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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月的第二个周六早上九点。李尚文都精神抖擞地坐在北京大学忻学系一间教室前三排的某个座位，和“乾元”国学班的老师和同学一起研讨“儒释道”。而前一天她刚刚坐着自己的奥迪车从千里之外的沈阳赶到北京-由于路途遥远，她不得不给这辆车配了两位司机。
她有20多个同班同学，有30多个“隔壁班”同学，和她不尽相同的是，他们大多坐飞机从全国各地赶来。和他们可以相提并论的还有很多人，比如中国国学俱乐部的学生、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学生，虽然他们有的在别墅上课，有的在宾馆上课，但是，他们在公众眼中都是大名鼎鼎的一方企业家。他们学的都是以“儒释道”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学。
2005年，随着北京众多同学班的开班，“国学热”终于从地下浮出-除了一开学便请来无数媒体进行报道的乾元国学班之外，2005年12月开班的国际儒学联合会“企业国学堂”喊出了“修身治企，兼济天下”的口号，2006年1月开班的中国国学俱乐部则被传言“背后资金”可能是李嘉诚。
“道”与“术”的边界
乾元同学班学员、河北金润置地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鲁说：“经济管理是‘术’，而国学是‘道’，当我们的事业达到一定高峰时，内心却常感到空荡荡的，希望在这里能够找到归属感。”
中国老板的“空荡荡”很多时候仅仅靠“术”是解决不了的：一方面是“术”的匮乏和乏力，另一方面是“术”的过于泛滥以致互相抵消，再有就是许多必需的“术”(如法制)并不是企业家本人所能左右的。这也许就是文学上所说的“悲剧”——历史发展必然性和现实不可能性的冲突。
这些冲突大概只能依靠“道”来消解(无论是从内心还是从现实)，闲为“道”是高于“术”的，孙悟空“术”盖宇宙，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正所谓“魔高二尺，道高一丈”。
明基中国营销总经理曾文棋一直在思考明基，西门子的文化融合问题，最近，他在“天圆地方说”中找到了方向。1月18日，他向笔者演示了如何用明基的“圆”与西门子的“方”对接、融合：“地是方的，天只有圆的才能盖住，西门子是方的，所以明基必须是圆的。”
这时候“道”已经变身为“术”了，看来，道术并用、道术不分是中国特色。
所以，中国老板上国学班的“归属感”，需要从“术”和“道”进行分解——起码要从中国商人实用主义之“术”和儒释道人生智慧的“道”两方面去看，才算比较全面。
“健全的体制可以约束管理者的行为，可管理者到底是该把人变成机器还是让人更成为人?”某公司总经理田丽亚上课第一天就抛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困惑。在她看来，现代管理模式可能因为管理者文化底蕴不够深厚、思想内涵失之浅薄而造成或扭曲、变形或压抑的企业文化，科学的管理架构可能因为人文环境的水土不服而成为教条。
巧的是，田丽亚的同学中就有来自上海的麦肯锡全球合伙人魏女士，虽然魏女士自称是自费报名上国学班，没有进一步说明上学意图。但是人们一把麦肯锡和研究中国本土哲学的国学联系在一起，就会想起麦肯锡“兵败实达”等一系列著名的水土不服的案例。魏苦攻国学，莫非是要补足短板?
所以，从“术”的角度看，作为最务实的群体之一，商人们的归属感可以理解为管理中“术”对“道”的追寻和依附。
心态不平衡的“解方”
老板和强者之间的等号注定了他们无论是在谷峰还是谷底，都是孤独的。老板和社会，老板和下属、员工之间往往客观上处于博弈关系，大家都和老板博弈，老板便没有了真正的朋友，也很难找到真正的自我。
金川啤酒董事长赵焕然的现身说法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我虽然年过花甲，但不知道生活的‘北’在哪里，生命的根在哪里?赢了世界丢自己，为谁辛苦心茫然。心态平衡的危机，是健康最大的危机。目前，90％的企业家心态不平衡。”
而心态不平衡的“解方”大抵逃不出儒释道的范畴。儒释道是国学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的说法，儒释道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人中智慧：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强调通过修身实践的功夫，尽心知性而知天；道家老子，庄子主张超越物欲，超越自我，旨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合；佛教的人生智慧则是解脱的智慧，无执的智慧。这些智慧，无论是登上梦想中的顶峰后却感觉“空荡荡”的商人，还是遭遇挫折难以突围的老板，都是一种依托、一种启发。
在参加完了慧特智业开设的修心开智特训营之后，蒙牛董事长牛根生认真地写道：“一个人只有参透了生死，才能解决终极问题，只有真正认识到：死广是必然，活着是偶然，才能彻底放下自我，提升心灵的境界、只有认识到生命无常，做事业才会只争朝夕。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幸存、幸运。我们要时时庆幸自己的幸存和幸运，这样才能修得一颗包容的心、感恩的心、无抱怨的心。”
湖南友元实业总经理陈历旭则在同学班写道：“人生最大的浪费就是用80％的时间解决自己制造的是非和矛盾。”这好像对牛根生的散财举动做了某种预告或劝喻，但实际上二者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牛根生向来以“散财大师”著称，只是2005年初义做㈩了一个更加惊人的决定：捐出个人拥有的全部蒙牛股份，成立老牛基金会，支持蒙牛百年发展。
而所谓“自己制造的是非和矛盾”大多是老板领导大家创造了财富之后怎么分配的问题，每个人都会关注利益，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郭梓林说：“员工或者副手们会去猜：你为什么会关心我的利益?在你心目中谁的利益你会考虑?谁的利益你会优先考虑?大家都会去猜，所有的人都在跟你博弈：企业家只是一个人，可却要面对所有的人。”
在这个博弈当中，老板要有思想、有理念，要回答这些问题。牛根生用“散财”的方式回答了这些问题。香港上市公司慧聪国际董事长郭凡生没有专门上冈学班，但也深得国学奥妙，他很早就用“财散人聚”的方法来解决慧聪国际“江湖常青”的问题。
老板的安全感
但以上只是民营企业老板归属感的一个方面。实际上，老板归属感的最核心是安全感。
“发展”之后看“安全”。这是绝大部分老板的心结所在。2005年8月，笔者邀请中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乃醒，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奥凯航空董事长刘婕音讨论“垄断行业解禁”问题时，最早进入水务行业的民企老板文一波最想知道的问题不是行业解禁，而是商业环境。他问陈乃醒：“您对我们国家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是乐观还是悲观?或者我们在多长时间里可以乐观起来?再坚持五年十年以后就好了?”
2004年以来，老板们总是在问：能源、钢铁等明明是中国利润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为什么发改委要限制这些行业的投资?明明是因为国内融资环境不利于民营企业；私有财产保护环境令人担忧，民企才想方设法“外资化”，海外上市，将资产置换到海外上市公司，为什么国家外汇管理局要以国资外流为由发布11号文， 29号文?为什么热烈响应“国退民进”的德隆、格林科尔一夜之间倒下，进而以“国进民退”的处置收尾?……
太多的不确定性让他们无所适从、胆战心惊。生存环境巨大的不确定性给老板产权遭受外来侵害创造了诸多的可能性，而对此，老板恰恰是无能为力的、这时，孔子劝慰他要有敬畏之心——“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也许能让他平静下来，进行反思。因为敬畏之心已经是一种人生哲学，超越了是是非非，况且如果心存敬畏，则行为收敛，也是一种最好的生存之道。
当然，老板也可以从国学的学习中发现：数千年来，中同人的诸多观念都被改变过，甚至亲情观念也被颠覆过，比如“大义灭亲”、比如“文革”期间颠覆了人和人之间夫妻父子等基本信任关系，但是“官本位”观念几乎从来没有变过。所以，在没有足够的外力保护、规范的情况下，在中国可以通过扩大自己的活动能量，从而更好地保护产权，比如，自己被选为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之后，就可能拥有更多的公关渠道，有更大的知名度，一般的人就不敢轻易地侵犯自己的产权。
但是，即便官至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重庆力帆老总尹明善仍有很深的不安全感。所不同的是，这种不安全感来自于企业内部。据悉，尹明善一直在家族化管理和现代化管理之间徘徊。他在南京第六届华商大会上说：“如果不用职业经理人，我的企业就会慢慢地死去；如果我急匆匆地去用职业经理人，那我的企业就会快快地死去；”尹明善引进职业经理人失败后发现，用不争气的家族成员，一年下来，“最多偷我几辆摩托车，或是把厂里的摩托车零件带回家，小偷小摸搞一点，但是，职业经理来了以后，如果他职业道德上有问题，就不是几辆摩托车、几十辆摩托车的问题了，而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地区市场被挖走的大问题。”
这也是因为外部保护机制的缺失导致内部控制安全系数很低，所以，在许多企业家看来，相对于法律保护的刚性，尽管道德约束是更弱的一个层次，但如果能够辅之以亲缘和事缘的关系，形成一个尽管不易扩展却相对稳定的内部人员体系，在这个体系内用道德和情感来保护产权的成本，往往比动用法律的成本要低得多。
“这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家一种明智的选择，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郭梓林说。
郭梓林认为，中国民营企业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原始资本来源的复杂性；二是由于社会在法律，道德、文化方面相对于市场化演进的滞后性，使得民营企业留下了许多的先天不足。其中前者涉及到民营企业产权确立在程序上的正当性问题，后者涉及到社会应该如何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的问题。前者是“术”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的，后者则是“术”的滞后和缺失。所以，求助于“道”成了中国老板的惟一选择。
“悟道”先要“闻道”
虽说转而求助于“道”多少出于无奈，但是，既然选择了，就要用好。所以，怎样进行“礼乐教化”，怎样用“仁义礼智信”去熏陶或者衡量职业经理人和员工，几千年国学沉淀下来的东西里面，是有不少精华的。
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的李尚文很早就下海经商，而她的丈夫从部队复员后一直在国家机关工作，由于李尚文的生意风生水起，2000年，她的丈夫辞去公职帮她管理生产，但是，她发现，虽然丈夫工作很热情，但是管理方法简单武断，于是两人的摩擦不断升级，李尚文开始迷茫了：“丈夫对我好不容易从不支持变成了支持，现在却是不会支持了。”后来她迷上了国学，先在北大读国学在职研究生，之后又到乾元同学班上课，她发现，可能自己对待丈夫的方法也有问题，比较着急。“为什么不静下来思考?”因为“企业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3年下来，她和丈夫的关系、企业的管理都“顺多了”。
“要先学会静下来。”李尚文悟到这点、做到这点用了3年时间，所以，与其说是进行国学“学习”，不如说是进行同学“修炼”。
按照“台湾第一富婆”、王永庆之女王雪红的经验，“修炼”到了一定的程度，许多问题会迎刃而解。王信仰的基督教讲究“感恩”，主张利他，但企业的本质是利己、笔者在2005年5月采访她的很好奇她如何处理这对矛盾。她说：“我自己在信仰方面跟企业经营是一致的，我的信仰教导我要很正直，我觉得这对做一个企业是最重要的：怎么正直地对待下属，对待厂商、对待社会。另外就是要很积极，勤劳者才有饭吃。再就是回馈。”
而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讲究感恩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孝是对父母的敬爱，悌是对兄长的敬爱，这是“仁”的根本。孔子说的这种敬爱虽然范围比较窄，但也是感恩的一种，可以延伸到朋友、同事。所以，国学老师可能给老板们提一个建议“老板自己首先要修炼一颗感恩的心”，老板有感恩之心，员工才有安全感；员工有安全感，老板才有安全感，推而广之，企业对社会怀有感恩之心，自己也会更安全。
这样，“道”和“术”的多次激荡和转换都是中国老板所追求的“悟道”。
而要“悟道”，首先要“闻道”。
据说，潘石屹的现代城的构造，是得益于他从佛学中领悟到“只有开放的系统才有生命力”，而潘石屹平时是喜欢禅的-他的随笔集《茶满了》便起名于禅宗的一桩公案，一位大师说“茶满了!”立即使他的一个弟子顿悟。而“房地产操作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头脑里杂七杂八的东西装得太多，我们应该定期让自己的大脑空闲下来，将大脑清零，思维回到最基本、最初始的状态，这样智慧和创造力才会源源不断地涌现。”
是的，对于那些只会赚钱、埋头十活的老板来说，交钱上国学班未必不是强制自己定期将大脑“清零”的好办法。
(编辑 李 礼)
她有20多个同班同学，有30多个“隔壁班”同学，和她不尽相同的是，他们大多坐飞机从全国各地赶来。和他们可以相提并论的还有很多人，比如中国国学俱乐部的学生、国际儒学联合会的学生，虽然他们有的在别墅上课，有的在宾馆上课，但是，他们在公众眼中都是大名鼎鼎的一方企业家。他们学的都是以“儒释道”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学。
2005年，随着北京众多同学班的开班，“国学热”终于从地下浮出-除了一开学便请来无数媒体进行报道的乾元国学班之外，2005年12月开班的国际儒学联合会“企业国学堂”喊出了“修身治企，兼济天下”的口号，2006年1月开班的中国国学俱乐部则被传言“背后资金”可能是李嘉诚。
“道”与“术”的边界
乾元同学班学员、河北金润置地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鲁说：“经济管理是‘术’，而国学是‘道’，当我们的事业达到一定高峰时，内心却常感到空荡荡的，希望在这里能够找到归属感。”
中国老板的“空荡荡”很多时候仅仅靠“术”是解决不了的：一方面是“术”的匮乏和乏力，另一方面是“术”的过于泛滥以致互相抵消，再有就是许多必需的“术”(如法制)并不是企业家本人所能左右的。这也许就是文学上所说的“悲剧”——历史发展必然性和现实不可能性的冲突。
这些冲突大概只能依靠“道”来消解(无论是从内心还是从现实)，闲为“道”是高于“术”的，孙悟空“术”盖宇宙，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正所谓“魔高二尺，道高一丈”。
明基中国营销总经理曾文棋一直在思考明基，西门子的文化融合问题，最近，他在“天圆地方说”中找到了方向。1月18日，他向笔者演示了如何用明基的“圆”与西门子的“方”对接、融合：“地是方的，天只有圆的才能盖住，西门子是方的，所以明基必须是圆的。”
这时候“道”已经变身为“术”了，看来，道术并用、道术不分是中国特色。
所以，中国老板上国学班的“归属感”，需要从“术”和“道”进行分解——起码要从中国商人实用主义之“术”和儒释道人生智慧的“道”两方面去看，才算比较全面。
“健全的体制可以约束管理者的行为，可管理者到底是该把人变成机器还是让人更成为人?”某公司总经理田丽亚上课第一天就抛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困惑。在她看来，现代管理模式可能因为管理者文化底蕴不够深厚、思想内涵失之浅薄而造成或扭曲、变形或压抑的企业文化，科学的管理架构可能因为人文环境的水土不服而成为教条。
巧的是，田丽亚的同学中就有来自上海的麦肯锡全球合伙人魏女士，虽然魏女士自称是自费报名上国学班，没有进一步说明上学意图。但是人们一把麦肯锡和研究中国本土哲学的国学联系在一起，就会想起麦肯锡“兵败实达”等一系列著名的水土不服的案例。魏苦攻国学，莫非是要补足短板?
所以，从“术”的角度看，作为最务实的群体之一，商人们的归属感可以理解为管理中“术”对“道”的追寻和依附。
心态不平衡的“解方”
老板和强者之间的等号注定了他们无论是在谷峰还是谷底，都是孤独的。老板和社会，老板和下属、员工之间往往客观上处于博弈关系，大家都和老板博弈，老板便没有了真正的朋友，也很难找到真正的自我。
金川啤酒董事长赵焕然的现身说法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我虽然年过花甲，但不知道生活的‘北’在哪里，生命的根在哪里?赢了世界丢自己，为谁辛苦心茫然。心态平衡的危机，是健康最大的危机。目前，90％的企业家心态不平衡。”
而心态不平衡的“解方”大抵逃不出儒释道的范畴。儒释道是国学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的说法，儒释道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人中智慧：儒家孔子、孟子、荀子强调通过修身实践的功夫，尽心知性而知天；道家老子，庄子主张超越物欲，超越自我，旨定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合；佛教的人生智慧则是解脱的智慧，无执的智慧。这些智慧，无论是登上梦想中的顶峰后却感觉“空荡荡”的商人，还是遭遇挫折难以突围的老板，都是一种依托、一种启发。
在参加完了慧特智业开设的修心开智特训营之后，蒙牛董事长牛根生认真地写道：“一个人只有参透了生死，才能解决终极问题，只有真正认识到：死广是必然，活着是偶然，才能彻底放下自我，提升心灵的境界、只有认识到生命无常，做事业才会只争朝夕。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幸存、幸运。我们要时时庆幸自己的幸存和幸运，这样才能修得一颗包容的心、感恩的心、无抱怨的心。”
湖南友元实业总经理陈历旭则在同学班写道：“人生最大的浪费就是用80％的时间解决自己制造的是非和矛盾。”这好像对牛根生的散财举动做了某种预告或劝喻，但实际上二者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牛根生向来以“散财大师”著称，只是2005年初义做㈩了一个更加惊人的决定：捐出个人拥有的全部蒙牛股份，成立老牛基金会，支持蒙牛百年发展。
而所谓“自己制造的是非和矛盾”大多是老板领导大家创造了财富之后怎么分配的问题，每个人都会关注利益，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郭梓林说：“员工或者副手们会去猜：你为什么会关心我的利益?在你心目中谁的利益你会考虑?谁的利益你会优先考虑?大家都会去猜，所有的人都在跟你博弈：企业家只是一个人，可却要面对所有的人。”
在这个博弈当中，老板要有思想、有理念，要回答这些问题。牛根生用“散财”的方式回答了这些问题。香港上市公司慧聪国际董事长郭凡生没有专门上冈学班，但也深得国学奥妙，他很早就用“财散人聚”的方法来解决慧聪国际“江湖常青”的问题。
老板的安全感
但以上只是民营企业老板归属感的一个方面。实际上，老板归属感的最核心是安全感。
“发展”之后看“安全”。这是绝大部分老板的心结所在。2005年8月，笔者邀请中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乃醒，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奥凯航空董事长刘婕音讨论“垄断行业解禁”问题时，最早进入水务行业的民企老板文一波最想知道的问题不是行业解禁，而是商业环境。他问陈乃醒：“您对我们国家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是乐观还是悲观?或者我们在多长时间里可以乐观起来?再坚持五年十年以后就好了?”
2004年以来，老板们总是在问：能源、钢铁等明明是中国利润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为什么发改委要限制这些行业的投资?明明是因为国内融资环境不利于民营企业；私有财产保护环境令人担忧，民企才想方设法“外资化”，海外上市，将资产置换到海外上市公司，为什么国家外汇管理局要以国资外流为由发布11号文， 29号文?为什么热烈响应“国退民进”的德隆、格林科尔一夜之间倒下，进而以“国进民退”的处置收尾?……
太多的不确定性让他们无所适从、胆战心惊。生存环境巨大的不确定性给老板产权遭受外来侵害创造了诸多的可能性，而对此，老板恰恰是无能为力的、这时，孔子劝慰他要有敬畏之心——“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也许能让他平静下来，进行反思。因为敬畏之心已经是一种人生哲学，超越了是是非非，况且如果心存敬畏，则行为收敛，也是一种最好的生存之道。
当然，老板也可以从国学的学习中发现：数千年来，中同人的诸多观念都被改变过，甚至亲情观念也被颠覆过，比如“大义灭亲”、比如“文革”期间颠覆了人和人之间夫妻父子等基本信任关系，但是“官本位”观念几乎从来没有变过。所以，在没有足够的外力保护、规范的情况下，在中国可以通过扩大自己的活动能量，从而更好地保护产权，比如，自己被选为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之后，就可能拥有更多的公关渠道，有更大的知名度，一般的人就不敢轻易地侵犯自己的产权。
但是，即便官至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重庆力帆老总尹明善仍有很深的不安全感。所不同的是，这种不安全感来自于企业内部。据悉，尹明善一直在家族化管理和现代化管理之间徘徊。他在南京第六届华商大会上说：“如果不用职业经理人，我的企业就会慢慢地死去；如果我急匆匆地去用职业经理人，那我的企业就会快快地死去；”尹明善引进职业经理人失败后发现，用不争气的家族成员，一年下来，“最多偷我几辆摩托车，或是把厂里的摩托车零件带回家，小偷小摸搞一点，但是，职业经理来了以后，如果他职业道德上有问题，就不是几辆摩托车、几十辆摩托车的问题了，而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地区市场被挖走的大问题。”
这也是因为外部保护机制的缺失导致内部控制安全系数很低，所以，在许多企业家看来，相对于法律保护的刚性，尽管道德约束是更弱的一个层次，但如果能够辅之以亲缘和事缘的关系，形成一个尽管不易扩展却相对稳定的内部人员体系，在这个体系内用道德和情感来保护产权的成本，往往比动用法律的成本要低得多。
“这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家一种明智的选择，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郭梓林说。
郭梓林认为，中国民营企业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原始资本来源的复杂性；二是由于社会在法律，道德、文化方面相对于市场化演进的滞后性，使得民营企业留下了许多的先天不足。其中前者涉及到民营企业产权确立在程序上的正当性问题，后者涉及到社会应该如何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的问题。前者是“术”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的，后者则是“术”的滞后和缺失。所以，求助于“道”成了中国老板的惟一选择。
“悟道”先要“闻道”
虽说转而求助于“道”多少出于无奈，但是，既然选择了，就要用好。所以，怎样进行“礼乐教化”，怎样用“仁义礼智信”去熏陶或者衡量职业经理人和员工，几千年国学沉淀下来的东西里面，是有不少精华的。
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的李尚文很早就下海经商，而她的丈夫从部队复员后一直在国家机关工作，由于李尚文的生意风生水起，2000年，她的丈夫辞去公职帮她管理生产，但是，她发现，虽然丈夫工作很热情，但是管理方法简单武断，于是两人的摩擦不断升级，李尚文开始迷茫了：“丈夫对我好不容易从不支持变成了支持，现在却是不会支持了。”后来她迷上了国学，先在北大读国学在职研究生，之后又到乾元同学班上课，她发现，可能自己对待丈夫的方法也有问题，比较着急。“为什么不静下来思考?”因为“企业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3年下来，她和丈夫的关系、企业的管理都“顺多了”。
“要先学会静下来。”李尚文悟到这点、做到这点用了3年时间，所以，与其说是进行国学“学习”，不如说是进行同学“修炼”。
按照“台湾第一富婆”、王永庆之女王雪红的经验，“修炼”到了一定的程度，许多问题会迎刃而解。王信仰的基督教讲究“感恩”，主张利他，但企业的本质是利己、笔者在2005年5月采访她的很好奇她如何处理这对矛盾。她说：“我自己在信仰方面跟企业经营是一致的，我的信仰教导我要很正直，我觉得这对做一个企业是最重要的：怎么正直地对待下属，对待厂商、对待社会。另外就是要很积极，勤劳者才有饭吃。再就是回馈。”
而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讲究感恩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孝是对父母的敬爱，悌是对兄长的敬爱，这是“仁”的根本。孔子说的这种敬爱虽然范围比较窄，但也是感恩的一种，可以延伸到朋友、同事。所以，国学老师可能给老板们提一个建议“老板自己首先要修炼一颗感恩的心”，老板有感恩之心，员工才有安全感；员工有安全感，老板才有安全感，推而广之，企业对社会怀有感恩之心，自己也会更安全。
这样，“道”和“术”的多次激荡和转换都是中国老板所追求的“悟道”。
而要“悟道”，首先要“闻道”。
据说，潘石屹的现代城的构造，是得益于他从佛学中领悟到“只有开放的系统才有生命力”，而潘石屹平时是喜欢禅的-他的随笔集《茶满了》便起名于禅宗的一桩公案，一位大师说“茶满了!”立即使他的一个弟子顿悟。而“房地产操作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头脑里杂七杂八的东西装得太多，我们应该定期让自己的大脑空闲下来，将大脑清零，思维回到最基本、最初始的状态，这样智慧和创造力才会源源不断地涌现。”
是的，对于那些只会赚钱、埋头十活的老板来说，交钱上国学班未必不是强制自己定期将大脑“清零”的好办法。
(编辑 李 礼)