“中畋”其实就是“用于畋猎的良马、好马”。畋猎是古代君王、贵族热衷的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和平时期可以休闲锻炼,检验实力,战时就可以迅速投入军事斗争,《诗》“四马既闲”孔《疏》“诸侯之马‘齐马、道马、田马、驽马’,此说猎事,止应调习田马而已,而云四种之马皆调之者,以其田猎所以教战,诸马皆须调习,故作者因田马调和,广言四种皆习也。”[9](413)调习,即训练马用于田猎等活动,田马即畋马,也就是中畋。从《诗经》众多的“马”用于畋猎时所体现出来的龙马精神我们也可看出先秦时期浓厚的尚武之风。
汉赋受《诗经》的影响很大,《东京赋》“中畋四牡,既佶且闲”实则是对《诗经》的化用,用以表现东京(洛阳)的繁华阜盛。《诗经·秦风·驷驖》中有“游于北园,四马既闲”[7](83)之句,《诗经·大雅·卷阿》中有“君子之车,既庶且多。君子之马,既闲且驰”[7](176)之句,《诗经·小雅·六月》中有“比物四骊,闲之维则”、“四牡既佶,既佶且闲”[7](116)等句,《诗经》中用“四牡既佶,既佶且闲”等句说明贵族车马排场宏大,驾车的马高大威猛,健壮有力,而且被训练得相当娴熟。张衡《东京赋》化用为“中畋四牡,既佶且闲”,用以表现皇帝畋猎时恢宏壮大的气势。原文为“……乃御小戎,抚轻轩。中畋四牡,既佶且闲。戈矛若林,牙旗缤纷……”从中不难看出,张衡无疑是化用《诗经》诗句来描写天子狩猎时群臣簇拥、兵强马壮的盛大场面。
综上所述,“中畋”薛综注较为准确,不过最合理的注解应为“用于畋猎的良马、好马”。
“中畋”张铣释为:“四牡,四马也。佶,健也。闲,习也。言四马至于中畋皆翘健惯习也。”[2](75)张铣注没有直接解释“中畋”词义,但显然将“中畋”当作一个地点性词组来对待,原因在于未能搞清“中畋”里的“中”在上古可以作“中马、服马”讲。据此可知,五臣注《文选》虽为集体创作,但因对古时字词的确切意义没有弄明白,于是出现了这种误注,可能源于中古以后随着形势发展“中”已不再表“中马”义。《天工开物·车》:“凡车利行平地,古者秦、晋、燕、齐之交,列国战争必用车,故‘千乘’、‘万乘’之号,起自战国。楚、汉血争而后日辟。南方则水战用舟,陆战用步、马。北膺胡虏,交使铁骑,战车遂无用之。”[12](69)《天工开物》的记载清楚表明上古一车四马的车制已不适应后来军事战争的发展需要,而中马、骖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车制发生改变,有些名物词自然也就逐渐消亡。
《文选》李善注和五臣注对“中畋”注释不同,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文选》被唐时的李善和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等五人分别作注,李善和吕延济等五人时间相距不远,李善为唐高宗时期,吕延济等五人为唐玄宗时期,同为萧统编的《文选》作注,但从后世评价来看,高下显然有别。李善较为谨慎,不妄下结语,比较注重保持古文原来的语言面貌,因而保留了大量的古注,在文献学史上的价值较高。吕延济等五人嫌李善注繁缛,故重新为《文选》作注。五臣注着眼于疏通文义,以今释古,为士子科举考试服务,但可能由于缺乏像李善那样的才力和学风,注释当中出现了一些错误。五臣注不及李善注,唐末李匡乂对《文选》李善注和五臣注进行了详细比较之后,指出“因此而量五臣者,方悟所注尽从李氏注中出。开元中进表,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欤?”[16](5),宋人更称“李善注《文选》本末详备,极可喜,所谓五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为胜善,亦谬矣”[17](496),又“五臣注《文选》盖荒陋愚儒也”[16](496)。当然,五臣注化难为易,注重从应用的角度来注释《文选》,对《文选》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点应值得肯定。但五臣注以“中畋”为例,确实存在不够严谨、有时注解较为草率的缺陷,这需要认真鉴别,不致以讹传讹,积非成是。
《汉语大词典》将“中畋”释为“在狩猎之中”,是在张铣误注的基础上进一步误解,将“中畋”理解为一个动词性短语。《汉语大词典》对“中畋”释义时没有认真甄别所引资料来源的可靠性,导致“中畋”义的疏失,这提醒我们需要注意考察引例的真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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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唐·李匡乂撰《资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17]《东坡全集》,《四库全书》(110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通讯地址:541004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